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督抚纷起单衔上奏

关于各省督抚复奏情形，《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等资料均少有记载，《光绪朝东华录》亦仅录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甚至从国家清史编委会网上工程——中华文史网（http://www.qinghistory.cn）检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录副奏折、朱批奏折，也收获无几。刘、张会奏拟在下节探讨，本节主要从一些督抚文集及当时有关变法奏议汇编与经世文编等资料中，搜集若干督抚相关奏折，略加分析。

自清廷颁布新政上谕以后，在所限两个月内，各省督抚少有复奏。据所见资料，较早复奏的是两广总督陶模和广东巡抚德寿会奏的《请变通科举折》，时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该折涉及兴学校与变科举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有谓：“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取人之方，不外学校科举。”一方面主张兴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各乡设蒙学，各州县设小学，各州府设中学，省会设大学，京师设国学，小学以上皆由官设，并以书院改建。专重政治一科，分内政、外政两门。内政学为理事亲民之官，外政学为交涉专对之官。各级学校发给相应执照，非有此种执照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举凡吏治、民生、军政、财政，渐可得人而理”。至于商学、农学、工学、化学、医学，皆听民间自立，并于京师国学附列专科，“学成各就所学用之”。另一方面主张变革科举为权宜之计。如果学校一时未兴，可先将本年乡试、明年会试变通，照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谕旨分三场试以中、外政治史事与四书五经义，逐场递减人数，三场皆优，如额取中。“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俾天下向学之士归于一途，庶几真才蔚起，百度具兴，扶危定倾之始基，实在于是”。孙宝瑄当年二月十四日日记称：“日报载粤督陶复奏变法疏，颇中要。”二十三日又说：“疆臣中以言新政为众望所归者，两广制军陶公。”应该是就此折而言的。二月二十八日，陶模再次上奏《请遣散内监折》，痛陈宦官干政之弊，主张裁汰内监。有谓：“今者乘舆西幸，扈从内监其数尚多。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大加裁汰，酌留忠谨者二三十人，余悉遣散。回銮之后，请旨饬下王公大臣公同筹议，定宫府一体之制，永不再选充内监。则是数千年相沿之弊政，至我皇太后、皇上而始除，非惟一时之盛事，实亦千古之美谈。”对此两折，张之洞评价颇高：“近读变科举疏稿，具征卓识坚定。至请汰阉宦一疏，尤为大臣格心要义，言人之所不能言，钦佩无已。”陶模这两折，都是在清廷三月初三日催促督抚速奏谕旨发布之前所奏。其时，各省督抚正商议联衔会奏。如上所述，陶模也参与其中。但事实上，陶模已着先鞭。他曾致电刘坤一、张之洞说：“变法复折，已否定稿？愚意不废科举，断不能兴学堂；不停捐纳，断不能清吏治。乞酌。”可见陶模对变法复奏很有定见。当张之洞电告各省督抚不便联衔会奏时，陶模回电称：“敝处已两折，一兴学校，一汰内监，卑无高论，暂不再渎。观政府意，未必真欲变革，再迟恐无进言之机。督抚复奏，原可各陈己见，似不必联衔。”由此可见陶模的心态：之前参与商议联衔会奏，随大流而已，似非出自本意；已上两折，未有下文，遂不免犹疑观望。

