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

一 东北军的不抵抗与抵抗

1．蒋、张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恣意侵略，东三省迅速沦丧，就中国而言，其主要原因，既有实力问题，也有政策错误。众所周知，面对日军的疯狂武装侵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却是不抵抗政策，而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又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蒋、张都把日本侵略者看得过于强大，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敌的信心与力量，心存恐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国际联盟的干涉，以遏制日本，迫使其有所收敛。不过，蒋、张立场不同，着眼各异，因而在不抵抗政策的推行上日益显现差异乃至产生矛盾。

1931年7月，西北军阀石友三受粤系及日方策动，在河南发动武装叛乱。之后，中国北方又发生了漫延10省、灾民多达5000万的大水灾。凡此种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决策不无影响，但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归根结底，是出自他的“安内攘外”论。而所谓“安内”虽有压制反蒋粤系的考虑，但主要的是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于一身的蒋介石，因所谓“约法问题”，软禁了国民党元老和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从而导致宁粤分裂、粤系国民政府成立和蒋介石受弹劾而一度下野。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军两次江西苏区大“围剿”均遭失败，蒋介石遂从1931年7月1日起，亲率3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并通电声称：“不先消灭赤匪”, “则不能御侮”; “不先削粤逆”, “则不能攘外”。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同月30日蒋介石在讲话中又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外国学者所说的蒋介石把“九一八时的不抵抗政策后来逐步发展为‘安内攘外’论”。

可是，继承张作霖出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张学良，其不抵抗政策的着眼点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强大。回溯1928年他不顾日本阻挠，毅然易帜归从国民政府便可知，其主要动机就是谋求全国合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已成为他的一贯思想。1931年4月，张学良升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他自同年5月28日起，就因身患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7月“万宝山事件”和随之朝鲜排华事件发生后，他虽十分焦虑，却仍认为东北军无力与日军单独作战，故于7月6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方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可他同时又代表东北集团建议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 “直接抵抗日本侵略”。而醉心于“剿共”并业已抛出“攘外应先安内”的蒋介石，虽集会讨论了张的建议，但否定了张的建议。张学良自易帜以来，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不但遵从蒋的意旨，且在平息石友三的叛乱时，从东北调集精兵6万名入关，并未对即将动武的日本侵略做好军事准备。可是，关东军继而借口“中村大尉事件”，趁石友三叛乱之机策划在东北起事。张学良亟思回师抗敌，接连向蒋介石请命，明确提出“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并尖锐指出“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他郑重建议：“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对此，蒋介石除重弹其“剿共”的老调外，毫无别的表示，并于1931年8月16日发出了众所公认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自然，精于谍特谋略活动的日本侵略者对此了如指掌，中方官员对自方的态度与政策实际也不隐讳。因此，关东军于1931年9月中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虽因石友三叛乱很快被平息而未得有利条件，但是该事变确实是在东北军政首脑不在，后方空虚，并确知中国将不进行抵抗的有利时机发动的。

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不仅向张学良发出了上述铣电，而且于1931年9月11日曾亲自驱车到石家庄，电召张学良，在火车上面谕他万万不能抵抗。因此，当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张学良正在前门一家戏院看京剧时，接到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的十万火急请示电报后，立即下令“不抵抗”“避免冲击”，尽管迄今亦未见到有蒋介石的命令文档公布。继而他还不止一次地向中外媒体宣传其不抵抗政策，甚至不顾许多东北军部队在不抵抗命令下达的情况下曾自发、自动、自觉进行激烈抵抗的事实，刻意强调不抵抗和未抵抗，其意图无非是欲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道表明：“中国只求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特别是在1931年10月20日国联理事会做出第二次限期3周日军撤兵后，张学良竟欣然认为和平在即，日本快要撤军了。然而，日军不仅未撤，反而大举向黑龙江省进犯。是时张的不抵抗政策不得不略做调整，即颁令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等“采取正当自卫办法”，但他仍对国联抱有幻想，要求“中央转报国联要求设法制止”,不过，未被制止反而得寸进尺的日军的疯狂侵略，终于使张学良开始感到“判断错误了”。特别是关东军打下齐齐哈尔后开始向辽西转进时，蒋、张的不抵抗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当时，辽西锦州已是张学良在某种程度上对东北继续发挥政治军事影响的中枢，锦州一旦失陷，无异于张的势力被全部扫出东北；而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来说，辽西走廊和锦州失陷，则意味着关内华北、中原都失去了屏障。可是，蒋和张均无抗击日本的决心与准备，更谈不上有信心决一胜负。193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锦州中立化计划，试图以非战争手段保全锦州。但是，西方国家无法无力担保日本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进兵和不干涉这一地区的中国行政与警察，尽管辽西走廊属于英美势力范围。至于张学良，他不但赞同锦州中立化计划，而且主张并已开始举行中日间的直接谈判，但因日方得寸进尺，加之中方民众强烈反对，此议作罢。这一切更加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931年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以“讨匪”为名的进攻锦州计划。面对即将发起的日军锦州攻势，蒋介石业已下野（因宁粤问题遭受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似已决意放弃不抵抗政策，背水一战，进行“实力防卫”了，12月25日明令张学良固守锦州。可是，中央虽下令死守，却既缺援兵，又无饷械接济，何以搏敌作战。12月26日，敌已大军压境，张学良向国民政府摊牌了，电称：“奉有（25）电敬悉。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举，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最后，张学良表示：“惟念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不能不据实直陈，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盼。”南京方面显然无以“确切指示”，因为此前张学良业已电呈国民政府火速拨支巨额军款和调遣大部援军，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结果，当1932年1月2日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之时，众达3万人的东北军悄悄地撤离了。这个时候，张学良临阵撤兵，大致不是惧敌，亦非不愿御敌，而是仍如初衷，没有全国的合力抗日，单凭东北军，他是不肯做此一拼的，就像锦战一触即发之际前线东北军官兵所宣言的：“东北为中国之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故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面临日本继续恣意侵略和中国当局依然推行退让妥协政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味图谋实现独裁专制的所谓“统一”，争取举国一致的抗日救亡的发展，不仅成为“家仇国难丛集一身”而亟谋收复失地的张学良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主要矛盾，也是当时中国政治日趋突出的基本矛盾。

2．沈阳、长春兵营突围战

虽然蒋、张的矛盾日深，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初期尤其是锦州备战之前，在推行不抵抗政策上，两者是一致的。可是，受命不抵抗的中国军，并非毫不抵抗，沈阳、长春东北军兵营的抵抗相当英勇和激烈。

辽宁省是东北军主力所在地，但在事变前，东北军的大部分被张学良带领进关。事变时，沈阳及其周围只剩驻北大营的第七旅，该旅辖第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3个团。他们在事变前即得知中方之不抵抗政策，但绝不肯在凶虐的日军刀锋前引颈就戮。1931年8月，该旅召开上校以上军官会议，并由旅长王以哲携材料赴平报告。王以哲回沈传达张学良的遇事退让、避免冲突的指示后，又收到张转蒋的铣电。于是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了“见机行事”的方针，即：衅不自我开，有限度退让；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迎击；不得已时退至东山嘴子集结待命。于是，官兵一律不准归宿，加强工事，继续侦察，改换官长姓名，更换符号颜色。9月18日夜10时20分，北大营西面传来一声巨响，震醒了梦中的第七旅官兵。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迅速接近北大营西南角，并以1个小队切断第七旅退路。当时王以哲旅长不在旅部。当首当其冲的北大营西墙内第六二一团官兵操起枪炮欲与敌人拼战之际，旅参谋长赵镇藩传达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之不准抵抗命令。可此时关东军已从西、南、北逼近营垣，并已开始越墙。第七旅官兵再也无法遵守不抵抗命令，参谋长赵镇藩、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等当即决定，根据8月的军官会议精神，还击入侵之敌。中国官兵突然袭击，奋勇杀敌，致使敌人不敢直驱挺进，而改用远距离的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轰击。11时50分，守备队第二大队队部及第一、四两个中队到达北大营，与业已占领北大营一角的第三中队会合，对北大营开始了猛烈攻击。19日零时30分，第七旅旅部及所辖各团在第六一九团殿后掩护下，不得已向东山嘴子东大营撤退。凌晨3时30分，驻抚顺之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赶到，上午5时30分全部占领北大营。据关东军统计，是役日军战死2人，第七旅牺牲400人左右。直至20日“战斗已经过一个昼夜，北大营内各处仍在燃烧”，而且“死尸累累，马尸遍布……还有尚未死去的奄奄一息者，极为凄惨！”这表明，由第七旅官兵首开的不抵抗政策下的抵抗即北大营突围战，是相当惨烈的。

不过，沈阳北大营突围战并非中国军队在不抵抗政策下的抵抗的唯一战例，长春中国军队的抵抗作战，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沈阳北大营突围战。

本来按关东军的计划，柳条沟衅起，驻长春日军即应以主力驰援，会攻沈阳，然后分袭各地，包括长春。但因9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关东军的沈阳攻击战并未遭到太大的反抗，所以，19日凌晨3时许，正在积极准备南行增援的驻长春日军，立即收到进攻长春中国驻军的命令。当时驻长春日军除第二师团的第三旅团司令部外，还有第三旅团辖属的第四联队的两个大队，和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的第四中队，总兵力约1000人。中国军队则分驻于长春的3个据点：南岭驻有吉林辖属的东北炮兵第十团穆纯昌部、步兵第二十五旅任玉山部，以及1个辎重营；二道沟（宽城子）驻有中东铁路护路军第二十三旅第六六三团第二营傅冠军部；长春市内还驻有第二十三旅第六六五团马锡麟团长率领的1个营。3处中国驻军人数相当于日本驻军的5倍多。特别是长春南岭的南大营，是中国的一座著名兵营，清咸丰年间始建，曹锟、吴佩孚都曾在这里当官，1925年改建后，可容纳1万人，事变时营中所驻步、炮各一团，堪称东北军之精锐，炮团装备的36门野炮，更是对日军致命性的威胁，炮群一旦怒吼，不要说区区1000名日军，就连整块长春铁路附属地，只需两小时，即可化为焦土。因此，关东军把攻击长春的重点置于南岭兵营。9月19日凌晨3时10分，关东军集合待命南下的第三旅团第四联队第一大队黑石大队长率第五、七两个中队，连夜改奔南岭，拂晓5时到达炮兵团营房西北角，之后首先向炮兵一营开刀。因受事先传达的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中国军队不但毫无准备和警觉，而且临战时步、炮两团团长经请示熙洽后，仍得令“急速撤走，不准抵抗”，当然也就无法实行步、炮两团联手抗敌。但是，官兵发觉日军偷袭兵营后，立即以窗户为掩体猛烈还击，阻击企图登梯越墙的日军。于是日军以全力更加疯狂冲击营门，6时40分占领炮团第一营，继而黑石大队长以第五中队为左翼，第七中队为右翼，由北部向炮兵第二、三营进攻。此时，炮团官兵饮恨且战且向东部撤退，野炮全遭破坏或缴械，且因步、炮两团不能互援，致使日军攻击炮团之后得有喘息机会。同时，由公主岭赶来支援的由小河原中佐率领的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第二、三两个中队已从孟家屯站下车，上午8时也于临近南岭兵营的袁家窝棚集结完毕。于是，从上午10时起，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从南，第二师团的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从西，将任玉山的步兵团，即东北边防军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一团（旧五十团）大举包围攻击。当日军接近中国兵阵营前400米的时候，眼看炮兵团遭袭，早已义愤填膺的中国官兵，以堤防为掩体，用步兵炮和迫击炮猛烈还击，致使日军强行通过开阔的练兵场时，有很大伤亡。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3时，十分激烈，几乎全都是近距离短兵相接，最终因吉林军参谋长熙洽再次下达不抵抗的强制命令，官兵才不得不含恨退却。此时此刻，原驻公主岭的日军骑兵第二联队和刚刚打完宽城子的第四联队也开到南岭，可是已无仗可打，他们便以“扫荡”之名向兵营和附近百姓肆虐。当日午后5时35分日军炮火才全部停息，我方官兵共阵亡250～260人，伤30～40人，市民及乡农死亡170～180人，伤30余人。日军也有比攻打沈阳北大营时严重得多的伤亡。

