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个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不管在哪个社会，消费都会受到收入结构的影响。而人们的收入，也会通过家庭的集体生活发生再分配——那些收入较高的家庭成员，会在利他主义原则下，将自己的收入贡献给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家庭成员（加里·贝克尔，1987: 194～196）。所以，家庭人均消费的额度在消费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商品的款式，但必须在家庭总收入的约束下完成当期的消费支付。在这一维度上，阶层分析就具有了市场购买意义的约束力。

在将各个阶层区别为业主阶层、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之后，可以发现，业主阶层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为4.67%，新中产阶层占比为12.98%，老中产阶层占比为13.92%，工人阶层占比为33.60%，农民阶层占比为34.83%。从这里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如果将新老中产阶层合并，将业主阶层也并入中产阶层之中，则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各占1/3左右。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这个变化结果，是我们当前理解所有社会政策配置取向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阶层结构发生了长足变化，这种变化又强化了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体现出了强烈的工人化趋势和显著的中产化趋势。可以说，中国现在是进入现代化以来工人阶层占比最高的时期，也是中产阶层——不管是新中产阶层还是老中产阶层迅速增长的时期。这使中国的中产化过程和工人化过程在同一时空发生。未来，伴随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伴随土地流转速率的提升，还伴随各级各类教育招生数量的攀升，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减少，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也会趋于降低。在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强化中，工人阶层的数量会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趋于稳定——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也会失去继续增加的动力，一旦工业化完成，其也会停止不前。老中产阶层会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达到一定数量后渐趋稳定。而唯有新中产阶层的数量，还会源源不断地增长，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也会趋于提高。与任何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业主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不可能太高。

这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消费市场，会在新中产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中继续转型。但这个转型将是渐进式的。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依靠投资强力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式微；伴随中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化，以及国际贸易争端的频发，利用外需助力发展的波动性也会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内需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伴随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展开。虽然近几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趋于降低，但截至2014年年末，其也高达0.469，属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由收入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也显示了这种差距。从表1-1中可以知道，业主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为44.47%，新中产阶层为76.23%，老中产阶层为83.24%，工人阶层为83.94%，农民阶层为101.53%。农民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之所以超过了100%，原因在于对于某些最贫困的家庭而言，即使没有当期收入，其也必须支付一定的金额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所以，凯恩斯所论述的平均消费倾向的递减规律是显著的——伴随收入的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会趋于降低。这就是说，收入较高的人——业主阶层只会将少部分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将其他部分作为剩余而用于储蓄或投资。但收入较少阶层必须将当前的收入花费在消费上以供所需——维持与社会发展同步所必需的消费标准。

表1-1 各阶层的人口结构与消费倾向（初始模型）

注：1．因家庭阶层地位由户主阶层地位代表，故在计算各个阶层人数占比时忽略了家庭人口的多寡。2. ∗∗∗p＜0.001。

但不同阶层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并没有伴随阶层地位的提高而趋于降低，而呈现出中间阶层高，业主阶层与农民阶层低的态势（见图1-1）。这就是说，在收入增加的过程中，有些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大，有些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小。从2013年的调查可以看出，业主阶层和农民阶层相对较低，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则相对较高。

图1-1 各个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数据所呈现的这种态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要以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首先提高较低社会地位阶层的收入水平。虽然处于较高社会地位阶层家庭的人均消费额度会高于较低社会地位阶层家庭的人均消费额度——上层阶层消费者会消费更高的人均净值，但其人口少、平均消费倾向比较低，即这部分人的消费，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处于“市场临界”状态。也就是说，在收入差距较大时，因全社会收入中业主阶层占据了较高比重，下层阶层会因为缺钱而“消费不足”，但上层阶层则会因为“消费饱和”而难以继续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内市场的消费品不能满足上层阶层之需求时，海外旅游与海外购物就会成为这个阶层的选择偏好——其会将在国内市场不能获得的购物满足感，释放在国际市场上。这种将内需转化为外需的行为，对全球市场的刺激是显著的，但对国内市场的刺激，则收效甚微。要避免上层阶层将可能的内需转化为外需，就需要提高国内商品品牌的生产竞争力，增加上层阶层选择的可替代性。如果国内的家庭日用品或日常消费品品牌价值及其竞争力难以快速提升，则上层阶层的海外购物偏好就不可能在短期改变，这反过来会影响内需刺激政策的效果。

另外，从平均消费倾向的数据上看，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都显示了较高的消费积极性，但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消费潜力更大。这两个阶层的人数相加，超过了全部劳动力比重的2/3，故其收入的增加，不仅会提升全国的消费能力，而且还会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从长远看，提升下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更能刺激内需的增长，但提升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收入的过程是漫长的。在一个社会，一旦收入结构形成，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固化，收入结构的调整就非常艰难。另外，在企业的整体管理能力与技术含量不高时，单纯提升人工成本的做法也会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不管是农民阶层还是工人阶层，其收入的提升，需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步。这就是说，消费结构的变化，依赖于收入结构的变化；收入结构的变化，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依赖于技术创新的速率。

第二，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形特征，不仅证明了业主阶层收入的提高，难以刺激消费的弹性增长，而且还说明农民阶层的收入增长，也难以在短期内释放出概化性消费动力——可能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弹性会增长，但对另外一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弹性并不显著。而只有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大。在这中间，老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阶层主要来源于年龄稍大的农民工。那些在城市盘下了店面而形成自雇工作状态的农民工，是在城市经历了长期的筛选之后被市民化的、被人为定义为农民工的那些人。这些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已经不愿再回归农村，虽然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但其以独有的草根性特征扎根在城市。所以，其具有较强的置业与消费动力。

为什么农民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很强，但边际消费倾向则较弱呢？一个可资解释的原因是：农民阶层的消费中，还存在一部分自给自足的成分，比如蔬菜、粮食以及部分水果等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未发生商品化过程。除此之外，社会保障的不足主要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不足，迫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准备未来的“保险”。到现在为止，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水平还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的医疗保险——新农合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完善，但报销额度还很有限。在很多承保医院，不能报销的药物的使用比例还比较高。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阶层的消费能力。在整个农村地区，节衣缩食的现象还很突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农村老人的养老，需要依靠自己的子女。但人口流动，已经将成年子女拉入城市或周边的城镇。成年子女进入城镇或城市之后的置业消费，使其很难通过收入的转移，比较有力地支持父母亲的老年生活。这就使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老龄人口的空巢化以及老年村庄社会公共物品的稀缺化同时发生。一方面，老年农民希望存钱以供生活不能自理时所需；另一方面，村庄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日渐向城镇和县城集中，降低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方便性和可及性，这些都会限制和约束农民阶层的当前消费需求。

新中产阶层具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也有着相对较为固定的收入与社会保障，他们的消费能力更强，这就决定了其边际消费倾向较强。中产阶层大体上摆脱了对使用价值的简单追求，其在全球化浪潮中，更关注消费的符号价值。可以说，新中产阶层在后工业社会特征逐渐显化的过程中，还会继续强化对消费品符号价值的喜好。当消费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其次，而其表征价值上升到较高考量标准的时候，厂商对消费者的竞争，抑或全球厂商对消费者的竞争，就会在阶层分化的市场中富有针对性地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在新中产阶层迅速成长、老中产阶层维持一定规模、工人阶层壮大到一定程度、农民阶层趋于缩小的阶层分化态势下，伴随中高收入阶段的来临，中国需要更重视消费品的阶层推销针对性，并在与国际厂商、国际品牌的竞争中培养自己民族的消费群体。如果厂商的市场瞄准人群不能细化，则竞争力就不可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