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化

Z. T．戈连科娃M. K．戈尔什科夫

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在持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的连续再生产实现。这些变化是量的，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中；还有一些质的变化，体现在每一个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中及其相互之间。在苏联时期，这些变化的总体目标是由几十年的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决定的。一些社会群体的较快发展是以另外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从集体农户到工人阶级，从其他社会群体到知识精英。下列数据显示了对苏联时期人口社会构成动力的最普遍的认识（见表1-2-1）。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社会结构的特征体现出动态的、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发展过程。1991年，劳动力人口占到社会总人口的60%。在这段时期，苏联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其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5%。

绝大多数就业人口属于工人阶级，占到社会总就业人口的62.4%。其次，根据数量和比例，就业人口中排在第二位的是雇佣人员（虽然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但不要求有高的技能）和专家，他们的比例为28.5%。所以，当时只有9%的人口属于集体农户的农民（根据《1988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计算）。

根据1970～1980年的研究结果，在农业领域就业的人口规模不断下降，然而在工业、管理和服务业就业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这段时期，脑力劳动者（专家）中的熟练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在国家的就业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国民经济中1/4的就业人口都拥有中等职业教育或者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他们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制造业就业。专家数量的增长比工人阶级要快得多。当时使用的研究方法是阶级路径和三方博弈模型（工人阶级、集体农户农民和作为中间层的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公开时期为社会结构的非意识形态化研究拓宽了道路，1991年开始的市场改革，在典型的俄罗斯背景下提出了很多问题，然而没有一种阶级理论可以对这些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经济改革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所有社会机构的社会形式（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财产的以及权力的）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这些形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基础和规则也发生了变化。

社会结构元素、社会群体和社区的本质都在发生变化。伴随着其自有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制度，出现了新的经济阶级或阶层。

当代俄罗斯社会结构发展的特点是自发性、无定型和不确定性。社会结构的基础由苏联社会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组成，其特点是一种垂直关系，比如“领导与从属”、“支持与依赖”、家长制和宗族制度。

近年来，伴随着新的社会现实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企业主和管理者、合作经营者、农民、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的雇员和失业者等。现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阶级对立和冲突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要找到一个理论来恰当地解释俄罗斯社会结构变迁。在苏联时期，分析这个问题的传统方法是阶级路径和三方博弈模型（工人阶级、集体农户农民和中间层的知识分子），然而这些方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失去了效用。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和分工方式的理论中，生产资料、劳动分工和财产关系是阶级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也是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出现的基本准则。在苏联时代对社会结构概念的研究中，对客观趋势的研究是主流（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生产组织体系、分配关系等），而主观方面的社会和文化的进步被忽略了，物质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地位得到确立。

近年来，形成了一种研究社会分层的新范式——多层次分析路径。这种分析方法运用职业、收入、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声望，以及新的社会群体认同方式的形成等标准来进行社会分层。

多年来，学界在韦伯提出的分析社会分化的分层方法和马克思提出的传统阶级分析方法之间争论不休。马克思和韦伯基于三个标准——财富或者是收入不平等、声望和权力，为主流的两种社会不平等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三个标准并不总是一致的，且无法确保“地位一致性”。同样的个人或群体，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有可能居于这三个范畴中的不同位置，但这并不总是与相同的测量尺度相关。所有的组合都是可能的：富裕但没有声望和真正的权力；拥有权力但并不富裕；受人尊敬和推崇，却贫穷或没有权力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把所有的差异“最终”都归结为财富或社会阶级的差异。

然而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一个关于不平等和分层的三维模型的存在。“这是纠纷、利益、荣誉和他们反对意见出现的原因。还有一点很清楚的是，荣誉有多么重要以及荣誉为什么会引发内部的动荡；当人们发现他们无法享有荣誉，而别的人却能够时，他们会因此愤怒。”结果，财富、权力和声望成为所有社会动乱的根源。

马克思追随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结如下：如果你总体上不平等，那是因为你在某一方面不平等。这三个测量标准相互重合。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审视社会不平等，都可以将其归结为财富的不平等，而三维只是决定性差异的一个表面形式，而实际上的分层就是一维的。

韦伯和他的追随者却持相反的观点：如果我们在一个方面是不平等的，那么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是不平等的；这三个测量标准不一定总得一致，它们并不是相互依赖的，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标准；这种分层总是三维的。