清廷催奏谕旨发布后，较早上奏的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其实，袁世凯早就准备单衔上奏。在与各省督抚商议联衔时，他曾一再提出旨意“各抒所见”是否有碍联衔的疑问。只因资望较浅，他不得不探询刘坤一、张之洞的底细。正月底二月初，袁世凯已拟好折稿，并寄请刘坤一、张之洞阅正。袁致电刘、张称：“行在诸人来书，谓内盼复奏。因勉拟十条，皆浅近易行，亦谆谆以慎始固终为请。昨日始成初稿，尚须修饰，俟定稿，寄请诲政。”又电说：“敝处前拟疏稿，于初六日排递金陵，计已登览。……并祈宫保饬录拙稿，转寄鄂。”清廷三月初三日发布催促督抚上奏的谕旨，袁世凯初五日便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单衔上奏。他致电刘、张称：“香帅稿已成否？倘尚须时日，敝处拟即照原稿酌改，首款单奏。”张之洞初七日回电支持袁世凯单衔具奏，并对其折稿提出意见，有谓：“大稿已读，极好，与鄙见多同。惟科举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似多牵挂。科减一成已觉太久，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矣。科举虽改章，并非尽废中学。惟教士、取士之法，必以中学为本，则可仍照旧式，考八股则不可，请详酌。”就在三月初七日，袁世凯奏陈十条。一是慎号令。国家发号施令，期于慎重可行，赏罚分明，奖勤惩惰，人知劝惩，百废俱举。二是教官吏。京师设课吏院，各省设课吏馆，遍教京外官吏，俾知讲求实在经济，设法造就，皆成有用之才。三是崇实学。认真整顿京师大学堂，竭力扩充，并饬令各省多设学堂，多译各国书，延师讲授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才彦不难蔚兴。四是增实科。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以旧科所减之额为实科取中之数，各试以经济时务为重，亦不废四书大义及宋儒义理，三科之后，将旧科概行废止，尽按实科办理。五是开民智。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记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选派公正明通委员董司其事，由省局分发外邑村镇，俾各处士民均得购览，抵制各种不经之说，开发民智。六是重游历。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朝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以悉外洋情形。京师各衙门人员，有情愿出洋者，亦可由总理衙门考核，选派出洋游学。七是定使例。宜精选使才，先令在总理衙门当差历练，再因缺派往各国，其随带各项要差人员，均由总署于实科登进各司员内考取派充，自使臣以下，均以久任为主，任久职专，情形透彻，遇有各国事案，自可算无遗策。八是辨名实。宜将京外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足以资事畜，又量差缺之优绌烦简，酌定经费以资办公，裁并散职冗员，节其薪俸以供挹注，优待经手理财人员，以杜侵蚀。九是裕度支。