日军对长春的另一个目标——宽城子兵营进行攻击的是第三旅团第四联队第一大队等部队，在联队长大岛指挥下，从19日凌晨4时50分开始偷袭。那里驻扎的第二十三旅第六六三团第二营，共有兵力650人。他们虽也接到不抵抗命令，但已决定戒备反抗，主要是利用坚固的原俄国兵营墙壁，突然反击，阻止日军。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迫使中国宪兵队队长喊话劝降，让傅冠军营长出阵投降，傅营长毅然拒绝后遭击受伤阵亡，群情激愤的全营官兵，反击更加激烈。上午8时，日军第一大队的第二、三两个中队占领兵营的一部，但西兵营仍在顽强抵抗。日军试图从北和东西面突破，奈因入口窄小难以通过。上午10时，日军迫击炮、山炮并发，全队突击，上午11时10分兵营失陷。据关东军统计，此役中国军队70余人牺牲，即十分之一以上的官兵抗日阵亡。诚然，也有部分中国驻军，即驻长春城内的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和第六六五团团长马锡麟带领的1个营官兵临阵而逃，撤往吉林乌拉街方向。

二 江桥抗战与黑省抗日军

1．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

鉴于以上史实，有的著述把东北军第七旅的北大营突围战说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始，这是正确的，但在典型意义上，一般均以马占山的江桥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役。这一仗之所以博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肯定与赞誉，就是因为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肆虐是应该抗击而且是能够抗击的。

关东军占领长春后，由于吉林军参谋长熙洽降敌，9月22日吉林市便刀不血刃地陷入敌手。当天，关东军即按既定计划下达进兵哈尔滨的作战命令。可是，日本陆军中央当时最怕触怒苏联，故当得悉关东军准备攻哈尔滨的情报后，立刻指示：“未得中央部同意，绝不许向哈尔滨进军。”受到制止的关东军迅即调头西进，当日即命部分部队开进郑家屯，9月24日装甲车又进犯洮南。关东军此举，显然是企图从西部突破中东铁路，直捣黑省省会齐齐哈尔，谋夺黑省和北满，为此利用亲日派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充当马前卒，北进达到攻城略地的目的。实际上，自发动九一八事变起，面对苏联介入或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日军采取非战或少战而主要利用中国人夺取北满的所谓“北满经略”政策，利用张景惠和操纵张海鹏都是此种政策的实践。张海鹏出身绿林，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即留有效日袭俄的记录，事变后经满铁河野洮南公所长等人的策动，很快便叛国降敌。1931年10月1日，他自封边境保安司令，宣布“独立”，准备向黑省伸手。和对张景惠一样，关东军也“慷慨”地拨给张海鹏3000支步枪，使原来并无实力的1个旅4个团的张军，一下子膨胀为8个支队，跃跃欲试。

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的万福麟，已随张学良赴北平，随行之时还带去黑省精锐第二十九、三十2个独立旅。1931年10月10日在北平的张学良电令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而黑省驻军当时尚有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及卫队团、炮兵团等，共约3万人。面对蠢蠢欲动的日伪军，张学良还曾电示：“如张海鹏进军图黑，应予讨伐，但对日军须避免直接冲突。”马占山虽然深感“兵力单薄，兵器不良，抗战决难持久”，但是还是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与日本一拼”。故于10月19日抵齐就任后，立即召开会议，宣布抗日，设立黑龙江省临时总指挥部，马占山自任总指挥；“一时士气激昂，人心振奋，一面布置军事，一面将嫩江之哈拉尔葛桥梁加以破坏”，特别是将卫队团徐宝珍部及炮兵团一连、工兵营一连驻扎在关键阵地大兴。

由日军撑腰一心图黑的张海鹏，在得知马占山任黑省主席后，果然行动起来。10月22日，张部徐景隆少将团长率两团前来偷渡江桥，结果徐本人被黑军预先埋置在江桥南端的炸弹炸死，守军齐出阵地予以猛攻，致使张伪军全部溃逃。原来只有装备陈破的2000人兵力的张海鹏，在江桥战役伊始便一败涂地，再也无力单独犯黑，虽然利用关东军的“赏赐”，军力已开始膨胀，但依然是软弱无力的乌合之众。可是，江桥遭到破坏，使虎视眈眈但不敢直接露面的关东军，抓到了公开武装侵略的借口。因为，包含嫩江江桥在内的洮南至昂昂溪铁路，原系满铁贷款铁路，关东军便以维护权益之名派兵修桥，为此开始将第二师团部署在洮南一带。原来禁止关东军攻哈尔滨的参谋本部也默认了这一部署，关东军便在齐齐哈尔新设特务机关，令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11月3日前必须修复铁桥，否则即自行修复并对工程进行“实力保护”。

当时，日本陆军中央虽仍坚持避免与苏联冲突的方针，关东军也无意收敛其“北满经略”计划，但他们据情报判断，苏联不会干涉日军行动。于是关东军便命令组成以第二师团步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滨本喜三郎为首的嫩江支队，并由林义秀发出上述通牒。但由马占山亲自指挥的黑军拒不理睬通牒，加强防务，严阵以待。关东军嫩江支队的兵力配置为步、炮各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11月3日，江桥抗战的关键战役——大兴战役开始。当日晚，日军飞机突然轰炸大兴中国军阵地。4日拂晓，日军在大雾中以嫩江支队的1个中队为先导，共六七百士兵向中国军扑来，还有5架飞机助战。中午12时30分中国军发动炮火猛烈的阻击，日军死伤多人。下午2时，日军变装，掺杂在张伪军内向黑省军阵地进攻，2架飞机临空掷弹。黑省军抵抗顽强，战线胶着不前，加之面临大面积湿地，直至傍晚日军也只是占领大兴东北约3公里的高地。5日，日军又有野炮20余门、飞机8架加入战斗，可结果日军支队不但没有取胜，反而全被包围，支队几乎全被歼灭。入夜，关东军第二次增援了2个步兵大队、3个炮兵中队。6日，继续增援的第二十九联队的名仓大队和第十六联队的第三大队到达后，嫩江支队才免于被全歼。但因日军兵力增加，当日上午8时，黑军向昂昂溪退却，10时日军夺取阵地。关东军公布，此役中方出动步骑兵约5000人，火炮30门，迫击炮12门；日军死伤官兵144人，中国军遗弃尸体约200具。

大兴战役后，日军并未立即前进，一是仍怕苏联出兵干涉，二是遭受重创后需要喘息。不过，自11月8日起实行讹诈战术，即通告马占山下野，将政权移交给张海鹏。此种挑衅行为，无非是利用马占山的必然拒绝，制造继续进兵的借口。此时，马占山已将从大兴撤退下来的部队集结至昂昂溪到齐齐哈尔一线和中东铁路以南地区。当时，由景星转移过来的原辽宁屯垦军苑崇谷部，已成为大兴以北50华里三间房一带阵地主力，并被改编为暂编第一旅，苑被任命为前线步兵指挥。骑兵第八旅（原第二旅）则担任左右翼，旅长程志远任前线骑兵指挥。11月11日，即嫩江江桥修复的前两天，林义秀再次送来要求马占山下野的通牒，12日遭马占山严词拒绝后，关东军果然指责马占山“挑起战端”，第二师团向大兴集结。

1931年11月中旬，日本方面政局的最大变化是，面对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关东军与陆军中央、中央军部与日本政府，在政策上达成一致。这恐怕与日本的十月事件不无关系。日本军阀少壮派和民间右翼的法西斯政变计划虽再次失败，但是事变影响所导致的内阁改组和荒木贞夫上台，至少相当于政变成功了一半。无怪乎中国部分心存侥幸的当权者，到1931年11月看到黑省局势时才认识到，日本确实要侵吞全东北了。因日本参谋本部的“可以采取自卫上认为必要的自主行动”指示在先，关东军乃于11月14日强硬要求马占山于16日以前撤到齐齐哈尔以北。其实，自大兴战斗开始以来，日军接连来袭，14日当天，日军即以步骑炮兵数百人，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向黑军汤池至蘑菇溪间阵地猛扑，黑军与其鏖战达15小时。当时，关东军把所能调动的主力和大部分装备全都拿来对付马占山了。这还不够，陆军中央又特从第三、十二、二十师团抽调3个飞行中队，参加对马军的立体战，此外还有第四混成旅团也正奉命前来参战。可是，急不可耐的关东军不等援军全部到达，于11月16日凌晨4时即开始总攻了。面对黑省军的4道防线和数以万计的步骑兵，关东军以8辆坦克为先导，在10余门重炮、20余门野炮的配合下，猛烈攻击，入夜又从左侧偷袭黑军防线。从此，鏖战三昼夜，“肉搏十多次”，黑省军阵地失而复得，反复冲杀。“十八日早五时敌举全力来攻，陆空联合将我阵地炸毁殆尽。我军武器既劣，复无阵地凭借，伤亡枕藉……激战至午后二时，敌鉴于我军坚抗不退，遂遣飞机四架，爆炸省垣，威胁后方。”于是，马占山指挥黑军连夜撤至海伦。19日付出相当代价的关东军侵入齐齐哈尔。虽然结果如此，但当时即被称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开始之第一次江桥战役，在前后16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不畏强敌，英勇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造成比中国军队更多的损伤，所以“虽败犹荣”，它证明“日军并非绝对不可抗拒”。

2．黑河誓师，义勇军突起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仍顾虑苏联动向，根据日军中央的“严禁对北满使用兵力”政策，和既定的“北满经略”方针，主力很快撤离，在齐齐哈尔只留下300人的小部队。而中国方面且战且退到海伦的马占山，继续率军抗日，并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支持，士气大振。在这种情势下，关东军转而采取控制哈尔滨以攫取黑省全省的侵略方针，即唆使张景惠策动马占山与其共同降日从伪。张景惠虽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即倒向日方，并在日军侵入齐齐哈尔后，派警备队入齐，但他自知缺乏实力，日军撤退后难撑局面，而且时局又有所变化：一是马占山成为人民英雄广受拥护、支持，吉林抗日军开始集结，吉林省政府迁至宾县开始办公；二是关东军唯恐黑省马占山与吉林张作相抗日势力联手夺回齐齐哈尔，故妄图扑灭锦州张学良势力，无力顾及其他。于是，“北满经略”行动更加紧锣密鼓，如板垣一行突然出现在海伦。从此，马占山唯恐被“重兵消灭”，迫于形势，乃“虚与委蛇”“相机应付”，险入日伪营垒40余天。然而，1932年4月2日，马占山毅然以视察为名出走齐齐哈尔，经拜泉、克山绕道北行，7日到达黑河，重新成立黑省抗日军政机关。由于马占山曾任伪满政府军政部部长和伪黑龙江省省长，洞悉日伪内幕，故在抵黑河后立即通电抗日，将信息报告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侵略和打造伪满洲国的种种阴谋。马占山此举，比起江桥战役，更使全国上下为之一振，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斗争受到更大的鼓舞。自然，极为狼狈尴尬是日伪当局，他们既领教过马军的抗敌战斗力，也懂得马占山重举义旗的巨大感召力。所以，马占山的出走敌营重新抗日，必然成为日本侵略者大举增兵、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新起点。

可是，马占山黑河誓师重举义旗时即已表示：“虽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然救国情殷，义无反顾，济河焚舟，早具决心，成则为少康之一旅，败则效田横之五百，一息尚存，誓与倭奴周旋到底，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当时，关东军指挥的部队，除拥有6个大队的独立守备队外，已有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含由该师团抽人员组成的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第三十八混成旅团、第四混成旅团等。马占山从齐齐哈尔出走的第三天，日本陆军中央即发令将第八师团、第十师团调至中国东北，此外还将骑兵第一旅团也编入关东军序列，不久又将参加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第十四师团特别调来东北。关东军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无部队换防因素，但主要还是增加兵力，几乎扩军一倍并将新增兵力的大半放在北满，与黑吉抗日军对峙，尤其是针对黑省马军，马占山深悉此情。

