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的城镇化举世关注，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它有可能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获得20～30年的持续发展，把中国推进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同时带来无限的商机，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举步维艰，如何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如何为十多亿人口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及基础设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理论、实践和政策等方面的创新与应对。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的城镇化研究首先必须解决城镇化速度和城镇体系的问题，即将来有多少人生活在城镇，生活在什么规模的城镇，以及这些城镇的空间分布。我们把这些称为城镇化的路径问题。路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要探讨路径问题，就不得不解析城镇化的驱动力或决定因素。尽管传统发展经济学对乡城移民给予了种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实证上关于城镇化决定因素的研究却相对欠缺。当然，除了路径和驱动力，更多的人关注城镇化的影响，诸如城镇化可以带来多少收入的增加、内需的扩大、房价的调整，等等。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于2013年12月21～22日在贵州财经大学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论坛。该论坛是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贵州财经大学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贵州省房地产研究院（贵州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院）、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云南财经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项目批准号：71133004）共同承办。此次会议特邀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教授、清华大学刘洪玉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部部长）万广华、新加坡国立大学符育明教授等。这些嘉宾分别就“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与配套改革”“住房保障与住房市场”“关于城市化问题的六个误区”“城市化与进步”等问题作了会议主题发言。大会还收到论文一百五十多篇，经专家匿名评审，确定入选论文30篇，在会议上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详见附录的会议综述）。

会议围绕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城镇化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城镇化与房地产等方面展开了理论和实证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比如裴长洪的观点是，新型城镇化主要不是解决城镇下一步怎么发展，而是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或者说更多地偏向如何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又如符育明认为，城市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来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技能，实现专业化分工，使人们消费更加多元化（即实际的收入增长）。但中国传统城市化积累了生产资本、消耗了环境资本、忽略了人力资本，这样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

刘洪玉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关键是住房问题的解决。完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处理好政府保障和市场供应的关系、建立促进住房市场稳定的长效机制，这既是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城镇化发展的问题。政府承担住房保障的职责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保障程度大体分两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弱政府干预模式，保障房覆盖面达6%；二是强政府干预模式，主要是部分欧洲国家，如英国，保障房覆盖面达20%。

万广华则强调了外界对中国城镇化存在的诸多误解，比如有的认为中国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化占用耕地、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城镇化缺乏动力、市民化双轨制等。对于城镇化占用耕地问题，他认为：首先，我们不能将工业用地归咎于城镇化；其次，城市居民用地面积只是农村居民用地的1/4。对于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问题，他认为，粮食安全首先要有人愿意种地，只有规模经济才能确保农民种植粮食的收益，农民才愿意种地；只有城镇化，才可能形成农业种植的规模经济，从而增加农民的种植意愿。对于城镇化缺乏动力的问题，我国的18亿亩耕地，按人均60亩计算，需要3000万农业劳动力，每户4人，农业人口1.2亿，我国现有5.75亿农村户口，扣除1.7亿农民工和1.2亿农村劳动力需求，尚有2.85亿剩余劳动力；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家庭团聚可以提供10%非劳动力移民。万广华认为，只要解决了户籍、农村土地使用这两个最大的基本问题，中国的城镇化完全可以再快速发展20年。对于市民化双轨制问题，他认为中国不能承受四等公民的出现和存在，其次双轨制会带来寻租机会与腐败；一步走是可行的，只需要民生支出10%～15%。一步走的关键是解决福利的可携带性、关注并轨的优先序与时间表。