某些研究者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①社会是否能根据一个特定的类型进行分层，这种类型不能缩减为一个或者更多的三维标准——阶级、地位和权力；②这三个标准是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

个体在一个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例如受教育水平、信息状态、领导权等）垂直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所有可能辅助标志，最终都将归结为不能再缩减的三个主要标准之一。一项实证研究发现了分层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例如权力与财富，但这并不支持缩减分层标准的观点，因为一个关于两个因素之间联系无常的案例就可以反驳它。此外，这种方法否认在三个标准中总有一个起决定性作用。

今天很少有人会否定重视生产方式的态度，也很少有人会坚持，任何一个地位或者权力的不平等，只可能是它单个标准的函数（例如，对于生产方式的态度）。另外，即使是那些强调权力关系重要性的人，也不愿意承认所有体制的不平等都是权力关系的函数。

如今许多学者强调权力这一准则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俄罗斯它最终受到了特殊的影响。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财富特权和声望。这个因素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也备受关注。因此，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克伦斯克的观点，社会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分化，可以用权力、特权和声望分配的不平等来解释。与此同时，他强调权力是首要影响因素。

因此，在俄罗斯早期的研究中，这一标准几乎没有使用，或者仅仅是发挥了“装饰”作用（用于参与社会工作或者集会等），而今天的研究者们对权力和权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很显然，这也可以解释俄罗斯社会对精英阶层关注不断增加的现象。

使用了新的方法，研究人员正在试图获得社会分层和新市民社会模型最完整的图景，这一研究强调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整合的新模式。

关于社会的和结构的分层，具体而言是一个多维的、层级组织化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中，各社会群体和阶层以权力、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进行区分。

当我们提及社会阶层，就是指一个阶层不仅在社会中拥有优势地位，而且通过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来使这一地位正当化，这实际上解释了这一阶层可以主导其他阶层的原因。关于社会分层，我们是指所有的社会经济群体在全球的社会系统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社会不平等（比如说，索罗金认为，社会的空间是多维的，它包括不同的范畴分层：公民权、民族、职业、经济地位以及宗教和信仰等都存在差异）。

社会阶层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确定，而社会分层也取决于此。主观判定标准是个人对独立社会角色的评估。这些角色是排序的，并按社会价值观层级的梯级分布。每一个人都会对此做出评价。人们获得社会地位，而这一地位是对他们在特定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评价，或是对别人眼中他们声望的评价。因此，我们得到了社会地位分配的层级。所有社会地位的综合就可以划分出社会阶层。在连续的社会空间中，社会阶层被划分为较高或较低的等级，它们之间有一段固定的距离，一段社会的距离。如果这个阶层是开放的，那么这个社会将有一个剧烈的社会流动。

在阶层的客观判定标准中，关键在于某阶层在劳动力社会分工中的特定角色。基于社会经济背景——在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分配中的位置，个人拥有一个特定的社会地位。之间有群体社会距离的各社会群体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这也增加了取决于特定社会的亲密程度和开放程度的社会横向流动。

俄罗斯社会基本体制的转型，特别是财产和权力关系的变迁，显著地改变了社会关系的总体环境。显而易见，今天的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全球化的趋势几乎出现在所有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造成了一些剧烈的变化，包括社会关系领域和结构关系领域的变化。

关于社会分层结构，我们是指一个多维的、层级组织化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中，各社会群体和阶层以权力、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进行区分。这种多维的特征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差异问题时，不仅要关注群体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群体内部个人地位的差异。伴随着经济型的社会分层，以社会分层概念的名义，以传统上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最重要的分析的名义，我们仔细考虑了专业的和权威的地位（管理者）、声望（教育程度、技能和技能培训），以及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适应程度。

对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评价并确保其行之有效，目前还为时尚早。在财产关系、分配、劳动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的流动领域均发生了变化。转型过程导致新的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出现。伴随着财产分化的剧烈和深化，以及社会群体利益的两极化，私有化创造了社会力量的一个新平衡。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美国学者萨托利引入了“两级多元化”的概念，恰当地概括了当代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特征。虽然这一概念最初只是用于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体制的研究，但其重要内涵仍然与对后苏联社会的社会分层关系的评价相关。根据这个概念，雇主阶层和雇员阶层属于对立层级，而且这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推动社会力量新地位出现的决定性力量，导致国有经济向所谓混合经济转型，其中混合经济中包括国有财产和私人资本、市政资本与股票等。

