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律答问》与《春秋决狱》的不同

从形式上看，秦简《法律答问》和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都采用了问答式，用明白晓畅的一问一答形式，来解释法律问题，通俗易懂，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很好地起到了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但是，两者在内容上有着根本不同性质的区别。

1．前者为实例，后者多含虚拟成分。前者关于“不孝”案的处断仅是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例，后者与此同类性质的案例在《春秋决狱》中占有较大比重

说前者仅是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例，指的是第102支简。此支简关于“不孝”之子当论罪的条支简解释是这样的：“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这是一则控告不孝的案例，提的是司法程序的问题。答复是不需要经过“三宥”的程序的。结果是“亟执勿失”，不要让他逃走了。在秦墓竹简的《封诊式》中还有一则相类的案子：某甲控告儿子丙不孝，令史前往捉拿，捉来后，“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它坐罪。'”丙供称：是甲的亲生儿子，也确实对甲不孝，没有其他犯罪记录。结果是如何处断的？没有说。显然，以上都是司法实践中碰到的实例。从采用“甲”“乙”符号来代替姓名这一点看，事后经过了整理。意思是《法律答问》所涉内容的涵盖面相当广泛，而不仅是对“不孝”罪的有罪论定。上面所引二则都是实例。第102支简中老人要求判处不孝之子死刑；官府也当回事在办。虽然是说“亟执勿失”，但是没有交代处理的结果。《封诊式》上的案子也是这样，审讯后也没有交代处理的结果。这说明在司法实际中对“不孝”罪的论定和处理还有斟酌的余地，处刑相当谨慎。

而董仲舒《春秋决狱》中的例子就不同了。

今据辑存的有限几段文字作些对照考析，例如《通典》卷六九载：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一作诏）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长育以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上面所举《春秋决狱》中的两个例子是用《春秋》大义来解释“窝藏”罪、“不孝”罪的：认为儿子杀了人，父亲把儿子藏匿起来，不应处罪；儿子打了父亲，但是因为没有负起养育的责任，被打了也白打，儿子无罪。如果这样两则案例发生在一般人之间，按汉代的法律是有罪错的，应该处罪；现在发生在父子之间处理就截然不同。为什么？因为它们与封建道德不符，与“经义”不符，正如班固所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本之意”。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春秋决狱》的辑佚材料，基本上都像是这样的案例。在处断上董仲舒不分析律意，却用民歌总集《诗经》、历史书《春秋》上的材料来作引证，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虚拟的成分明显，荒谬之极。如果说这种宣传也可以说是法律解释的话，那么法律不就成了任人打扮的玩偶了吗？不过，在当时确是一桩新鲜事，大大的开阔了统治者们的眼界，法律也是可以用儒家解读“经义”的思维方式来加以解释的。这是儒家思想向法律渗透的表现，是法律儒家化的一次大运动。从汉初政治言，上文所引“《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一句表明，用《春秋》决狱，以“经义”司法，也正是董氏为武帝专制主义政治张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2．前者有普遍意义，后者强调的是特殊性；前者重在定罪量刑，后者多作儒家学说的附会

秦简《法律答问》第63支简：“将上不仁邑里者而纵之，何论？当系作如其所纵，以须其得；有爵，作官府。”放走罪犯的，作何论处？应当按罪犯的罪行反坐，直到罪犯被捕获为止。如果是有爵位的人，则在官府服役。这是“纵囚”的犯罪行为，凡是犯纵囚罪的都可据此处断。在适用刑罚上，又有“有爵”与一般罪犯的区别。

《春秋决狱》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君猎得麑，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其议何如？董仲舒曰：‘君子不麑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难废君命，徙之可也。'”这显然是经作者演绎了的传说故事。大夫动以恻隐之心将小麑放走了，本欲定罪；后来反觉得大夫有仁爱之心，不仅放了他，而且还叫大夫担当他儿子的老师。对这样一件不足道的传说故事，董氏却小题大做，得出“徙之可也”的结论，莫名其妙！相同内容的故事又见于《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用这样一个历史传说故事作为决狱的范例，岂不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由此可见，离开了案例的实际内容来讨论《春秋决狱》与《法律答问》在问答式律注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就未免有点唯形式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