三 学界的研究现状

学界研究现状部分考察国内外学者关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产业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对外贸易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

（一）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黑田昌裕是分析和测算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一人。他首先测算了1960至1979年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通过给各个产业赋予权重的方法，计算出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此基础之上，庆应大学产业研究所构建了KEOdatabase，成为日本第一个系统分析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库。野村浩二采用与黑田昌裕相同的分析方法，进一步完善了KEOdatabase 的数据，包含1960年至2012年的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情况，使其成为分析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可靠数据来源。

乔根森使用其创立的超越对数函数方法，测算了日本1951至196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后，以李京文、黑田昌裕为首的经济学家分别采用超越对数的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测算的研究时间段延长至1987年。通过分析对比中、日、美三国的经济增长因素，他们发现日本和美国的主要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而中国则是资本和劳动投入。

以深尾京司为首的经济学家，采用对资本、劳动以及中间产品等赋以权重的方法，测算了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总结为JIPdatabase数据库，公布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网站上，其测算的时间范围涵盖1971至2012年，包含的产业数据较为详尽。经济产业省使用增长核算的方法，计算出了1955至2000年的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林（Hayashi）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将经济投入分解为资本、劳动数量投入、劳动时间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四项，据此计算出了1960至2000年的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低是日本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该论文引起了日本经济研究界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广泛探讨。

川本卓司通过使用修正后的索罗残差方法，在控制了不完全竞争以及设备使用率等因素之后，得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2.1%的结论。

但是，更多的研究者通过测算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均得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要小于稳定增长时期以及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结论。吉川洋和松本和幸的测算结果表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1.2%，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下降到了-0.9%。服部恒明对日本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估算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其研究指出，1976～1986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0.4%, 1987～1993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1.2%，而1994～199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0.6%。西村清彦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考虑了 IT 资本，其分析结果指出，1981～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2.67%, 20世纪90年代后则下降到了0.3%。

中国国内对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有研究者关注日本全要素生产率问题。莽景石以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分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生产率的下降，发现日本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此外，在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林秀梅等采取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测算了日本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认为技术进步的滞后是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原因。杨东亮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测算了中国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比了中日经济发展过程。

由上述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展开了诸多研究与测算。日本学者对日本全要生产率的测算十分全面，据此可以把握战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基本情况。本书以KEOdatabase以及JIPdatabase两个数据库的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为基础，分析与探讨影响战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二）产业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结构转换不仅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同样存在紧密联系。吉川洋等分析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新兴产业的出现可以提高总需求，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

技术提高速度快的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有利于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韦尔指出，技术增长速度快的部门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则总的技术增长率也将上升，反之这些部门的收入下降，则总技术增长率将下降。纳吉（Ngai）等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指出如果产业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劳动力会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出来，并转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因此低生产率部门的比重在整个经济体中上升。鲍莫尔认为，在假设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出比维持不变的情形之下，服务业部门将会不断扩张，最终全部的劳动力将会转移到服务业中去，而制造业的人数将会下降到零。由此可知，如果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替代的，则资源将会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效率。当产业部门间的关系不再是替代的而是互补的，则会导致生产资源自高生产率部门流出，而后流入低生产率部门，造成经济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

产业结构变迁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体现于主导产业的转换之上。主导产业通过创新实现了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一创新技术伴随着产业间交易能够扩散到其他产业中，从而产生产业间生产率提升的波及效果，推动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动整体的经济增长。索尔特认为，技术进步率的变动是形成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别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最终导致了需求和产出的增长。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是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当旧的主导部门衰退时，新的主导部门就会产生。经济增长不再是总量上的增长，而是依赖于主导部门的转换序列。此外，还有经济学家测算了日本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及其波及效果。滨田宏一测算了1960～1979年日本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波及效果。樱本光则采用1960～1990年日本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钢铁产业、石油产业及电子机械产业的产业间波及效果。

