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一 经济相互依赖的理论发展：内涵与度量方法

相互依赖理论源自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也是对现实主义仅仅关注国家关系所做出的回应。至于“经济相互依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则源于美国经济学家W·A．小布朗的《国际金本位重新解释》。1968年，美国学者理查德·库珀（Richard N.Cooper）在《相互依赖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一书中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经济学，从而将经济相互依赖的内涵界定在更有研究意义的范围内。库珀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一国的国际经济交易（economic transaction）对国外经济发展状况的敏感程度（sensitivity）。由此可见，经济相互依赖的定义在最初与敏感性这一问题密切相关。以国际贸易为例：库珀认为，如果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对国外价格或收入水平的变化不敏感，那么即使国际贸易量巨大也并不存在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相反，即使国际贸易量较低，但贸易的福利效应对国外经济变量的变化敏感性很高，则也意味着存在很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库珀由此得出结论：各国经济政策的冲突主要来源于商品、资金等跨国交易对国内外发展状况的敏感性，而非跨国交易的绝对或相对数额的大小。相互依赖理论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即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于1977年在《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中，对相互依赖这一概念做了更深入的阐述。首先，他们将相互依赖界定为所谓的“代价效应”（costly effects），并突破性地将相互依赖关系分为“敏感性相互依赖”（sensitivity interdependence）和“脆弱性相互依赖”（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其中“敏感性相互依赖”是指在现有政策框架内一国对外部冲击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们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国际货币状况作为敏感性相互依赖存在的例证：由于该体系对各国货币政策构成了一定限制，因而欧洲各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存在敏感性，而美国对欧洲各国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要求也存在敏感性。其次，他们认为“脆弱性相互依赖”是指一国为应对冲击改变政策框架所带来的成本，可用各国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进行衡量。仍然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例：历史上美国与英国都对其他国家对美元或英镑的兑换要求存在脆弱性，即两国以不履行货币兑换义务的形式改变政策框架所带来的成本。显然，美国的脆弱性小于英国，正如1971年8月15日所见证的，美国以可承受的代价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由此可见，基欧汉和奈对两种经济相互依赖的界定，均以外部冲击和应对成本作为出发点，以现有政策框架是否改变作为分界线，用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的大小作为衡量尺度，来定义其敏感性与脆弱性。需要指出的是，基欧汉和奈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对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界定的。正如他们在该书中所指出的：“敏感性相互依赖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或政治方面……我们指的是经济实体或政治实体间存在的敏感性，而不仅仅指经济学家常用的价格敏感性或利率敏感性，我们的概念建立在库珀的概念基础之上，但与后者又有所区别……如果（认为）相互依赖只包含敏感性，那么就会忽略相互依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侧面。”事实上，他们提出敏感性与脆弱性的目的在于区分权力的来源，进而探究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将导致依赖双方是冲突加剧还是和平共处。

