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章

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与配套改革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本文论述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改革任务，指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使命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迫切性是指基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与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意义，而要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则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本文认为我国城镇化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在继续提高和丰富物质产品供给的基础上，转向以满足服务产品需求为主，因此服务业成为城镇化新阶段的主导产业，它的发展是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以及需求结构的转变，而服务业发展取决于服务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因此需要实行一系列改革。本文还强调继续完成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使命，并分析了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对于工业发展的意义，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配套改革问题。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产业发展 配套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里明确论述了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空前普及和大量农民工进入工业的基础上实现的，从而避免了拉美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居民大量失业和“贫民窟”现象，这是中国城镇化的伟大创举。未来我们要走的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不是要否定原有的成功经验，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机遇，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这就要求实现以人为本、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支撑

关于城镇化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中论述的。其出发点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一体化。其逻辑顺序是，首先，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次，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再次，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最后，论及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可见，三中全会《决定》中论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是单纯地讲城镇如何发展，也不是继续走扩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路子，而是强调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尤其从人口城镇化水平看，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仍然有差距（见表1）。

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归根到底还是产业发展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仍然需要解决产业支撑问题。人口集聚，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因此，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发展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从全国范围看，产业与城镇的融合，不仅是指与某一产业融合，而且是要与三次产业都融合，要实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其中特别是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正如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而且，强调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守住耕地“红线”，包括数量和质量双重要素的考量；不能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还要划定生态“红线”。在我国三次产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在与国际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差距（见表2）。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以吸纳就业，还需要农业发展、农村社会转型以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城镇化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因为，无论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城镇化建设事业，都必须基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之上。而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又必然使耕地面积以每年几百万亩甚至一千万亩的速度减少。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虽然全国耕地面积为20亿亩，但“有相当数量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大多不宜耕种，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因开矿塌陷造成地表土层破坏、因地下水超采，已影响正常耕种，这样算下来，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也就是1.2亿多公顷”。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是完全自给；在95%～100%，属于基本自给；在90%～95%，是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一旦小于90%，粮食供求的风险就会增大。从我国国情看，粮食只能适当进口，不能大量依靠进口。因为我国人口多、粮食需求量大，大量依靠国际贸易无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第一，全世界粮食还不够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反映全球粮食供求状况的库存消费比从2002/2003年度的25%下降到了2012/2013年度的20.5%，接近18%的粮食安全警戒线。第二，国际贸易量很小。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在2.35亿～3.15亿吨，仅为我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也就是3500多万吨，仅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25%左右，通过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十分有限。第三，中国的粮食安全也不是高枕无忧。虽然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但据海关统计数据，2012年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量分别达到341万吨、515万吨和208万吨。当年中国粮食的自给率约为89.4%，低于95%以上的政策“红线”。2013年三大主粮仍然保持净进口态势。粮食进口量依然维持高位，小麦、大米、玉米三大主粮始终保持净进口态势，全年净进口预计达1400万吨。而且，我国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还存在运输成本问题。大量进口粮食从上海、广东到岸后再转运到贵州、甘肃，尤其是偏远的农村，成本太高，消费者吃不起。第四，粮食安全不仅涉及供给保障，还涉及质量安全问题。《时代杂志》报导的“中国十大食品”安全问题中，2013年5月披露的镉污染大米被列入其中，3家湖南省工厂生产的大米被发现有致癌的工业化学品镉污染，含镉的大米被发现在广州出售，测试显示在全市所有大米和大米制品中近45%有镉污染，这向国人敲响了警钟。

农业现代化的迫切性还来自农民收入增长的要求。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前提是要保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收入能够逐步提高，并最终大致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收入水平相当。

日本和韩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并采用了力度很强的国家扶持政策，农户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大体接近，加上农民在流通、金融领域拥有较成熟的合作制度，从而农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保障了城镇化的顺利发展（见表3、表4）。