清华大学的郑思齐等从实证视角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以“土地融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正反馈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式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并基于2005～2011年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其存在性。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化效应较大和土地抵押融资率较大的城市会有意识选择“少出让、多抵押”的融资模式，以最大化土地融资总额。这一理论推断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基于嘉宾的演讲和参会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同时采集了部分已经发表的成果，我们编辑出版这部论文集。除了第一篇主题文章，论文集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共有4篇文章，学者从生态文明建设、城乡统筹、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等角度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诠释。李亚敏从城乡统筹战略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城镇化进程对人口转型与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提出应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建设中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科学管理，并从农村和城镇两方面提出了有利于彼此衔接的改进方案，并据此提出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衔接这一现实问题的可行思路与政策建议。宋圭武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应有自己的道路：在产业层面，推进我国城镇化应以现代农业产业为主动力；在生产组织形式选择上，落后地区建设现代农业尤其要注重发展国营农场；在人文层面，城镇化要注重培育城市精神；在社会层面，城镇化过程需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田坤明则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多种资本综合动员的过程，既注重经济资本重新组合，也需要城乡社会资本重构，同时又依赖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投入。鲍磊和胡继魁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取决于推进力量与阻碍力量的进化博弈，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但也可能出现回流现象；无论是推进力量还是阻碍力量，双方内部成员都有合作或者对抗两种策略选择。

第二部分围绕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议题，共有4篇文章。章元和万广华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封闭经济条件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余粮率变化对城市化水平的约束机制，并基于亚洲发展中国家1993～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推论进行的检验发现，国际贸易总体上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但其中谷物贸易和非谷物贸易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不同，前者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后者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谷物净进口因放松了国内余粮率对于城市化水平的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化。石凯等从全国及省（市）两个层面探讨了城镇化是否带动了居民消费增长，研究发现城镇化同消费支出变化及平均消费倾向变化并无直接关联；目前居民消费增长的主因仍在于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对扩大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郑思齐等撰写的文章前已述及，这里不再重复。逯进以AHP方法分析了我国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规律，在此基础上，引入耦合理论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之特征，并对耦合程度的演化规律作出了深入探讨。

第三部分的3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迁移问题。潘静和陈广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数据，探讨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的作用效应及其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发现，社会资本回报和人力资本回报都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先下降后上升，呈现双“U”形曲线关系。这从要素贡献角度对不同市场化程度省区内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刘安凤在分析我国农用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非线性生产函数，得到农业耕种面积与劳动力二者的非线性函数关系，研究认为每减少一单位农业劳动力，如果农业总产出保持不变，就要相应增加1.27个单位的耕作面积。刘后平等使用Shift-share方法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原因进行分解，计算出四川省各年和各地、市、州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进而分析各时期和各城市群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部分共有6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城镇化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倪超军以城镇化、非农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理论基础，分析指出，城镇化和非农化是影响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镇化缩小了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作用开始减弱。短期内非农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内非农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冲击也是比较弱的。冷博峰等构建了农户满意度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典型调查分析方法，使用山东省3个县23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借助Ordered Probit排序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民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情感因素、公平因素、质量评价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影响着农户对社区建设的满意程度。田柳从收入而非工资的角度分析和解释了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规律及其决定机制，主要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纵向数据和处理效应模型做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按照不同分位数组对收入组进行细分研究，中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呈现倒“U”形趋势，然而绝对差距持续扩大。张藕香运用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双重”分化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职业分化表现为农民从业的多元化、兼业化，主要流向非正规的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的较少，流向正规的行政事业部门最少，但老一代留在农业部门的比例远高于新一代；农民收入分化表现为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收入水平的差距。鄢姣和赵军构建了内生农业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经济开放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是负向关系。李子联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其相应制度调整的“增收效应”则表现在：第一，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延长由于其所带来的“收益保障效应”和“成本分摊效应”而促进了农民增收，但效应的发挥应以土地流转机制的完善为前提；第二，城乡分割的长期存在使得户籍放松政策难以发挥“增收效应”，后续政策应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的力度；第三，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通过对经营环境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第四，相较于“东、中、西差异”而言，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南北差异”更为明显，且南方农村具有较强的“增收效应”。

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得到《经济研究》编辑部、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133004）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其中，郑红亮教授负责了论文集的总体策划，郑思齐教授则在稿件筛选和联系作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他编委们参与了讨论；《经济研究》编辑部唐寿宁、王利娜、孙三百、陈小亮参加了部分论文的压缩修改工作。论文集的责任编辑陈凤玲、刘宇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

万广华

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部部长

2015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