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各省设立商务局，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官商一体，以与洋商角逐。通饬各省购机设局，赶造银圆，并辅以纸币，设官商合办银行以流通之。访查各国税章，择其裕国而不病民者推行。十是修武备。宜通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各学，均须切实讲习。仿照文场实科取士办法，逐渐废除武试旧科。简派知兵大员，详定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划一各省军政。分调各省军营弁目定期轮训，加紧制造军火器械。自强之要，不外于是。奏上，奉旨留中。

闽浙总督许应骙奏陈八条。一是兴矿务以收地利。以华商为主，辅以洋股，适当利用外国资本与技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出矿产，先尽中国购买，再运外国行销，层层钤束，有利无害。二是保商富以阜民财。查商本较巨者，列为等差，示以优异：一千万以上为一等，与三四品京堂同；五百万以上为二等，与翰詹科道同；一百万以上为三等，与各部司员同；五十万以上为四等，与小京官同。仪制隆，体恤至，商务可期丕变，由是而助非时之兴作，挽外溢之利权。三是铸铜洋以救圜法。宜置机器多铸当五、当十铜洋，以抵制私销与私钱，并仿制银圆，以抵制洋元。用银钱可济度支之急，铸金钱可防折磅之亏，当由国家设一总银行，次第兴办。四是颁印花以广税源。中国宜专用粘贴之活印花，其法令民间各项买卖凭单及合同契据等类，皆须量其钱数，随款项之多少，粘以印花，款愈巨则值愈重。倘各项单契未将印花粘贴，则售主可重索价，而买主不得讼诸官，至其余票据合同，苟无印花，都同废纸。五是设专署以重筹防。请于户、兵两部外，别建一署，名曰总理边防，特简大臣一二员，畀以专任，管理除正饷之外一切财政及除额兵之外一切戎政，下列四曹：制用司，典出入勾稽；诘戎司，典战守征调；开源司，典矿路商务；修备司，典器械工程。六是练偏师以资游击。饬各省督抚酌于本省守兵外另置一军，专备征调，其饷章与防营一律，大省练一万人，中省练八千人，小省练五千人，令各州县稽户口之数以出丁，即计田亩之数以出饷，绅任其事，官督其成。七是勤考艺以选将才。宜就各营将弁使咸习西操，即多译外洋战阵新书，俾资参究，凡枪炮之表，舆图之学，与乎守台结垒之宜，务必逐一讲求，斯窥全豹，不得以稍谙号令，略娴步伐，遂谓已得真传。八是广设厂以充军实。饬各省督抚筹款制造，但筹得数万金，即置一机；筹得十数万金，即开一局，同时并举，或制枪炮，或造子药。可于京师附近设一巨厂，不在津沽，当酌移山西，该处据山川之阻、拥煤铁之饶，为建厂善地；其余上海、江宁、湖北、福建、广东等处已开之厂，宜精益求精，为各省之先导。

安徽巡抚王之春连上三折一片。其第一折有谓：“求才宜变通制科，裕国宜讲求财政，经武宜整顿军制，自强宜谙习外交，而吏治之盛衰，民生之休戚，国势之强弱，即无不隐系于其间。”参酌中西政要，列举大纲四条如下。（1）科举、学校当逐渐变通，不宜骤行偏废。学堂尚未大兴之时，科举不宜骤废，可采学校、科举并行之制，各省督抚饬各州县学官，就生员中择其才质聪敏、志趣高远、年在18～25岁者，申送省城学堂学习，相应参加乡试、会试，取得功名，不另立经济特科之名，而可收经济特科之效，学堂愈益推广，科举不期其变而自无不变。（2）财政宜速加筹划，以资补苴而储国用。免厘加税未及议行，可另筹数端藉资挹注：试行印花税，仿铸金圆，广兴矿利，迅筹铁路，整顿工商。（3）军制宜亟加整饬，期改旧观而资备御。整顿之法，先以出洋学习业成回国之人为教习，将来变通科举，则营哨各官可取才于各学堂内中式之举人、进士，并以久经战阵之宿将与从前得力员弁相辅为用。