表3和表4显示，1970年日本农户年收入已经接近制造业工人年收入的一半，而到1980年双方收入水平已经相当。韩国1970～1990年的大多数年份，农户收入都接近甚至超过制造业工人年收入。而我国在2012年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分别是24565元和7917元，基本比例为3∶1。近几年来，国家对农业的财政、金融等领域的政策扶持已经大大加强，但政策扶持不能超越国力。从根本上说，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体系，继续提高农业生产和流通的技术装备水平，实行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各种经济效益指标。因此，新型城镇化要求与新农村建设保持良性互动关系，要有利于促进和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形成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它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是多方面的。例如，农业技术装备、设施农业装备；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投入品和生产性服务；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技术和服务；农产品深加工和流通服务；等等。但是，农业现代化的资金从何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改革的思路：首先，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管护。其次，鼓励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种养业，并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在此基础上，《决定》还提出通过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使资金更多流向农村。依据2013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民承包权、搞活土地经营权。首先，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同时，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集中，发展承包大户、家庭农场并允许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种养业企业。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和担保，以解决农民的融资难问题。试点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推动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将按照守住底线、试点先行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决定》还要求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这将使农业转移人口更便于市民化，进而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要求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待遇的落实。

二 服务业能否成为主导产业取决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一般来讲，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镇化有着密切关联。城镇化和人口集聚，带来了自然的消费需求，从而刺激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如商业、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并带动运输服务业的发展，密切与外界的联系；还会刺激城镇生活的新消费，如通信和网络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反过来又支持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为了加快城镇化步伐，要特别着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但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以及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与国际比较，仍然有较大差距（见表5）。

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是：①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大，劳动生产率低，吸引社会资源流入的能量不够，因此，改造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关键。②体制机制障碍，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于工业，社会资本流入困难，市场配置资源还不起决定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第三产业中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行业都被归于“意识形态”领域，即上层建筑，与产业（经济基础）无缘。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传统观念已经被打破，特别是随着文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要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地位，发育服务业市场，还面临许多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一些服务业提供的产品其属性究竟是什么？因此，服务市场体系的发育，需要厘清其产品属性。一些行业生产的服务产品，究竟是公共品、私人品，还是半公共和半私人品？怎样厘清这些行业中公共品、私人品以及半公共半私人品之间的界限？

公共品的生产不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很多环节也不需要市场交换，它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通过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直接指挥，参与其中的社会组织被称为“事业单位”，因而有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的说法，其产品既是公共品同时也是福利品，在政府财政支出中，被定义为“公共服务”。私人品需要市场交换，由市场配置资源，配置资源最重要的市场信号是价格。参与这个再生产过程的是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所有生产同类产品的部门被称为“产业”，可见，产业是市场化的结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出现文化产业的提法，但我们还没有教育产业、医疗服务产业（不含药品生产）、体育产业的说法，这些领域究竟是否需要私人品；换言之，究竟是否需要社会投资？如果需要社会投资来增加供给，我们就应当承认有一部分产品属于私人品。

介于公共品与私人品之间有一个过渡带，其产品性质带有双重特征，形成半公共半私人品。这与煤气、电力、自来水很相似，服务产品中也有一部分产品属于半公共半私人品。具有私人品的属性，说明它要经过市场交换，需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公共品的属性，说明它具有公益和福利性，它的生产不以赢利为目的。教育、医药卫生、体育这些服务部门中，就存在着这三种不同属性的产品。这三种属性的产品都需要遵循各自的规律充分发展，才能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是提升服务业比重的重要因素。因为从现实情况看，这些行业中的私人品生产、半公共和半私人品的生产很不充分，远比公共品生产落后，而仅靠公共品的生产又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需要引导社会资源进入这些领域。这就需要在厘清产品属性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市场规则、完善市场环境、建立市场监管体制，让三种产品的生产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共品的再生产，虽然不需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但也可以模仿市场进行流通和循环，从而节约政府的行政成本。

在这些行业中，职业教育是产业化的突破口，其需求很迫切，各方面认识也容易统一。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亿人，从事制造业的占36%，即9000万人，当年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7%，而西方先进工业国已形成高中教育程度占多数的产业工人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2011年，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为1.88、1.76、2.29，说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亟须向劳动者大量提供各种职业教育。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发展半公共半私人品的职业教育，成为今后教育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是否会削弱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实际上，制造业竞争优势需要服务业的支撑和增强。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价值链中的服务环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生产服务，作为生产要素的服务，属于制造业的投入；另一类是为顾客服务，作为产品的服务，属于制造业的产出。就服务投入而言，它在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着制造业的生产率还决定着制造业的竞争力。就服务产出而言，价值链中的某些服务环节如售后服务等是制造业企业向顾客提供的服务产品，有时企业加工制造的产品仅仅被看作传递服务的工具，制造业企业成为出售服务产品的服务企业。这些服务产品不仅有助于满足顾客的需求，还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是制造业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此，制造业服务化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两个层次。其中，投入服务化是指服务要素在制造业全部中间投入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作用日益重要的现象；产出服务化是指服务产品在制造业的全部产出中比重不断增加、地位日益突出的现象。

