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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代乾隆初期自新所的创立

乾隆年间，涉及非正式监所的谕旨中，常会提及自新所这一设施。日本学者夫马进先生据《乐善录》一书，称自新所创设于光绪五年（1879年）。此说不确，自新所实系乾隆十年（1745年）苏州府吴、长洲、元和三县首创。对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时任江苏按察使的翁藻在上奏中曾提及：

 

前据苏郡长、元、吴三县议详，建屋十余间，环以垣墙，名曰自新所，各将犯过一二次及无嫡属可交之旧贼，拘系于内。……试行以来，已逾三载，虽宵小未绝于境内，而失窃较减于从前。

 

从翁藻奏折中约略可知，自新所的创设乃缘于当地严重的窃盗再犯问题，但此则材料并没有提供该所建立的更为详细的资料背景。结合清朝律文以及另一江苏按察使陈宏谋（乾隆五年至乾隆六年）的有关言论，可对自新所初创过程做一勾勒。

对于窃盗问题，早在顺治三年（1646年），清律即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据此律，窃盗犯一般附加刺字之刑，而刺字不同的位置是判定初犯还是再犯的依据。“一主为重”和“计赃论罪”则为惩处窃盗的基本原则。至于计赃定罪具体标准，康熙十一年（1672年）修订的律文又做出较为详尽的规定，赃数在五十两以下者，处以杖刑；在五十两至一百二十两之间者，则于杖刑之外另加徒流等刑；一百二十两以上或三犯者，绞监候。

修订后的律文对窃盗问题的规定看似周详严密，然而实行起来有轻重失衡之弊，正如乾隆年间陈宏谋所言：

 

窃盗之律，计赃定罪，虽在五十两以下，罪止于杖，数案并发又以一主为重，未免法轻易犯。即有偶然失志之徒，事犯之后或萌悔心，而窃盗二字显刺面旁，明列招牌，乡邻不齿，佣工手艺人咸畏惧，谋食已自艰难，加之破案之后即为坊捕鱼肉，索取例规，虽欲改弦，终难迁善，因而成为积匪。

 

对初犯到官而数案并发者，只以一主为重计赃定罪，处置失之于轻，对窃犯缺乏应有的惩戒力；而对偶然初犯之徒，即刺字于面，处置又失之于重，无疑断其自新之路。因此，在陈氏看来，这种畸轻畸重的法律往往是导致窃盗初犯并流为再犯的重要原因。初犯之贼或“尚有悔心而易于约束”，而对“一息尚存惟偷窃是计”的再犯，则如何处置呢？前揭律文并没有对再犯作出特别规定，实际仍与初犯同科。对此，乾隆五年（1740年）云南巡抚张允随曾提出异议，认为，“窃盗初犯或因一念之差，或由一时被诱，误蹈匪僻，情犹可矜。若至再犯，是刺字、追赃之后并无改邪归正之心，及被获到官按律科罪，仍与初犯无殊，诚恐莠民罔知畏惧，渐至三犯，不免缳首之惨”。

由此可见，清朝窃盗律文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初犯的规定有畸轻畸重之弊，易导致初犯流为再犯。其次，对较初犯为重的再犯，清律又无特别规定，实际仍与初犯同科，无法令再犯有所警惧，难免渐罹三犯拟绞之罪。

正因清律缺乏加重处置窃盗再犯的统一规定，从而导致全国各地对此做法各不相同。前述云南巡抚张允随主张“嗣后窃盗再犯若罪以至杖罪，递加二等；徒罪以至流罪，本罪已重，递加一等，至于充军而止”,冀对窃盗再犯加等惩处，达到刑期无刑的效果。与此相异，江苏则诉诸亲邻具保、定期报到和枷铃充警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冀对窃盗再犯形成某种规约，具体做法为：

 

刺字发落之后，惟有仍照前例，钉戴枷铃充警，朔望赴官点卯，倘有亲族乡邻愿保者，仍准保回，免带枷铃。遇有事犯，即将乡邻亲族查处。乡邻亲族预先报官，免其坐罪。有愿雇工手艺者，亦准令乡邻亲族公保，事犯不复干累雇工。

 