对经济相互依赖的度量问题是深化分析的关键，即运用哪些经济指标来衡量相互依赖关系中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大小。20世纪70年代，以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 1977）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对经济相互依赖敏感性及脆弱性进行度量。他们首先区分了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特征的“水平相互依赖”（horizontal interdependence）和以各国商品及货币价格趋同及相互影响为特征的“垂直相互依赖”（vertical interdependence），并强调后者更具备研究的价值。他们以此为基础，利用相关性分析方法（correlation methodology），考察消费品物价指数、工资价格指数以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在各国间变动的相关程度，并将其作为衡量敏感性大小的数量指标。其次，罗斯克兰斯利用出口商品集中度（commodity concentration of exports）来刻画脆弱性的大小，认为当一国出口商品大量集中在少数类型产品时，对贸易禁运或高额关税的政策变动具有较大的脆弱性。然而，玛丽·坦特里尔特（Mary Ann Tetreault, 1980）利用两组区域数据对这种相关性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两国间经济指数的相关性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在同一体系内受公共外部环境的影响，或受体系内同一内生变量的冲击，所有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同类经济指标的同向性运动，因而单纯以这种同向变动表现出来的相关性来衡量相互依赖是难有说服力的，结果往往是彼此间真实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被高估或低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交往中商品和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因而大量研究经济相互依赖的文献以双边贸易量或其对国内GDP的比值作为依赖程度的指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约翰·奥尼尔（John R. Oneal）和布鲁斯·拉塞特（BruceM. Russett）在一系列文献中，利用对外贸易对总产出的比例来衡量敏感性及脆弱性的程度。他们认为，这一指标足以包含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成本因素。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度量方法提出质疑。如马克·高索罗斯基（Mark Gasiorowski, 1986）认为，贸易流量指标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不能包含国际贸易所导致的代价效应，它们最多只能体现两国间的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高索罗斯基认为，不同于单纯的贸易量指标，加入对通货膨胀传播机制（transmission of inflation）的探讨有助于将成本因素包括进来，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有效的衡量。一国的对外贸易将通过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影响国际通货膨胀的传播，而这一综合作用将取决于进口国的需求价格弹性（import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即一国在进口商品相对价格变化时多大程度地将需求在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间进行转移，这一弹性的大小将衡量该国对外贸易会使本国物价水平对国际通胀水平具有多大的反映程度。张蕴岭（1988）指出，一项全面的相互依赖指标，不仅应表明相互关系密切的程度，即双方是怎样相互依赖的，也应包括不对称程度。非对称性有一个程度问题，也有一个结构问题，且过度的非对称性对相互依赖机制的正常运转是一个限制。雷达（1999）指出，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使用“相互依赖”的概念，仅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规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来考察是不够的；而应该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断经济交往关系的经济成本；二是各国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要用边际值来衡量；三是“相互依赖”要重视经济结构的相互依赖。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现象更加普遍。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不再扮演唯一主要的角色，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开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同时，理论上的归纳与创新也在不断进行。如基欧汉和奈在2001年对《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进行修订时，对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外延进行了补充。针对国际金融货币联系越来越密切的现象，他们指出：“金融中心利率的协变（covariation），纽约股市对亚洲股票价格的影响，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向亚洲其他市场的蔓延效应，都是经济敏感性的事例。”而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则特别强调在推出新政策以应对货币冲击时所付出的成本，“如果外在因素导致利息上涨，而后者对经济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是否存在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果有，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Gartzke（2001）指出了仅以贸易作为衡量指标的局限性，认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以及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都显示了资本流动在经济依赖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引入盯住汇率制度、统一货币区域以及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等变量，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共同增进了跨国经济联系，进而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Mansfield（2001）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总结的同时，也对单纯运用贸易数据提出了质疑，并且在指出其缺陷的同时，强调了运用预期收益模型（gain theme）对敏感性及脆弱性做出度量的潜力。这一思路是通过经济交往得出反映经济相互依赖的成本，通过度量进口需求弹性并利用非现实情形（counterfactual condition）的预测方法来衡量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综上所述，相互依赖理论的内涵和度量方法伴随国际经济的发展逐渐深化和丰富，为该理论的深入分析提供和奠定了重要的条件与基础。

二 经济相互依赖的传导机制：国际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从国际经济学意义上描述的经济相互依赖，一方面考察两国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结构，另一方面重视数理分析模型的建立以及对一系列体现“敏感性”参数的刻画。

“敏感性”参数的刻画与经济联动效应是紧密相关的，往往依托于大型的多国宏观经济联动模型。此类模型的构建思路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的思想；而在方法上则基本采用Tinbergen、Klein、Cowles委员会等倡导的建模方法，将模型分为实体经济模块、金融模块、价格模块、政策模块等。因为模块划分详细，所以规模庞大、变量众多。这种结构性模型可以清楚地显示不同部门的行为特征以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中对于冲击影响的模拟建立在行为方程长期均衡状态以及短期调整过程的基础之上。其中多国联动模型的核心是对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联动机制的设定，对联动机制的不同设定将演变出不同类型的联动模型。表1-1总结了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联动模型。