1．制造业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服务业的支撑和增强

从投入服务化的角度看，服务化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从产出服务化的角度看，服务化可以通过增加提供物的差异化程度，使企业的产品更具吸引力。

首先，投入服务化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西方传统经济理论把资本、劳动、土地看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并且资本往往是最受重视的。这种唯资本论忽视了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对工业化的速度和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对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日益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工业化。由于在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技术和知识的应用多是通过研发设计、管理咨询等生产服务的投入来完成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服务业发挥着把科技进步转化为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作用。因此，制造业企业重视生产服务尤其是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的投入，从而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知识含量。

其次，产出服务化可以通过增加提供物的差异化程度，使企业的提供物更具吸引力。服务的可见度低、劳动依赖度高，很难被模仿，是竞争优势的持续来源。产出服务化可以通过对竞争者、第三方、顾客形成壁垒，创造顾客依赖，增加提供物的差异化程度，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服务，使企业的提供物更具吸引力，有助于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目前，许多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者把服务看作创造新商机的途径，看作创造差异化优势的工具。例如，IBM和Xerox这类技术更新较快的企业，服务取向是它们在各自市场上生存的战略，并且领先比跟随更为有利。而Dupont等技术更新较慢的企业，实施产出服务化战略，一是适应了既有业务方式的演进，二是在既有业务基础上寻求新的市场机会。

2．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需要服务业的支撑和增强

其一，投入服务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资源消耗。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包括能源、原材料和服务，都是企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要素。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活动采取的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大量消耗土地、金属、森林、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以这种方式实现的工业化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消耗型的，社会成本很大。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发达国家开始注重依靠生产服务的投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由于制造业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强的能源、原材料等要素的需求相对下降，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弱的服务要素的需求相对上升，因此投入服务化可以相对减少制造业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降低企业的资源消耗，缓解资源供求紧张的局面。这种依靠服务投入实现的资源节约，显然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投入服务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服务业中的大多数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商务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创新能力。研究表明，商务服务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知识、创造力、营销和管理技能，使其成为“创新之桥”，商务服务业被认为是技术变化和经济进步的主要驱动力。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与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等各类生产服务业进行产业链合作，共同进行研发活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利用各自的优势，实现产业知识的交流与互动，提升创新机会。因此，随着制造业企业日益重视生产服务尤其是商务服务的投入，企业的创新活力必将增强，竞争力必将提高。

其三，产出服务化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服务通常比产品有更高的利润，可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收益来源，同时也可以降低现金流的脆弱性和易变性，因而有助于提高股东价值。研究表明，许多制造业行业来自下游服务活动的收入通常是产品销售收入的10~30倍。例如，在计算机行业，顾客购买计算机的费用只占全部支出的1/5左右，其余的支出用于技术支持、管理和其他维修活动；在铁路行业，铁路公司每年花费280亿美元维护和管理机车及相关基础设施，而购买新机车的费用却不到14亿美元；在汽车行业，平均每个家庭一年花在汽车上的费用超过6000美元，其中购买汽车的成本大约只占20%，其余的费用用于汽油、保险、修理、融资等方面。因此，制造业企业实施产出服务化战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进而促进竞争优势的提升。

三 走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改革开路

首先，第二产业与城镇的融合发展也需要改革。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矿业、建筑业以及水、电、气、热等产品的生产。水、电、气、热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生产和运营（还包括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过去完全依靠政府投资，由国有企业垄断，近些年，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和运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央城镇化会议还提出，在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和运营之后，要处理好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问题。这些改革精神，就把产业与城镇的融合发展完全联系起来了。因此，未来第二产业与城镇的融合发展，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营和服务价格改革等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入社会资本必然要求服务价格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需要提高服务产品价格以减少政府补贴。在这里需要处理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与保护弱势群体的关系。服务产品价格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来决定，绝不能再搞政府干预和普遍福利，否则基础设施就难以健康发展，并导致第二产业中基础设施产业的严重滞后。还要看到，有时候政府干预和普遍福利措施，事实上是照顾了富人，而对弱势群体是更加不公平的。例如，城市中的水价，如果政府补贴，实际上是将更多的好处给了富人。因为富人住大房子，消耗水多，穷人住小房子，消耗水少；同样是补贴，更多的利益偏向了富人，造成了更加不公平的事实。因此，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不能搞照顾，弱势群体的困难则需要社会政策来解决，而不是靠扭曲市场搞价格补贴来解决。

