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色“社会”、“聚徒结会”到雅集“结社会”
在宋人和明人那里，“社会”一词在上文所讨论的含义之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宋《武林旧事》中专门有记《社会》一篇：
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而七宝、
马二会为最。……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之盛，大率类此。
此处“社会”即指形形色色的社团。这些戏耍游乐的表演娱乐社团只是当时“社会”的一部分，在当时被称为“社会”的还有各种文人诗社、武士社集、运动游乐的结社、拜佛信道者在特定的日期里建会以行香迎献的团体等，如《梦粱录》中所收入的《社会》一篇：
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踘、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奉道者有灵宝会，每月富室当供持诵正一经卷，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城行香诸富室，就承天观阁上建会；北极佑圣真君圣降及诞辰，士庶与羽流，建会于宫观，或于舍庭；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纷然，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则诸行亦有献供之社，遇三元日，诸琳宫建普度会，广度幽冥；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四月初六日城隍诞日、二月初八日霍山张真君圣诞、四月初八日诸社朝五显王庆佛会、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诞日，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
从这些会集的情况来看，在当时凡是建会结社的团体均可称为“社会”，无论是赋咏诗文、习武射放、演艺百戏、戏耍打球，还是在庙观行香迎献。凡是为了一定的兴趣或目的，一部分人集合在一起共同从事某项活动，这些均可谓之“社会”。“团结共事者亦曰社。”从此处“社会”一词所代指涵盖的范围来看，它同时展现出宋朝时代风貌的繁盛和民众生活的多姿多彩。
《日知录》卷二十二《社》篇：“百姓二十五家为一社……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明人小说中常常提到的“社会”正是“聚徒结会”这个意义上的用法。《醒世恒言》第三十一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只听得街上锣声响，一个小节级同个茶酒保，把着团书来请张员外团社。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此处对“社会”一词有页下注：社会——即民间临时组织），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如今这几位小员外，学前辈做作，约十个朋友起社。却是二月半，便来团社。员外道：“我去不得，要与爹爹还愿时，又不见了香罗木，如何去得？”那人道：“若少了员外一个，便拆散了社会。”
这里“社会”指的是志趣相同者结合的团体。
到了明代，逐渐地，“社会”一词主要指代志趣相投者约合在一起，定时集会，或登山临水，或诗文酬唱，或切劘觞咏等的活动团体，即“诸骚人作社会”。这与宋人通常所指的社团的含义已经出现了在侧重点上的差别。明人郑岳（1468—1539年，字汝华，号山斋，福建莆田人，弘治六年进士）纠合诗友，结为“社会”：“丁亥之冬，林翁孚可、汝仪、时献、吴翁约中结为社会，予僭为首倡，会于梅峰，其次年宋翁良翰、林翁以永皆预焉。”这里的“社会”即是诗人与他的朋友以诗相聚而结合成为一个团体，他们定期在某地集会，咏作诗文，以相酬唱。“社会”一词也因此在其诗作的文题中频频出现，如《晩秋社会溪阁》二首、《暮春社会东山樵舍》、《社会南郭草堂》、《仲秋社会》、《重阳日社会梅庄》三首等。
在因诗结社之外，也有因读书谈道、论学究理而结成的“社会”，这些在明人文集里所叙文人学者生活的记载中有不少反映。明人宣孝先“少与从兄仲济先生以读书谈道为乐，晚而弥笃，春秋佳日，每过其所善，未尝不与俱，家居率终日相对。比兄殁，所与为社会者，皆苍颜白发之叟也”。万历间林有麟追忆“乡绅中好尚不一，而好琴者绝少。余幼时见莫中江善鼓琴，与先君称莫逆，每当社会，清谈竟日，或阐究理学，不及时务，未尝不索琴鼓弄，先君曰：尔、我与琴，可称三友矣”。万历年间刘少白“一日前，犹出赴社会，早与友谆谆谈德义，晚却见女独居，遂端逝，真翛然类有道者”。
