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者

《春秋决狱》的作者是董仲舒，这好像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历来都是这么说的。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河北广川人。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后以贤良对策，得重用，任江都相。后因言灾异下狱，不久赦出。后又为胶西王相。一生“以修学著书为事”，著有《春秋繁露》等。“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篇》）历来将《春秋决狱》看成是董仲舒的重要著作之一。

但是，在《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的董仲舒传中并未提到他写作《春秋决狱》的事。本传上只是说：“（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仲舒所著，皆明经本之意，及上疏条数，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更奇怪的是，班固在《汉书》里也只字不提他写作《春秋决狱》的事，只是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史记》、《汉书》本传上都不交代董仲舒写作《春秋决狱》的事，如果说班固沿用旧说，未作交代，也有情可原，但作为董仲舒学生的司马迁竟将先生的重要著作遗漏掉，恐怕就说不过去了；遗漏的可能性很小，只是学生并不知道先生写过这部书或先生压根儿就没有写过这部书。由此看来，把董仲舒看作是《春秋决狱》的作者是存在问题的。

《汉书》上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这句话在《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上则改写成了这样几句：“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将“明法”删改成“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一句；看来改写者是这么认为的，既然“明法”，在《汉志》上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狱”之名，作《春秋决狱》是在情理之中，这推论多富有想象力啊！不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在董仲舒传中有“及上疏条数，凡百二十三篇”一句话，与添加上的“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有易相淆混之处，很可能是后人想当然妄改、妄加所致。

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问些什么，是重大的政事？还是疑狱？上句讲“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下句则讲“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上句重在问政，下句意在决狱，上下不相应。在《春秋繁露·郊事对》上有段文字是记载他们当时的问答的，照录如下：

 

廷尉臣汤昧死言：“臣汤承制，以郊事问故胶西相仲舒。臣仲舒对曰：‘所闻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鲁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贵纯也。帝牲在涤三月，牲贵肥洁而不贪其大也。凡养牲之道，务在肥洁而已。驹犊未能胜刍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

“臣汤谨问仲舒：‘鲁祀周公用白牲，非礼也？’臣仲舒对曰：‘礼也。’

“臣汤问：‘周天子用騂刚，群公不毛。周公，诸公也，何以得用纯牲？’臣仲舒对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继文武之业，成二圣之功，德渐天地，泽被四海，故成王贤而贵之。《诗》曰无德不报，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与天子同色，下有异于诸侯。仲舒愚以为报德之礼。’

“臣汤问仲舒：‘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鲁何缘以祭郊？’臣仲舒对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圣，功莫大于此。周公圣人也，有祭于天，道〔故〕成王令鲁郊也。’

“臣汤问仲舒：‘鲁祀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对曰：‘鲁郊用纯刚，周色尚赤。鲁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臣汤问仲舒：‘祠宗庙，或以鹜当凫；鹜非凫，可用否？’臣仲舒对曰：‘鹜非凫，凫非鹜也。臣闻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慎之至也。陛下祭，躬亲斋戒沐浴，以承宗庙，甚敬谨，奈何以凫当鹜？鹜当凫，名实不相应，以承太庙，不亦不称乎？臣仲舒愚以为不可。臣犬马齿衰，赐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问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诏奉大对。臣仲舒冒死以闻。'”

 

这段问答今收在《春秋繁露》卷一五中，是此书中唯一的一则张汤与董仲舒的对话实录，六问六答，有真实性，是“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的真实写照。《史记》、《汉书》中这句话的依据恐怕也就是这则材料。但是，文中称“臣汤昧死言”、“臣汤谨问仲舒”等句，表明这段文字是张汤以廷尉的身份写的奏章。蔡邕《独断》云：“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将张汤的上奏插在《春秋繁露》中有点不伦不类，其表达形式与其他篇什大异其趣。在此书现存的七八十篇文字中张汤是唯一有名有姓的谈话对象，整篇采用一问一答对话形式的这也是唯一的一篇。而且，与董仲舒解经说理的文风不合。从内容看，祀宗庙当用什么祭品，的确在当时是件不容含糊的大事；与董仲舒“灾异谴告”相一致。但是，这与直接问狱无关、与用春秋经义去断狱更不相及。因此，在“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之后加上的“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这句话，我们认为是东汉人妄加所致。

《汉书》上说“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张汤为廷尉当在淮南狱之后，淮南狱又为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所“穷验”，刘安自杀在公元前122年，“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汉书》卷四四《淮南厉王刘长传》）其时董仲舒大吃一惊，对他思想的打击想必不小，何况董氏也是个有前愆的人。董氏曾写过一篇《士不遇赋》，司马光在题注中这样说：“武帝好名亡实，仲舒卒为公孙弘所嫉，摈弃而死，何足深怪！”其时董仲舒又是个年迈之人，对“老病致仕”的董仲舒来说，在此政治环境下和当时的书写条件下要求他独立完成《春秋决狱》232事的写作，恐怕是不切实际的。退一步说，也至多只是口述；在张汤去问疑的时候，同去的“使者”或许就担当了讨论的记录员，如上文所引的那段问答文字那样。假如说记录的都像上面引例“鹜非凫”所作的答问，要说董氏有过《春秋决狱》的著述，显然就不符历史事实了。

在《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中记载有应劭的著述，奇怪的是，在他的著作书目单中还有《春秋断狱》一书。本传中说他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照此说，应劭写过《春秋断狱》这样一部书。既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232事，何以又要去写一本同样的书呢？何况，在董氏的赫赫声名之下，能有多大的作为呢？特别是在公羊的研究方面不可能超越于董氏之上。既然如此，那就只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在应劭的当时董氏的《春秋决狱》（假定写过）已经佚失，应劭重新作了收集和整理，甚或增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段介绍其著述的文字之前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说：“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据记载，当时董卓作乱，挟献帝西迁长安，载书七十车，遇上大雨，沿途投弃。董卓又烧毁观阁，“经籍尽作灰烬”。正因为典宪的被焚毁，才有应劭《春秋断狱》之作的出现。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考》中加按语云：“此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以为几焚弃于董卓荡覆王室之时者也。”

有鉴于此，《春秋决狱》早年很可能为董氏后学所作口述的基础上，托名作文16篇，“度亦灾异对之类耳”（《经籍考》），仅16则短篇而已；至汉末，大量典籍被焚毁，后由应劭重新收集整理而成其书，在16篇残简的基础上写作《春秋断狱》一书；也许当时并未加上作者姓名，书中所收残篇一仍其旧，以至《春秋断狱》之书泯灭。沈家本也为之作出应劭《春秋断狱》“似即董氏之书”的推测；何况，应劭是个不敢掠前贤之美的人，他曾这样谦虚地说过：“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后汉书》本传）结果是应劭之名泯灭，董仲舒煊赫大名绵延两千年。

还可补充一点的是，《汉书》上说“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张汤是以峻酷治狱出了名的，由这样一位酷吏去向耆儒董仲舒问政（是问政，不是决狱），大家想一想，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他们的治狱思想大相径庭，又怎么可能写出合于武帝“多欲而外施仁义”外儒内法口味的、包括有232件事的《春秋决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