有利的是，九一八事变后黑军的大部分人马与马占山共进退，且在马占山重新抗日后，黑军又有一定发展，即除原黑省省防军第一、第二、第三旅外，又新编骑兵第一军，马占山兼军长；骑兵第二军，吴松林任军长；步兵暂编第一旅，朴炳珊任旅长；步兵暂编第二旅，徐宝珍为旅长；总兵力达4万人。马占山根据全东北的战局发展和敌我力量，决定以“先肃北满之敌，再进而恢复东北失地”为战略，以“极力避免正面攻击，利用青纱帐起，用游击战术，避实击虚，骑兵攻之于前，步兵继之于后，义勇军及便衣队则随时随地扰乱之”为战术，把黑省分为甲主战场和乙支战场。当然，前者即甲主战场中的骑兵攻势作战与步兵守势作战相比，以收复哈尔滨、长春、四平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犹为重点。如果此种攻势作战“不能达到进展目的，则固守兴安岭之线，确保黑河及呼伦贝尔之地区为坚壁清野，俟机而动之计”。基于此，统一的黑省抗日军实际上遍驻于全省各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中民团和义勇军的发展与作战，日益重要。

黑龙江省人民自九一八事变起，即兴起义勇军运动，马占山十分重视义勇军的抗敌意义，他曾称“民心不死，国事可为。”江桥抗战时即有义勇军参加战斗，黑军向海伦撤退时，受到激励的“各地学生前往从军者亦众”，马占山“即令苑旅组织学生军”。与此同时，“肇东各蒙古王公，对我孤军奋斗极表钦敬，亦要求收编蒙旗精壮自成一军”。马占山率部转移到海伦后，在整顿改编军队的同时，积极筹划“征收民械”和实施“训练民团之办法”，决定在“黑省东部各县，如绥稜、绥化、肇东、肇州、海伦、望奎、拜泉、青岗、克山各县，每三县委一上校民团总队长，每总队分四中队，每中队分三小队，每一中队骑兵126名，限期在12月15日编成”。结果“各县人民，激于爱国心之鼓励，奋勇参加，成效异常美满”。1932年4月，抵黑河重举抗日义旗的马占山，进而推行“化民为兵”的长期抗战政策。为强化领导，特成立亲自兼任总司令的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任行营总参谋长容聿肃为主管救国义勇军事务的军署参议官，并派员到各县点验。很快黑省东北部20多县训练的民团众达6万余人，“枪马占半数”。而由民团改编的义勇军，有的直接编入正式军队，有的单独建制委任司令，或委部队长兼任司令，即义勇军与正式军已浑然一体，统一指挥，详见下表。

抗日义勇军构成的复杂情况，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民性质。如上表所示，在各路义勇军司令中，除正规军旅团长兼任者外，还有家产100万的绅士，他们都毁家纾难以身报国。有投笔从戎的县长，坚持进行战斗；有在乡军人，以身殉国；也有绿林豪杰屡建奇功，死而后已。凡此种种，都显示民众热烈响应全省动员，都是“江省抗战中中华民族精神之个性表现”。正是以这些铁的事实为基础，马占山对抗日义勇军的积极肯定态度始终不渝，他在1932年5月15日《马占山告农民要紧记七件大事函》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人民受了日本军的压迫，不甘心去当亡国奴，就纠合同志组织抵抗日本军阀的义勇军。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是这种义勇军差不多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缺少军队纪律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有不当的地方，甚至听说常有抢劫行为。本主席对于他们的爱国心是非常赞同的，对于他们的时有不法的行为是不能同意的。望你们明白这种道理，制止他们的越轨行为，援助他们爱国的事业。

因为对义勇军怀有理性的正确认识，因此，在1932年6月，即日军重兵压境，中日军队开始残酷较量的关键时刻，马占山公开号召，“凡我民团及各乡居户所存之枪械，均应全数带出组〔织〕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或自卫军”, “努力杀敌，复我山河”。寄厚望于义勇军的马占山，此时已就黑省的抗日武装斗争，重新做了部署，“鉴于由民团改编的救国军各部，临敌不惧，作战英勇，但械弹缺少，伤亡较大”，除强化其游击战术与敌周旋外，决定成立邓文的新编第一军和吴松林的第二军。当时，该二军辖属指挥的义勇军李天德支队、才洪（以下资料中亦有写“鸿”字者）猷旅等，都在海伦、通北、拜泉、克山、德都以及呼兰、巴彦一带坚持武装抗日斗争，壮大救国军，准备全面反攻。6月末，马占山来到兰西十间房，又任命李海青为第三军军长，李部当时已在兰西，并与才洪猷部会师。上述各部有不少是抗日义勇军劲旅，尤其是李海青部，该部无论在黑省，还是在全东北，都是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享誉中外的抗日部队。

3．马占山神奇脱险

马占山为实现首战哈尔滨计划，出走齐齐哈尔前即与吉林自卫军秘密联系，4月3日到达拜泉时，又与吉军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做出部署。可是，5月15日马由黑河出发督师南下后，因路途泥泞，5月28日才始达海伦。此前，黑省军前敌总指挥吴松林以下骑兵邓文部、义勇军李云集部、张纯一部、刘雅轩部、才洪猷部、李天德部等，早在4月30日即开始攻击哈尔滨郊外的松浦镇和马家船口，但因主攻部队渡江时遭日炮艇轰击，加之准备迎接国联调查团的到来，于是暂缓进攻。可是，当5月中旬反攻哈尔滨之战再炽时，前述关东军增援师团先后到达，对黑军而言，形势日趋不利。新开到北满的第十师团自然是全力攻击吉林自卫军，5月末自上海调来的第十四师团，也以其第二十七旅团会同第三十八混成旅团攻击中东铁路东段的吉林抗日军。此时黑龙江军程志远骑兵旅降日，并配合日军袭击海伦、绥化等地，切断了黑省军才、邓等部的后路；与此同时，吉林军李杜、丁超在依兰战役中也遭失败。至5月17日吉林自卫军总部所在地依兰陷落后，第十师团主力及第十四师团的第二十七旅团全部回兵哈尔滨。从此，除哈尔滨改由第十师团警备外，第十四师团立即实施呼海铁路方面的作战，并以“一强大部队”前往中东铁路西段安达方面“扫荡李海青部”，同时准备“在齐克铁路方面作战”，妄图分路打击黑省军各部，并将来自黑河的马占山直辖部队包围在黑省中部。此乃1932年5月23日关东军司令官亲临哈尔滨所做的部署。

第十四师团主力平贺旅团等5月25日从哈尔滨出发，6月3日即占领海伦。西线的该师团平松旅团也同时从哈尔滨奔向中东铁路对青山一带，与黑省伪军共同“扫荡”李海青部。作为义勇军中敢打善战劲旅的李部，3、4月间曾攻打农安，威胁伪京长春，闻知马占山重又抗日后，立刻挥师北归靠拢哈尔滨，一路连克肇源、肇州，很快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部队至少有五六千人。可是，在肇东与平松旅团接战的只有五六百人，主力业已转移。从此，日军第十四师团便以捕捉马占山主力为主要目标，关东军飞行队奉命协助，6月15日登陆；17日到达齐齐哈尔的骑兵第一旅团（原属近卫师团）也向齐克方面推进。关东军当时认为马占山及其直属部队活动在呼海铁路以西地区。

如前所述，马占山自黑河南下督师攻哈尔滨未果后，6月初对黑省抗日作战重新做了部署，6月末来到兰西十间房，与由肇东转移到兰西的李海青会面，并将其提升为第三军军长，然后即起程东行。问题是，马占山的行踪被敌人探知，行至呼海铁路张维车站时即遭日军伏击。同时，由于阴雨连绵，行军困难，日军又沿江封锁，东行受阻，不得不改变计划，由东兴向黑省北部前行。从此，马占山率其直属部队与敌辗转周旋，关东军也为捕捉马占山疲于奔命。6月末至7月初，马军在克东、拜泉、呼海铁路东西部各地多次遭围攻堵击。7月29日马占山率部在海伦东安古镇罗圈店西森林里，遭到日军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指挥的多个联队的重重包围。当时，“又值阴雨连绵，均在泥泞中舍命相拼，鏖战三昼夜，由西南冲击”, 8月1日在张家湾摆脱敌人。这一仗虽然毙敌颇多，但马军损失尤为惨重，除少将参议韩家麟阵亡外，跟随马占山的黑省军政两署人员254人仅剩32人，所率部队1760人只剩170人，其他械弹、马匹、辎重等也损失殆尽。敌人在战场上拾得不少公私财物，便认为马占山业已阵亡，进行大肆宣传。实际上，胜利突围到刘家店的马军已取道入山，直至8月26日才出山。在山内的20余天，虽未与敌接触，“但山深林密，淫雨成潦，人马日夜行止雨中”, “不得已宰马烧食，聊餍饥苦，以日困雨水之中，官兵泡伤腿足者比比皆是，饥疲交加，遂致多罹疾病”。总之，马占山及其所率部队在40多天中所遭“围剿”之惨烈，应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1932年8月下旬行抵龙镇的马占山得知，两三个月以来，黑省抗日军各部都在坚持抗日战争，特别是战斗在黑省中部的邓文部曾先后攻克克山、通北，该部堪称黑省军的主力和基干，马占山将精华之旅均交予该部。南廷芳部也曾打下德都。李海青误信“马占山战死”的宣传后，曾率部攻打省垣齐齐哈尔，攻城虽未果却给敌人以打击。概言之，关东军以第十四师团为主力，两三个月以来尽管使黑省抗日武装遭受巨大损失，但未达到歼灭的目的。马占山与日军捉迷藏，到处进击敌人，保存自己。因此，胜利突围后到达龙镇的马占山，很快便赴海伦以东老道店一带收容部队。当时光是散在各县的抗日官兵就有2万余人。马占山准备重整队伍，大举反攻。

4．马苏会攻省垣未果入苏

此时，驻于海拉尔、满洲里一带的苏炳文和张殿九正悄然准备起义。当时属于设在海拉尔的呼伦贝尔警备司令部的黑省军有张殿九任旅长的驻扎在扎兰屯、昂昂溪的省防军第一旅；苏炳文任旅长的驻扎在海拉尔的省防军第二旅；程志远任旅长的驻扎在满洲里、扎赉诺尔的骑兵第二旅。其中，苏炳文追随万福麟，曾任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和黑省政府委员，还曾兼任中东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在海满地区较有权势。九一八事变后，程志远的骑兵第二旅又被调离海满地区，参加江桥抗战。马占山出任伪职后，海满地区也随之从伪，但身任海满地区军政首脑的苏炳文并不甘心降日，因而除一支120人的伪满国境警察队在海满外，一切日伪组织均被其拒之在海满之外。日本侵略者多次对其进行高官厚禄的诱惑，均遭苏的拒绝。马占山重新抗日后，身陷囹圄的谢珂，被伪省长韩云阶释出后，曾被日伪送到苏炳文处当说客，结果谢反倒成了苏的抗日阵营的一员。

1932年9月27日，苏炳文突然发动起义。从满洲里到富拉尔基沿线的护路军全部戴上“铁血救国军”的臂章，占领各个车站，切断海满与外地的交通通信联络。同时将驻满洲里的山崎城一领事、小原重孝特务机关长和伪满国境警察队宇野队长等扣押，成为起义军的阶下囚。1932年10月1日，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正式成立，苏炳文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司令，谢珂任总参谋长，金奎璧任副参谋长，张玉珽任前敌总指挥。苏等人的义举，是继马占山重新抗日后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又一件大事，不但受到海满各界的热烈拥护与支持，积极参军参战，大刀会、红枪会等民团也积极配合，而且博得了全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声援与支持。当时正在呼伦贝尔的蒙藏委员会慰问专员春德阳曾电呈委员会称：“现在蒙汉联合，民气军心极为壮盛。东日通电计达钧鉴，收复失土指日可待。”

