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他用符号学解读了语言,但对言语的研究,虽有所关注,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乔姆斯基则把语言抽象成一套高度形式化的规则系统,用数学的思维来解读语言,把语言的解释进一步推向抽象化与理想化。功能语言学家虽把语境引入语言研究,但关注的重点还主要是“如何更好地、完整地理解语言”,这同从体验哲学角度理解语言的认知语言学,也是不谋而合的。总的来看,各大理论都受历史阶段的局限,对当下新出现的新媒体没有机会予以关注,从而忽视了“新媒体视域下语言的种种变异”。
新的交际媒体,主要包括网络、电视、微博、微信、QQ等,这些新的交际媒介,打破了传统纸质媒体图书、报刊等的局限,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受众一反过去对纸质媒体的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作为主体,参与语言的创造。
第二,新媒体的巨大传输效应,直接影响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语言的使用,而且,这种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段时间更快、影响范围更广。
第三,受众的文化素质对新媒体信息接受效果的制约程度在减弱。
第四,语言变异,在新媒体影响下,变化更加多样和多元。
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新媒体”这个大环境下,语言的各种变异现象,具体就是:考察语言打破时空界限时的存在样态——“网络语言”“流行语”“流行体”“称谓语”。本书主要研究以上种种现象反映出的语言变异问题,并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对这种语言变异做进一步解读。
一 网络语言的变异
网络语言吸纳了众多信息,并将这些不同信息一一进行符号化处理:有的是把视觉信息符号化,如“^_^(男士的笑脸)、^(oo)^(猪脑袋)、^_ <@_@(挤眉弄眼)”;有的是把听觉信息符号化,如“5555”(呜呜呜呜);还有的是把造词方式符号化,如“弓 虽(强),走 召(超)”。网络语言吸纳了不同类来源的信息,并把它们符号化、固定化,使得我们的交际更加丰富多样,而且极富生动性。这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从而,使得网络语言不断地给我们的语言生活注入活力。在网络语言中,还有一种逆符号化的现象,就是火星文,如“一切斗4幻j, ↓b倒挖d! ”(一切都是幻觉,吓不倒我的!)“3Q得Orz”(感谢得五体投地)。这些火星文用大量的生僻字、怪字,给人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这种反符号化的倾向,是语言不纯洁的表现,也是语言规范化的对象。这样的语言变异,不应该被普通话吸收。
另外,由于网络有较快的传播速度与较大范围的影响效应,所以,语言变异过程中的通俗化不可避免。这并不是说参加网络交际的人素质有多低,而是适应网络传播需要,倒逼语言的结果。例如:“PMP”(拍马屁)。同时,与通俗化结伴而生的是简约性,简约性是保证通俗性的前提,同时,简约性也是网络语言的必然结果,因为网络传输讲究即时性,任何冗余无用的信息,都会给交际带来巨大的障碍,如大量缩写词“JJ(姐姐), GG(哥哥), PF(佩服), PLMM(漂亮妹妹), BT(变态)”的出现,还有大量谐音词“伊妹儿(e-mail)、粉丝(fans)”的出现,这是单靠语音匹配,而忽视符号语义同语音的匹配,也是语言简约性的深层体现。
网络语言还有很强的求异性,这是上网者作为网络交际主体,凸显自身价值,吸引关注,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需要。因为,在网络这个空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争夺话语权,语言上求新求异,能极大地获得众多网友的注意力,从而操控整个话语及接下来的会话进程,取得言语优势,扩大交际影响。例如网络语言中出现的“被自杀”,把白宫事件扩大化,并迅速获得了广大网友对受害者的同情,从而使得舆论迅速倒向受害者一方。这就是求异性成功左右舆论的最好例证。另外,在网络语言中,我们还会发现有这样的表达:“某某美女美得让人窒息!”这是用感受来比喻程度,“窒息”在感受域中是一种极限表达,映射到美女美的程度上,带给人新奇的感觉。这句话之所以我们理解上没有问题,还是源于我们修辞上对“通感”表达的熟悉,所以,这样的表达并未影响我们的理解,反倒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易于被理解、被传播。
