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工业革命以来，矿产资源被大量消耗，资源的利用及国家间的合作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文献分析显示，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以及实现开发利用可持续性的发展对策。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前，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Rosenstein Rodan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矿产资源消耗过程中污染物的大量排放，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老工业基地出现“问题区域”，某些国家相继出现了“荷兰病”，针对经济中出现的以上问题，Auty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问题，即资源越充裕经济越落后。如今经济学家开始逐渐全面客观地看待矿产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正视矿产资源开发给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F. W. Wellmer和J. D. Becker认为，矿产资源开采将导致严重的植被破坏，开采过程中的机械作业以及生活废水的排放等导致环境污染。Ahmed Ahnert和Christian Borowski认为由于海底作业及污染控制不力，深海采矿将会导致海水污染，并影响底栖生物的生存空间，干扰海底生态系统。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研究

Raymond F. Mikesell将可持续发展理论运用于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分析，认为通过调节税收，以及投入与矿产品年净收入现值等价的投资量可以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Gavin M. Hilson亦对矿业不可持续的观点持怀疑态度，通过研究得出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并建议矿产资源丰富而经济水平落后的国家积极进行跨国矿业运作，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保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Adisa Azapagic构建了指标体系，来评价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三类子系统；Damjan Krajnc等学者将矿产可持续利用的指标体系扩充为模型，构建经济 -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ICSD模型，并对可持续能力进行量化。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研究

M. A. von Below通过研究发现提高开发利用率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了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及可持续利用，Teodoro M. Santo和May L. Zaratan认为可通过定期监控矿产资源的枯竭状况来强化决策者的社会责任心，以实现对有限的矿产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采和使用。Arno Behrens等认为可通过生态财政改革、补贴制度等来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化。R. K. Amankwah等认为亦可通过合作来提高开发利用效率，合作包括产业内企业的合作以及产业间企业的合作，进行产业之间的合作时可以预先实施相关的教育培训计划。

（四）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

国外相关学者对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突破理论范围的研究，通过引入霍特林（Hotelling）模型、MARKAL模型等对矿产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精确分析。资料显示，霍特林模型、MARKAL模型都是早期研究提出的，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在的研究条件。后来的经济学者将这些模型不断完善，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的调整，用于预测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分析资源开发利用与市场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资源消耗及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对实现废弃物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以及社会最终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二 蒙古国研究综述

目前，蒙古国在矿产资源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一是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二是矿产资源的国际合作。其中，涉及中蒙矿产资源合作的主要有以下文献。

蒙古国经济学家L. Khaisandai认为蒙古国煤炭资源藏量丰富，煤炭资源的开发能够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蒙古国目前的技术水平不足以支持高效率的开采，与中国进行煤炭资源领域的合作开发可以为蒙古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N. Tumur在《蒙古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与大国关系》一文中提出，中蒙两国的贸易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稳定发展，中国在蒙古国的投资量首屈一指，中蒙两国在矿产领域的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中蒙经贸合作的主旋律。

B. Ganzorig和D. Nachin在《俄罗斯与中国在蒙投资》一文中介绍了俄罗斯和中国在蒙古国的投资现状，认为中国对蒙古国的投资额将不断上升，尤其是在矿业领域。

蒙古国经济学者Tumenbayar对蒙古国的矿业投资环境进行研究，形成了系统性的认识并做出了全面评价，对蒙古国与外国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加工等领域的合作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蒙古国经济学教授Luvsando和Shagdarsuren在报告《世贸组织及其他因素对蒙古国探矿和采矿的影响》中，研究探讨了蒙古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本国探矿和采矿领域的影响，并分析了蒙古国矿产资源开采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该如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投资环境。

D. Molomjamts在《对蒙古国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分析了蒙古国本国直接投资与本国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外商直接投资持支持的态度，认为虽然资源开发利用在某种程度上使蒙古国的不可再生资源逐渐减少，会给未来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影响蒙古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蒙古国应采取正确的经济管理政策，提高自身竞争力，战胜挑战，并同时提出了合理分配自然资源以及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等策略。

