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地方志

口述历史与方志编纂

张英聘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口碑或口述史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情况，并通过具体事例分析了口述史资料在方志编纂中应用不足的原因和问题，认为方志编纂借鉴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重视口述资料的入志，对于拓展志书的资料来源、弥补资料缺憾、深化志书记述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应成为方志机构和编纂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口述史；方志；编纂；资料

在方志编纂中应用口碑和社会调查采访资料，是修志的优良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口述史理论和方法传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并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为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尝试，更凸显了其重要价值和作用。本文试对近年来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与实践做初步梳理，以期引起方志编纂机构及编纂者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一 口述史料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

在中国修史编志中使用口碑访谈或口述史料的传统由来已久。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访求故老以“网罗天下放矢旧闻”,广泛采集资料和民间传闻。方志编纂为求资料信实可靠，往往“搜故牍，采遗闻”,或“揽众说，摭遗事”,“陈载籍，究掌故，以间诣诸缙绅学士，扬榷三秋。召三老力田，人人得言，所见猎而收之，因为编次”,以保证志书所用文献足征。清代学者孙诒让在《瑞安县志局总例》中，对采访提出明确要求：“地志网罗文献，事赅今古，稽古则专重考证，诹今则尤资采访。此次修志，议区分访、专访二项。如忠义、孝友、义行、列女，散处城乡，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则由各乡绅耆分任采访，并准其家族及戚友等来局开报，庶几见闻较广，不致淹没遗漏。”民国修志也重视采访口碑和实地调查资料的使用，如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将方志资料的来源首列为调查采访，其次为档案整理，再次为群书采录。甘云鹏特别注重采访调查，他在《方志商·修志答问》强调指出：

规定体例，非难问题也。所难者储材耳！一切材料，有散见于群书者，不遍览群书，不能备我取材也。有散见于档案者，不遍检档案，不能知其究竟也。虽然，果有书籍可考，求之书籍足矣。果有档案可查，求之档案足矣，犹非至难之事也。所最难者，无书籍可考，无档案可查之事实耳！我国称民国，则主权在民，不待问也。修民国方志，即不能不注重民事。注重民事，则吾民之生计为最大问题，不能不详考也。例如农、工、商业之状况，户口之息耗，四民失业之原因，工价、物价、田价之比较，生产之衰旺，人民之负担，土货输出与外货输入之确数，近数十年所受之兵祸、匪祸，水旱偏灾，均在所必详，此等材料，皆无书籍可考，无档案可查，此吾所谓尤难者也。欲储备此种材料，非采访员得人不可矣！

开展采访调查要有针对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说：“按照旧例，有因者，有革者，有昔缺而今应补者，有昔误而今应正者，有昔略而今宜详者，因时制宜，变而通之，不能拘也。其条目，调查表册格式具载之。”可见其做法已接近现代口述史的若干规范要求，而由此获得的各种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实用性，而且多为文献所不载的“活资料”，更能体现事物发展的真实状况，符合志书“明远详近”的原则。

从20世纪50年代开展新编方志工作后，社会调查采访或口述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由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出版的《昌黎方言志》，其资料主要由调查采访所得。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方言志，其内容吸收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重视方言词汇和民间口头创作材料的应用是其主要特色，这是运用口述史理论方法和资料新编方志的典型实践和成功范式。20世纪80年代的方志编纂，无论是首轮还是二轮，在志书内容若干方面使用口述资料的也不在少数。如江西省《石城县志》在“红军转战石城”、“石城阻击战”、“苏区地方武装斗争”、“解放石城”等章节，使用了口述史资料。江苏省《淮阴市志》在“史略”部分关于近代和现当代淮阴、军事篇战事、文化篇戏剧歌舞以及曲艺等方面内容记述中，都吸收了不少口述史料，加深了志书的记述深度。首轮修志应用口述史料完整入志的，当以《廊坊市志》较具代表性。该志“义和团”编，设组织活动、廊坊大捷、义和团人物、亲历者回忆等五章，不仅每章都使用了口述史资料，而且第四章义和团人物的内容记述，“均为口碑资料，尽量保持了被采访人的原话”；第五章亲历者回忆分为86个小专题，涉及义和团组织、发展、人物、战事以及清政府官员、洋人暴行等方面，均通过一些亲历者的口述保存了义和团运动的许多珍贵原始资料。