网络传播,还有极大的理想性,人们在虚拟的空间中,抛去自身的身份位置,互相没有芥蒂地自由平等交流,使得语言中的避讳与客套降到最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本来面貌,把人的主观影响降到了最小。人们似乎越来越觉得只有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才能敞开心扉、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从而使得网络上的交际更自由、更理想化。甚至有些看似委婉的表达,实则缺少了委婉的味道,例如:有人在网上聊天时,一连问了对方几次为什么过节没出去玩,得到的回答是一个接一个的笑脸,弄得提问者最后气得回了一个生气的脸。这样的对话,实际上,表达的不一定是委婉,而可能是被问者的一种无声的反抗和对自己隐私的保护,而且,由于受时空的限制,问者也无法通过语言或附带的其他手段,强制答者做出正面回答。所以,新的传输媒介在带给我们语言方便表达的同时,也赋予了语言本身新的含义和对语言主体隐私等各项公民权的保护,这些都是旧媒体所不具备的。
二 流行语的语言变异
流行语是在社会上某一时期、区域、社会群体(多为青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话语形式。流行语的产生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毫不夸张地说,流行语是社会文化的晴雨表,是一个包罗世间百态的万花筒。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都会在流行语中得到体现,因此流行语的来源是极其广泛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全国各地的交流日益频繁,会有更多的方言和外来词语进入流行语的范畴。另外,科技的迅猛发展必然会使一大批词语进入人们生活成为新的流行语。这些不同来源的流行语有的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有的则会超出流行语的范畴,进入基本词汇的行列。因此,流行语总是不断地吐故纳新,从而使我们的语言不断地推陈出新,保持其活力和表现力。
新媒体已成为流行语的重要来源。当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流行语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迅速产生的,是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是交流的“通行证”。同时,流行语集中反映了广大受众对社会的关注,因此,它不仅是一个时期的语言现象,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流行语主要运用谐音、仿拟等手段来表情达意,不仅幽默诙谐、新奇另类,而且弥补了网络交际缺乏面对面交流、无表情的缺陷,因而备受网民青睐。
同时,流行语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产物,它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成为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变体,必定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如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体制尚不完备,各种矛盾凸显。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而社会正是在不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正是这些矛盾在现实社会中一时得不到解决,人们才将视线转向网络,诉诸网络,诉诸语言,以表达内心的压抑和不满。当常规语言无法满足使用时,人们就会选择直观刺激,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的非常规语言和符号,以一种幽默、自嘲的方式来抒发内心的不满。因此,“打酱油”“亚历山大”等抒发个人情感的流行词语应运而生。可以说,社会转型期的激变是流行语产生的土壤,流行语发挥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
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和新的技术手段,已经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媒体突破了人们交流的时空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信息扩散,实现大范围、远距离的信息共享,使得新词语快速、大范围地为社会大众所认知、接受并广泛使用。总之,这些大众媒介扩大了流行语的适用范围,加速了流行语的传播。
三 流行体的语言变异
