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外开放与中国的产业地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区域产业集聚越来越明显，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形成了目前东、中、西部差异巨大的产业地理结构。但关于中国对外开放与产业空间分布研究的文献并不太多，学者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为关注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虽然目前开始关注对外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地理方面的研究，但研究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集中的关系并不确定。Fujita和Hu（2001）发现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生产结构差异在不断扩大。Hu（2002）考察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的影响。数据模拟显示，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贸易成本的降低，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程度在增加。Bai等（2004）发现区域保护对产业集聚有负面影响，而90年代中国产业集聚的总体程度在不断增加。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Ge（2004）、金煜等（2006）、赵伟和张萃（2007, 2009）的研究也明确揭示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Wen（2001）通过历史对比发现，制造业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沿海省份而非整个东部地区，这种产业集聚是由交易集聚和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集聚共同推动的，与对外贸易并无直接关系。Ge（2004）的实证研究显示支持Hu（2002）的结论，高度依赖外贸与外资的产业集聚在接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Gao（2004）用1985～1993年跨省数据检验了若干理论在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中的解释力并认为，竞争程度高、国有比重低、交通状况好的地区其产业增长也较快。对外贸易对产业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Chen等（2005）的实证工作表明，与地理、历史相联系的经济开放政策推动了产业集聚过程。Hu（2002）建立了一个中国的产业集聚模型：东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产业集聚的初始地区，并且这种领先地位因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而得到强化。沿海和内地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正是这种产业集聚的结果，而内地的地理劣势正是因为其在国际贸易上的运输成本。

黄玖立等（2006）、黄玖立（2009）将贸易开放对中国产业地理的影响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由于交通运输尤其是海洋运输上天然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政策优惠措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这就解决了私人储蓄不足的制约，诱发了一个类似“大推动”的工业化过程（如深圳）。其次，沿海地区由于更靠近国外市场，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对较大的市场（国内和国外市场）获得迅速发展。再次，工业在自身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下，所创造出的“后向关联”使得内地资本要素和其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向东部汇集。Ge（2004）强调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对中国产业地理的强化机制，东部地区较高的工业份额与较大的消费市场导致东部企业的利润高于中西部企业。东西部的工资差别吸引劳动力向东部流动，而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又进一步扩大了东部的消费市场，吸引更多企业移向东部市场。

同时，黄玖立等（2006）还认为，仅靠对外贸易无法解释同样处于东部沿海的环渤海地区（如河北、辽宁）为何在区域发展中相对落后的事实，他们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地区产业发展的差异性。从对传统赶超战略遗留下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的继承关系看，各个地区在人力资源、技术甚至政策上的禀赋条件从一开始就不同。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也是显然的：东北三省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改革初期其在技术水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上明显优于许多后起的省份。此外，东部和中西部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件（如降雨量）不同，这就导致了东部在土地肥沃程度（黄仁宇，1997）、适合居住程度上优于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鉴于制造业只有在市场容量、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才能发挥规模经济并获得快速发展，产业逐渐集聚到了东部。Ge（2004）通过计算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9年29个制造行业的就业分布基尼系数得出，中国制造行业的集聚程度明显随时间而增加，并且大部分制造行业（除了饮料制造业与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地理分布随时间发展呈现出更加不均匀的状态。平均集聚系数在15年内有显著的增长：平均就业集聚系数增长35.8%，平均产出集聚系数增长41.0%，集聚的地理空间为东部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