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惊鸿一瞥

萧兵

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近四十年间出版的几种系列专著，介绍了人类学运用于思想研究、神话研究的成果。对多年来“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得失进行反思，肯定了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辅助学科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文学人类学 神话学 跨学科 跨文化

近年僻居小岛，电信也不畅，很难看到学术期刊和新书；没有学术经费，不能参加会议；只能就与我有合作关系的人讲一些情况。

近四十年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贡献出三套丛书或系列。

一是人类学运用于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例如，对《老子》《论语》《庄子》《中庸》等的人类学阐释；坚守固有对象的，如对《诗经》《楚辞》《孔子诗论》《史记》《山海经》等的再认识。目的在于“使长期以来仅限于单一文化范围内的训诂—文献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借人类学的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知的远古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得到破解”。

这套书在汉字文化圈内有些影响，屡见征引和评述。仅《老子的文化解读》就收获10篇以上的书评，韩文译本已由文学村子出版社出版。其他的正在翻译中。

二是由南方日报出版社不断推出的“神话历史”丛书，主要由叶舒宪和他的博士生撰写。唐纳德·R．凯利的《多面的历史》提出“神话历史”（Mythistory）的新概念，揭示“历史在许多时期产生自身的神话，而神话时常被当作高级诗歌真理或者宗教真理”。他们试图由此切入中国古史传说与民俗—口头文化的研究，再现比“书面文本”更高的“诗歌真实”和古史本相。突破口之一，是中国特有的三四种“礼书”。上古文献的校勘整理、文字训诂和考据等，简直已被乾嘉学派及其传人做“尽”。要想超越，一个好办法是，另辟蹊径，寻找新视角，让以“民俗神话学”为核心的文学人类学介入或者建构“新考据—诠释学”，对古史与传统礼俗进行新的“还原”与破译。我在《百色学院学报》2011年第24卷第4期上发表的《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有感》中大胆宣称，只有在乾嘉诸老所不懂的近代科学与古老史学的结合上，才有希望摘得新果。几位年轻的学者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与贡献，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目前暂且停留在理论或一般的认识批判上。对具体的“转换仪式”或礼俗，如诞生礼、冠礼、葬礼、婚礼，以及大量的“祭典”（如灌礼、衅祓）等的微观研究，还较少且不深入。

三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型“神话学文库”（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由叶舒宪主编。除了几种畅销、断版的神话学理论和文选重印之外，目前主要译介国外神话资料和研究的名著，受到学术界关注。论著方面，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以及杨利慧、张成福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鸿篇巨制，震撼了研究界。王倩的《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填补了国内出版物的空白（她还有几种相关译著），希腊政府因此邀请她到希腊作短期实地考察（她接着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做第二次博士后研究）。几种神话主题专著已引起学界关注。

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和探讨重点：神话。叶舒宪除了拿出《熊图腾》、《千面女神》、《活着的女神》（译著）等之外，还以“神话”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我则撰写了《龙凤龟麟：中国四大灵物探究》（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与王小盾的“四神研究”相补正。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神话学引论》，时报文化公司则出版了《黑马：中国民俗神话学文集》。另外，为了“图像证史”，我们的书有大量插图。还有好几种科学普及性的读物问世。

2017年底，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神话研究院，聘请15位特约研究员，叶舒宪为首席专家，还召开了“中华创世神话”研讨会，将出版问题丛书。我建议，将来以重建中国“神话历史”，从中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文化心理，更新“传说史”为重点，与台湾省方面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互为掎角，开辟中国神话研究新局面。

说到台湾，要提到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他即是上述丛书的编委。他除了完成《儒家身体观》与几本有关的人类学文集以外，还翻译了伊利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等，并与大陆学者合作主编了中日韩学者有关儒学著作的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相关研究也正在扩大与深入。理论建设方面，则有叶舒宪的《文学人类学教程》和徐新建、彭兆荣等的论著。

近年，文学人类学或民俗神话学拓展的一大特征，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想空泛、重复、浅狭的话，就要寻求考古文物的基础，以古文字为切入点，用田野调查资料或民族志为参照系。与此同时考古学界也开始重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协同。资深考古学家王仁湘，自觉运用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彩陶，出版巨著，还推出《中国史前考古论集》及其续集两大册。从意大利原始艺术与岩画研究所归来的汤惠生所撰著的《青海岩画》是关于青藏高原民俗神话艺术的著作，用人类学与神话学理论和方法阐释了许多相关的秘密。叶舒宪提出“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和中国玉文化在上古史、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意义，撰著《玉石之路踏查记》及其续篇和《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等论文集。我在我们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里对《穆天子传》《希罗多德历史》等文献与文物所反映的前丝绸之路的种群、文化做了一些探索，除此之外，我还写了《中国早期艺术的文化释读——审美人类学微观研究》等“艺术考古”著作，对上古和远古的某些玉石器、青铜器和陶器等的形制、母题、内涵和用途提出与考古学界、与主流学术完全不同的新见解。这本书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毫无反响。虽然有些人表达了兴趣，却暗示，公开的争论可能引起某种混乱与纷争。特别是我的《中国上古图饰的文化判读——建构饕餮的多面相》，以饕餮纹为重心，力排众议，希望在新的层面上回归它的本意或“古义”，集中力量抨击张光直先生等的“泛萨满”通天理论，触犯了某些权威人士。这也从小小的侧面透露出，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的开拓、应用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举步维艰。我一贯坚持“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多重证据法，不但要大胆吸收多学科的成果，还要勇敢地把自己的新见与影响投射到友邻学科中去，看来是太乐观、太冒失了。