江苏省的做法相较云南巡抚的主张显得仁慈。然而，这种做法也只能管束一时，并不能防范于久远。它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因贫为盗的问题。陈宏谋认为，若不替行窃者考虑谋生之道，其最终还将复犯。因此，他提出将再犯之贼分派各处，做看守栅栏、打更之用，以谋得生计。陈氏认为如此安置“可使各有执业，又使其有所羁縻，或不至于行窃”。但若打更、看栅无须人手，当如何处置？何况此措施并不能有效拘束窃犯。此种困境激逼陈宏谋进一步提出：“各州县于头门内外左近地方，寻觅闲房数间，作为羁候所，将此等积贼拘束在内，拨役看守，每名捐给食米，令其手艺工作，晚间加谨锁闭。”可见，早在陈氏司臬吴门期间，实际已设计出专羁积贼并“令其手艺工作”的固定场所——羁候所。这虽在当时尚属积贼无业可谋时的权宜之策，亦未加以推广，但却为此后自新所的创设提供了某种经验和启发。

对于先前对积贼或枷铃充警、或朔望点卯、或交保管束的做法，陈氏有过反思，“若止带枷充警，而可以乞食即可以行窃；即令朔望回风，而每月两次回风之后，余皆可以行窃之时，徒为捕役下乡传唤，需索规例之资；若止交地保管束，则地保岂能日夜跟随，使其不复行窃；若令并夜间管领，则地保又无如许闲房供贼栖止，势必听其夜宿车棚、古庙，益为勾伙肆窃之地”。陈宏谋认为，凡此举措难有实效，原因在于窃盗之犯仍拥有行动自由，有行窃之机。因此，他主张，“惟有加以拘系，并无 [为] 计其资生，庶不致勾引行窃也”。随后陈氏饬令江苏各州县就本地情形议定安置之法。长洲、元和、海州等地方议定：对积贼“或带小枷长枪，或钉木狗，止能移步，不能奔逸。听其日间在城乞食，夜则归于衙门班房内，将门封锁，拨役轮流看守，责成捕衙早夜查点”。至于城中不甚繁华而积贼乞讨困难的铜山、桃源等县则主张：“（将贼）分散于驿丞、巡检驻扎之村镇收管，日则于附近村庄乞食，夜则归于本处班房，不许远出不归，一切照县城分别拘管。”另如本地有充当纤夫差事的阳湖等县则议定：“（贼）归驿雇作纤夫，按给工食，交罡头管束。”

陈宏谋对安置窃犯再犯的设想不断深入，但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求管束之法，二是图谋生之道。即强调既要使其“有所羁縻”，又要使其“各有执业”，两者不能偏废。鉴于窃盗之风日炽，管束之法不断趋于严格，先是“枷铃充警，朔望点卯，亲邻作保”，继则“小枷长枪，或钉木狗，止能移步，不能奔逸”，终而利用固定场所如羁候所、班房等专羁积贼以限其自由。谋生之道亦由消极转向积极，先是为其寻找差役之事，或听其白间乞食，最终设想“令其手艺工作”。陈宏谋最终认为对待旧贼问题，“其上则安置之，使不必为窃；其次则约束之，使难于为窃；又其次乃穷诘而惩创之，使其知有犯必惩而不敢再窃”。陈氏这种突破单纯的惩创和约束对策而寻求安置举措的想法，实际上成为后来自新所设立的基本指导思想。翁藻对乾隆十年苏州三县创设自新所的做法深表激赏，认为自新所的出现最终将“管束之法”和“谋生之道”有效结合起来，并在羁候所的基础上常态化和制度化：

 

每名照囚粮例日给米一升，钱五文，并酌给资本，教习学绩纻、纺绵 [棉]、捆屦、织席等事，俟其技艺娴熟、糊口有资，即将口粮住支。一年之后，察其果能悔过迁善，查交切实亲邻保释。每晚责令典史查封，并拨妥役看守。

 

上述制度虽援引了关于正式监狱的囚粮例文，做出“日给米一升”的规定，但所不同的是，自新所并未像传统监狱那样仅停留在“养”这一层面上，它还“教”犯人以技艺。这种“教养兼顾”的措施，乃是对传统监狱的一种超越。实践亦证明自新所此举行之有效。翁藻曾从反面加以论证，“口粮一项出自地方官捐输，以致上年冬间不能接济，暂将原羁之贼略分去留，旋见城市之中渐增狐鼠”。

此后，江浙其他地方纷纷效仿苏州三县，设立自新所（见表3-1）。

乾嘉时期的汪辉祖对其同乡茹三樵设立自新所的做法十分推崇，并赋予其极强的“道德性”色彩，认为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善政。道光年间的山东邹人孟莲友尝“游于闽而迁于浙”,因而对茹氏设所一事亦有耳闻，他的看法与汪氏颇为相似，甚而认为这是一项庇佑后嗣的“阴德”，其获子“茹古香尚书棻”即为明证，其曰：