其次，从制造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来看，也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即也需要有改革措施引入。由于工业化已经基本普及，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预计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工业中已经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我国都有。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343769个，大型企业达到9448个，中型企业达到53866个，小型企业达到280455个。此外还有100多万个规模以下的工业企业。今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将进入尾声。过去靠工业化引导城镇化发展的现象将逐渐弱化。今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即工业化的任务是转型升级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即集约发展，而不再是粗放式地平推扩大。

制造业的发展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与关键，即使就处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发达国家而言，制造业的发展也仍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发表的美国制造业现状的报告称，制造业是20世纪90年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1992~1997年美国GDP增长的29%来自制造业。《日本制造》也指出：“制造业作为国家工业核心基础这一重要性，到21世纪也不会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并认识到，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为它直接创造的价值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体现为制造业所蕴含的生产性知识的复杂性。美国哈佛大学和MIT等机构的一份合作研究显示，在过去60多年间，由生产性部门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生产性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国家间的生产性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而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化学工业和数控机床等是生产性部门中产品复杂度最高的行业。这种从能力视角解释制造业经济功能的研究发现意味着，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对于我国来说，在城镇化中继续发展工业化，特别是努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仍然极其必要。

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劳动效率的长期改进速度是最高的，劳动效率变化也是非常高的。服务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很高，但是持续提高的效率不如工业。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比服务业快的原因在于，现代生产方式划分为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服务业也存在于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在现代生产方式条件下，必然出现分工深化下的规模扩张，并可取得规模效益。相反，传统产业却没有规模扩张和规模效益。相比较而言，工业和制造业，由于制造工艺和技术的可分性，专业分工和能够产生规模扩张的生产领域较多，其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空间较大。相比之下，服务业中手工劳动的小规模经营较多，整体上看，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空间较小。当然，一些现代服务业部门，突破了规模扩张的约束，如出现连锁，出现通过分工深化形成的规模扩张的可能性，劳动生产率也会出现持续提高。通常情况下，即便是发达国家，其现代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远低于工业部门所采用的现代生产方式，因此其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普遍比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高。根据对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瑞典、西班牙、意大利9个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各个历史时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平均值为第三产业的2～3倍。1985～1990年、1995～2000年、2005～2008年，该9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1.9%、2.3%、0.7%，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0.7%、1.1%、0.4%。因此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过程中，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增长速度普遍低于第二产业，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被拉低。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增长速度普遍较低的根本原因。

为了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这就需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需要发展专业分工和精细化生产。这就要求在尊重工业发展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工业产业和重点企业布局与城市化战略布局有机结合。通过工业产业布局、重点企业布局、产业集群布局、产业转移引导和“退二进三”等措施，引导工业产业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发展空间、工业发展空间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经济的实体化问题。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靠信息化带动，并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功能。通过信息化改造工业企业，促进专业分工发展，使多数城市工业从生产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城镇化的发展，使许多生产性环节转向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关系，通过产业分工合作形成城市群或经济带，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创造产业支撑条件。许多城市中的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的障碍是大而全、小而全。这既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大企业可以做大做强，但并不是包揽所有经营环节，要通过外包、购买市场服务的办法来使自己的发展更集中在战略性环节，确保企业做大做强，小企业要靠做专做强或做精做强，而不是片面要求小企业也向做大的方向发展。除了观念之外，体制因素也很明显。由于缺乏促进专业分工的体制机制，如税收问题、工商注册问题，以及市场准入问题等，对企业采取大而全和小而全反而会产生激励效应。这就必然使企业经营体制不趋于专业分工发展，因此需要改革这种体制机制环境，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设立有利于专业分工发展的营商环境。

最后，新型城镇化还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结合。研究表明，我国不仅未完成工业化，特别是还未完成工业现代化。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与工业现代化国家还相差很远。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还未走过1/2的历程。中国在21世纪40年代前后，才能实现工业现代化。对煤炭、石油、电力、医药制造、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汽车、化学、机床工具、钢铁、水泥、船舶、食品、纺织和造纸工业15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行业进行考察，船舶行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最高，2010年也仅约为75，煤炭工业最低，不到30，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

当前世界正在酝酿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与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部分经济学家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论述表示，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逐步来临，它以制造数字化为核心，其代表性产业主要是3D打印和智能制造等产业。其中3D打印主要通过快速成形技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黏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过去主要应用于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域，现正逐渐用于某些产品的直接制造，如珠宝、鞋类、工业设计、建筑、工程和施工，汽车、航空航天、牙科和医疗产业、教育、地理信息系统、土木工程等；智能制造主要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在制造过程中能进行智能活动，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等，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去扩大、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类专家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