从启动二轮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社会调查采访或口述史料的应用得到进一步重视。与首轮志书比较，其显著变化是记述范围有所扩大，记述力度有所加强。如《海盐县志（1986～2005）》设“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编，对改革开放初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进行改革创新的史实做了详尽的记述。该志在“企业发展与终结”中关于海盐衬衫总厂发展历程、“企业改革”中关于管理体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改革初期全国创新典型”中关于“步鑫生热”形成和改革经验推广等内容的记述，以及所附“对步鑫生改革创新的争论”等专记，对步鑫生改革创新的过程做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其翔实的资料有很多就源于海盐县修志者对步鑫生所做的口述史成果。又如《广州市志·政府决策志》，在记述广州第九届至十一届人民政府的施政历史与政绩时，修志者采访了当时的主政者，并使用了很多口述史资料，披露了三个历史真相：一是李鹏总理于1993年拍板广交会不搬离广州；二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在2003年“非典”期间越级发布疫情，保证市民和外界及时了解广州疫情；三是广州博彩赛马被叫停的内幕。这些口述史资料，使方志的记述更加真实和鲜活，并与档案文献资料相辅相成，使志书内容更加生动感人。

还有的志书在二轮有关纠谬补遗部分，使用口述史资料对首轮志书因种种原因记述不足之处做了补记，如江苏《邗江县志（1988～2000）》在附录中设“邗江县插队知识青年专记”，专门记述了从1963年邗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至1983年基本结束的历史，其中重点记述了插队知青的接收安置、生活安置与劳动状况、返城安置工作、插队知青在农村所做的工作及其发挥的作用等内容，由此可对当地知青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丰富了方志记述的内涵，提高了志书的使用价值。

二 口述史资料在新编方志编纂中应用不足的原因

中国方志编纂虽然有使用采访口述资料的传统，尤其是新编方志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和应用，但是从总的情况看，尚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这种状况相对于口述史资料在中国现代史、当代史、民族学、社会学、教育文化、农村社会生活史、民俗学、新闻学以及抗日战争史、妇女史、家族史、艺术史、城市建筑史、人口史、儿童史、体育史和人物传记等研究领域的应用来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既包括观念的转变、理论方法的创新，也有方志编纂打破门户之见、广泛吸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相关资料的问题。只有广征博采，掌握最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料，才能深化志书内容的记述，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和水平，使志书具备著述文献资料的特征。

从理论和方法来讲，现代意义的口述史研究及其资料或成果，是中国传统口碑资料理论和方法上的一种升华，它通过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将人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使人能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感受历史氛围，体验当事人的心理状况等，增加了历史学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因此，口述史资料所提供的是除档案资料、文献资料之外的另一重要史料。这种史料不是传说，更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历史亲历者对亲身经历的回忆或知情者的转述，是由口述者和访谈记录者合作完成的，有着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研究者做了积极探索，如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入民间，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记录的方式搜集了大量近代史资料，重点对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迹进行实地访问与口述史料搜集。而党史部门着力征集党史文献及口头资料，先后编纂出版了两套大型革命回忆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各地也出现了大批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口述资料及回忆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历史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提倡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口述或撰写出来，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成立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征集近现代文史资料，对近现代历史的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有价值的资料。1960年以后，为了配合撰写“四史”（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厂史），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群众性的口述资料采集工作，整理出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料。此外，还进行了民间文艺及民俗故事的采集，以及为配合少数民族的识别并保存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的口头历史资料征集与采集等，当时地方志工作机构也参与其中。如196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是广西通志馆成立后为配合修志工作，而组织编纂的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其中不乏精彩的口述史料。这些资料在首轮志书军事、战事、革命斗争史、革命人物等内容记述中有所应用，但由于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利用且体现其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及方法日益完善，中国现代口述史研究领域紧随其后日趋扩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仅就民国历史而言，关于抗战、交通、工商业等方面都有口述成果呈现，其中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近年口述史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口述史料采集得更加丰富，如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侵华战争细菌战、在华奴化教育和“无人区”等；在中国军民抗战方面，既包括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和社会民众抗日斗争，也有其他方面的口述史料出版，如中国妇女抗日斗争、战时教育、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社会生活等。然而在首轮新志记述方面，有关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却鲜有记载，抗战史的内容虽有所记述，但受政治等因素考虑，未做系统记载，留下诸多遗憾和不足。即使是军事编的战事内容记述亦很简略，且不全面，有的记述日军侵略施暴行为，却没有中国广大军民反抗暴行的记述。

志书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方面，诸如关于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等内容，由于参与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基本还健在，方志编纂者若能及时采访这些当事人，挖掘和利用这些口述材料入志，就可以在志书中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然而首轮修志受当时“宜粗不宜细”修志原则的束缚，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所以志书内容对此的记述不是单薄就是缺乏真实记录应有的深度。有的志书，若使用鲜活的口述资料可以丰富其内容，就会有很多亮点和地方特色，但志书编纂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从1951年开始的全国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四川和西康进度缓慢。1954年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首先在阿坝藏族自治区试点，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差役，废除高利贷和调整债务，解放娃子。