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后立即发动收复齐齐哈尔的战斗。驻富拉尔基的第一旅第六团为主攻部队，过嫩江铁桥从西南侧攻城。齐齐哈尔守城日军警备队是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他们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激烈战斗在富拉尔基打响后，面对抗击甚猛的东北民众救国军，他们又自感兵力不足。10月7日，第十四师团奉令抽调中山支队加入战斗，与此同时，关东军还派飞机炸毁了嫩江铁桥。于是，日军“集结全力压迫我哈满线之护路军”，除飞机轰炸外，“复以大炮四门、步骑兵约千余人，向我富拉尔基护路军猛攻，陆空并进，凶暴异常”。10月9日，日军占领了富拉尔基，之后日军为营救被东北民众救国军扣留的日伪人员和滞留在海满地区的日侨，妄图与东北民众救国军和谈，软化与降服苏炳文等人。而东北民众救国军不想给日军以喘息之机，可是要反攻省垣齐齐哈尔必须与黑省其他抗日军各部联合作战才行。此时突围甩掉日军的马占山，恰好在重整旗鼓，准备反攻。后经联络，马占山立即制定了4路大军会攻齐齐哈尔的作战计划：东路，朴炳珊和邓文部进攻泰安镇及安达站；西路，苏炳文、张殿九部由中东路西部线前进，目标是富拉尔基；南路，李海青部向昂昂溪进军；北路为主攻部队，由马占山亲自督率徐海亭部进攻齐齐哈尔北部的拉哈；然后4路合攻齐齐哈尔。总攻时间定为10月20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在富拉尔基战斗后，他们首攻业已于9月下旬占领安达并南下肇东的邓文部。当4路大军进攻齐齐哈尔的行动开始后，强化军力的第十四师团把大兴安岭东侧、黑龙江中部，特别是将齐克铁路沿线作为进攻重点，为进一步向扎兰屯及大兴安岭的西海满地区推进做准备。马占山督率的北路军恰好遭遇北进之敌，10月29～31日两军在拉哈激烈交战。11月1日又有大批日军开到，于是业已围攻拉哈21天的马军，暂先后退休整。此刻黑省已普降大雪，军需供应又极端困难，马占山乃赴讷河、嫩江商议对策；为与西线苏炳文部取得联系，又由讷河转途，于11月14日到达扎兰屯，会同谢珂、张殿九前往海拉尔。其他各路部队虽按既定计划行动，但都未达预定目的。第十四师团进攻拉哈之后又进而攻击讷河与拜泉。

日军当时实施和战两手策略，在靠近大兴安岭地区行使武力，而在呼伦贝尔方向则进行所谓“政治工作”。然而，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拒绝一切和谈花招，致使敌人无计可施。于是，关东军便疯狂地向海满救国军施暴。12月3日，第十四师团协同10月初才入境的第十四混成旅团占领扎兰屯，其先遣部队乘装甲列车于4日强行冲过大兴安岭隧道，5日侵入海拉尔。而救国军在扎兰屯已遭严重损失，又值隆冬，实难再战，苏炳文等便与业已到达海拉尔的马占山一行率数千人，分乘7列火车撤往苏联。黑省抗日军各部，如黑军主力邓文部、义勇军劲旅李海青部，都按马占山意旨转进热河。至此，历经年余的以马占山的黑省军为主导的武装抗日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虽打了不少胜仗，但遭受惨重损伤，万余名爱国官兵为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 吉林自卫军捍卫大片国土

1．吉军大举走上抗日道路

九一八事变前，作为东北军构成部分的吉林军主力，并未应调入关，全部留驻本省，国防军和省防军共有步骑9个旅。九一八事变后，有3个步兵旅的大部和1个骑兵旅，共约8000人，在汉奸熙洽的胁迫下降日从伪。其他吉林军大多在李杜、丁超、冯占海等人的率领下，毅然走上武装抗日道路。他们曾英勇参加哈尔滨保卫战，并在战斗中结成吉林自卫军，从此与黑省军相呼应（亦有联合），与日军激烈对阵，特别在吉林地区曾捍卫了大片祖国疆土。

九一八事变时吉林军政首脑张作相不在，吉林军参谋长熙洽以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及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身份，独揽大权。他既是满脑子复辟欲的清室皇族，又是经日本帝国主义豢养过的亲日派，恰好进攻吉林的关东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是其“业师”（熙洽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教官），所以九一八事变时经吉林的日本顾问大迫通贞的策动，迅即“甘心卖国，礼迎敌师”。9月19日驻吉总领事访问熙洽和交涉署主任施履本时，二人都表示采取不抵抗政策。9月20日又派吉林陆军训练处总办齐知政随同大迫前往长春接洽投降事宜，注当天吉林城内的驻军受命开出城外待命。21日第二师团以装甲车为先导由长春向吉林进发时，熙洽又派安玉珍到土门岭迎接；同日晚上8时，多门师团一弹未发占领吉林。22日吉林军被日军缴械，但被缴械的只是吉林军一小部分。紧接着，熙洽受命组织伪吉林省公署，“代日军收抚吉林省各县”，熙洽“辄积极采取政治手段，分别派遣代表赴各驻军将领及各县政府，卖送委任，接济日军，借作收买利用之诱惑”。“但因各种情势，其威力不仅止于吉、长附近，很难统一”。只有延吉镇守使、皇族兄弟吉兴，经当地特务机关策动和熙洽致电劝降，很快投降“独立”。

注 《现代史资料》（11）（东京，书房，1965，第316页）载，与大迫同往的是中将王某，地点在桦皮厂。也有资料称与大迫同往的是张燕卿。

可是，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各方，在锦州成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并由张作相就近主持一切工作。当熙洽的吉林伪政权面世时，张作相从锦州电令吉林各机关“不准奉行伪令和解送税款”。之后，从10月起，张作相又同张学良商议，酝酿成立吉林军政机关问题，1931年11月12日，代理省政府主席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终于奉命在宾县成立吉林省政府行署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即吉林省抗日政府。而诚允确为富有民族精神的忠节志士，在抗日救国艰难条件下“犹能锐意革新政治”，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赶编自卫团，在省政府成立仅一个月时，即恢复27个县的广大地区。遍布这些县城的吉林抗日军，如依兰镇守使李杜部、滨江镇守使丁超部、第二十五旅张作舟部、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双城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二团赵毅部等，莫不蓄势待发，决心与日本侵略者一搏。同时，远在任地（也是其原籍）锦州的张作相还“密令丁超就滨江道区属各县，筹饷自卫；李杜就依兰道区旧属各县，并吉林延边各县境，筹饷自卫，静以待机”。而李杜以其行动证明，他确系一位“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一息尚存，决不稍萌退念”的坚定爱国志士和抗战领袖。他应抗日斗争需要和张作相指示，“遂即积极开始准备自卫，赶编保卫团，以固后方，筹设地方银行，以裕经济，不逾两月，大体就绪；更加紧军队训练，整顿服械，预备随时可以出发”。特别是在黑省江桥抗战时更是加紧战备，除督饬所部益勤外，特派得力密使赴哈尔滨联络丁超、邢占清，赴阿城联络冯占海，赴榆树联络张作舟，赴双城联络苏得臣，赴舒兰联络宫长海，赴敦化联络王德林，还进而联合邻省各友军首领，如屯垦军统领苑崇谷、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等。因为他感到只有“大联合”成功，才会有进攻哈尔滨这样的大举动。

2．哈尔滨保卫战与双城阻击战

按行政区划，哈尔滨应归当时之吉林省辖属，但因中东铁路关系，成为东省特别区首府，张景惠为行政长官。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正在沈阳的张景惠是降敌最快最早的卖国汉奸，他不但从关东军手中领取3000支步枪，成立警察队，实质上帮助侵略者“维持”哈尔滨“秩序”，而且作为关东军“北满经略”的对象兼工具，妄想依靠侵略者充当“北满王”。日军因顾虑苏联，加之有张景惠暂时帮助支撑，一直未能进军哈尔滨。可是，占领锦州之后，按打造伪满洲国的时间表，哈尔滨的向背成了伪满洲国能否出笼的关键。关东军也企图对吉林省实施其“北满经略”，尽管熙洽早已从日“独立”，但是至少吉北还有大片抗日地区，并且在宾县设有管辖甚广、十分活跃、颇得人心的吉林抗日政府。“北满经略”工具之一的熙洽，一直积极活动，并未稍懈，可是“由于熙洽同他们（指在宾县的吉林抗日政府等）的原来关系及战备不足等原因，虽与他们尽量试行和平妥协，但无成果，双方关系愈益恶化，成为满蒙统一新政权建立的一大癌症”。于是，日伪认为“最后除武力解决外而无他”，可行使武力时还是本着“北满经略”方针，采取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进行。于琛澂曾任吉林军师长，后因降职而怀恨张作相并引退，九一八事变后旋即投敌，被委为“剿匪军”司令，1932年1月5日踏上“北伐”之途。于的行动自然是关东军授意的，他所带领的9000名“剿匪军”亦系在伪吉林省顾问大迫通贞指挥下所拼编的，并配有日本军官。日本侵略者低估了中国人抗敌的战斗力，他们根据吉林抗日军的状况判断，在关东军“无形支援”和飞机协助下，伴以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内部活动”，将“宾县系统压倒使之归服”, “并不困难”。然而，日伪不仅低估了中国人，更高估了自己。1月上旬即开始北进的于伪军，与日方的“速即进入哈尔滨南郊”的要求相悖，其行动“却有牛步之感，不符军的意图。可反吉林政权要人与熙洽不能达成妥协，继续其北伐，看来愈益困难”。关东军既嫌弃于伪军的不中用，又不能丢掉于伪军，因舍此而无他。

而吉林抗日军之冯占海部于1月23日在拉林站堵击于伪军后，25日经阿城、哈东进入哈尔滨。与此同时，吉林抗日军主力，如李杜第二十四旅主力等，都已进入哈尔滨，进行保卫战。此时于伪军已到达哈尔滨近郊香坊，但未敢进城。1月27日，抗日军与于伪军终于打响战斗，当日“九时起，冯占海部复与逆军在子药库方面接触，李杜军由两翼夹攻，时有日机四架加入作战，投弹射枪，经李杜部分道协攻，逆军始败退”。冯占海部随后追击，于伪军大部分溃散。

在哈尔滨保卫战开始的1月27日，关东军即命令日军吉长警备司令迅速集结兵力，准备随时向哈尔滨进发。于伪军败退后，28日关东军更明确命令第二师团之第三旅团长谷部急进哈尔滨，名义是“侨民保护”。但因中东铁路拒绝军运，日军遂实行强迫运输。对此，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在发表通电制止日军利用中东铁路运兵的同时，也部署堵截。当30日“东路南段已入日军之手，由南满路调员四百名为该路服务”后，31日即发生了闻名的双城阻击战。双城是哈尔滨的南大门，中东铁路南部线上的重要车站，吉林抗日军第二十二旅驻双城一带待命。当日凌晨4时，关东军第二师团长谷旅团，甫从两列军列上下车，尚未宿营便遭到抗日军的猛烈围歼。同日8时和9时日军的战报称：

拥有大炮的一个联队至少一千五六百名之敌，晨5时许前来夜袭我宿营地，接近到我阵地前20米，交战约两小时后，将之击退。

从本日天亮前起，在双城堡的长谷部支队受敌攻击，从晨6时起兵力进一步增加，步兵达2000人，炮3门。敌在约一小时前虽已向东部退去，但约在相距2000米处停止，并无退却迹象，对我军呈包围态势。

战死者不详，估计约30名（据报告，至午后1时30分为战死13，负伤35。敌在战场上遗弃尸体不下300）。

抗日军发动的双城阻击战不啻为对日军公然进攻哈尔滨的当头棒喝。对此，关东军于翌日对吉林军赵毅部进行猛烈的报复性进攻，使赵毅部遭受惨重损失后，更加疯狂地对哈尔滨进攻，尽管他们仍高度戒备苏联出兵和注视马占山的动向。针锋相对的吉林抗日军也急速向哈尔滨集结，包括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然后又遭日军报复攻击的双城赵毅部和在阿城追击于琛澂伪军的冯占海部。据日军飞机侦察，在双城东部有抗日军司令部，日军判断，日趋增加的抗日军已达1.2万人，“士气高涨，决定可能对我进行攻击”。

其实，当时吉林省抗日军何止是急速集结、士气高涨，就在保卫哈尔滨的烽火前线，正式宣布成立了联合部队——吉林省自卫军（或称“吉林自卫军”）。由原吉林军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的李杜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原吉林军独立第二十八旅旅长兼滨江镇守使的丁超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据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等致国民政府等的通电，吉林自卫军拥有第二十二旅、第二十五旅、第二十六旅、第二十八旅、暂编第一旅、骑兵旅等。