宏观经济联动模型是探究经济相互依赖中敏感性的核心工具。通过对冲击所造成的偏离稳态值的模拟，可以较好地刻画出一国对外部冲击“以多快的速度发生多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具有权威性的多国模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ULTIMOD模型（Masson et al. , 1988）、经合组织的INTERLINK模型（Richardson, 1988）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多国模型（MCM, Edison et al. , 1987）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从全球贸易依赖的角度出发，在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时，利用MULTIMOD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以石油价格持续按20%的幅度增加的假设考察对各国实际GDP、通货膨胀率和货币政策效果产生的影响。另有一些研究人员从全球金融依赖的角度出发，曾于1997年同样利用MULTIMOD模型对亚洲金融危机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进行仿真模拟。模型将流向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动量缩减1000亿美元，以此考察亚洲金融危机通过种种传导机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刘斌（2003）利用MULTIMOD模型，对美国债务比例上升的溢出效应进行模拟，即以美国债务水平对GDP的比例在长期增加10%为假设，考察了美国的这一国内政策对世界其他经济体产生的影响。马跃、曾澍基（2004）也将MULTIMOD模型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开放经济宏观模型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模型，分析中国内地、香港特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模型由于分析视角的庞大常常存在某种缺陷，许多政策反馈作用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为此，国际组织和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仍在不断完善此类多国宏观经济模型，以提高模型对现实经济的分析能力。

三 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意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现象显现的初期，许多经济思想家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对和平的大国关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类观点通常散见于早期的经济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之中，并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色彩；但此时“贸易和平论”还未上升为独立的研究问题。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903）作为“相互依赖和平论”的首创者，其逻辑核心是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国家繁荣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诺尔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 1933）在其巨著《大错觉》中指出，一国在比较贸易收益与战争收益之后，将倾向于维护由相互依赖带来的成果而避免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沾染自由主义色彩的理想化的相互依赖观与功能主义理论相结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卢林（1990）认为，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的经济领域发生重叠，逐渐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在新的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变化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连锁性的反应，并进一步指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国际一体化进程，必然有助于国际和平的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地区性的政治军事冲突中可以看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能自动地保证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对经济相互依赖问题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相互依赖实际上仍然与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权力”密切相关，依赖关系事实上成为一种权力的来源；权力斗争并未消失，只不过体现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基欧汉和奈最早在第一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提出将“敏感性”与“脆弱性”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并系统论述了相互依赖（尤其是非对称的相互依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基欧汉和奈认为，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逐渐替代政治军事实力成为越来越有效的权力手段。同时，鉴于权力的衡量标准和赖以产生的资源经常随时代而变化，当非对称相互依赖成为权力来源时，权力更突出地表现为“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结果的潜在影响”。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 R. , 1977）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相互依赖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特现象，历史上许多国家在特定问题上存在依赖关系；而当代相互依赖的特点是非对称性，非对称性是当代相互依赖关系政治含义的核心，构成了一方对另一方行使权力的基础。权力与相互依赖是相互作用的，权力结构决定相互依赖的性质，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反过来构成了权力资源（斯特兰奇，2006）。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除了典型的自由主义色彩外，开始与现实主义的国家权力格局和权力分配相关联，并出现了现实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在经济相互依赖究竟是促进和平还是导致摩擦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彼得·沃勒斯丁（Peter Wallensteen, 1973）认为，贸易促进和平是有条件的，当贸易结构不平等时反而会导致冲突。马克·高索罗斯基（Mark Gasiorowski, 1986）认为，贸易与和平的关系会由于贸易收益与贸易成本的不同度量方法而出现不同的相关性。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1992）认为，一国出于对敏感性和依赖性的担忧，会诱发冲突的增长。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 1993）利用实证方法证明，当年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会在今后五年内减少爆发战争的次数。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 1996）认为，当对外依赖关系举足轻重时国际冲突的概率将显著降低。这种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论使一些学者发现，相互依赖对和平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 R. , 1994）指出，依赖关系无法消除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贸易并不总是和平的力量；相反，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加，国家会更加担心失去自主权。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 2003）也指出，如果相互依赖的双边关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和摩擦。由此，国际制度也成为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对象，并重点涉及减少国际制度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等问题。