蒙古国土地资源经济研究院的T. Tseveen和Ts. Boforma研究了蒙古国的经济政策，提出政策研究对调整矿业投资结构的重要性，认为投资企业首先应认真研究蒙古国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在其政策支持优先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享受政策优惠。蒙古国政府已经将能源和矿产开采行业确定为引进外资的重点行业。随着蒙古国外资的不断引进以及资源的不断输出，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纷纷涌入蒙古国的矿业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上对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的竞争逐渐加剧。因此，蒙古国应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式。

三 中国研究综述

中国大部分学者对中蒙合作持支持的态度，如娜琳、额尔敦在《中蒙合作开发蒙古国矿产资源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认为，因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能源安全问题约束着中国经济发展，蒙古国是具有丰富矿产资源的邻国，中国可以通过技术支持、资金转移与蒙古国在矿产领域建立互利合作。同时娜琳教授又在《中蒙经贸关系现状及双方在矿产领域的合作》一文中分析比较了中蒙两国矿产领域的异同，并根据蒙古国制定的战略方针提出以下观点：“蒙古国富有中国紧缺的矿产资源，而中国拥有参与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的资金、技术、较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丰富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拉动蒙古经济发展的巨大市场。中蒙矿产领域的合作符合双方的需求，具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性。”张秀杰在《蒙古矿产资源开发状况及中蒙资源合作前景》一文中指出睦邻友好是中蒙双方的共同心愿，目前双方合作前景良好，同时近年来两国政府高层加强了互访，两国在政治事务上的看法近似并互相支持，在经贸合作方面，两国加强了矿产资源和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同时民间交流日益加深。李靖宇、雷杨在《蒙古国矿产资源分布与中蒙两国合作开发前景论证》一文中分析了习近平于2008年6月访问蒙古国并签署了《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这一标志性事件并指出，该纲要的签署在两国政府高层领导互访与对话的基础上，为中蒙双方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提供了良好开端。王楠、张本明在《中俄蒙跨边界次区域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机制与模式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中蒙合作开发蒙古国矿产资源的三种合作模式。宋国明、姜贵善在《蒙古矿业与投资前景展望》一文中提出，蒙古国矿产资源在开发的初期阶段，储藏量丰富，极具开发潜力，这无疑增加了对中国的吸引力。蒙古国政府近年来修订和完善了矿产法和外国投资法，并且加快了矿业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在此基础上还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极有力地改善了其矿业投资环境。在两国双边合作中，综合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对矿产的巨大需求量、蒙古国的出口型主导战略以及两国相邻的地缘优势的整体情况，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开发必将成为中蒙合作的重中之重，给双边合作注入更大的动力。

图门其其格、刘·巴特尔在《蒙古国矿产法对中国在蒙矿业的投资影响》一文中提出，蒙古国新矿产法的颁布对中国在蒙古国矿产资源领域的投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可以使蒙古国的投资大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对投资者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作者随后提出建议，中蒙双方应共同努力落实胡锦涛访蒙期间双方达成的“把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双方今后发展的重点领域”的重要共识，从而把双方的经贸合作切实提高到新的高度，以便实现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同时根据蒙方意见，中方可将签订中长期经济合作协定作为日后的合作方向。马平、林晓等在《中蒙两国加强矿产资源合作开发问题探析》一文中指出，中蒙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重要领域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开发，中国应进一步认定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有针对性地提出两国加大力度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对策。李靖宇、雷杨在《论中蒙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战略推进导向》一文中分析了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指出，推进中蒙两国深化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开发，在高层需要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通力协作，在基层需要加强双方企业之间的交流，做到相互理解、积极合作、互通有无。

中国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矿产资源合理开发的角度评价研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李学全等人认为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评价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多目标决策问题，同时提出并检验了一种灰色关联度线性加权方法。关凤峻则提出了考核矿山在前期开发阶段的综合利用水平的评价方法与体系。宋光兴等人认为可以用熵技术及理想点的方法来解决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评价过程中的多指标决策问题。陈林、曹树刚提出可以用博弈及最优化分析方法解决矿业多目标决策问题。付传君、杨昌明认为实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是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并建立了由社会效益、开采秩序、环境治理、安全开采和资源利用效率五大类指标构成的矿产资源开发整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提出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矿产资源开发整合的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李毅等从矿区是一个REES系统的角度出发，建立了矿区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和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李永峰、杜培军在探讨矿产资源综合评价与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关系的基础上，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程序，分别从不同的评价尺度构建了服务于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陈军、成金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