所用枪炮应取西洋新出之精利者，饬令各省所设枪炮厂广为制造，使官兵勤加操演。精简防勇，优给口粮。督抚提镇勤加简阅，汰其衰庸，奖其精锐，公其赏罚，绝其夤缘。（4）外交宜加讲求，俾中外辑睦，借弭衅端。改总署为外部，尚侍四员，司员数员，应为专官，不兼他职。雇用洋员，以备随时顾问，且资联络。民人交涉案件，以后宜与各国约明，概照西律办理，以期公允。饬地方官平日以礼宾接教士，“遇事剀切相商”，“不得逞气忿争”，亦不得躲闪退让。第二折专请广设算学专门学堂，有谓：“欲讲西学，非人人学算不可。欲人人学算，非专设学堂并天下书院兼习不可。”请通饬各省设算学专门学堂，以及所有书院一律兼习算学；并请在科举中额中专分算学一门，择优取中，庶人心思奋，尽力研求。第三折奏陈洋务八条。一是设洋务馆。各省设洋务馆，教养地方官员之洋务才能，大省约教府厅州县百人，以次递推，限两年毕业，再挑别班上学，学成之后，分别等第任使。二是设储才馆。各省设储才馆，专教本省举贡监生洋务交涉诸事，使其未仕以前，心地暸亮，事理明通，当官以后，自不至妄言谬论，贻误国家。三是多派干练人员亲往游历。请旨饬下大学士、部院堂官、督抚、将军、学政、出使大臣，迅即保奏游历之员，内外三品官以下，以至举贡生员，皆可派往，归时以日记为凭，明白事理者奖之，能明专门之学者加奖，在外生事贻笑外人者，唯原保官是问，游历经费先行酌定，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似宜从此入手。四是多选聪颖生徒出洋游学。于本省书院慎选年少安谨士子，核其中国文理清顺有志远游者，先期派送路近费少之东洋，俟经费稍足，乃往西洋，所学以武备为先，其他各种学问皆可学，学成归国，可当师范，为用无尽。五是精选使才出使绝域。彼此相接，尤以通言语为要义，既可联两国之情，并可探彼国之事，交涉机宜，莫要于此。使臣宜自选随员，奏明某通言语，某娴西律，某知交涉之事，某明专门之学，带一人得一人之用，朝廷于此随员留心体察，随时拔擢，以备他日出使之用。六是慎选章京。总理衙门章京原由内阁中书、六部司员考取，另请于出使大臣随员、各省洋务馆、储才馆学成人员中，由使臣、疆臣挑选保奏充补，不必试以小楷，但须以公事试之，看其文理之优劣、事理之明暗以为去取。七是设译报馆。请旨设一译洋报处，派翰林部员数人，率同翻译数人，专司其事，凡所得东西洋报有关中国政事者，译呈御览，并发京外臣工同观，其言本国政事，亦一律译呈，是可知己知彼。八是广译群书。请旨于京师设一译书处，派翰林部员数人，率同翻译官专司其事，搜求翻译东西有用之书，尤以武备为要，其他有关士农工商各学，一体译刻，将获益无穷。三折之后有一附片，密陈请设行宫。有谓：“查各国君主并皆广有离宫，每遇战争辄先迁徙。即如甲午之役，日主之移居广岛，盖以东京露处，惧我海军击之，故先备豫不虞，免致临时震骇。今当群寇在庭之时，宜为未雨绸缪之计，拟请于陕西行宫照热河之例，专员敬谨看守，并于河南省城及山西五台一带，酌建数处。巡狩省方，亦盛时所有之事。从前圣祖、高宗屡幸江南，万邦瞻仰。设与各国或有龃龉，即于兵端甫兆，车驾先行，免致震惊而受挟制。盖必万乘有泰山之安，臣下乃无却顾之虑，庶和与战皆较有把握。”

署理浙江巡抚余联沅上奏四条：一是改律例，二是变科举，三是设巡捕，四是行印税。“改律例，则用人行政耳目自可一新；变科举，则设学专科人才自能日出；设巡捕，则既可多裁防营以裕饷；行印税，则更可筹集巨款以练兵。四者之中，尤以改律例为最先最急之务。”拟请饬督办政务处于各省开设律法馆，遴选中西精于律法之员，广取各国现行之律择要翻译，与中国各省现行之律参互考订，厘定妥章，请旨颁行为律。其余所请变科举、设巡捕、行印税三端，亦请饬督办政务处核议施行。有趣的是，余联沅还特别说明：“浙江省于正月二十日奉文，三月十四日复奏，扣算在两个月限内。”