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的转换通常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入。在稳定增长时期，日本的主导产业从高速增长时期的重化学工业转变为加工组装工业，同时劳动和资本也应从重化学工业转移出来，并转移到新兴的加工组装工业中去，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信息产业成为日本新的主导产业，日本产业间的资源流动却受到阻碍，配置效率亦出现下降。本书的第三章将分析日本主导产业的转变，以及主导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于日本经济的促进作用。

伴随着日本经济产业结构服务化，服务业在日本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因此，提升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格外重要。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生产性服务业有别于传统服务业，不面向消费者提供最终的产品服务，而面向企业、政府等组织机构提供服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有着紧密关系，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制造业的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为生产过程服务，保障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从而能够提升制造业部门的效率。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介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新兴产业，通过发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实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衔接与融合。此外，马洛图（Maroto）使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数据，发现服务业增长率与经济总体的增长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趋同的发展趋势。

里德尔（Riddle）指出，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性产业，是经济的黏合剂。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螺旋式上升的方式，促进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将会促进其自身成本的降低，进而降低与之关联的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实现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其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使得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存在着双向联系，生产性服务业是对制造业的补充，而制造业同时也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服务对象。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模糊，甚至表现出融合的倾向。植村博恭分析了出口行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指出日本的出口行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着协同发展的趋势。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对于日本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较少，本书将分析影响日本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因素。

此外，信息服务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其生产效率对日本经济整体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探讨了日本信息服务业的生产率问题。薛敬孝和白雪洁指出，信息领域的投资不足、信息化教育薄弱以及信息产业中垄断结构的制约是日本信息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峰泷和典、元桥一之从日本软件产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入手，分析了日本软件产业的多层分包制对企业创新和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型企业比承包型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具有创新的动机。青木昌彦对比了日本和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现美国为层级式生产方式，而日本则为水平式生产方式，并指出日本的信息服务业引入美国的层级式生产方式将会促进日本信息服务业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相关研究可知，日本信息服务业的生产组织形式确实对生产率产生了影响，但现有研究并未从微观层面分析信息服务业的组织形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机制关系。因此，本书将使用合同理论，从产业组织结构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日本信息服务业中承包商和发包商间的契约关系，从中找出影响日本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

（三）对外贸易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

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历来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本书在明确出口对日本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对外贸易与促进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

古斯塔夫尼拉斯（Gustav）分析了“出口替代”以及“出口导向政策”等问题。巴拉萨（Balassa）等则从实证角度通过使用截面数据，证实出口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塞尔瓦托（Salvatore）等使用时间序列证实出口有助于经济发展。荣格（Jung）等研究者解决了变量的非平稳性问题，证实了出口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此外，还有经济学家运用上述理论分析了出口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留重人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的经济增长不是出口驱动的，而是国内需求驱动的。波尔托（Boltho）通过计量分析，认为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而非出口。

由上可知，对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实证研究较多，而对于实现工业化后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则较少，本书在第四章将会使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方法，分析日本1980～2013年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更加开放的经济体通常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出口贸易增长在推动日本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需从理论层面分析出口对促进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界对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点：规模效应、外溢效应以及学习效应。

首先，出口具有规模效应。赫尔普曼（Helpman）等指出，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能够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而生产规模的提高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反过来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出口能力，促进生产效率提高。

其次，出口还具有外溢效应。格罗斯曼（Grossman）等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出口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而进行研究开发，通过研发所获得的新知识作为一种公共品可以为其他非出口部门所使用，由此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体中去，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通过出口，出口企业自身的生产率得到提升，而且技术水平的进步还会扩散到与其关联的上下游行业之中，从而提升了相关产业的生产率。

最后，出口贸易还具有学习效应。费德（Feder）认为由于出口企业面临着比国内生产企业更为激烈的竞争，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强，致使出口企业不得不实施更好的管理，不断创新，增强竞争能力。因此，出口企业为应对复杂的经济环境，通常具有比国内生产企业更高的生产率。派克（Pack）等指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接受外国资本投资等方式直接接触并吸收先进技术。此外，为满足客户需要，出口企业会进行自主研发，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奥贡莱耶（Ogunleye）等指出，出口企业通过一系列渠道提升了自身的技术水平，这些渠道包括签订技术引进合同，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设备，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改善经营方式等。出口企业通过改善自身的生产函数，使得自身的生产函数更加接近生产函数前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埃文森（Evenson）指出，发达国家为了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往往会将客户的需求通过设计图纸以及生产工艺流程等告知出口厂商，出口厂商因而免费获得了生产工艺以及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提高了出口厂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