日军由第二师团师团长亲自指挥，2月3日以其集结在双城堡附近的5个大队和炮兵3个中队为基干北进，余留部队3～4日由长春出发追赶师团主力，及至双方激战的2月5日，日军投入的兵力为步兵6个大队，野炮12门。日军不仅实行步炮齐攻，而且陆空联合。但至4日夜，日军仍觉“师团状况不容乐观”，英勇的吉林抗日军“利用一部分市街及围墙等正在顽强抵抗中”。第二师团虽相应改变了配置，重点转向右翼，决心从5日晨起重启攻势，但仍感“困难重重”。于是关东军又命令在沈阳待命的第八混成旅团向哈尔滨前进。此刻吉林自卫军评估双方态势后，决定放弃战线，转移外地，重做部署。丁超、李杜先后向南京电呈：“迄五日晨，敌的生力军，附有飞机、坦克，猛力扑来，血肉相持，卒以火器不敌，暂退呼兰”; “我联合军终以转战经旬，伤亡盈千，兵力过疲，呼救无援，乃退守宾州、巴彦一带……整饬部属，再图规复”。哈尔滨虽未确保，但膺惩了顽敌的凶锋，打乱了其意欲尽早打造起伪满洲国的步骤，激励中国人的抗日斗志，使吉林省抗日战争出现新的格局。

3．自卫军与救国军协同征战

退守到宾县、巴彦一带的李杜、丁超部，经整饬还有8000余人，他们获得抗战的广阔天地，伺机夺回哈尔滨。第二师团主力也继续滞留哈尔滨，准备对自卫军施暴。1932年2月18～19日，日军连续用6架飞机轰炸宾县、巴彦，自卫军将总部移向方正，一路于20日夜占领珠河，缴了当地伪军的械；另一路更向东进，于26日占领一面坡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东段。与此同时，自卫军赵毅部则挺进到哈尔滨附近的黄山嘴子，致使哈尔滨秩序一时紊乱。自卫军暂编第一旅旅长冯占海主张声东击西，使关东军调集大军严守哈尔滨，造成吉林省城空虚，便可一攻而取。关东军确中计，拟将原驻“奉天”以南的第八混成旅团急调哈尔滨编入第二师团（2月5日第二师团占领了哈尔滨，故当时关东军命该旅团停止开进哈尔滨）序列，只因自卫军前敌总指挥王之佑此时叛变投敌，该混成旅团才停止前进。可在1932年3月1日第二师团的第十五混成旅团，终又奉命东进，6日全部抵达宁安。此举主要是妄图扑灭东北抗日义勇军名将王德林在吉林广大地区点燃的抗日烽火，而当时伪满洲国正式宣布成立，在关东军的导演下，溥仪走马上任。

王德林，山东沂水县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军第二十七旅第六七七团第三营营长，早年曾率众在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和中东铁路沿线进行反俄斗争，事变后因旅长吉兴降敌从伪，随后成为伪军军官。王营驻地是敦化至天宝山之间的瓮声砬子（今明月沟），该地是日本亟欲修通的侵华新捷径吉会（吉林至朝鲜会宁）铁路必经之地。1931年11月间，吉会铁路测量队进行测量时，不听王德林部劝阻，随同的日军闯进军事禁区山顶守望炮台，两名日军被王部士兵击毙。日伪因恐军心不稳，未给王德林以惩处，但实行调虎离山计，将王德林部调属伪军于琛澂部。1932年1月，素怀爱国意志的王德林在西调途中，毅然高举抗日义旗，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2月8日在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王自任总指挥，孔宪荣任副总指挥，吴义成任前敌总指挥。他们以战斗促发展，边战边建。首战敦化告捷后，1932年2月24日又先后攻克额穆和蛟河，于是名声大振，各地民团、山林队、参茸队、大刀会、起义军警纷至沓来，其中包括由总队长刘万魁率领的拥有众达千名士兵的宁安公安总队。截至1932年3月止，救国军已发展到2万余人，分别编成7个步兵旅和2个骑兵团，分驻于吉林省11个县。救国军虽自建立起即加入吉林自卫军，但王德林部与李、丁部实际是各自独立的联手关系，李、丁的自卫军以松花江流域为依托，王德林的救国军主要在中东铁路东段和吉林至图们铁路沿线活动，即一在吉林东北部，一在吉林东部。两军或者协同行动，或者相互策应，在作战上有意无意地大体形成为一个整体。

不仅吉林省的李、丁自卫军与王德林救国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联动关系，而且吉林省抗日军与黑龙江省抗日军在作战上有时也形成联动关系，甚而构成因果关系。当哈尔滨陷入敌手，且马占山身陷敌营“因环境关系按兵不动”时，誓为“保守一隅干净土”而战的吉林自卫军，则积极谋图夺回哈尔滨。其前锋于3月初已逼近哈尔滨，从3月中旬至下旬，自卫军虽两度反攻哈尔滨未遂，却两度攻克宾县。冯占海部亦曾与熙洽伪军激战于宾县附近的高力帽子。而日军既置重兵于哈尔滨进行防卫，又继续追击自卫军，并从3月初起在一面坡攻打王德林部。自卫军也同样如此，既在哈尔滨附近与敌周旋，又要在中东铁路哈绥线上（如石头河子）组织对日军的包围战，以策应王德林。就在关东军主力第二师团的第三旅团（即长谷部旅团）和第十五旅团（即天野旅团）分别开往宾县和珠河之际，发生了农安与方正的战斗。

不过，前已述及，攻击和包围农安的不是吉林省抗日军，而是黑省义勇军劲旅富有传奇色彩的李海青部。李海青曾任马占山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因在三间房战役和撤离省城的战斗中立有战功而被提升为旅长，马任伪职后，李离马南下抗日。1932年初，李部3000人向伪都新京靠近，拟以出奇制胜的战法捉拿溥仪，砸碎伪满洲国。计划虽未遂，但其义举赢得了广泛群众的支持，于是他将所率部队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同年3月15日，李率众以万计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占领扶余，10天后便以主力包围了农安，使伪军吉林警备军刘毓坤旅的2500人成了瓮中之鳖。农安被围，即长春之危。当时，吉林于琛澂伪军正在哈东，关东军遂将准备回归之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紧急调回，使之与第二师团之长谷、天野两旅团及张海鹏伪军分路围攻。4月1日，以关东军独立守备队森连为总指挥的日伪军开始总攻，直至4月3日晨，在农安的六间房等处“均有剧烈战争，血肉相搏，日军死伤奇重”。奈因日伪军开始“左右包抄”, “飞机多架掷弹轰炸”, “装甲车五辆冲锋”，以及“后路为逆军所截”，李部不得不向扶余方向退却。

方正是吉林自卫军的根据地，也对哈尔滨构成威胁。前已述及，退出哈尔滨的吉林自卫军，一再采取行动，决心夺回哈尔滨。当李海青义勇军占领农安时，充当日军马前卒的于伪军李文炳、刘宝麟等部在方正以西，与自卫军冯占海、宫长海等部激战中惨败。由于当时正值农安之战，方正方面仍由于伪军应对。关东军因于琛澂部屡攻方正不下，转调陆空两军前往助战。4月5日，“日军以飞机、重炮向方正猛攻”, “至午后三时，日军复协同于琛澂部绕出后方，自卫军以腹背受敌威胁，不得已遂总退却，大部撤赴依兰。”方正被第二师团的若松联队占领后，于伪军之司令部亦设于城内。

自卫军自方正东撤后，并未认输，到达江滨大罗勒密后，重新部署巩固防线，誓死抵抗到底，特别是吉林救国军王德林此时正取得节节胜利，战果丰硕。4月3日，王部攻克宁安，城内商民挂起青天白日旗，4月5日攻占三道沟，炸毁山城子至烟筒山铁桥，致使吉会铁路无法按时通车，8日大举进攻延吉百草沟。此时王德林部已达万余人，在中东铁路东段悉归自卫军的同时，王德林也“决不令吉会路落成”。从此该路（即日伪所称京图铁路，即伪都至图们铁路）成为义勇军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

不过，综观东北抗日战场，此刻最令人振奋的是马占山重新抗日，最为义愤的是日军空前大增兵进行大“围剿”，东北义勇军从此进入了最为惨烈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关键阶段。单从吉林省来看，接替第二师团的以广濑寿助为师团长的第十师团，于1932年4月中旬陆续到达哈尔滨，归其指挥的第三十八混成旅团也于4月26日到达，此后开始兵分两路向李、丁自卫军及王德林救国军展开巨大攻势。第三十八混成旅团被派往宁安一带，因该旅团系驻朝鲜之第十九师团所组建的，故在吉东随时可以得到该师团的接应。而第十师团则在第十四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后，从5月11日起沿江而下，直指依兰。自卫军也并非被动挨打的，此前，他们经过一段休整训练后，在下江各界纷纷要求下正式决定，从4月中旬起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右路由冯占海指挥，从依兰向方正进发，在方正西北的南天门，给第十师团中村支队以重创。通河城内，居民受遭创的日军的报复，其惨状更是激发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冯占海指挥下的宫长海部继而又攻克宾县、蜚克图并直逼哈尔滨市郊。中路由杨躍钧、邢占清指挥，经方正、夹信子向珠河进攻。珠河当时驻有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的配有装甲车的1个大队和吉林伪军第二旅的1个团，日伪军虽顽固抵抗，但自卫军终以伤亡2000人的代价，攻克珠河县城，之后部队继续西进。左路进攻形势不佳，总指挥竟未临前线，亲临前线的马再周和刘万魁两旅长又敌前发生摩擦，刘万魁中敌圈套遭敌偷袭，致使一面坡得而复失。当然，总体而言，自卫军之行动还较顺利，正因如此，刚到北满主攻吉林抗日军的第十师团，便孤注一掷，甩开自卫军各路进攻的主力，顺江直击自卫军总部所在地依兰。吉林自卫军和中东铁路护路军两个司令部内少数留守人员，尚在欣喜于前方捷报频传之际，不料日军已兵临城下。5月17日，日军占领依兰，李杜经勃利向鸡西梨树镇转移，而丁超则向宝清方向撤退。依兰的失守，不但使出发作战的各路部队失去联系中心和根据地，而且在各处日军不断发动攻势面前，失去了退守之路。同时，又由于第十师团占领依兰之后回兵哈尔滨，会同第十四师团进行攻击呼兰的战斗，堵截马占山的黑军，致使马军与自卫军业已密谋妥当的夹攻哈尔滨的计划流产。前已述及，马军部队此前已接近哈尔滨市郊之松浦和马家船口，并打响战斗。

4．冯占海西进，李杜率部入苏

依兰陷落后，北满日军进攻重点虽西移，但东线的吉林自卫军仍步履维艰。其中路因业已挺进到日伪腹地，屡遭袭剿，不得不且战且退，转进到勃利、穆棱一带。左路结局最为悲惨，内讧后向下江败退，溃不成军。唯有冯占海的右路，重整旗鼓，持续作战，并于5月下旬在宾县脱离自卫军，宣布成立吉林抗日救国军，决心再次反攻哈尔滨。其主攻部队曾于6月9日在义兴泉一带重创敌人，宫长海骑兵也曾绕到哈尔滨郊外香坊，但终因天气恶劣，日军有飞机、装甲车助战猛攻，而不得不撤离。冯占海的吉林抗日救国军不愧为义勇军之劲旅，之后不但收复榆树，而且7月和8月连克五常、舒兰，9月上旬还对吉林形成包围之势。后因关东军“围剿”马占山之战告一段落，得以置重兵于吉长，解吉林之围，于是冯占海的吉林抗日救国军西进热河。

走过抗敌峰期的吉林自卫军，显然不得不面对由攻变守的被动局面。但在1932年秋，由李杜督饬直辖的第二十四旅、邢占清的第二十六旅、杨躍钧的第二十八旅，以及马宪章、路永才、陈宗岱、关永禄、杨子彬、王永6支混成旅，仍活跃于吉林省东北部的绥芬、东宁、穆棱、宝清、密山、虎林、同江、饶河、富锦、桦川、方正、勃利、抚远、依兰14个县内，“不时以守势与日军接触”。其他各军如王德林、孔宪荣、姚殿臣、刘万魁部，“则由吉敦路线，向吉垣活动，以期会攻伪部”。还有为数3万人的大刀会“分处各县，秘密工作”。此外，丁超以吉林省主席身份，主持区内政务。值此时刻，实际上自卫军迫在眉睫的不仅有严峻的敌情，还有关系部队存亡的经济问题。当年北满遭受特大水灾，黑松两江同时泛滥，军区内外，“不被兵灾，即蒙水患”, “百姓生计已感飘摇，商业经济自然凋敝，且加以日军施行经济封锁政策，民食虽尚未臻恐慌，而军队冬季服装则殊堪踌躇矣”。就在这种艰难情势下，由于马、苏两军业已退入苏联，日军乃转向东进。第十师团主力分三路开始攻击吉林自卫军，长驱直入陷绥芬河，然后直逼密山，敌“两翼抄袭，包围我军，炮火极为激烈，更用飞机五架轰炸”。自卫军虽“拼命抵抗”，但士兵大半未着棉衣，披搭被褥与敌对抗，直至深夜。李杜鉴于无法支撑乃率部入苏，甫抵俄境伯力即致电蒋张报告“岁初日军进占宝清，闻丁代主席超被虏，当即去哈”, “其他各路队伍，因限于区域及时间，未及入俄境者甚多，现在均散驻各地，仍继续抗日”，并表示“虽受暴日强迫，一时屈服，犹不忘祖国，人心士气依然不死”。