江西巡抚李兴锐奏陈十条。一是举行特科。请旨饬下在京三品以上大臣暨各省将军都统督抚藩臬，各举平日所知精通中西政学之士，俟回銮之日期考试，京官自五品京堂以及翰詹科道，外官自道府以下逮于布衣，均听给咨赴部试后分别按阶迁除，并各就其所长，派以军机处、总理衙门章京及出使参赞，外官则归特用班补用。此后遇应开恩科之期，一律改行特科。特科行，而人才不可胜用矣。二是整顿学校。令各省书院皆改课经济之学，凡中国大经大政及西人电光汽化算术诸门及体操、武备之事，均立为等级，仿之宋明三舍积分法，以分数之多少而定其廪给而奖励之。所需经费有不敷者，酌加拨款。慎选并优待教官，使教者得人又得法。三是考课官吏。首先设立课吏馆，考取若干员入馆肄业，有经猷宏远者，据实保荐；其次则立予差缺。课吏馆课程分三类即中国吏治、武备军械、泰西政学。四是广设银行。于各省通都大镇广设银行，酌举关税库储与为转输，而以布政司、关道提其纲，久之上下通为一气，远近信徒，一切商务公司，无不可由银行集股承办，即铸金镑、行钞币诸事，亦可借银行为流通。五是行用银纸。由银行仿照西式制造纸币，通行各省，无论完纳丁漕、厘税，发给俸薪、兵饷，以及一切解款，悉能以银纸往来，而不为之限制。此省之银纸，携之他省，亦照常支用，而不准有所阻难。如此则有一金可抵二金之用，每省可骤赢百万巨款，未始非济变救急之一法。六是维持圜法。欲收回外溢之利，非广铸金镑不可，唯有先抬银价一法。欲抬银价，宜令各省广铸铜钱，减轻钱质，并铸当十钱，铜钱日多，则钱价渐贱，而银价自增。一面设法广开金矿，各省皆开铸，更定钱法，金一磅易银若干枚，银一枚易钱若干枚，略仿西制，立为定规，如此则三品相权，轻重有准，不至尽授人以柄。七是仿行保险。宜令各行省会垣及通衢码头，商务人民繁盛之市镇，均设立保险官局，先由官给成本，一面招集商股，选举公正绅商董其事，而由藩司、关道督其成，商货而外，人寿、房屋、货物无不可保。八是修举农政。各省同知、通判、佐杂皆闲曹无事，可一概改为劝农专官，令与各乡士人各考其地之物产，土宜耕田而外，兼讲求各项植物如茶、桑、松、竹、桐、漆等类，次及麻、棉、蔗、靛及一切果实、药草，所地所宜，听民自择领种，给以印照，薄取租息，并劝民购置泰西新式农器，如此行之十年，民生皆裕。九是讲求武备。今欲讲求武备，宜以教训将卒为首务。可令各省仿照江南、湖北设立武备学堂，调江、鄂学成之士为师资，先就省会挑选年力精壮、性情灵敏者千人，立为一军，日日操练，酌裁各路防营，以其口粮养此军，俟其练成，又以分教他营，次第推行，五年之后，各省皆有新式军队二三千人。十是遍设巡捕。先就各省所有制兵防勇改为巡捕，择省垣及一二繁盛之区倡办，令分街道日夜梭巡，然后推行于各府州县，俟办有成效，遂酌量收取房捐、车捐及招牌捐，则民无不乐从，而公家之兵饷、勇粮均可节省，巡捕亦可充各衙门差役，于是可一举而数便。

在各省督抚纷起上奏时，两广总督陶模也不甘寂寞。四月初五日，陶模又上奏《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主张从本原上变革政治，“本原何在？窃谓在于朝廷也。必朝廷能爱国爱民，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乃能以不自私自利望天下”。转移之道有三。一是除壅蔽。通上下之情，使皇上亲大臣，大臣亲小臣，小臣亲百姓；定分职任事之法，使职有专官，官有专责，文牍不烦，事无牵制；官员职业化，使胥吏无所弄权，吏治常肃，民生愈安。值得注意的是，在除弊的同时，陶模在此还提出“仿行议院”之说。有谓：“议院之制，中国诚未易举行。然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而政府得由议员以周知民间之好恶，最为除壅蔽良法。或谓中国民智未开，骤难创立。