除了和平与战争的辩论，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相互依赖双方主动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导向合作的动力机制。如所罗门·波拉切克（Solomon W. Polacheck, 1980）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 1986）引入成本收益机制，认为冲突与合作都存在“机会成本”和“调整成本”的问题；而依赖程度如果提高了合作的收益就有助于依赖双方达成合作关系。罗纳德·罗格维斯基（Ronald Rogowski, 1989）和爱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 1998）引入利益集团影响机制，认为相互依赖关系会在国内形成利益集团；集团受利益的驱使将倾向于影响政府保持和平稳定的对外依赖关系。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 2002）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ss，2002）引入合作效应外溢机制，主张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将成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动力来源，在某一领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外溢到其他部门。格里科（Greco, 2001）与斯奈德（Snyder, 2001）引入了博弈机制。但是格里科认为，依赖双方会由于对“相对收益”敏感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博弈结果，即当敏感性足够大的时候，会组织任何类型的长期合作；而斯奈德认为，当绝对收益足够大时，即使相对收益的分配并不平衡，但合作仍可以继续下去。尽管对于相互依赖关系的国际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分析极大地丰富了相互依赖理论的内涵，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弱点。其分析方法仍然主要停留在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现象和结果来论证相互依赖关系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而未能对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基础及其实质做出深入、系统的阐述，因此无法对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做出统一且深入的分析，从而导致有关经济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分析和国际经济分析未能彼此融合，而基本上依然处于分离的状态。

四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及其非对称性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即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后，伴随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迅速发展，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研究方法不断深化的同时，理论观点也得到不断的求证。

首先，一部分学者从经济联动的视角出发，关注了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问题。如彭斯达和陈继勇（2009）对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论是：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在现阶段的协动性较弱，但显示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潜力高于美国，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低于美国。郑超愚和赵旸（2010）通过对中国经济景气感应美国经济景气理论假说的验证，得出由内部需求驱动的美国经济波动能够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从外部驱动中国经济波动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周期必然与美国的经济周期耦合这一结论。

其次，一部分学者侧重从虚拟经济联动性出发，着重探讨了中美两国各类资本市场的相互影响（主要以股票市场、黄金市场的联动性为主）。如方毅、王雄威和桂鹏（2010）结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采用多元GARCH模型研究中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中美实体经济联动的紧密性是时变的。王胜（2012）针对中美两国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1993～2007年这一期间中美经济发展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第一，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呈现高度的协同性，中国的净出口贸易量、工业产出水平等多项指标都受到了美国因素的影响；第二，中美经济的交流与互动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效果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利率效应的减弱、产出效应的增强以及汇率的支出转移效应得到了强化等方面。

再次，一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的联动机制。如黄在鑫和覃正（2012）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之间金融市场危机的传导途径：一是中国大陆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的传导途径；二是以香港金融市场作为传导链上节点的传导路径。王聪和张铁强（2011）从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这一角度指出，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成为外部经济波动向国内传导的重要渠道；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期间，中国的出口速度、进口速度、上证综合指数以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均由正增长变为负增长；而在贸易传播渠道中发挥作用的收入效应、价格效应以及财富效应，在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的过程中效果明显。李成、王彬和黎克俊（2010）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前后中美两国利率之间的联动机制。其研究结果证明，中美两国利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美国利率的上升或下降对中国利率的波动性以及对中美两国利率之间协动性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

最后，一部分学者关注了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的问题。如王树同、刘明学和栾雪剑（2009）指出，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明显，并可能使中国面临比美国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压力。肖娱（2011）检验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个具有不同汇率制度的亚洲经济体的传导渠道，探索性地运用了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方法，提高了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度。夏春秋和绍志勤（2011）在研究中美两国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时指出，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影响，中国的利率政策越来越受制于美国的利率调整。张定胜和成文利（2011）利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中美贸易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得出了美国货币扩张对中国经济的政策溢出效应表现为中国的财富向美国转移、中国的相对贸易条件下降以及中国出口部门与美国非贸易部门的扩张这些结论。丁志国、徐德才和赵晶（2012）基于FA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价格体系的溢出效应和传导机制，认为美国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以及以M1和M2为度量指标的货币流动性，通过贸易途径、信贷渠道、利率渠道以及预期渠道，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变量和中国的价格体系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得出了中国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来自外部的影响这一结论。胡援和张朝洋（2012）一方面从资金输入渠道的角度指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走低和美元指数下滑会带动中国国内商品房销售价格和资本市场价格的结构性上升，进而拉动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其中以市场利率和短期资本流动传导尤为显著）；另一方面从货币扩张渠道的角度指出，货币扩张主要通过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国内的通货膨胀产生影响，而且以对消费领域的影响较为明显。