今天在俄罗斯的社会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和群众阶层，改变了集团利益、行为方式和社会互动等制度。这些看似无关的现象，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社会转型过程各个方面的体现。因此，对此的研究不应局限在个体上，还应该关注他们的相互关系。与此相联系，很有必要开展相关的社会分析，不仅关注社会分层（分解）的原则和基础，而且关注整合的实际过程，以及一个新的现代俄罗斯社会模式的形成。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不断涌现和强化之前并不存在的阶层——大地主、中小企业家、管理阶层、“新型贫困者”边缘人士、失业者以及移民等（换言之，也就是所谓“积极”和“消极”特权者）。他们对新的地位和角色的适应，他们对个人和群体身份的重新定位，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个过程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家的目标是根据主流社会结构空间演进的驱动力对此进行充分分析，展示和解释由于不同角色互动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评估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的规模和方向。

社会分化和整合的主轴是一个基础方面，比如其中位点——中产阶层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涉及整个社会，包括在私营企业和国家集体企业中就业的群体，以及那些私有者和绝大部分雇佣工人。

当我们谈到现代社会结构绝不能被视为一个稳定的现象时，有时会遗忘那些在近几十年里丰富起来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使社会结构形成一个基本上稳定的，并在社会分层的方向上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

因此，在新的社会元素和市场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关注一些关于国家社会转型的社会经济动态的统计指标。

（1）过去八年，在国家经济部门中，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和比例都平稳增长（从2000年的46.1%到2008年的57.3%）。俄罗斯统计局提供的信息将雇员和自营职业者都统计在这个类别中。

（2）至于私有的企业家（雇主），在上述时期，人数增长了约1.8倍。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存在一些消极的现象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但“旧中产阶层”在数量上仍在不断增长。

（3）应当单独强调的是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发展趋势，因为社会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规模比较小的企业的发展。此外，正是在这一领域内，产生了中产阶层，即中产阶层的生产和再生产。2008年年底，俄罗斯共有282700个小企业家（不包括微型企业）。如果说到动态变化，那么在几十年内，它的增长速度是117%，显然增长率是正的。这表明中产阶层潜在形成基础的形成。与此同时，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国家小型企业家的数量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数据没有可比性。因此，为了实现正常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一定的社会影响），增长率必须维持一个持续的增长。此外，小企业的部门结构被局限为零售和批发贸易，占总企业数和就业人口数的46%。

（4）在社会模式形成的过程中，考虑到社会构成变化的动力，考虑到借助模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发展，以及现有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体系，我们应当注意到以下两种状况。首先，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复杂性是最重要的指标；其次，这一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后者被社会结构复杂化了，有时候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发达，实际上是缺乏中产阶层，严重的社会财产分化在某个地区使已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在2010年第一季度，俄罗斯联邦的总体就业水平达到61%，莫斯科地区就达到70%，而在北高加索地区略高于30%。相应地，失业率则分别是8.8%、2.8%以及53.1%。另外，80%的失业人口是20～39岁的年轻人，而他们是人口中最有生产力和工作能力的群体。因此，就区域层面而言，这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与社会结构现代化问题密切相关。

（5）以上论述均表明，形成应对快速变化的生活条件的社会适应机制是极其必要的。这种适应的需求影响了人口中不同地区、各部门和各年龄的群体；也影响了那些被迫寻找适应的方法和途径的人。显然，在这种条件下，当就业的形式和价值发生变化时，会形成不同的收入渠道，且出现其制度化的形式，如兼职、非正规就业等。

2010年中期，约有180万人有兼职。此外，我们也注意到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状况，这在劳动关系部门是一个重要因素，代表了社会群体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其在国家方面缺乏一个合法的法律登记。这代表了特定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式的一种变形。2010年中期，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在莫斯科达到5.2%，在圣彼得堡是2.3%，在南部联邦区的某些区域超过40%。