由于大众传媒的高效传播效应,一些影视题材影片中人物的表述习惯逐渐固化,并形成自己独立的一套语体,影响着当下的社会生活。这种影响的范围和速度,是旧媒体所不具备的。有人曾总结出了80种流行体,但事实上,常见的、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最常见的是淘宝体,主要脱胎于网购。由于淘宝网是当今网络上最发达的电商交易平台,淘宝网在网上交易时,极为注重服务质量。由于在网络上,双方交际时看不到年龄、性别、脾气,因此,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礼貌用语,如运用“亲,……哦”这样较为固定、通用的格式,例如,经常会说:“亲,想买点什么?”“亲,不好意思哦,没有质量问题我们是不退的哦!”这种淘宝体由于使用较为广泛,因此,但凡有网上购物体验的顾客,都会很快掌握,且很快流行开来。因此,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人用淘宝体说话,例如:“亲,对不起哦!昨晚吃饭没带你哦!”淘宝体在网络中,是一种礼貌的表达,但用在现实生活中,多数是一种戏谑的表达,有时有反语、讽刺的修辞效果;当然,有时还有鼓励的意思,如:“加油哦!”淘宝体的出现,反映出的是新的购物模式对语言带来的影响,是现实世界倒逼语言变异。
还有一种叫咆哮体,即“它的方式是大喊大叫,言辞激烈”,“一般出现在回帖或QQ等网聊对话中,没有固定的格式或内容,字、词或句子带感叹号。”常见的形式是“有木有!”或者“伤不起!”这种语体,最早用来弥补网络交际时情感表达的匮乏,增强网络语言的生动性,但转而用在具有丰富情感表达的现实世界中,则显得可爱、戏谑。从语言交际角度来看,这并非现实世界语言的冗余表达,而恰恰增添了现实语言表达的修辞效果,增加了语句表达的语用内涵,丰富了我们的语言。从世界语言来看,对情态的表达,总体来说,都是有缺欠的,以俄语和英语为例,很多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时,都会惊叹:为什么汉语在同一篇文章里会经常出现“”“哇”“咦”“啊”“吧”“吗”“呢”这样多的感叹词和语气词呢?因为在印欧语言里,人们的情感表达多数通过肢体和具体语句来表达,例如耸肩“shrug”,有的还会采用比较迂回的表达,如:“玛丽,我今天心情不好,因为麦克做了伤害我的事!”但同样的事,中国人则会采用比较隐晦的表达,如:“唉!最近很是倒霉,又被人伤害了!”这两种表达在信息内容上是不对等的,前者交代出了伤害者,而后者并未交代出具体的伤害者。但从情态表达上来看,两者却是等值的,因为,它们都表达了说话者的“愤懑”与“气愤”。印欧语言没有丰富的叹词和语气词,所以,情态表达的缺欠只能采用肢体动作和迂回的语句表达来弥补,相反,汉语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不用采用迂回的形式进行表述。因此,讲汉语的人在讲话时,就很少有西方人夸张的动作,这同汉语情态表达较为丰富有关。这从本质上来说,同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也是暗合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人类语言在情态表达上,总体来说,还是有缺陷的,汉语也不例外。流行体,尤其是其中的咆哮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然语言的这个缺欠,因此,对丰富我们的语言有重大意义。
甄嬛体,源自热播电视剧《后宫·甄嬛传》,较为常见的词语是“小主”“方才”“想来”“罢了”“本宫”“承蒙”,常用的短语、短句有“真真是”“若是……想必是极好的”“私心想着”“不知……意下如何”“贱人就是矫情”。甄嬛体最大的特点,在于符合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与以和为贵的品质。电视剧中的甄嬛体,步步紧扣,有条不紊,又不露声色,同宫廷剧目中惯常的明争暗斗相契合,同时,又可映射现实生活中很多白领生活交际场中名利场的争斗,所以,一经出现,迅速在网络中流行开来。这种体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时,多给人一种玩世不恭、无可奈何、逢场作戏之感,是对不屑者无声的反抗,而且,更凸显出说话者的沉稳老练。这同时也给听话者以警示,避免接下来的矛盾。甄嬛体所承载的中华儒家的传统文化,是使得大众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甄嬛体在丰富和表现汉文化特点上,是种很好的尝试,这使得语言与文化间的关系不再是刻板的汉字和文化、方言与文化的关系,而是植根于我们语言生活中的中华文化。这种渗透在语言中的文化,有效地把文化和生活融为一体,是语言极富生命力的表现。
流行体,本质上是种“仿拟”,是把虚拟世界嫁接到现实世界的移花接木的过程,这种移步换景使得语言的语用效果增加,表意更为丰富。具体来说,流行体有效地弥补了人类语言在情态、文化表达上的缺陷,而且也是适应网络新生态的表现。因此,这种由流行体所诱发的语言变异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四 称谓语的语言变异