四 辽宁义勇军烽烟四起

1．辽宁义勇军特色与优势

辽宁军显然是原东北军的主力，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其很大一部分被调入关内。在辽宁省城沈阳一带，留有唯一一支部队即北大营第七旅，该旅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突然袭击下，遭受重大伤亡后，也撤离西去。远在辽西等地驻守的各旅一时尚未卷入事变，后虽向锦州一带集结，但在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时，又奉命撤入关内。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凶狂侵攻和蒋张推行不抵抗政策的严峻形势下，没有像黑龙江省那样，几乎全部军队与抗日将领马占山等共进退；也没有如同吉林省那样，大半力量在李杜、丁超、冯占海等领导下毅然走上武装抗日的道路。

不过，辽宁义勇军各路为首者中，许多都是原东北军将领或政界官员，也就是日伪资料中所说的“不少将领和官员及其同僚”。相应的，由于军警机构的瓦解破坏，原军队和公安队中的大量人员“不甘心服从新国家的领导”“遽然打出反满抗日的旗号”，走向抗日。他们往往构成义勇军的基干、支柱和主流，以致侵略者都认为：“事变以来败军残警合流，形成我国的一大敌对阵营。”

人民群众面临帝国主义恣意侵略而毅然奋起，当然不独是辽宁义勇军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还是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尤其是1932年的北满，空前的水患兵灾，加之素藏枪于民，贫寒凋敝的无数农民义无反顾，纷纷投奔抗日队伍使民团、自卫军、救国军等快速发展壮大。不过，多年饱受外国殖民侵略盘剥之苦的辽宁省，在九一八事变后，最先最频地遭受敌人的猖狂与枪炮，不能不引发更大的社会激荡，促成各阶层齐上战场的全民性义勇军运动。辽宁义勇军所显现的广泛动员的抗日意识，更具典型意义。日伪当局当即认为，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东北四省的22万军队和11万警察，除死伤、被俘和辗转重归东北军者外，大部分“匪”化，即义勇军化；同时，原来的“职业土匪”, “随着时局的剧变”也“势力大增”，加上不少东北军败散士兵加入其中，“人员和装备越发扩大和齐备起来”。不错，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历史关头，昔日的有害无利的山林武装集团，确实大部调转枪口，确实激发出爱国心，确实与各界人民一致对外，尽管他们身上一时还不免残留着某些匪气寇行。山林武装成为义勇军的构成部分，是全东北更是辽宁省义勇军的历史现象，因为在东北，辽宁省原来就有山林武装遍布，特别是辽河沿岸，即辽西、辽北、辽南等地，更是如此。而山林武装转而走上抗日道路，无疑是民族觉醒的一种重要象征。

就规模而言，辽宁省义勇军也不乏兵员众多的大集团，如闻名遐迩的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该支自卫军建军伊始即编成19路军，数月后快速发展到37路军，兵员数万。辽西义勇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是郑桂林的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兵员也逾万，且系善同敌人周旋而常胜不败的抗日武装集团。总体而言，辽宁省抗日义勇军的组织特点是中小集团相对偏多，这与其构成因素相关。他们以几百人、几十人为单位分布在全省各地，因此，以“自发、分散”活动为主的义勇军抗敌行动特性，在辽宁省义勇军中显现得尤为鲜明。黑、吉两省的义勇军也都以游击战术为本，但是，为了实现收复失地，特别是反攻日伪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战略目标，为了对抗日军的集中力量“围剿”著名抗日武装大集团，在采取战略战术时，义勇军就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甚至跨省联合的运动战。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渗透由来已久，且事变后荼毒更为深广的辽宁省，武装起来的抗日义勇军不能不对敌方林林总总的机构、设施和势力发动攻势，多方出击，以全面开花的游击战方式，积小胜为大胜，以期推翻侵略者的统治，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历史的发展表明，更加广泛充分地实施游击战术，可能正是辽宁义勇军得以较久保存一定战斗力且能持续打击敌人的原因之一。

据称，辽宁省义勇军抗战行动，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4日由公主岭开始的，那里是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部所在地。从此，乱石山、郑家屯、千山、开原、牛心台、秋木桩、高丽门、凤凰城、四台子、五龙背、铁岭等地，相继被袭。及至日伪所称的“治安最坏状态下”的1932年夏，更呈现为南满铁路东西两厢的辽宁抗日义勇军齐向铁路沿线日伪势力进攻的态势。当时辽宁义勇军已发展壮大，“号称14万余”, “甚至连奉天城都多次遭到袭击”。由于当时日军的行动重点主要在北满，南满只限于维护处于义勇军接连袭击的南满铁路沿线各县，其他各地，确认被义勇军占据、掌控就有16个县，即使仍在日伪手中的各县，也只限于县城。与此相对应，不仅南满铁路干线“屡遭袭击”，而且营口、沈海、打通等线都已不通。

辽宁省是日伪暴力机关军警宪特的大本营，辽宁义勇军所处的地缘条件颇为不利。不过，由于省境接壤关内，故有获得华北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全国人民支持之便。况且，在锦州沦陷之前，辽宁义勇军不但背靠辽西和锦热中国主权下的大片国土，而且锦州及其一带拥有张学良的军政机关，集结着辽宁军的多个兵团，堪称辽宁义勇军，特别是辽西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尽管锦州的军政机关和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东北义勇军的指导、支持有限，但对辽宁义勇军而言，不能不说是条件得天独厚。特别是分驻在辽西锦州一带的东北军和公安队，不可能不在备战之余关注和支持义勇军的发展与斗争。在锦州沦陷前夕，日军认为，进军到满铁干线附近进行袭击的就是锦州方面派出的中国正规军。

关东军将对南满义勇军“打压剿杀”，称为“治安维持”，主要由铁路沿线驻扎的独立守备队各大队和伪军分区分段进行。1931年11月至12月关东军为进攻锦州进行备战时，以其部分主力对辽西进行了第一次“大讨伐”。1932年的大半年，关东军将行动重点置于北满，图谋歼灭黑吉两省的抗日军，因而辽宁义勇军获得了发展与斗争的空间与良机。同年夏秋，就连辽宁省会也濒临朝不保夕的危机时，关东军司令官也曾亲临现地进行部署。继而在北满“征讨”大体告一段落的时候，终于发动了热河地区的“大讨伐”和辽西的第二次“大讨伐”，后者显然是意在为进攻热河和云集锦热的义勇军扫清道路。

2．唐聚五誉满辽东

在辽宁省诸多义勇军武装集团中，论声誉之盛者，莫过于以唐聚五为首领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辽宁民众自卫军的筹备虽然不晚，但是正式建军是在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前来东北调查之时，用唐聚五的话说，就是欲“与调查团的深刻之认识，而制亲日份子之暴行”，也就是辽宁民众自卫军用其自身的行动，揭露并回击日本帝国主义把武装侵略说成是“自卫”，把打造伪满洲国说成是中国民众“自愿”行动的谎言与罪行。

唐聚五，辽宁锦县（今凌海市）人，奉天讲武堂毕业，当过营长、团长。九一八事变时，一个偶然机会，充任第一团团长，该团为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所辖省防军步兵第一旅的4个团之一。当时于芷山态度暧昧，立场不定，处于敌我之间。而唐聚五曾受于之命乔装赴平向张学良请示机宜，张学良既令其执行不抵抗政策，又嘱其在东北组织民众武装积极进行抗日。因此，尽管于芷山终于降日从伪，第一团也被编入伪奉天警备军，可唐聚五却矢志抗日，送走家人，“自冬迄春，工作数月”。唐走上抗日，即意味着与多年长官于芷山为敌，兵戎相见，但唐有句名言“媚日者虽亲亦仇，救国者似仇亦亲也”。这是唐的立场，也是唐建军的指导思想。他认识到只以“一团之众，不足撄大敌，非以民众为后盾，更难图功”。正值唐的建军关键时刻，爱国青年黄宇宙出现在唐的面前，黄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员，专在辽东一带发动组织民众抗日武装。面对黄所持张学良的亲笔信，唐更决心不负张学良的期待，在黄的协助下开始多方联络活动。首先争取了原桓仁县公安大队大队长郭景珊，郭景珊又联系了宽甸县公安局局长时远岫，桓仁县公安局局长张宗周、县长刘铮达，辑安县公安局局长林振清等。总之，自黄宇宙到达唐聚五驻地桓仁后，“赞成举义者日多：通化王育文、张太仆、古敬斋，宽甸王宣斋，桓仁富光圭、杨仲西、孟伯钧，此文人之风起者也；桓仁公安局长张宗周、公安大队长郭景珊，凤城公安局长邓铁梅，通化在野军人王凤阁、孙秀岩、姜中夫，柳河包广宇，此武人之云从者也”。

1932年4月间国联调查团已到东北，月末即将视察抚顺煤矿，唐聚五乃于同月21日在桓仁誓师，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正式成立，唐任总司令，李春润、张宗周任副总司令，下属19路军，同时有14个县通电响应。同年6月，辽宁民众自卫军总部转进至更具战略意义的东边道中心通化，并在那里设立了以唐聚五为首的抗日的辽宁省政府，并得到了北平张学良的认同，从此以在桓仁时期即已设立的抗日救国委员会为名，与日伪统治相对立，开始政治工作，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还发行了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流通债券。当时在东边道共收复了21个县，官兵发展到接近10万人。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人民群众中种下的抗日火种，终于迸发成为燎原大火而不可阻挡。

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以后，自通化战役起，大小战役数以百计，先后在新宾、宽甸、柳河、金川、辉南、朝阳、临江、辑安等地打了若干大仗、漂亮仗。当时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正呈全面开花之势，辽宁民众自卫军乘关东军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把军事行动重点置于北满之际，纵横驰骋，到处出击。日伪所面临的南满铁路干线和“奉天”等重要城市，都遭连续攻打的危困情势，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辽宁民众自卫军所为。1932年9月15日，抚顺煤矿的杨伯堡、东岗、东乡、老虎台等矿坑，突遭强袭，杀死矿长，破坏设施等，就是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之第三十至三十三团的有计划的作战行动。当时约1000人队伍接近抚顺市区，有300人深入矿区作战。为了进行报复，抚顺日本守备队则制造了震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惨案”，即抚顺平顶山村3000多平民被无辜杀害。

1932年初的南满，日军只有独立守备队，4月以后由于新增兵团陆续到达，第二师团开始由北满撤下。不过对付辽宁民众自卫军的仍以伪军为主，除了于伪军外，来自山东的李寿山匪军也被调入辽东，在东边道肆虐。同年5～6月东边道的第一次“大讨伐”，就由伪军主导。同年8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到任后，又有新的增援部队接连来满，同时由于“围剿”马占山之战告一段落，各师团便抽组部队，开始了第二次东边道“大讨伐”。其目标是将辽宁民众自卫军“包围在通化、桓仁地区歼灭之”，特别强调“力求捉住或杀死其头目唐聚五”。此战始于1932年10月1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亲自指挥，他要求第二师团各旅团部队沿鸭绿江溯江而上，直插辽宁民众自卫军的背后。辽宁民众自卫军为应对日军的第二次“大讨伐”，发起了第三次临江战役，由于第八路坚持不住，退出临江，勇打善战的第七路援后，终因敌方火力太猛，飞机轰炸，亦未能改变战势。值此时刻，唐总司令下令立即向抚松转移，因伪军于芷山、李寿山部和日军铃木、茂本两旅团，已由安东、吉林南北两路开始快速夹攻，辽宁民众自卫军各路个个遭袭，县城相继失守。唐聚五本拟在抚松重组部队，并设法与吉林王德林的救国军联手，以图再起，但因驻抚松的第七路司令已向日军表示“归顺”，抚松不具备抗敌条件，而且寒冬即至，衣粮无着，不得已唐聚五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行动，退守转进或各自行动。结果是除唐本人乔装进关，郭景珊率部转进热河外，还有相当多的队伍留在本地坚持斗争。