窃考泰西选举议员，本有限制，民智未开，限可从严；民智渐开，限亦渐宽，自无众论“纷淆”之弊。谕旨所谓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者，议院亦其一端也。”二是去畛域。去部臣与疆臣内外之畛域；去满汉民族之畛域；去士与农工商贵贱之畛域；去文武两途之畛域。“此数者之畛域去，则事事之畛域无不因之而俱化，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治平之效可操券致也”。三是务远大。行政当务远大，永停捐纳，使官吏清廉，藏富于民；理财宜务远大，取民之财，治民之事，仿照各国将每年进出款项列为详表，颁示天下，裁去厘金，变通课税；治兵宜务远大，先储备水陆将才，选王公大臣子弟及民间聪壮少年，分年赴各国学堂学习兵法，停止武科，令各省广设水师武备学堂，地方治安用警察，裁撤绿营，大减勇营，各营将弁悉用武备学堂毕业生及曾在外学习者，将才渐成，物力渐充，遂可整军讲武。“凡若此者，务持大计，不贪近功，究其所成，必有出寻常万万者。如其沾沾目前，欲图小效，愈求富强，愈成贫弱，一利未见，百害俱生矣”。陶模还上奏《图存四策疏》，提出救亡图存四策。一是废科目以兴学校。“变法必自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立罢科举考试，各州县设小学堂，府治设中学堂，省会设大学堂。兼采英美日学制，厘定课程。小学中学大学以次递升，毕业时经考试给予相应执照，视其所专精之学，授以相称之职事，使士无无用之学，官无不习之事。二是改官制以一事权。参酌中外，变通旧制。内官设十部：内部、外部、户部、学部、兵部、海部、刑部、农商部、工部、藩部，部设大臣一人，次官二人，司员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外官每县设刑官一人，主讼狱；农商务官一人，主户口财赋，训农、通商、惠工。每省设巡抚一人，如明代巡按体制，但有稽察举劾之责，而无升降黜陟之权。此外还有出使大臣、参赞、随员、领事，盐场与海关监督、税务司。通国之官，只有此数。仿欧美之制，酌增廉俸，足养家室，使人人无内顾之忧，而得专心致志于职事。三是行印税以抵厘金。“厘金不撤，土货之绌，华商之困，日甚一日。洋货仅完半税，转得畅行无阻，复有机器改造之权利。生计日蹙，太阿倒持，不待瓜分，亦将自毙”。请饬各省督抚限一年内裁撤所属厘卡，并宣示各国自某年某月始，无论洋货土货，概免内地厘金，酌增进口税。三四年后，出口正税必能骤增一倍；七八年后，必能骤增数倍。印税之行，远甚厘金。四是用民兵以代勇营。立撤绿营，酌给数月乾饷，即时遣散；防营缓撤，缺额不补，汰弱留强，五至七年内裁净。仿欧西成法，男子21～45岁咸入兵籍，每人岁缴兵费洋一元，以一万万人计之，岁可得兵费一万万元。每二百人中挑选身智强健者一人实补兵额，充常备兵八年，退为预备兵八年，又退为候补兵八年。常备兵月俸十元，预备兵五元，候补兵自谋生计。朝廷不费一钱，而得一百五十万兵之用。行此四策，“三年以后，纲举目张；五年以后，国势丕振矣”。另外，又请豁除满汉界限，“其入学堂，授官职，补兵额，办理不宜歧视。万目一视，万耳一听，同族之谊，沦浃肤肌，于全局实有关系”。

以上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骙、安徽巡抚王之春、署浙江巡抚余联沅、江西巡抚李兴锐，均是东南各省的督抚。其他督抚如何？限于资料，难得其详，以下仅就所见，略为叙说。