新媒体视域下称谓语的变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亲属称谓语的泛化,二是社会称谓语的流变。
这一时期亲属称谓语的泛化表现为出现了大量以原有亲属称谓语为词模创造的新词。其中,以直系亲属称谓语为词模的有“× 爸(爸)”“×妈(妈)”“×爷”“×奶奶”“×娘”等,以旁系亲属称谓语为词模的有“×哥”“×姐”“×妹(妹)”“×弟”等。与传统的亲属称谓语泛化不同,它们不再以拉近交际双方心理距离为目的,而是要重点突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形象、职业、爱好及其所参与的焦点事件等,如“酷爸”“高姐”“攀爬哥”“房姐”。从产生方式来看,这类新兴称谓语属于亲属称谓语的泛化。从产生结果来看,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称谓语中的泛称称谓语,用于指某一群体。从使用角度来看,个别词语既能用于指称,又能用于称呼,如“星爷”,多数词语只能用于指称,如“齐全哥”。
社会称谓语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网名的出现,如微信、微博、QQ的昵称;第二,新兴网络职业名称的产生,如“网络作家”“网络教师”“网络主播”等;第三,个别关系称谓语指称范围的扩大,如“老师”由专指教育领域教书育人的人,扩展到了文艺界、新闻界等其他领域;第四,新兴泛称称谓语的产生,如表示第一人称的“偶”,用于称呼年轻女性的“美女”,用于称呼年轻男性的“帅哥”,以“×男”“×女”“×帝”“国民×”“中国好×”等形成的称谓语,以及以亲属称谓语为词模形成的部分称谓语。
综合考察新媒体时代亲属称谓语的泛化和社会称谓语的流变,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称谓语的变异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造词方法表现为利用大量词模创造新词,结构上以偏正式为主。
第二,语义表现为单一性、概括性、描述性和直观性。在新媒体视域下出现的称谓语舍弃了语言的经济原则,转而追求表义的单一性,很少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而且它们往往是传递大量信息的语言载体,一个词就能概括整个焦点事件,所以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如“讨薪男”“酣睡姐”等。此外,这些称谓语从字面上就能体现人们的外在形象、职业信息、性格爱好等特征,因此描述性和直观性也都较强,如“高富帅”“女汉子”“IT男”等。
第三,多用于非正式场合。由于这些新兴称谓语产生于轻松自由的新媒体环境,带有一定的娱乐性,所以在一些严肃的场合很少使用。
第四,感情色彩鲜明。植根于新媒体时代的称谓语或褒或贬,或积极或消极,有时还具有幽默性和诙谐性。表褒义的如“男神”,表贬义的如“备胎”,带有诙谐性的如“摔锅”(指帅哥)。
称谓语之所以会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不断地发生变化,呈现与传统称谓语不同的特点,应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民众价值观念和心理趋向的转变。
五 语言后现代化变异的反思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8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泛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deconstruct)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它主要是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初兴起于北美的文艺评论和建筑理论界,在当时的一些作品里反映出对工业社会中的异化现象的反抗情绪,表现出反理性、反权威、反中心的倾向;它反对严肃地探讨文艺的本质和作用,反对追求意义,提倡通俗文艺的‘反文化’倾向。”