尤其是坚持在南满铁路以东、安奉铁路以南、关东州以北的所谓“三角地带”进行抗日斗争的刘景文部和邓铁梅部，他们本来也是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的组成部分，纳入该自卫军序列，但他们始终单独行动，辽宁民众自卫军分解转进后，他们更是坚持原地斗争，行动活跃而锐利，后来成为义勇军成功实施游击战的闻名劲旅。由于其毗连关东州，周围皆敌，日伪的“讨伐镇压”自然格外得手和倾力。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对三角地带第一次“大讨伐”，就是以关东军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的主力，并纠集伪奉天警备军所组成的支队来进行的，为此进行配合的还有关东局日本警察队，他们竟动用警备船，协同日本海军封锁黄海海岸，使刘、邓抗日武装遭受惨重损失。但不屈的刘、邓部队为策应热河的抗日军，1933年4～5月继续袭击敌人，而日伪为此又对三角地带进行了第二次“大讨伐”。

3．黄显声公安总队的核心地位

如果可以将南满辽宁省义勇军抗日战线格局说成以南满铁路为中界分为东西两线的话，那么在西线辽西地区，义勇军体系更加复杂，活动更加纵深。特别是锦州沦陷前，辽西尚存有张学良军政力量和未被占领的锦热大地，因背靠关内，义勇军得到了更多的接应和回旋天地，致使日本侵略者面临难以摆脱的威胁和打击。同时关东军也利用辽西特殊的政治态势和敌我力量配置，极力制造和加速侵略的借口。

辽西地区似乎不像辽东那样，存在如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那样的义勇军大兵团，但是，东北军正规军的大量存在，特别是黄显声及其指挥的公安总队对于义勇军的指导、促进和实际支持，也不可低估。因有地理条件，上述辽西义勇军得以较多地借助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统一指挥而发展自己，而且这种情势又因为黄显声的积极努力而变得愈加有利。黄显声，辽宁凤城出生，亦系原东北军将领，曾任旅长，深受张学良器重。1930年奉军入关时，特被留守，任为辽宁省公安管理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他远见卓识，经张学良同意，为强化地方武装，当即把辽宁全省公安队和警察队编为12个总队（每三五县为一总队）。九一八事变前夕又以警备名义，将库存的东北军历次入关缴械的20万支旧枪紧急发给各县，正是这批枪支很快化为群众起而抗日的有力武器。事变爆发后，鲜为人知的是，黄显声曾命其警察队对日军进行不抵抗的抵抗。锦州的张学良军政机关设立后，黄显声前往供职，并将由沈阳撤出的警察和公安总队带至锦州。紧接着，黄显声召开辽西八县公安局局长会议，决定抽调各县干警加强公安总队，将其编为3个骑兵总队。黄显声及其公安总队首功就是歼灭日军收买利用的凌印清匪帮——“东北民众自卫军”，日军妄图利用其推翻锦州抗日政府，并制造侵占辽西的借口。黄显声奉命派公安总队第二骑兵总队前往讨剿，将匪帮中的少数头目说服归顺，11月初匪首凌印清顾问仓冈被擒，号称千人的匪团彻底消灭。与此同时，张学成匪帮亦同样被第二骑兵总队歼灭。从此，黄及其公安总队名声大振，黄也得以派出代表参加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而鼓舞和推动了辽西义勇军的蓬勃发展。从黄显声的八县公安局局长会议到1931年11月末，仅两个月时间，经辽宁省警备处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大大小小义勇军部队即达30余路，分布在辽西及辽北、辽南各地，众达四五万人。

4．辽西义勇军围歼日军大捷

辽西义勇军诞生最早，再生力较强。1931年10月10日，高鹏振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即在黑山后窑堡成立，自此，辽西各地义勇军纷纷建立，即使在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已转入低潮的1933年5月，仍有裴德富的第四十七路义勇军在锦州三家子建立。据统计，活跃在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一带的义勇军队伍，有战绩可考者即有22支，其中黑山6支，北镇6支，义县、锦县4支，锦西2支，兴城、绥中4支，兵员多达4万人，最小的一支只有几十人，最大的如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达万人。这些队伍的首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东北军军官，如第五路、十二路、十三路、二十五路、三十三路、四十七路、四十八路以及在新民组建却在锦州一带活动的第四路等。如将北票、朝阳一带的义勇军也考虑在内，战斗在辽西一带的义勇军的规模就当然更大。例如，朱霁青的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就设在朝阳县萧家店。身为老同盟会会员，又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的朱霁青，在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于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而愤然弃官返乡，组织武装在辽西、热河打击敌人，对当地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与朱同行的还有原东北军将领宋九龄。1932年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特派彭振国来到朝阳，任第一军区总指挥。同年5月，黄显声的公安总队也决定撤至北票，在那里组建东北义勇军总指挥部。显然，锦热地区义勇军抗日斗争开始升温。

综观辽西义勇军抗日武装全过程，在锦州失据前后呈现为敌我斗争的峰期。锦州沦陷前，日军慑于辽西走廊的西方势力和国联动向，一时不敢动用地面部队，但处心积虑地寻衅闹事，制造所谓“讨匪权”，妄图借以西进锦州。对此，1931年12月义勇军有力兵团如第四路耿继周部攻克新民，辽南项青山部和第二路王显廷部会攻大虎山，牵制日军。与此同时，以黄显声公安总队为主导的辽西义勇军极力扩大抗日阵线。就连日本参谋本部的总结性资料都述称：

张学良已将黄显声派往通辽，命令附近各官宪招抚匪贼，组织别动义勇军。因此，目前四洮路方面匪贼正在大举改编中，以郑家屯、通辽及康平、法库、通江口为根据，势力逐渐扩大，向远处梨树（四平街北）、怀德（长春以西）进展，其影响及至洮南方面。

总之，为对抗日军的西攻锦州阴谋，辽西乃至辽北、辽南、辽东义勇军等都以更大的力度行动，以策应正规军迎敌备战。而当关东军兵临锦州前夕，张学良争取粮械供应和实现全国合力抗日未果而命部队弃城后撤之后，义勇军以其智勇给不战而占锦州之敌以事变以来堪称“最大军耻”的重创，这就是自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入锦州起，不到一周时间，义勇军连续3次取得歼敌战的胜利。第一次，在1月9日，义勇军第三十六路刘纯启部在锦西江家屯以西与日骑兵第二十七联队激战，歼灭该联队队部和石野小队70余人，击毙军官有古贺联队长、米谷副官，以及机枪大队星野大队长与石野小队长等；第二次，是在同日，第一运输监视队（即松尾辎重队）在上述江家屯东30余里的前搭屯（日方资料载为红螺岘附近），受当地军民1000余人包围，经3小时激战，队长松尾秀治等27名官兵全部毙命；第三次，是在1月10日，日军骑兵第十二联队第二中队，在新立屯与义勇军交战，结果中队长不破直治等15人战死，另有军官6名负伤。就这样，日军在一两天之内，即连续遭到重创，死伤惨重，而日军相关部门竟毫不知情，且在此之前，即锦州失陷的翌日——1月4日，义勇军第四路耿继周部，第二次杀进新民县，攻破监狱，释放200余人。在此之后，2月3日，耿继周部又联合义勇军第十二路，共万余人，攻克彰武。对此，日军哀叹道，此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于是他们以其驻辽西第二十师团为“讨伐队”，开始了报复性“讨伐”。自1932年1月23日开始，由师团长指挥，以步兵9个大队、炮兵4个中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为基干，对打虎山以西的义勇军进行第一次辽西“大讨伐”，直至2月末才结束。这次大讨伐中，首当其冲的是北镇北部的义勇军第二十五路和绥中的第十三路，他们虽遭重大损失，但都坚持抗击到底。同年3～5月，王照泮、石盘的第十三路与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两次会攻绥中城。8月，于汇川、张海涛的第十二路，会同杜成栋、陶洪飞的第三十七路，攻打北镇、广宇镇。10月，朱霁青召集义县马子丹部、刘纯启部，联合攻击义县县城。同月，宋九龄所率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第四梯队攻入锦州，击毙日军多名，遂即撤出。此外，作为关内连接之关键，即辽西铁路交通设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32年1～10月，辽西义勇军对之作战达20余次。

1932年9～10月，关东军进行第二次辽西“大讨伐”，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和飞行第十大队第一中队，对辽西义勇军规模最大的兵团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开火，但善同敌人周旋的郑部并未被击破，很快转进到关内。在此期间，日军对李海峰部、马子丹部、朱霁青部、孙兆印部、宋九龄部、亮山部、高文斌部等都进行了血腥的“讨伐”，各部差不多均遭严重损失。此外，日军还残暴烧杀无辜群众，例如，1932年10月，第八师团第三十联队主力从朝阳寺向朱霁青义勇军驻地义县刘龙台和三宝营子进击，闻义勇军业已转移，乃调头向当地群众施暴，将刘龙台洗劫一空，烧毁民房300余间。第八师团后来成为进攻热河的主力师团之一，其此时对辽西的“讨伐”就是为攻占热河扫清道路。

五 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意义

1．热河抗战时义勇军基本态势

1932年8月取代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面临两项任务：一是打压“剿杀”正处于高潮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二是进攻和占领向悖尚且不明的热河地区，以谋实现对满蒙四省的全部军事占领。关东军特意选择在1933年2月24日国联通过对日“劝告”方案，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表示退出国联的前一天即23日，兵分三路开始进攻。且在进攻开始前，关东军司令官竟发表挑衅性十足的所谓“声明”: “如果华北政权对我军采取积极的实力行动时，则不能不引起战祸以至华北方面。”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日方此举固然是对中国进行武力讹诈，迫使中国继续推行彻底的不抵抗政策，但同时也是向中国发出十分明确的信号：确确实实不仅要侵占全东北，还要征服华北乃至全中国，且已开始行动了。正因如此，关东军进行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规模的兵力调动与部署。第八师团原已侵入辽西，为准备攻热，1932年末又特意调来第六师团，除此两个师团外，还有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三十三混成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另外还有张海鹏的洮辽伪军大部，以及关东军直接操纵的别有用途的伪匪军刘桂堂的“护国军”、程国瑞的暂编第二军、李寿山的独立第一旅、丁强的“救国军”和川岛芳子的“定国军”，等等。而在行动上，提前在1933年元旦即制造借口，夺取了攻占热河、侵略华北的战略要隘山海关；同时，对热河的攻势也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即在发表进攻“声明”的同时或更早即开始行动。例如，由主力第八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主攻的攻热中路，2月21日即提前占领北票，之后以三路纵队从义县、锦州方面迅速长驱直入，25日进朝阳，3月2日占凌源，3日占平泉，4日占领承德。

在日本侵华战火即将从锦热大地燃烧到关内平原的危亡关头，中国政府再也无法固守既定的妥协政策了。首先，张学良在山海关事件发生后即1933年1月8日向中外媒体表示，放弃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政策，用中国军民的精神和血来抵抗日本的侵略。10天后，张学良、阎锡山等26人又联名发出通电，说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必须放弃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政策。其次，国民党军事系统中的华北将领和国民党政府中的英美派官僚政客也表态要武装抗日。2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一周前，宋子文偕张学良、张作相、孙殿英、朱庆澜等多人视察热河，督励抗战，并会见多名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发表正式讲话和抗日通电。此外，蒋介石的回电也未否定张学良的“筹定大计”，但将问题全部推给了张，然后继续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张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身份，统一指挥长城内外的中国军队，他用心良苦地将华北军的多个军团，包括驻当地的汤玉麟部的东北军各师旅等，都派做对热防卫战的主力。可是，似已胸有成竹的热河中国守军，在日军攻势面前一触即溃，纷纷后撤。偌大一个热河省，只10天工夫即成日军的囊中物。热河失守，舆论哗然。汤玉麟受通缉，张学良引咎辞职。然而，这一切都未换来侵略者的收敛，相反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立即越长城，侵冀东，进逼平津。虽然国民政府重新部署，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代理指挥的25万中国守军，却未能阻挡住关东军的2个师团和两三个旅团的攻势，最后不得不与日军签署了妥协投降的《塘沽协定》。国民党政府从此虽不能说又回到对日彻底不抵抗政策的老路上，但是无论如何再也不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口号了，而是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开始对日采取绥靖政策。得寸进尺的日本侵略者，在加强东北的殖民统治的同时，开启了阴谋蚕食华北的新历程。中国人民的义勇军抗日武装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面临新的抉择。