但是，也有学者对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促进关系持怀疑态度。罗德里格斯（Rodriguez）等对于出口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观点表示怀疑。他们对现有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后认为实证研究对于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分析仍存在缺陷，对于跨国间的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存在一个确切的结论。

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高了日本企业的技术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兴技术不仅被用于出口企业，还进一步扩散到了其他产业之中，促使了日本经济整体的技术水平与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日本的出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十分显著，这使得日本甚至成了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典型范例。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观点，有必要对日本出口产业的作用进行单独分析。本书将在第四章中分析日本出口产业对于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检验日本出口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此外，商品贸易以及服务贸易的变迁同样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影响。通过商品进口，可直接引进国外最终产品，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效率以及本国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凌云指出，商品进口意味着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相对于国外产品而言不具备比较优势，而市场竞争会迫使国内厂商通过研究开发以及改善生产要素利用等方式，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从而会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商品的进口是实现国际生产技术扩散，以及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途径，一国通过对商品进口可以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服务贸易的开展也将有助于推动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根据潘爱民的研究，服务贸易进口能够更加方便地使用外国服务，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率。有一些学者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根据布莱因利希（Breinlich）等的研究，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服务贸易的企业不仅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而且还具有资本集约以及技术集约的特征。

伊藤通过使用日本的企业数据，说明在服务业部门中，具有较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通过设置海外据点，为海外消费者提供服务。他的分析结论符合新新贸易理论。他认为企业之间具有异质性差异，具有最高生产率的企业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生产率次之的企业则会进行出口。由此可知，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会进行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在内的服务贸易。

综上所述，商品贸易以及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鉴于随着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日本的技术贸易也表现出了较大变化，本书在分析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的进出口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对技术贸易的进出口变化的分析。在本书的第三章，将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技术贸易三个角度，对它们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四）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因素，而设备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则有助于技术水平的提升。有许多经济学家从设备投资及人力资本的角度入手，分析其对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书的第五章将分析设备投资和教育水平进步对日本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日本在短时期内实现技术收敛做出解释。

首先，设备投资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升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阿吉翁（Aghion）认为创新和资本积累并非割裂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投资更像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创新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促进了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则通过提高创新者所获得利润刺激创新。因此，由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设备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技术进步促进了设备投资，而设备投资也推动了技术进步。

其次，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提升国家的技术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贝克尔（Becker）最早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所造成的。卢卡斯（Lucas）的研究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引入生产函数之中，并用微分方程规定了人力资本的增长方式，从而使得经济在稳态时可以获得一个稳定增长率。纳尔逊（Nelson）的研究指出，人力资本的存量会影响一国的技术进步。本哈比（Benhabib）认为，如果教育水平与创新速度和技术赶超速度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则教育就会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帮助。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教育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技术进步相互推进。

最后，技术进步还依赖于技术的模仿与扩散，并最终依靠一国的创新能力。巴罗等使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建立了技术扩散模型，分析了技术在国家间传播与扩散的方式。元桥一之分析了日本创新系统的特点。后藤晃讨论了日本研究开发投资的效率问题，研究结果指出日本经济稳定增长时期的研究开发投资效率明显低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研究开发投资效率。

因此，本书将使用巴罗提出的技术扩散模型，分析日本吸收创新型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进而分析日本实现自主创新的必要性。此外，本书还将分析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研究开发效率问题，指出并分析日本创新系统以及自主创新研发等方面的问题。

（五）制度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规制缓和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行为的具体体现。本书以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及规制缓和为切入点，分析日本政府的政策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首先，日本的产业政策推动了日本的经济增长，但分析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仍然有限。冈崎哲二分析了日本战后的产业政策，并指出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经济增长。杨栋梁则详细地分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政策。