有的志书在专项内容记述方面，使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采访调查了许多当事人，掌握了一些文献不载的口述资料，但由于下功夫不够或不深，同样留下了缺憾和不足。如《邗江县志（1988～2000）》设历史文化遗产专编，对当地流传的香火会、跳娘娘、杭集花鼓戏、扬剧、杭集杨帮雕版印刷、民间传奇故事等做了简要记述，在人物编收录了能人巧匠名录，简要概括了其主要事迹和成就，但缺少一些重要艺人学艺的经历、技艺传承的过程和技艺的记述。有的志书可以利用口述史资料的已有成果丰富其内容，但方志编纂者却没有使用这些资料。譬如马潇《口述记忆中的春节习俗变迁（1949～1989）》一文，设定了1949年、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春节作为访谈重点，采访了223人，利用口述史料212份，调查的区域以广东为主，涉及其他省区约24个，内容包括贺年特色食品的准备、年夜饭、祭祖、敬神、压岁钱、贴春联、放鞭炮、拜年、娱乐等方面，资料丰富，内容生动，使用这些口述资料可以克服方志有关此类内容记载过于单一或不够深入的不足，等等，这些都是方志编纂者应予以高度关注的事情。

上述简要事例表明，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资料，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拓展了方志编纂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但与这种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的是，方志编纂者在选择和使用资料时，对现有口述资料的应用方面还不够积极主动，对口述资料的认定和文本的研究不够，所以对两者还存在认识上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受传统修志模式的影响，注重对政府和部门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并将之作为主体部分，对其他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因为要花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往往无暇顾及或无心做更多细致的工作；二是修志观念和方法较为守旧，修志者的知识结构偏于老化，恪守和遵循已有的模式和思路，创新改革意愿不强烈，尤其对日新月异的新史学思潮持保留和观望态度，守旧有余而创新不足，即使有所感触也是浅尝辄止，顾虑多多，以老成持重为稳健；三是与修志机构相对封闭的现状有着必然关系，以为闭门修志是常规的业态，有些专业性和学术性较强的门类，虽然借助有关专业人员的协助和帮助，但囿于一些人为因素和自身的条件，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然而限于工作体制和固有模式，仍以方志机构的编纂为主，并以志书固有的体例和特性作为畛域划分的框框，对研究者参与修志抱有门户之见，有时甚至以政府工作为由，与专业研究者的成果对立起来，过分强调志书的官方属性，有意模糊志书的著述性和资料特征，等等。而受这种指导思想影响，方志部门与学术界的必然联系不是越来越密切，而是形成一种隔阂和误解，其结果当然是学术界的一些成果和好的方法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受到局限，彼此的优势和长处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口述史资料不能在方志编纂中得到广泛使用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志书要提高质量，体现其学术性和资料特征，不与学术界紧密结合，不在使用现成的口述史资料方面下功夫，必然会对修志工作造成不必要的缺憾。

三 方志编纂应用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的做法

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积累了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弥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和缺陷。因此，要解决志书普遍存在的资料性差、空话套话多、官样文章多、缺乏活资料的问题，必须要借鉴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其资料和成果，这对于方志编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做法如下。

一要重视口述史资料在志书编纂中的价值。地方志工作机构既可以按照编纂需要开展一些口述史料调查和采访，也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口述资料或成果，此项工作可以逐步展开，甚至可以在一些方志编纂部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广。如《义乌市志》是一部重修志书，上起于事物发端，下止于2008年。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招募义乌兵抗倭，前后共计招募16000多人，组建训练成一支以义乌兵为主力的抗倭劲旅，史称“戚家军”，名震海内。平定倭寇之后，又有数千名义乌兵随戚继光北戍边地，修守长城。为挖掘义乌兵抗倭、修守长城的资料，义乌市志编辑部派人南下福建、广东，北上辽宁、河北、山东等地调查采访。这不仅发掘了义乌兵参与修筑长城的史料，而且实地调查发现义乌兵参与修筑的长城至少有山海关的老龙头、北京金山岭长城、河北抚宁的董家口长城三处。从万历元年起，守御长城的义乌兵每三年调防一次，直至明朝灭亡。首轮志书对此缺乏记载，而重修本对义乌兵征调的过程、人数、战事、修长城的地点、修长城的工艺、义乌兵将领等做了系统记载，其中很多资料是通过义乌兵后裔的口述而获得的。日军细菌战口述史也是近年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关注的一个课题，义乌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典型区域之一，《义乌市志》在专题资料部分收录了“日军细菌战中义乌遇难人员调查”，将全市各镇、街道、每个村庄、每户人家调查采访遇难的1315个人员名单，无一遗漏地整理出来。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死难者名表》中，所列项目有受害人姓名、年龄、性别、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见证人姓名、年龄、性别、与被害人关系、见证人住址等，均来源于实地调查和口述资料。其内容真实生动，系统翔实，弥补了档案文献记载的不足，也增强了志书的学术性和可读性。

