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生活”层面的“制度”的沿革
上一小节已经论述了作为“规范”层面的“制度”一词的发展及演变，本小节则将讨论该词在另一层面上的含义。
一 “规模”、“样式”——宏阔意义上的“制度”
“制度”一词在汉代便已具备了等级规定的含义，它被用来约束诸侯臣民的行为并确保帝王在宫室、陵寝、衣冠等方面的尊贵和优越性地位，而宫室、陵寝的尊贵主要体现在建造物的规模和样式方面。故，“制度”一词被赋予了“规模”、“样式”等内涵，被用来形容宫殿、明堂、皇都等建筑物或城市的规模和样式。如《史记》载：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明堂是古代天子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活动的场所。汉武帝欲修建明堂，但现存遗址已经残破，且“处险不敞”，另外，汉武帝本人及群臣对于明堂的具体样式、规格也并不清楚，“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在这里，“未晓其制度”，是指由于年代久远，明堂的建造样式已经不可考。此处的“制度”是“规模”、“样式”的意思。又《汉书·王莽传》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制度甚盛”指的是建筑物规模雄伟。《汉书·楚元王传》载：“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此处的“制度泰奢”，指的是汉成帝所修建的陵寝过于奢侈。
由此可见，“制度”一词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用来指宫殿、陵寝、明堂等具体建筑物的样式，而到了三国时期，该词还进一步用来描绘规模宏大的城市布局和样式。
如《三国志·韩暨传》中就有关于洛阳城的建造：
时新都洛阳，制度未备，而宗庙主祏皆在邺都。暨奏请迎邺四庙神主，建立洛阳庙，四时蒸尝，亲奉粢盛。崇明正礼，废去淫祀，多所匡正。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造（特别是都城），除了宫殿、府衙、市坊、街道等政治、经济活动的设施外，往往还建有庙坛等祭祀场所。在这里“制度未备”，指的是新都洛阳城内建造或规格还不完备。因为当时“宗庙主祏皆在邺都”。这里的“制度”用来指城市的建造和样式。
制度的这层含义，在汉及三国之后仍然被使用，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类说》载：“乐工李龟年于东都通远里建居第中堂，制度精绝，今裴晋公定鼎门南别墅堂是也。”“制度精绝”是指宅邸建造精致。又元人骆天骧所撰《类编长安志》中“城制度”条有更为明确的记载：
（隋城制度精密）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唐人蒙之以为治，更数百年间，有能增大别宫观游之美者矣，至其规模之正，则不能有改，其功亦岂小哉！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制度”一词主要是用来描绘规模宏大的皇家宫殿、明堂或者整个都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生活的活跃，使得“制度”一词的使用开始下移。
二 “制作”与“制作方法”——更为具体化的“制度”
自宋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器物、货币等日常物资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使得器物的生产及钱币的铸造呈现出空前的规模。“制度”一词开始呈现日常化倾向，该词由专指贵族宫殿、府邸及都城的样式、建造进而直接指器物、钱币、药材等居民日常生活所用之物的制作及制作方法。如《长春真人西游记》载：“车舟农器制度颇异中原。国人皆以鍮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则纯用琉璃，兵器则以镔。市用金钱，无轮孔，两面凿回纥字。”“车舟农器制度颇异中原”指的是该国的车舟农器的制作方法与中原不一样。“制度”是“制作”、“制作方法”的意思。又《王祯农书》：“夫蚕之用桑，必有钩筐等器，以供其事。然远近之间，习俗不通，故其制度巧拙绝异。彼有并力而不及，此或一工而兼倍。今特采辑，去短从长，使知所择。夫桑具，蚕之用也，故次于蚕事之后。”“制度巧拙绝异”是指农用桑蚕之器在制作工艺上参差不齐。
宋人洪遵在《泉志》中记载了南唐以来钱币的沿革，然后以“余按”的方式，对唐国通宝、小唐国铁等五种货币的制作特点进行评述，“余按此五钱制度大小各殊，有径九分重三铢者；有径七分重二铢二参者，字文并类。大唐钱有径寸二分重八铢，与径九分重三铢者形制相肖，文皆篆字”。“五钱制度大小各殊”是指这些钱币不仅大小不一，而且在轻重、字文的分布上也存在差别。又《文献通考》载：
王莽欲复古制，分三等币，后不复行。至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又缘佛、老之教盛行，费为土木之饰，故金银不复为币，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饰却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所以后世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至唐以“开元钱”为准，始得轻重之中。
作者认为东汉以后，金银被用来作“土木之饰”、“器用服玩之具”，使得钱币被大量制作和使用，进而导致了钱币制作上的混乱，“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同时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发。宋王朝面临着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军事冲突不断；蒙元的四处征伐和腐朽统治，使其陷入农民起义的泥淖中。军事上的需要，使得行伍人数急增，而这势必造成物资供应的匮乏。兵器的短缺及制作质量的低劣也就不可避免。“制度”一词与“兵器”、“名件”连用，用来指兵械制作，如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河北路转运副使贾青有关兵械的进言指出：
福建路山川险阻，人材短小，自来民间所用兵械，与官兵名件制度轻重大小不同。欲乞依本路民间所用兵械制造，以备捕贼。至于新招土兵所用枪刀、排笠坐作进退法式，亦乞依民间精巧之法，于钤辖司指使或有名枪杖手选差教阅。臣今制造到枪刀、排笠六物，乞宣取进呈。
在这里，“自来民间所用兵械，与官兵名件制度轻重大小不同”，是指民间的兵器与官兵相比，在制作、轻重、大小上存在差异。“制度”是制作的含义。
宋元之后，“制度”一词的此层含义被继续使用，并一直延续到明清。如明人张萱《西园闻见录》记载：“近年总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车遏兴武营套虏之入，固历有成效之可考矣，然非臣造为也。查得各边亦有国初以来历年所造战火兵车，其制度之多寡不一。甘肃见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辆，宁夏见存千辆，固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辆，其余边堡亦多收有兵车。”“制度之多寡不一”是指历年所造兵车数量不一。小说《西游记》载：
行者往殿上请师父同至馆中制药。那长老正自起身，忽见内宫传旨，教阁下留住法师，同宿文华殿，待明朝服药之后，病痊酬谢，倒换关文送行。三藏大惊道：“徒弟啊，此意是留我做当头哩。若医得好，欢喜起送；若医不好，我命休矣！你须仔细上心，精虔制度也！”行者笑道：“师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孙自有医国之手。”
小说中，唐玄奘为了倒换关文，顺利通过关卡，要求徒弟悟空在制药时，“仔细上心，精虔制度也”。这里，“制度”亦是制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