后现代强调多元,反对绝对普遍,这从根本上颠覆了语言追求共性的哲学信条,形式句法成为这一思想的绝对对立面。功能语言学强调“系统思想、层次思想、功能思想、语境思想和语义进化思想”,强调“物质联系的系统方式、自然界的层次结构、自然界的演化过程”,这种系统观无法容纳后现代的“反理性、反权威、反中心”信条。认知语言学,众所周知,根源于体验哲学,这种“身寓于知”的哲学信条也同后现代的多元化相冲突。传统的结构主义则更讲究系统性,因此,也同后现代思潮格格不入,不相协调。语言类型学既强调语言共性,也强调语言个性,但语言类型学家总会找出语言总的规律与类型参数,寻求各类现象间的蕴涵关系,因此,本质上,还是追求一种共性规律。总而言之,语言研究到目前为止,始终追求一种共性、一种规律、一个系统、一个或几个稳定的来源,讲究“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明晰性、稳定性”,这从本质上,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模糊性”是不相融合的。但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宁静,让我们反过头来,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曾经所坚守的信条是否使我们的研究漏掉了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否被我们自己总结的信条束缚住了思想和手脚。
新媒体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很新颖的交际平台,加入这个平台的人,往往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种种束缚和约束,自由地发表意见,推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思维观念,势必影响到传统的语言表达,因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合语法的、中规中矩的语言,势必无法适应人们思维与心理上追求自由的渴求。因此,这个崭新交际平台在诱发人们新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倒逼语言发生变异,以适应新的交际平台与人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人们从语言控制的魔掌中走出,回过头来驾驭住语言。这是后现代思潮带给我们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最大反思。
首先,出现了字符来源的多元化。有来自方言的,如“你说的丝洒子嘛!(四川话,是什么)”“阿拉不信那个邪。(上海话,我)”“谁敢删偶帖,砍你西吧烂!(港台话+东北话)”;来自谐音的,如“88(拜拜,再见)、1314(一生一世)”;来自视觉信息符号化的,如“^ ^”(尴尬的笑……)”“~@^ ^@~(可爱呦!)”“Y(^ ^)Y(举双手胜利)”。这种符号来源的多元化,打破了文字固有结构模式,使得人们基于交际的语言表达更为自由,并不被固有结构所控制,把语言运用发挥到极致,具体表现为新媒体中词语创新性增强,表达效果提升。
其次,出现碎片性倾向。以流行体为例,仅2012~2013年,就有“生活体、德纲体、梦遗体、熊胆体、海燕体、雷锋体、大抵如此体、如果不学体、一句话证明体、内幕体、废话体、缘分体、甄嬛体、遗憾体、起码体、底线体、春式家书体、青年体、禅师体、加油吧学弟体、高晓松流氓体、元芳体、倒写体、玛雅体、杨坤体、那些年体……”出现。这种打破传统语体框架、增强交际自由度的模式,使得语言表达更为丰富。这些体的来源多数是名人效应、热点新闻影视剧、网络微博写作,还有的虽然脱胎于传统文学作品,但用意却在反传统,如梨花体等。“体”的多样和固有模式的被打破,无不说明网络语言的高度自由化倾向在语言中有深刻反映与影响。
再次,出现边缘性倾向。网络语言表现出更多的边缘性。它把以往用于记数的数字用来表达丰富的语义内容,例如“1314——一生一世、456——是我啦、5555(呜呜呜呜)——哭、7456——气死我了”等。把字母、拼音大量地用来表达丰富的语义内容,例如“GG是哥哥,JJ是姐姐,MM(美眉)是妹妹,DD是弟弟”,“B4—— Before以前,CU—— See you.再见,IC—— I see.我知道了”。大量表情符号的涌入也是网络语言边缘性的体现,如“: -)——表示‘笑’,:-D——表示‘开怀大笑’, : -(——表示‘皱眉苦笑’”。这种边缘性倾向,有别于以往的语言文字,一方面,拓展了语言对语符的选择,另一方面,使语言的表意更为丰富。这是网络语言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本质原因,有的网络语言甚至进入了普通话系统,例如“给力”“淘宝体”“甄嬛体”等。
