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新观点与创新内容

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藏族与蒙古族群众错误地把关帝庙当作格萨尔拉康，把关帝误认成了格萨尔，从而混淆了两者的界限。”然而，笔者对田野调研的口碑、唐卡、壁画、文献资料进行描写、整理、编排、解读后发现：“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藏地区，关帝信仰模式在不断变化中融入藏传佛教文化，不断演化中渗入蒙藏民间文化，不断重塑中深入蒙藏民族信众心灵。从而在藏传佛教文化圈内形成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即关云长’的文化现象。”因此提出管见：“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为格萨尔崇拜的宗教文化现象，既非关帝误读成了格萨尔，亦非格萨尔混淆为了关帝。而是汉、满、蒙、藏等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与僧俗百姓以本民族文化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认知之思对外来文化内在性交融的典型个案。”[1]

笔者在学术界首次发现披露并探讨了由汉译藏的关帝灵签。关帝及其所使用的关帝灵签是关帝信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在研究“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萨尔化崇拜文化现象”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目前在拉萨格萨尔拉康内使用的藏文版关帝灵签即《威慑俱全真日杰布之三界明镜灵签》与功德林寺白度母殿内的藏文版《箭卦签诗预言》，其中的很多内容有汉地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威慑俱全真日杰布之三界明镜灵签》内的词句“/遇汉高祖得解”，“/山东”，“/县都”，“/举人”等；《箭卦签诗预言》内的“/宋太子登基”，“/唐明皇纳贵妃”，“/吕洞宾炼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完全是汉地传统文化内容。在询问格萨尔拉康与度母殿的香灯师后得知，这两个藏文签谱都是由汉文原文译成藏文的，当笔者进一步追问汉文原文是否还存在时，香灯师不无遗憾地说：“以前，殿内藏文签谱和汉文签谱都能同时使用，并且内容相当一致，但如今汉文原本已不复存在了。”十分有幸的是，后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中找到了福建师范大学林国平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灵签研究》，发现文中引用《关圣帝君灵签诗集》与《仙姑洞灵签》的那部分内容与藏文《威慑俱全真日杰布之三界明镜灵签》、《箭卦签诗预言》基本吻合，后来林国平先生无私地将他保存的《关圣帝君灵签诗集》与《仙姑洞灵签》提供给笔者，对林先生的这种高尚的学术品格，笔者敬佩至极。获得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藏汉文原始资料后，笔者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对照、比较、重译，从而寻找汉文签谱与藏文签谱的异同点。另外，在进一步探寻藏文版灵签签谱过程中，发现了扎基拉姆神殿内保存的藏文经书版《格萨尔签谱》，笔者将其文本完整翻译后做了初步探讨。这部分研究内容从文本资料到研究成果，在学术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 参见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拉萨帕玛日格萨尔拉康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