第二，从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的视角出发，研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途径。李燕群、贾瑞强等人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出发，指出实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循环经济。董武斌、白俊等人则从生产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通过工艺改造、选冶联合流程实现矿产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魏晓平则指出确定合理开采次序很重要，同时建立了矿产资源最优开采顺序决策模型。王震声则认为通过延长矿区的产业链、发展替代产业，促进资源型矿区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是矿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张树良深入研究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模式，发现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模式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先进的企业价值理念；二是完善的价值链体系；三是同价值链体系相协同的运营链体系。刘勇、王士军等以甘肃白银市为例，认为白银市矿业开发和利用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矿产选冶水平，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开发和利用贫矿，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第三，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进行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杨昌明、洪水峰构建了矿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余敬等人提出矿产资源可持续力（MRSP）是智力水平（I）、矿产资源禀赋和结构（MR）、环境质量（En）、经济发展水平（Ec）、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S）以及以上五方面之间的协调力（C）的函数。赵银兵、何政伟和倪忠云通过运用GIS实现质量四级区划，并综合考虑矿产资源特征，确定重点、鼓励、限制和禁止四个开发分区，同时结合环境质量本身和矿产开发的影响，划分了四级防治区域，并探讨了如何改进开发模式。严良、孙理军基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针对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系统模式框架，并分析了该模式的特征。雷佑新、尹斯斯等人通过层次分析法并结合模型分析，深入探讨了矿产资10源可持续利用能力，发现当前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处于弱可持续与可持续之间。张纫兰以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资源代际公平理论为支撑，构筑了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的理论框架体系。

第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及对策研究。朱训通过分析世界矿业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提出了中国矿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认为应处理好八大关系。张复明、景普秋从区域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认为需要打破原有的资源自循环机制和路径依赖，引入学习与创新活动，以调整资源收益分配机制。钱勇、赵静则从促进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这个角度出发，提出资源型城市的税收返还和增值税改革政策。方敏、刘玉霞分析了目前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树立环保和合理利用资源、节约资源的意识，同时建议出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法》或《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法》，通过加强国家宏观管理部门的综合调控、制定并切实落实优惠政策、不断引进和发明新的科学技术等手段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李士彬等人则分析了中国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潜力，并结合当前中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同时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科研层面、社会公众层面四个层面提出了加强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建议。田磊、张进德等人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产生诸多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根源，提出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矿山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李靖宇、雷杨全面深入剖析了中蒙两国矿产资源合作开发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切实提出推进两国合作开发的对策。刘洋、纪明等在全面分析中国矿产资源供求状况的基础上，就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就完善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体系给出政策建议。

第五，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都沁军运用系统理论，提出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系统的六大子系统结构模式。夏青等人针对西部矿产资源，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结合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复杂性、开放性、共生性等特性，提出了建立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发展模型和复合系统协调模型。李国蓉等人则基于矿区可持续发展系统（SPREE系统）的整体性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只有人口、经济、资源、社会和环境五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才能达到系统整体协调。

第六，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整合研究。刘伯恩和鲁晓琨指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的缺点，这意味着市场话语权丧失，同时也意味着有限的资本投入会制约后续资源开发，因此需要提高矿产资源产业集中度。陈春林认为可以通过矿产资源的开发整合解决目前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的矿山布局及开采不合理等问题；同时须采用先进的采、选、加工工艺，来实现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合理保护，并提高资源总体利用水平；通过鼓励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与矿业加工企业合作，提高矿产品价值；最后着力消除矿山安全隐患，改善矿区生态环境。宋光齐指出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是对矿山开采企业依法开采的矿产资源及其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是优化矿山开采布局，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矿产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的重要措施。张福良等从煤炭资源横向和纵向产业链整合的角度出发，指出矿产资源开发整合的横向模式是同一行业矿业企业之间进行整合的模式，而纵向模式是同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进行整合的模式，复合式模式则是两者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