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视角出发，学术界对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如同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一样，学者们对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冲突持有不同的观点。约翰·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5）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如果中国在未来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中美之间将有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亚洲其他国家将被美国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力量。然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 2005）则指出，中国的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历史上新兴力量崛起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目前的中国在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时分享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这正是中国政府所追求的，有理由相信中美之间在政治分歧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的敌对状态将由经济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大大抵消。宋国友（2007）认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相互依赖表现出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而非自由主义色彩，“权力和安全等要素渗透到两国的经济交往中……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未必会导致和平”。而余万里（2007）从结构性角度出发指出，由于塑造国家相互依赖关系的主体并不是作为整体的国家（或政府），而是跨国企业和集团，因此相互依赖关系可以从结构上重新定义：相互依赖的国家内部必然形成某种跨国性的利益共存结构，并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对双边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影响。约瑟夫·奈（2010）指出，虽然中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使得两国之间形成了某种制衡，但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对称性犹如金融恐怖平衡，“类似于当年的核恐怖平衡，美苏两国可以通过核战争摧毁对方，但它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关注中美之间非对称的相互依赖才是考察中美权力格局的关键。

对于如何判定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如宋国友（2007）以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美中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美中贸易额占美国GDP的比重与中国方面的对应数据之间的比较，衡量了中美贸易关系的非对称特征。他驳斥了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所提出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国帮助美国政府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美国为中国提供巨额贸易顺差，认为中美在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仍然是非常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两国并未形成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张宇燕和李增刚（2008）指出，无论是从经济还是贸易规模以及国际货币储备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都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外围国家由于对美国的严重依赖，而被动接受了后果非中性的体系。雷达和赵勇（2008）从贸易依存关系的视角，认为中美之间贸易依存的非对称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美贸易依存度的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出口国，而中国只是美国诸多的进口伙伴之一；二是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的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在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高于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也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三是中美贸易对两国国民经济贡献的非对称性，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化转变，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并实现低通胀情况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因此，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即相互依赖程度较小的一方一定是利益分配占据优势的一方。王信（2009）从国际货币博弈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可能超过美国对中国资金的需求，这将削弱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博弈中的地位。相对较强的实体经济和国际收支顺差并不能保证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博弈中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发达，金融实力遥遥领先，因此在国际货币博弈中的优势更明显。王帆（2010）指出，美国对中国开始实施一种新的合作型施压策略，该策略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手段之一。詹弘毅（2010）利用经济边际变动的定义设计了“金融依存度”与“金融依存对称度”这一指标（见表1-2）。表1-2中衡量了AB两国间的金融依存度（Financial Dependence, FD），在刻画对称度时（以θ表示）将两国间较小的依存度数据比上较大的数据（min/max）。

夏立平（2010）对21世纪初的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非对称特征进行了概括，认为非对称的中美经济关系具有以下几层含义：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与上升中的大国的关系、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后现代化国家与正在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关系。中美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的差异不免会对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项卫星和王达（2011）在对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问题进行研究时，运用四个指标（即中国对美投资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美国对华投资额占外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美国对华投资额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以及中国对外投资额占外国对美投资总额的比重），分析了中美两国在资本依存度和双边资本流动结构上的非对称性，并揭示了这种双边资本循环对两国经济和金融影响的非对称性（即美国充当积极的借贷者和消费者的角色，而中国则扮演被动的储蓄者和廉价资金提供者的角色；相对分散的外部融资来源降低了美国对中国金融的依赖程度）。项卫星和王冠楠（2012）进一步认为，中美经济之间的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决定了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高于美国，中国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和金融依赖，中美之间的“金融恐怖平衡”是一种非对称的“恐怖平衡”。

以上的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非对称性的存在，重点探讨了中美两国在经济交往规模与结构上的非对称性，也设计并运用了相关指标对这一非对称的程度进行测量。但是，大多数研究的视角仍然局限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而缺乏从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影响机制的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也导致了对非对称性形成机制的研究不足。尽管已有个别学者指出了导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特征的成因，但是并未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