其次，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贸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贸易保护政策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王劲松指出，封闭国家内部可以通过“干中学”以及其他的内生性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贸易开放政策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帕伦特（Parente）等认为贸易开放提高了经济体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促进创新，消除技术扩散的障碍，缩小了跨国生产率差异。爱德华（Edwards）使用跨国数据，采用九个指标分析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认为越开放的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格罗斯曼认为国际贸易方便了技术与信息的传播，并且由于交易范围扩大，竞争者增多，国际贸易促进了创新，消除了重复研发，最后根据比较优势，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第三，贸易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需要视情况而定。鲍德温（Baldwin）认为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贸易障碍的类型及水平有关，从低关税开始的渐进削减政策将有助于经济增长，而从高关税开始的削减政策将阻碍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于日本的贸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看法仍然是有分歧的。世界银行认为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改变了日本的产业结构，从而导致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而劳伦斯（Lawerence）并不认为日本的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也并非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他发现进口和较低的关税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因此，鉴于贸易政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首先使用日本的实际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日本贸易政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对其进行解释与分析。

最后，规制缓和有助于市场自由化的推进，从而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铃木良男分析了日本规制缓和的改革与实施情况。中西泰夫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日本规制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关系，发现只有进行研发的产业的规制缓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本书在第六章找出了日本实施规制缓和的典型产业，通过分析这些产业在实施规制缓和前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指出规制缓和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经济制度的优劣会影响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情况，有效的制度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雇佣制度、金融制度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日本经济制度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其发展与变化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不同影响。

首先，雇佣制度在日本经济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劳动资源的分配问题日益凸显。宫川努最早提出了日本经济中的资源分配问题，认为由于相同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会具有不同的边际生产效果，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转移能够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能力。宫川努对日本的产业间资源配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下降。深尾京司将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三个方面，即技术进步、劳动再分配效果以及资本再分配效果，实证分析后发现自2000年之后，日本的劳动和资本的再分配效果开始下降。平野泰朗分析了日本雇佣制度的特征和变化。因此，本书尝试从雇佣制度的视角，分析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其次，金融制度同样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被经济学界大量讨论。法滋瑞（Fazzari）指出，在无法依靠外部融资时，企业只能使用内部资金进行研发。伯南克（Bernanke）认为信息不对称及其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导致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尼克尔（Nickell）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加入融资变量的方法，使用英国的面板数据，检验融资约束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外部融资的获得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权赫旭使用日本的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分析了外部融资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融资约束是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障碍。本书使用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财务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是否对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独特的政企关系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特征，其是否对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李（Li）是关系型治理模式理论的开创者，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运用关系型治理模式理论分析了东亚的经济奇迹，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本书依据关系型治理理论，尝试通过加入政治资金、企业交叉持股比率以及政府对银行的补助等工具变量，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分析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日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使用了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但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施效果收效甚微，日本需要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经济增长。本书先通过李嘉图（Ricardian）等价定理检验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矢野光采用广义矩方法实证分析发现，在永久收入假设的前提下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战后的日本是成立的，而在永久性收入假说失效的消费过度敏感模型中则是不成立的。井掘利宏等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日本不适用。吴宇等采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战后日本的数据，认为日本战后国债政策的运用对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张玉柯等通过对日本战后国债发行、投资、消费等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战后日本是不适用的。由以上内容可知，学界对于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是否成立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争议，本书将对后泡沫经济时期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日本的适用性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此外，本书结合最新的长期停滞理论，解释与说明日本货币政策失灵的原因。萨门斯（Summers）在分析了美国自然利率下降的情况之后，指出设备投资减少、人口的减少、贫富差距增大以及资本价格下降是造成美国均衡实际利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根据萨门斯的理论，总需求不足是造成均衡实际利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所以有效的经济增长政策应着眼于提高经济体的总需求，通过采取规制改革、促进自由贸易等方式提高经济体的总需求。艾格特松（Eggertsson）认为人口减少导致总需求减少，经济的均衡实际利率也随之下降，此时货币政策只会使物价上涨，无助于产出增加，此时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本书将在第六章结合长期停滞理论，分析日本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进一步指出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