二要通过口述资料来弥补志书“人”的活动不多以及底层民众社会生活记载不多的缺憾。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不少独特的档案材料，有的以人为主，有的以重大事件为主，如在50年代的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大量个人自述和内外调查的资料，志书可以审慎利用有关资料。二轮修志以重点反映和记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为主，其资料除由地方政府和部门提供以外，还可借助对当事人的个人工作经历的回溯，获得一些档案资料所缺载的生动资料，将这些内容经过审查处理，在志书中适当加以记载，往往可以系统地反映一些当事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和社会变迁，从而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如《邗江县志（1988～2000）》设“能人巧匠名录”，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0年县内各类能人巧匠66人，其中厨师12人、理发师7人、民间医师7人、雕刻工艺师7人、建筑师3人、技工和技师8人、文化技艺名人8人、种植和养殖能人11人、其他3人，所列人物的技艺传承很多来自口述资料。如义乌敲糖帮，作为卖糖类食品的小商贩群体，促进了全球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诞生。《义乌市志》“市场”卷，就利用了敲糖帮的口述史资料，记述了敲糖帮的渊源发展、敲糖帮向小商品市场转化的过程，以及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而《海盐县志（1986～2005）》对民间邮品、票证、图书报刊、字画、钱币、印章像章、瓷器铜器、照片、烟标收藏，以及关于居民生活状况和消费的记述，同样来自居民的口述资料。

三要借助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在深度挖掘整理资料上下功夫。现代口述史是操作性很强的学术活动，操作规范比较严，它是“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三亲’者讲述的所有内容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其内容或为口述者的音像，或为图照，或为其他载体的文字等资料，而整理这些资料是按照学术要求和规范进行的，不许夸大，也不能任意删改，更不许将道听途说、猎奇虚构和伪造以及毫无根据的奇闻逸事纂入其中，当作‘历史’加以传播。同时整理好的文字记录还要与录音、录像、本人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文字记录做反复核实和考订，不仅可以查证求实，而且可以明辨渊源，彰明因果，所以其内容可信可用”。

从工作方法来讲，口述访谈是其主要方式，访谈前访谈者要查阅相关的资料，做好详细的访谈计划和提纲，准备好必要的器材设备。访谈过程中，首先请被访者围绕采访主题自由口述，之后访谈者可以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提出来或根据其讲述提出问题，请其回答。对讲述过程中表达不清、遗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可以补充提问。访谈者要做好笔录工作，还可用录音、录像等设备辅助记录。之后要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或者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其目的就是要保证资料的真实可信。目前方志编纂虽然注意利用口述资料，但在规范方面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有的由于不规范，难以达到资料要求的深度。所以，方志编纂采用口述史资料，同样需要借鉴口述史规范的方法。

四要加强和重视已有口述史研究成果的应用。目前口述史研究成果涉及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涵盖社会史、人口史、民族史、科学史、文化史、军事史、建筑史、妇女史等不同学科，为方志编纂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选择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系统梳理，精心选编，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身经历和见证改革开放历史的老同志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经验，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再如由江苏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征编的《口述常州》，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翔实地记述了常州早期经济建设、体制改革、住房、文化、教育、广播电视、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历程，运河南移改道、菜市场改造、天宁寺修复等建设经过，以及亲历者对南下接管溧阳、土改工作、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援疆工作等的记忆内容，记录和保存了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抢救了鲜活的历史记忆，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资料。

还有一些文章或博士、硕士论文，利用口述资料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做了论述。发表的文章有梁景和、王宇英的《“文革”时期家庭问题研究论纲》、孟丽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女工研究（1949～1966）》、张弛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以〈中国妇女〉为中心（1949～1966）》、廖熹晨的《新中国初期北京地区性伦文化研究（1949～1966）》、李二苓的《婚恋观转变与基层行政——以1953年北京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为中心》、刘玲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王唯的《北京地区性伦理探索（1966～1976）》。博士、硕士论文有李慧波的《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黄巍的《“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唐海迪的《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新中国初期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女性性别形象》、李巧玲的《新中国三十年的性伦文化（1949～1978）》、姚立迎的《新中国十七年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李静的《新中国初期家庭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李兴锋的《新中国初期北京地区家庭关系与家庭教育研究（1949～1966）》、贾大正的《新中国初期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郑丽霞的《女性服饰问题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1949～1966）》、汤诗艺的《北京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66～1976）》、孙卫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婚姻伦理的演变——家庭伦理剧透视的历史》、谭君的《“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等。这些都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若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方志编纂当中，自然有利于增加志书学术含量。因此，注重口述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无疑对全面提升志书质量及工作水平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