人类学的传统对象就是人类，或人类及其体质和文化。整体性极强，其方法不能不是比较的，其操作不能不是综合的。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今天，它的应用越来越广，需要的资料与证据越来越多（“四重证据”或“多重证据”也是在这种背景之前提出的）。跨时空、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也是必然的。我曾经在《文学研究参考》上提出“跨学科而定对象”，主要原因是害怕它散漫、普泛、浅表。现在看来，连“定对象”都是困难的，或相对的。我先前以为，先秦诸子中，道家著作的人类学趣味较强，像“玄牝”“象帝”，母性与童婴崇拜等，不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很难准确阐释。但是，对《论语》这样一本正经的“伦理政治”著作怎么研究呢？一旦着手就发现，不但像“禘灌”“文胜质则史”等涉及民俗和神话学，而且像“伦理学”“宗法制”“祖宗崇拜”之类，更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甚至要为它们专写一部书（我有待刊的《五秘仪》等著作）。叶舒宪在与我合作的《论语的文化析疑》中专门讨论“口传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对立。我在此书的分册《中国的伦理学文化与金律》（题目暂定）里专门讨论“道”“德”“仁”“孝”等的文字学由来与人类学背景；而被联合国甄选为“人类箴言”的“道德金律”非用“比较文化”的办法，则无法说清其优长或中选的原因。

我审读过一篇评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现状的博士学位论文，据说，作者遵从指导教师的嘱咐，尽力不涉及那些著作的应用价值与拓展可能。还有一篇评述1949年以前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样写得很好，可是也没有说明它们对当代的研究有什么借鉴价值、启示或经验教训。我想，他们和导师们都在努力遵守近世西方学术的一条规则：只讲“对象”的内容、性质、效果，迫不得已才涉及它的功过得失，却不说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包括对现在、未来的人生的研究、应用有什么价值。“使用”，不是著述家和评论人的职责。那是“使用人”或读者的事，不必越俎代庖，以免失去规范和身价。我想，现代学人面对文山会海、信息爆炸，总希望能从“检索”来的“内容提要”或论文评介里看到一些言简意赅的“使用价值”方面的提示，至少可以节省时间与精力。作为“新兴”的学科，人类学，特别是其核心性的民俗神话学，在中国长期被边缘化，“民间”绝非“精英”，“草根”几如“土豪”，正统与权威学者简直不屑一顾，客气些说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我就长期被称为“野狐禅”“旁门左道”。出版部门从不采用我的论文和著作，唯恐有失身份。我把我在台湾出版的论文集题为《黑马》，原来的副题就是《民间文艺学向哲学挑战》，而且公然宣称我们讨论的是“原哲学”、“元语言”或“哲学史前史”或概念的原始背景，公开向学术界主流叫板。

我正在等待出版的一本著作，就是尝试用“文字人类学”的方法，讨论“真”“善”“美”，“伪”“恶”“丑”，以及“哲”“光”“大”“艺”等美学—哲学基本概念或范畴的文字学由来、人类学背景，试图用兼涉“语源”的“字源”探索，论述早期的审美观念和哲学萌芽（按照出版社的意见改题为《汉字与美学》）。还有一本百万字以上的大书《艺术的起源与发生》待字闺中，主要运用人类学（包括“古人类学”）的材料与理论研讨人类及其文化与艺术的特质，它们产生的生物学或基因学基础，某些旧石器时期艺术品的意蕴、功用等，丝毫不隐瞒我们用的主要是不入艺术学家、美学家、哲学家法眼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还深信对正统或权威的研究会有些启迪、冲撞或刺激（我们反对“单元论”，也不赞成“单纯”多元论即多因子学说，却又对十种以上的传统理论给予正面为主的评价，为它们增补了资料与理由）。这有些像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但我们却深信，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辅助学科还是多少有些“用处”的。说不定，她还是个“灰姑娘”。

我曾说过：“人类学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也是‘生存方式’”（徐新建曾做过精彩发挥）。主要意思是，作为人类的一员和人类学工作者，我们往往像田野作业那样省视别人和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心理状态。借用一下杜甫的比喻，即“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思索人类（包括其文化和生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出我们的见解和建议。我们应该有这种学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