还有仅仅是因情性相近、气味相投而结成“社会”以遣怀自娱：明晋宁州贰守王山城解官归田，“公既归，乃日与缙绅结社会，觞咏自适”。明杭州陈麓泉“筑室西湖之曲，题曰渔隐，约二三知旧，定为社会，觞咏为欢”。明丰城朱拙菴“晚岁笃友爱，时复与乡人结社会，会必觞咏竟日，有司饮乡老必宾致之”。明万历年间南京朱文中“晚岁益澹泊自适，不干人事，日咏唐人诗及宋元小词，暇则登览山水，故知数人结社会，饮酒歌呼，每客至，觞咏必尽欢”。明宣仲济先生“既连蹇困于诸生，益务为逡巡退让，磨砻圭角，庶几无忤而已，终不求与俗合，而独与其同好为社会相往还”。明人耿定向（1524—1596年，湖广麻城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在给友人周柳唐的信中说：“里中有安老在，老伯暨诸翁多了却世缘者。丈倡率结一社会，中间默寓变俗之意，何如？勿谓迂阔，事贤友仁，孔门为仁如是。”
此外，也有为砥砺德行而结成“社会”，明末崇祯年间普宁宋绳朂“第南官成进士，公益留持清操，为邑人先，与家大人，约其小所知友结为一社会，曰愿珍相与砥砺德行，行古之道，挽维颓风”。诸如此类，结为“社会”之起意及活动内容各有不同，要之，这些“社会”均带有当时文人雅集的意味，赋诗作文、清谈论道、登览山水、饮酒歌呼、砥砺德行等。“社会”可谓是当时智识群体日常进行小团体活动的组织形式之一。
在这些雅集中，以赋文作诗的诗文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最为常见：
张睿卿《岘山志》：成化中，苕溪诸公结社，一月一会，皆赋诗一章。按，苕溪诗社十六人，乌程四人，曰汪翁善，曰陈秉中，曰吴昂，曰汪善；归安二人，曰：邱吉、唐广；余爵里不详：曰沈观，曰吴玲，曰沈祥，曰陈銮，曰李昂，曰王杰，曰毕文，曰范濬，曰吴瓛，曰史珣。又按，明时吴兴社会极盛，成化中，乌程吴璲创续耆英会，与者二十四人，见《岘山志》。正德中，邵康山南创同声社，与者四十九人，见《湖录》。长兴吴统创湖南崇程社，止五人，号吴兴五隐，见《岘山志》。嘉靖时，归安蒋瑶作逸老社，凡十五人，后增二人，见徐献忠《岘山雅社集序》。又长兴姚一元作逸老续社，与者四十人，会者或不尽作诗，即作诗亦不计工拙，不可概称诗社也。
这些结社雅集活动形式多样，有的同时兼有品茗宴飨、丝竹游戏等助兴内容。例如，“社会诗盟，折简倾壸”；明嘉靖年间金陵顾、谢、姜家“数人正可谓相视而友，莫逆于心者矣。于是定著约文，合为社会，每会巳刻即至，主人具汤饭，饭罢，爇名香，瀹佳茗，分曹讲艺，造膝论交；至酉初始设酒，尽一烛乃散，肴不过丰，酒不至乱，减损驺从，屏去声乐。凡有渝此者罚，后至者罚，语及俗事者罚，由是远近闻之，称为雅集”。李攀龙（1514—1570年，字于鳞，山东历城人，“后七子”领袖人物）“其毫素时，同舍郎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舍人吴国伦、考功郎宗臣皆一时名士，攀龙日相引结文字欢，每休沐，辄为社会，私相切劘，攀龙咸弟蓄之，有所著述，人人意自得，最后攀龙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
除了这种三五莫逆好友之间雅集性质的“社会”之外，更创设有涵盖对象更为广泛、“崇行检”、“重规劝”，明确立有“陈辞”、“会期”、“仪节”等一套规约的“立社为会，不于其大而于其雅”的“湖南崇雅社”，对此，明正德辛巳孟夏刘麟（江西安仁县人，徙长兴县，官至尚书）记《崇雅社约》申明“交期”：“创斯社会者，某某凡几人，嗣今以往，有慕而入者不拒；其来有背而去者，不求其合，惟是始会之人莫之敢废。”
明中后期全国讲学风气炽盛，阳明学者在地方于书院或庙观中相聚进行会讲。各地组织了各种名目的“社”及“会”，它们对地方的讲学起到了一定的组织联络作用。陶望龄（1562—1609年，字周望，浙江会稽人）在《证修社会跋语》中指出“自龙溪殁而讲会废，钱君、刘君与同志若干人始缔为社，名曰证修”。明代各种结“社”或“会”的数量众多，这也成为与清代学术文化生态相区别的显例之一。“是时社会方殷，四方豪杰俱游江浙间，因尽交天下诸名士，先生（指传主钱圣月，号蛰菴，明末人。引者注）年甫及冠也，而宿老俱重之。硖中则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龙山有经社，先生皆预焉。又雅好释氏，故其讲学则师漳浦，谈禅则师木叔、海岸，论文则师牧斋。”明代最著名的结社当是幾社、复社。朱之瑜（1600—1645年，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在东渡日本后对门人的“幾社、复社”之问，做有回答：
幾社、复社者，社会也，单以作文为主，如所言张受先、张天如、周简臣、马臣常，复社主盟也；周勒卣、徐闇公、彭燕又、宋上木、杜仁趾、陈卧子，幾社主盟也。庠序虽设，末世已失先王造士之意，至于经义讲劘，全是各家父兄延师教子之事，校雠则在翰林，不涉乡学。讲习讨论，贤明者特出新裁，迎合主司，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者也。
幾社、复社，均是“社会”，它是“以作文为主”，但逐渐发展并承担了庠序施教、讲习造士的功能。在明人看来，有“社集”必然有“聚会”，各种“社”故而可称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