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对专家和专业人员的需求，这些专业人员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生产功能。因为雇佣劳动成为市场关系的主体，它兼顾专业人员的优势和劣势。劳动力市场进行两种不同的专业细分：第一种是在私人机构就业的职业；第二种是在公共部门就业的职业。这两类职业细分中对专业人士的需求是不同的。第一类职业细分对市场类型的职业需求较高，但它涉及的部门比较少，因为俄罗斯的私人机构并未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而第二类职业细分对专家的需求更为宽泛，但通常因为经济原因，在这一领域内工作的专家会感到不满意。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两类经济部门对某些职业都有稳定的需求，这类职业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是“管理者”。这种职业毫无疑问是市场型的职业，管理者不仅找工作没有困难，而且他们完全可以负担因挑选工作场所而产生的成本。

为了对比管理者和其他职业群体职业活动的各方面差异，我们将管理者单列为一个职业类别，其他职业均定义为“简单工作者”，组成另一个类别。对研究结果的分析表明，“管理者”这一职业群体在经济行为方面与其他职业者具有显著差异：他们不仅在职业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而且也能以此解决日常生活的各种难题。

“管理者”这个职业群体基本是由18～44岁的人口组成（占74.5%），他们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高等教育：56.2%；中等职业教育：28.7%），他们毫无疑问是高水平的专业人员。这个职业类别的人群也显现出高教育程度传承性的特征，表现为2/3被调查的“管理者”的父母同样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父亲为65.7%，母亲为62.9%）。因此，我们认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这个职业类别被调查者生活中既定的价值观和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

受教育程度是管理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类别的首要特征。在这一群体中，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约是其他职业的2倍，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其他职业的3倍多。由此，我们认为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以及职业获得的市场导向特征，是管理者这一群体在生产活动、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区别于其他所有职业群体最显著的特征。

数据分析显示：如果有可能选择自己的工作场所，那么一般情况下，专业人士都会选择私营企业。管理者也不例外：他们中73.3%的人在私营企业工作，而仅有19.9%的人在国有部门工作。

我们使用2004～2005年俄罗斯公共舆论与市场调查的监测数据进行相关的分析。本次调查的主题是“俄罗斯社会的社会分层”，受访者的数量是17560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抽样样本。

作为市场类型的职业，管理者因自身的职业地位获得了一些优势，同时也受到一些限制。原因正如我们前文的分析，俄罗斯的私人机构并未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因此，管理者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贸易行业（31.9%）、工业（13.1%）、大众传媒（7.6%）、交通（4.8%）和建筑业（4.0%）。其他行业的比例较小。然而，正如研究数据显示，对管理者活动的某些限制是不从事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充分运用自己较高的资质和学习潜力来获得成功的职业发展。

运用描述社会分层变化深度的定性特征和定量指标，我们能获得一个基本的结论：在改革期间，俄罗斯社会形成和发展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实。

这种现实在社会学层面是怎样的？

根据研究结果，苏联时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户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后改革时代的俄罗斯社会形成了10种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有稳定和独特的利益，并且生活的水平和质量也和以前截然不同。

今天，社会学家们普遍知道多种方法和路径，来分离和描述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阶层。运用不同口径进行分层，这些方法都涉及属于特定阶层的因素和标准：例如受教育程度、职业和资质、财产关系、权力、收入、非生产性活动的性质等。然而，俄罗斯社会的特异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根据俄罗斯的现状，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并不是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类似的情况迫使国内的研究人员提出不同的分层方法，其中之一是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出的基于生活水平标准的分层。这种分层方法以消费领域的生命历程为标准，或者以生活质量指数为标准，这些标准涉及金钱以外很宽的范畴，涵盖其他一些人口可及的经济资源（如财产、住房等），也涵盖满足群体非生产性活动需求（休闲、娱乐、医疗保健、自我实现、沟通交流等）的机会。

在构建这一指数时，最初的假设是：评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不仅要考虑家庭已经拥有的物品，也要包括尚未拥有的物品。因此，对实际生活水平的评估不仅包括对一些财富状况的评估，而且包括对被剥夺水平的评估。其中，被剥夺水平是比照消费者商品标准菜篮子存在的困难和限制得出的。我们运用下列几组指标计算该指数。

（1）对最重要剥夺形式的可能性的主观评价。

（2）财产的丰裕度。

（3）不动产的可及性。

（4）住房质量。

（5）存款。

（6）有偿的社会服务。

（7）享受需要额外开支的休闲娱乐的机会（M. K. Gorshkova, R. Krumm, N. E. Tikhonova,2009:272）。

在分层识别模型中，基于以上介绍的方法，我们确定了社会中最底层的两个阶层。2009年初（经济危机复苏以前），这两个阶层的人数约占俄罗斯人口的16%，这一比例恰好是俄罗斯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