护理陕西巡抚端方于是年三月议复变通政治，有固本之事二。一曰分藩以支危局。分封亲王于川滇、荆襄、闽粤、兖豫，建四藩以固疆圉。“无事则练习边事，考察民情，可祛锢蔽之习；有事则首尾策应，互为声援，以固磐石之宗”。一曰游学以扩见闻。派王公、贝子、贝勒出洋三年，责以略识西文西例，编作日记，以资考究。“懿亲濡染西事，则识解既通，转移自易，归国后上可裨助机务，次亦经营部旗，使有师法可循，自收观摩之益”。有因时之事二。一曰分旗移屯。京旗、驻防旗人生计困顿，值此兵事之后，因势利导之法莫如移屯。“移屯之利有四：教以稼穑，可复满洲朴厚之风；劳以力作，可收务农讲武之效；衣食出于自谋则不苦；帑藏归于核实则不费。且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联，可融满汉畛域之见，尤利之利也”。一曰并官加俸。鉴于各衙门官冗而无专责，事杂而无专例，“拟请并省职事，专任士人，每署酌设二三十员，略如国初之制，优予俸薪。其余作为额外行走，概不给俸。裁省之俸钱，即以加额缺之廪禄。务令官能其事，禄称其官，官外无身家之谋，事外无求备之义，则奔竞息而职业举矣”。有去弊之事四。一曰改学校。改变旧式书院学塾之八股考课方法及其科目之学，新式学校“其课程之法，当用鹿洞旧规，并采用各国新法。大约县学习四子书，通中国地理、史略、算数、图绘、格致之粗浅者，学成给文凭，升之郡学；郡学习五经、通鉴、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算学、格致稍深者，学成给文凭，以升之国学；国学又兼肄数事而加精，分门隶事，以待各衙门之取求。如此则考课之事积分数而可用，学校之士积公论而不伪，然后无用非所习、习非所用之叹”。一曰变科举。“变之之法，莫妙于以学校本师为考官，以学校功课层级为官阶层级。如一时难得师范之才，无以慰生徒应举之望，则莫如师欧阳修随场去取之法。……其武科改演枪炮，宜归并各省武备学堂。各省不能同时并举，则先就沿海各省学堂演之”。一曰删则例。“宜令各衙门举旧有之则例与新行之事宜汇总，呈送政务处拣择，仿修订会典之例，博征通达大体之儒与明习律令之士为编纂官，必须贯通本末，归于简要”。一曰裁胥吏。胥吏与科举、则例相伴生，不变科举，不删则例，则事繁而杂，官冗而昏，是变科举、删则例尤为裁胥吏之根。“裁之之法，有显弃其身，有隐消其黠两事。如六部胥吏何止数千，讹索把持，是其惯技。今当大乱之后，簿籍皆空，另立册档，一委士人，永远不再招致此辈，是谓显弃其身。或仿照方略馆、总理衙门，供事仅司书写，不准拟稿，不立科房，公事随到随办，永无积压，是谓隐消其黠”。有兴利之事四。一曰裁兵节饷。“今拟一切裁去十成之五，需以数年，齿日加长，再挑选裁汰递减，以至于尽。岁可省银五千万，以开武备学堂，以开矿山、铁路，以与民休息。十年之后，则成莫富之国，莫强之兵，又何惧而不为耶？”一曰包厘并卡。“每省立一总局，凡分卡比较岁入之数，责之殷实坐贾认捐，总其成于省局。一切分卡之扰累，巡役之婪索，委员之中饱，悉可裁汰。每岁总计所入于司农者，数必见盈，而客旅少一稽禁之累”。一曰兴稼劝农。官府组织屯田，鼓励富民开荒，讲求农学，兴修水利，参用西法而举化学之浅近者，以开民智而策农功。一曰兴矿劝工。中国矿藏丰富，请饬矿务局大臣集股招商，募兵开采，先立矿学，兼用矿屯，其取税章程可仿漠河办理，十年之后，收利必丰。总之，“论制度，则不分古今，不分中西，归于求是焉而已；论学术，则不问新旧，不问异同，归于务实焉而已”。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于四月十五日奏陈十条。一是变科举以励人才。改文科，乡会试首场以中国文学政治命题，二场以中西算学时务命题，各试策论五道，三场“四书五经”命题；各省岁科试“四书”文或策论；朝殿考试或经史辞章，或中西时务。士子不废“四书五经”，又能周知时务。至于武科，可立停罢，各省设武备学堂。二是更营制以蒐军实。