最后,语义还有一定模糊性。如网络流行语“被就业”就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受制于不同的语境。2015年4月12日的百度百科做了如下解释:“在当今高校统计就业率的背景下,部分高校的毕业生‘被就业’,即学校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明自己就业了。”这看来似乎是“被就业”的全部解释,但仔细查询网络,我们还会发现不同的版本,如:“有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他‘太兴奋了’,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很显然,第一个“被就业”的意思是“被要求就业”,第二个“被就业”的意思是“被瞒着就业”。但无论是“被要求就业”,还是“被瞒着就业”,我们从“被就业”本身来看,都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只有结合具体语境才能明确具体语义,因此,网络语言极强地依赖语境,自身语义具有极大的模糊性。这些也都是与传统的语义不相一致的,传统语法讲究形式与意义相匹配,而这种后现代化的对语言的重新解读,将形式与意义的匹配同语境紧密联系,甚至到了没有语境就无法解读的程度。这些是后现代化给语言解读带来的影响,这种对语境具有极强依附性的语言变异现象,是后现代思潮在语言上的深刻反映。
新媒体视域下称谓语的变异也同样受到了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港台及外来文化的共同影响。后现代文化为其自由解构语言规范提供了理论支持,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威话语,主张冲出“语言的牢笼”,突破既有的语言模式,摆脱语言文字对思想的束缚。于是,出现了大量不符合传统表意规范的新兴称谓语,如“青蛙”“MM”“女汉子”“男阿姨”等。如果说后现代文化为新兴称谓语提供了冲破“牢笼”的思想基础,那么大众文化和快餐文化则为它们提供了得以迅速传播的有效工具。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批量生产化,新兴称谓语中的词群形式,归根结底正是通过信息复制得以在短时间内大批量创造新词的。此外,在大众文化和追求速成化、简易化的快餐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新兴称谓语大多直观易懂,并且易接受、易传播。与此同时,港台文化及外来文化也为新兴称谓语注入了新鲜元素,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词库,如“发烧友”“丁克”“×族”等。
二十年前,曾有人担心,新媒体对语言的影响,是否会造成实际语言交际的混乱,是否会影响语言的纯洁。但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新媒体对语言的影响,正如改革开放时大量外来语的涌入一样,虽然在短期内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不小变化,但从长远来看,它仅仅是给我们的语言增加了新词新义,丰富并细化了我们的表达,而并非颠覆了我们的语言。这正像后现代思潮带给我们的反思一样,这样一种反传统、颠覆结构主义的思潮,并未从本质上倾覆我们已有的对世界的各种研究成就,而是让我们更好地反思已取得成绩中的利与弊,是在新的起点进一步向上发展。后现代的典范电影《大话西游》播出后,带来了电影史上的一些创新,但这并不是说后来就要大量生产一批后现代电影,而是很多电影部分吸收了后现代中的一些创新元素,从而推动了电影业的发展。这也正如T形台上模特们身上的时装一样,有些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无法穿,但是,在每年商店里的新潮时装上,都会看到这些时装秀中的元素。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媒体使我们的语言更富有活力,增强了我们语言的表达力和表现力,我们不仅不能用语言的“纯洁论”肆意解读,还要尊重新媒体的语言。语言自身有一定的淘汰机制,对那些明显水土不服的表达,如火星文,自然会淘汰。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静观其变,尊重其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肆意地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主观化的规范,如果这样做,也将是徒劳与愚蠢的。但我们同时反对把一些发展尚不成熟、尚未定型的词语写进《新华词典》,因为,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辞书编写内容的混乱。我们在对这些新媒体上出现的词吸纳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谨慎,做到:能不收的,就不收;能晚收的,就不早收;能收的,还要再进行仔细考察和甄别。总之,这类新词在词典中所占总的比例不能过大,要控制在一定数量内。
但无论怎么说,新媒体带给了我们语言学后现代化革命,这使得我们的语言更富生命力和活力,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倍加珍惜的同时,还要冷静、合理地运用,使其为我所用,为我服务,要用积极和客观的心态去面对!
著者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