第三和第四个阶层是低保人口，并形成了两个子群体。

第三阶层是低保人口的第一个子群体，它具有过渡的性质，包括位于贫困线边缘的俄罗斯人（比例16%），这一阶层也被称为“穷困者”。

第二个低保子群体是第四阶层，它包括一部分俄罗斯城市居民，这些居民生活在俄罗斯传统的贫困线上，其比例超过俄罗斯1/4的人口（27%）。这一阶层的生活水平在特定居住区域内“居中”，或者称为标准模式，或者称为最典型的。因此，这部分人口确实可以被称为穷人。

从第五阶层到第八阶层，包括超过1/3的俄罗斯人口，他们是俄罗斯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之间差异明显。基于全国的情况，他们可以被称为相对较好的阶层。第九和第十阶层类似。依据公众的观点，这两个阶层属于富裕阶层。然而根据西方社会的主要标准，这两个阶层应当属于中产阶层之上的阶层（比例为6%～8%）。

第五到第十阶层的人口，总体上构成了俄罗斯社会的富有人口。

结论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俄罗斯从2009年开始，59%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表现为三个特征：“低于贫困线”、“在贫困线边缘”、“位于低保家庭之列”；同时也有41%的人属于相对富裕的阶层（见图1-2-1）。

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得以证实。因此，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第一个季度，17.4%的俄罗斯人收入低于最低的生活标准，即人均每月的收入是5083卢布（折合148.6美元）。显而易见，这一比例与俄罗斯社会位于贫困线以下的阶层的比例（16%）非常吻合。同一时期确定的俄罗斯最低工资标准为4330卢布（折合126.6美元），占劳动年龄人口最低生活费用的78.8%。伴随着价格的上涨，包括食品（4.6%）、非食品（5.3%）、服务（14.3%），与2008年第四季度相比较，一些地区的最低生活标准出现了上升（8.3%）。

虽然每月的平均工资的增长趋势明显（2009年9月的工资是18702卢布，约合606.2美元），并且高于2008年9月的水平（其增长速率为4.9%），但在实际的可支配收入方面（扣除了强制支付的费用后，用商品价格指数调整），2010年1～9月与200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09年4月进行的抽样调查，我们分析了27.8%的俄罗斯各地区各种组织的所有经济活动和所有财产形式（排除小企业），结果显示约有13%的雇员领到了月薪，比例低于劳动年龄人口中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此外，3.1%的雇员月薪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俄罗斯的社会结构调整强调社会化过程中整体环境变化产生的问题。提及社会变化的目标，我们是指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如社会组织的转变、它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结构及其行为的构建模式的变化等。所有转变的核心是：在后苏联时代，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转变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其他关系的性质，特别是加剧和深化了财产分化、利益两极化和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

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如国家的、私营的、混合所有制的、市政的、股票的等，几乎完全取代了国有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导致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产生，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物质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非所有者被置于社会空间的不同极。

因此，多种所有制形式导致社会分化的新形式，但它同时也使得所有者和雇员在生产资料中客观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新阶级和社会利益群体。毫无疑问，这些利益群体目前尚未完全成形。在新的市场关系下，他们仍然处于新生阶段。然而，现代社会的客观发展，必然导致这样一个调整的社会经济模式得以运行，它运行的环境是结构形成的内部机制开始为实现一个恰当社会结构的实体化而发挥作用。

这些普遍的自然进程被补充到国家的地区特性中，这样一个事实强化了俄罗斯联邦的特性。苏联的重组，取决于地区的特殊发展及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与联邦中央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关系）。这种重组有效地影响了它们原有的内外部交流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形成。

因此，公共生活的区域化，是总体社会调整的主要特征之一（特别是对社会结构进程的调整），而且应当在社会分化新形式形成的范式中看待这一问题。这种社会分化出现在社会变革时期不同的社会层面（包括俄罗斯各地区及其周边区域）。在这一条件下，任何区域都是一个拥有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包括社会的和结构的条件）和关系的系统。但从这些关系与联系的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找出主宰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及其独立领土发展的最重要方面。这是劳动力市场和人口就业形成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就业和失业、生活水平和人口收入结构、社会职业和一般劳动力流动以及其他特征的重要方面。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加强区域特色，及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整个国家现代社会调整的范围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