裁汰绿营，以其饷项招募防营，仿照西人预备兵之法，轮班操练，几于通国皆兵，先招募一批入营操练，或一年，或二三年，仍遣归农，再招新班入营，陆续更替，久则人尽知兵，军实或可渐精。三是删繁例以求核实。饬各部堂司将各司应办事例条列成编，在司人员时常披览核对，自易明晓，可不受胥吏欺蒙。应严饬书吏将向来各案例得援引者检出，编入号簿，或一事数歧，折中定议，存留一二成案，“余悉销除”，非簿中挂号者，不准妄引，则书吏不能以稿案为私藏，即弊端亦当少减。其他窒碍难行之则例，一并删除。四是清仕途以饬吏治。自捐例久开，各省候补人员繁多，流品太杂，请饬各省除资深明干酌留差委若干员，余悉饬令回籍，俟署补到班，再行来省，不必株守衙参。各该员即可任便谋生，仕途亦可稍形清肃。五是减漕运以收折色。漕运弊端丛生，船户花户多有侵蚀，仓庾本无所存，何必浪掷巨款，不如征收折色，酌加海运，查提浮费，裨益公家，“当非浅鲜”。六是铸银圆以维钱法。因铜价日昂，制钱缺乏，宜适当参用银圆。请明定章程，沿江沿海各省由湖北或广东两省银圆局铸造银圆，如地丁、关税、盐课、厘金收款，每一百两准搭收银圆几成，各项放款如兵饷、廉俸一切开支，每一百两搭放几成，自可流通无滞。边远省份许招商设局铸造，官中入款出款亦均按成搭用，行之日久，自无须多铸制钱。七是枪炮宜自制造。从前中国枪炮多购自外洋，往往落后，现在各国禁阻军火，非设厂自制不可。一面饬湖北原设枪炮厂再加推扩，添聘良匠，广造器械，已备各省采购，并奖励智敏之士研发新械，一面饬物力富厚之南北洋及广东各省筹款设厂制造，择目前最精之枪炮子弹五六种照式制造，以备储存。八是商矿宜设公司。请饬商务大臣、各省督抚各就本省商情，凡与洋商交易各货物，择其大宗如绿茶、山货等类，招集股份，各立公司，一切章程悉仿外洋。各省矿产，择可办之厂，无论五金，各就本省妥集公股。各省能一律举办，或冀补救于万一。九是旗人生计当为推广。旗人困顿，似不如稍宽例禁，俾得自谋生计。田业、贸易，即流寓各省，均听其便，如不回旗，即编入地方户籍。十是边远藩服宜加体恤。蒙回各部王公年班进京，向有定例，因路途遥远，所费不赀。请将该王公年班酌展年限，俾免拮据，以示体恤；并请饬理藩院严禁书吏毋得任意勒索，违者重惩，庶益坚藩封爱戴之忱。

贵州巡抚邓华熙于四月二十八日拜发《遵旨详议变法事宜折》，所陈八事：“一广兴学校以育人材，一在变通科举以一士心，一在亲贵游历以悉外情也，一设立军籍以储劲旅，一广兴矿务以开利源，一广兴日报以一见闻，一在行钞法以裕度支，一在官宜专任以期长治。”奏上，五月二十日奉旨留中。

直隶总督李鸿章因忙于议和，未及复奏。其时，李鸿章之侄李经羲新任云南巡抚，曾致电商议变法事宜：“滇现只办一支撑，若不变新法，破积锢，造真才，断难振兴。”李鸿章回复：“变法尚未定，滇当因地制宜，直抒所见。疆臣论事，必期切实可行，勿蹈浮夸、迂谬之习。”在此，李鸿章只是表明了一个疆臣对待变法的态度，可惜其未有复奏。李鸿章在议和之后旋即去世，其“遗折”仍不忘新政。有谓：“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共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訏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

限于所见资料，以上略叙十余位督抚复奏情形，综而言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各奏数条，颇显随意，且多有交叉重复之处，明显缺乏通盘计划。其他尚有多位督抚复奏未见，不得其详。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会奏最使人期待，且在下节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