第三次工业革命区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显著特征：一是生产要素配置发生根本性转变。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以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以及资源环境要素的集中投入为特征，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知识要素与技术要素的密集投入为特点，这导致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快速减少，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比例大幅下降。二是生产空间格局发生根本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与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分割开来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加工基地，生产出的资本品与消费品销往世界各地，而以3D打印等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由于产品具有差异化、个性化、多样化特点，因此生产过程更加当地化与本土化。三是生产精确程度大幅提高。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生产模式决定产品必须按照图纸来生产，通过机械化程序进行加工组装，产品尺寸与实际需求往往存在一定差异，难以实现零误差。以3D打印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化主导产业，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技术革新，连精度要求极高的人体器官如心脏瓣膜均可以打印，产品能够达到精准无误，而且最终生产环节不会产生废弃物，实现零排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清洁生产。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国的挑战是，它将导致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区域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致使国际投资转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产品的个性化与生产过程的本土化，原有的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模式被颠覆，新的产业中心转移将伴随新的就业岗位的转移。这意味着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将被固化并分散在具有消费市场与数字化制造能力的地区，原有的以大规模现代化工厂吸纳就业人员的方式将被打破，我国通过产业聚集与规模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模式将随之发生转变。因此，要应对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则需要依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培育新的要素优势；而不是在目前新的生产要素优势尚未形成的条件下，盲目依靠投资刺激，仍然以原有的劳动和土地要素为基础来打造项目，发展并不具有新优势的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导致新的产能过剩。

依托新型城镇化来培育新的生产要素，主要应当抓住以下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

第一，利用新型城镇化受原有教育体制束缚较少的有利条件，加快教育改革步伐，培育新的人力资本。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普通劳动力需求减少，对知识与科学的要求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素质将成为能否在产业重构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社会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更加重视对教育的革新与投入，经过多年的积累后，教育红利逐步为其带来新的竞争优势；美国拥有3亿多人口，人口结构多样化，其中10%左右的各行业精英真正支持了社会的发展，正是这些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形成了强大的创造力。我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亟须一大批能够适应新型工业生产模式、适应新形势发展需求的基础性人才与高端技术人才。这需要我国改变固有的教育模式，革新教育体制，形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注重以人为本，发展个性化教育。“多元化”这一理念，不仅重视传统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同时更加重视高级职业技术教育与专业化技能教育；“多样化”这一理念，将传统课堂教育模式与网络教育等新型教育模式相结合；“多层次”这一理念，注重建设、完善各级教育体系，尤其是乡村教育系统，给予更多人以公平的教育机会，让更多人才涌现。

第二，利用新型城镇化受原有科技体制束缚较少的有利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培育技术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科技成果更有效、更便捷地进入市场并形成产业化。我国目前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较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团队所产生的科研成果一部分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应用技术，但这种转化过程并没有通过公开的市场媒介，往往通过直接交易，这个过程既没有市场监督和法规保障，也没有税收和统计，成为地下经济。技术转让缺乏公开的市场媒介，使价格发现机制被屏蔽、技术服务也难以有效跟进，从而使技术转让的效果被弱化。因此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中，应当重视建设和完善技术市场，要像建设商品市场那样，形成技术市场体系，对知识和技术产权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并建设公开、公正、公平和规范运行的市场制度，使未来的新型城镇成为科技成果和创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摇篮。

第三，依托新型城镇化具有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优势，创新和完善创业和就业机制，使创业精神和创业实践成为更多人才施展才干的广阔舞台。要在新型城镇化中打造各方面的体制机制优势，使创业投资和各方面人才的就业政策更有激励性，要在投资审批、无形资产评估和认定、商事登记和注册、税收等各方面鼓励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并在技术培训、专业技能教育等方面有更多扶持措施，从而使各种人才能够更易于进入各类适合自己发展的创业领域和就业领域，使新型城镇化成为进一步活跃劳动市场的新空间，有力拓展创业和就业的新领域，使新型城镇化充满创造力和社会活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业的应对战略》，《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9期。

［5］蔡春林、姚远：《美国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及对中国借鉴》，《国际贸易》2012年第9期。

［6］刘继国：《制造业服务化带动新型工业化的机理与对策》，《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