 

茹古香尚书棻之尊人三桥先生，为县令时，设自新所，专羁邑中窃匪，按名日给口粮半升，盐菜钱三文，以典史总其事，不时亲自稽查，或提至中庭，谆切开导，十年如一日。多知感悔，审释为良民者不可胜计……三桥先生素有隐德……应得贵子。

 

自新所创设之初，立意本善，以至被汪辉祖视为地方官的一大“善政”，或许夫马进先生亦是从地方官行善、积善的角度着眼，甚至将自新所纳入善堂的范畴之中。然而在嘉道之后，正如下文所述，自新所出现诸端弊病。不过，我们实不可因噎废食，以实践异变来抹杀其初制中的良法美意。

自新所设立之初，即以监禁设施自期，且原为羁押已决窃盗轻犯设施，此点与其他用以羁押未决轻犯及人证的非正式监所，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此外，自新所较早就进行了制度上的自觉设计，这从前述翁藻的奏折及陈宏谋的议论可以看出。此处稍引后出之《江阴县志》对自新所的描述文字，以见自新所对窃犯施以教化、令其习艺等细致举措，志曰：

 

每名给资本钱五百文，日给口粮薪菜钱，夏给扇席，冬给棉衣，发谕言一道，令刑书每三日向众犯讲诵一过，俾其悔悟自新，其有能制草鞋、绳索、纺棉诸技，各予物料，使之工作，不能者令看役教导，如匝月无成，即督令炊爨，以免偷惰。另拨内丁看役、更夫各二名，驻宿于内，以专稽查巡防之责。需用料物器具，选诚实副役一名，代为置买。设簿注明某犯能某技，每日交副役销售，趁钱若干，连给资本若干，代某存贮，如有改过自新者，许该犯亲属保邻等具结保出，俾得谋生。存贮钱文，悉当堂给发。

 

这则材料所反映的内容与前述翁藻奏折中所述大同小异，但是此处“发谕言一道，令刑书每三日向众犯讲诵一过，俾其悔悟自新”的举措则表明，自新所除教犯人以技艺之外，尚有思想道德方面的教化。

通过上述材料可知，早期的自新所在制度设计上有以下几点鲜明特征。

首先，从收押对象来看，其主要收押已决窃盗再犯，具有独立行刑设施的特质。清代以“笞、杖、徒、流、死”为正刑，因此，传统监狱之中多系待审未决之人，故当时正式监狱尚非独立行刑设施，惟为辅助五刑实施的羁押工具而已。至于当时关押已决之徒、流犯的配所，因其管理散漫并缺乏明确而稳定的收押空间等原因，亦不能被视作独立行刑之场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新所作为限制轻罪人犯自由的设施，具备明显的独立行刑特征。实际上，这对传统法定监狱、配所的非独立行刑特征是一种突破和超越。

其次，从羁押措施来看，自新所已具备某些类似于西方近现代新式狱制的特征。如前所揭，乾隆年间的自新所，“鼠窃之辈后知自悔，乞怜其亲邻，服罪于事主”，联环具保，即可复为良民。这种传统的保释制，与西方新式狱制中的“假释制”有几分相似之处。而所中在押囚犯“不加桎梏，一年无过，复为良民”,此种激劝犯人弃恶从善的方式，又深有西方新式监狱“累进处遇制”的意蕴。

最后，从终极目的来看，自新所旨在通过教养兼施，使犯人迁恶为善，适应此后生活，带有与西方近代狱制类似的特别预防主义色彩。自新所中令轻罪犯人习艺的主旨，在于使其“习于勤勉”而收“厉工以迁善”之效，这一点与带有“奴辱”性质的传统徒刑迥然有别。此外，犯人平时所习技艺，亦可有助于日后谋生之用；而平日做工所得钱财，亦可成为日后迁善之资。而对犯人诵讲圣谕广训之类的内容，则希望直接借助于道德教化的力量俾犯人改过自新。与自新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传统刑罚素来张扬绝对报应主义，如同清人黄六鸿言犯人时称，“阿鼻孽鬼，应受苦报”,其大致主张对“犯罪人科以相当之刑罚，系为维护道德与正义之手段。良以善因必有善果，罪恶必有恶报……刑罚之主要目的，即在于刑罚之本身，而不于刑罚以外以求之”。

如同上述，正是因为自新所的制度及理念颇与西方近现代新式狱制狱理相契，因而，在清末狱制转型的过程中曾大获利用和推广，成为对接外来狱制的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