当时从热河地区无奈撤退的还有来自各地云集在那里的大量抗日义勇军。关东军发动侵略热河的作战，“剿杀”义勇军也是明确的预期目的之一。到1932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义勇军面临不断强化的日伪军攻击，械弹衣粮供应无着，形势严峻，武装斗争大多难以为继，不得不转换地理空间和斗争方式。在这种形势下，义勇军各部向热河地区转进，是保存实力和准备再战的应急对策，也是重要的战略选择。而保存实力和准备再战，在当时对义勇军而言，是有条件的。义勇军首脑们深知，热河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无法养活突然蜂拥而至的多达十几万的大军。可是，新发生的情势是日军进犯热河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行迹表明，它的对日政策大有可能从不抵抗转向抵抗，实现全国合力抗战的局面，而这正是抗日义勇军所希望的；况且张学良已示意若干义勇军部队可向热河地区转移。因此，各路义勇军长途跋涉，克服千难万险，冲破日军的围追堵截，向热河集结，其原动力与其说是消极地摆脱困境，不如说是积极地力图从对敌抗战中发展抗日大业和壮大自己。总之，数万义勇军集结热河地区，不是讨饭求衣，更不是特意集结起来再行退却。

吉黑两省义勇军的首脑，如黑龙江省军的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吉林省军的李杜、王德林等，不下20人，均在1932年12月至1933年初先后率领部队应急但有组织地入苏，其目的就是取道苏联，回国抗战，特别是在热河进行抗战。黑龙江军由黑龙江省转向热河省的战略选择，尤为明确而坚定。1932年12月初，当西线战局处于不利时，马占山指挥的黑龙江军即当机立断：“为保全实力冀图再举计，拟将我军全数撤退到热河边境开鲁、林西一带。”而当马占山与苏炳文决定出国入苏之时，即令卫队旅长邰斌山设法迅速传令邓文、李忠义、徐海亭、才洪猷各军，“仍努力进攻省城”, “不得已时各率部队转至热河集合”。于是，首由邰斌山卫队旅的3000人开路西进，继而邓文部9000余人和李海青（即李忠义）部3000余人也西进热河边境，之后于多伦与邰部会合。吉林抗日军西入热最早、实力最强的是勇打善战的冯占海部。冯占海部原属吉林省自卫军，吉黑义勇军联合攻哈尔滨的重大行动未果后，两军大部退离哈尔滨郊区，冯占海部则被孤悬敌后，处境艰难；但冯部则乘日军以主力在松花江以北攻打黑军马占山部和吉林军李杜等部之机，发展壮大自己，成立吉林抗日救国军，6月下旬全军发展至5万余人。8、9月间义勇军在全东北掀起抗战高潮时，冯部相应地开展了围吉林、打长春的使敌人在核心地区“寝食不安”的攻势。冯军的此举虽损失了“上千名弟兄”，且敌人企图将冯军困死在吉长地区，但冯军跳出了包围圈。时至10月冯军已“弹尽粮绝”，部队被分割在各地，于是，冯部决定部分部队“向西往热河转移”，其余各部队就地坚持进行战斗。西进部队于1932年底才开进热河省开鲁县境内，随同西进的还有冯军的宫长海骑兵部队。当时已不是伺机再行东返，谋图大举的形势了，日军进攻热河的行动实际业已开始。辽宁省义勇军有多个部队邻近热河。在辽东征战的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于1932年末，与东北其他各路义勇军面临类似形势，最后也研究决定采取“到热河去抗日，其他留辽东分散抗日”的政策。前往热河的数千人转移部队，由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兼宪兵司令郭景珊率领，施行“分散行军”的办法，经月余到达热河省凌源，与先期到达那里的第三十二路军丁育昌部会师。辽宁省的其他义勇军各部，如冯庸部（即冯庸大学义勇军）就有3000人进至热河。据日本陆军省统计，当时集结在热河的准备抗战的中国军共有13.3万人，其中义勇军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集结在热河的义勇军各部自成体系，仍是各自仓促应战，且在热河抗战的全过程中，并无影响战局发展的发言权。当时，义勇军的劲旅，如冯占海部、邓文部、李海青部均被配置在日军进攻热河的三路中的北路，即开鲁至赤峰一线，战斗打响后，不得不随着牵头抗击这一路的但毫无战意的晋军孙殿英部和毫无战斗力的“不中用”的崔兴武部临阵溃逃，退下战场。

在热河保卫战中，很遗憾，义勇军的抗战目的未能实现。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到热河沦陷，即日军占领东北四省为止，义勇军基本实现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的预期，基干部队没有遭到溃败性的根本损伤。因而不仅在继而发生的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战中，发挥抗敌作用，而且在沦陷了的东北，由于转换了战略战术和斗争方式，逐步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

2．义勇军是中国抗日救亡的先锋

诚然，到日军攻陷热河为止，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在侵华日军和抗日义勇军对阵的战局上，无疑劣势与败局属于中国抗日义勇军一方。这与义勇军自身的问题与弱点不无关系，特别是与组织结构复杂所导致的流寇习气、伤害群众和危难时刻的叛离现象，有很大的关系。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抗日军首脑层都曾出现从敌叛变者，如丁超、王之佑、程志远等人，但是，抗日名将马占山在义勇军建立伊始，就正确地阐述了义勇军的弱点与问题，以及其主导的本质的积极历史意义。对于前者，应反对、克服；对于后者，则是尽全力予以肯定，使之继续发扬，也就是“制止他们的越轨行为，援助他们爱国的事业”。义勇军在日本帝国主义业已行动，实行侵华灭华的历史关头，所表现的为救国而不惜牺牲精神，才是其最可宝贵的基本面。

至于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国情、国策和国力、军力。姑且单就兵力而言，一般公认，中国抗日义勇军在1932年抗日作战高峰期，兵力达30余万人，而关东军原本只有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总共一万零数百人，马占山率部进行江桥抗战之后，日军接连大举增兵，除第三十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九混成旅团外，还有第二十师团、第四混成旅团、骑兵集团（辖2个旅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八师团、第六师团、第四混成旅；此外，独立守备队也一扩为三，辖有18个大队，相当于3个旅团。众所周知，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拥有常备师团17个，可在其进犯热河时，即将如上的三分之一兵力（甚至是将近一半）派进中国东北，总兵力至少有10多万人，与此同时，关东军还直接指挥着伪军伪警武装暴力团体，其人数亦达20多万。因此，以关东军为首的“剿杀”义勇军的日伪武装暴力，首先在数量上优势于义勇军。其次，组织、装备、机动性和后勤保障，双方不能相提并论。一方是一般械弹严重不足，经常是弹尽粮绝；另一方是飞机大炮肆虐。一方是缺乏统一组织指挥，各自为战；另一方则以全国之力调兵遣将，控制铁路交通，实行集中兵力机动作战。两军在这种情况下对峙，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此，人们应该充分理解义勇军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所表现的胜败观和贯彻始终的抗日初衷。

“为国牺牲，士皆所愿，成败利钝，亦所不计”，此为李杜将军在吉林自卫军建军时期表全军所做的表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之所以本着这种不怕牺牲精神，顿时兴起几十万人齐上阵的抗日战场，就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有所警戒，事变爆发后，立刻深深认识到，来势凶狂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开始推行其从满蒙到全中国的武装侵略与占领了。困难当头，救国情殷。广大义勇军官兵用“与其坐而待灭，莫如进而玉碎”的牺牲精神和抗敌实际行动，向执政当局的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做出了坚决、坚定的反击。他们践行和坚守的“外患必御，国土必守”理念，正是近代中国人民在长期抵御列强侵略过程中凝聚而成的民族精神，可称之为中华之魂。就像《大公报》当年评赞马占山的江桥抗战的意义时所赞称的：他们并非不知“无久持时日之可能”，可是他们所做的是“宁战而亡，不为所屈”的“绝对牺牲”。这是抗日义勇军毅然行动的首要意义，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进一步充分地升华和发扬了这种精神。

抗日义勇军的行动表明，中国军队不仅应该打、必须打，而且能够打，能够使敌寇遭受重创和挫败，消灭其凶狂的侵略气焰。前已述及，台湾著名学者郭廷以在评述马占山军的江桥抗战时曾称：“日军并非绝对不可抗拒。”因为在江桥战役中，日伪军遭到了比黑龙江军更重的损伤。义勇军深知，与日军作战，虽系“良械”与“热血”之战，系非常悬殊的敌强我弱之战，但他们也深信，只要是正义事业，“精神终胜于物质，胜算贵在决心”。诚然，日军装备精良，陆空协调，保障有力，机动灵活，可实施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战术，如日军第十四师团使用装甲列车强行快速通过了大兴安岭隧道，直击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的中枢；第二师团利用炮艇逆江而上直插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的背后，使义勇军遽然陷入不利，导致失败。但是，义勇军也并非是坐以待毙、无策以对的。例如，1932年6月，在黑吉两省军联手攻哈未果之际，黑军劲旅邓文部根据马占山的指示，采取“游击战方法”，即：

不死守，不攻坚，处处设伏，步步为营；以灵活机动之态势争取主动，以频繁秘密之手段施行袭击，或有扰乱，或行破坏，或断其联络，或截其辎重，以旺盛之士气，牺牲之精神，配以地理之熟悉与人民协助，时时打击敌人，使敌毫无所获，并不得安息。我即积小胜为大胜，俟敌疲劳之时，集结全力反攻。

正是因为义勇军采取这样的战术，到处袭敌，自诩“精锐”“无敌”的关东军，纵极凶顽，肆虐无忌，陷人民于浩劫，在许多场合下，也是处于被动挨打和疲于奔命状态。1932年是义勇军抗敌的高潮年，是年关东军大增兵两次，兵员每次倍增，兵力相当于五六个师团，达10万人以上。此外还辅以相当于关东军两倍以上的伪军伪警，以及愈演愈烈的策反与谋略。可是，这一年仍出现“治安最坏的状态”，就连伪首都和伪省城都频遭袭击，周围多个伪县城被攻克，铁路遭毁。九一八事变以来，义勇军与日伪军之战，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绝非只胜不败的日军，据其自行公布的数据，到1933年为止，其伤亡即近7000人之众，相当于临战状态的整整1个师团。所以，从当时中日两军对阵的总趋势来看，义勇军虽不占上风，尤其自1932年秋季之后，走向败落和低潮，但除具有代表性的江桥抗战之外，还有许多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的战例，例如，日军入侵锦州后，在1932年1月上旬的不到一周时间内，义勇军刘纯启部等即取得了对日军第二十七联队等的3次胜利，歼灭古贺联队长等大量日军官；哈尔滨保卫战打响后，于1932年1月31日，吉林抗日军第二十二旅对日军第二师团师长谷部进行了著名的双城阻击战，2000义勇军突袭刚下火车不久，在车站附近宿营的日军，造成日军的大量伤亡；1932年8、9月义勇军抗敌高潮时期，辽东民众自卫军第十一路之第三十至三十三团的1000人接近抚顺，数百人深入满铁抚顺煤矿的扬伯堡、东岗、东多、老虎台等矿井，突袭猛击，杀死日本人矿长，破坏设施，使生产一时陷入瘫痪；甚至1932年12月业已挺进到热河地区的冯占海的吉林抗日救国军，还在冯占海亲自督战和宫长海亲自率领下，500人的敢死大刀队，在大沁特拉镇奇袭了前来堵截冯军的阿部联队，砍死打伤俘虏日伪军数百名；等等。所有这些胜利，都使全国人民受到鼓舞，增强信心，看到了希望。

义勇军采取的“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其所谓“大胜”其目标就是抗日救亡的最后胜利。抗日救亡，既是义勇军抗敌的出发点，又是其抗敌的归结点。抗日救亡乃义勇军的行动目的、宗旨、灵魂与思想政治基础。当然作为社会运动的抗日救亡，其活动多种多样，但在敌寇大军压境、全线进攻、践踏国土的严峻情势下，义勇军的毅然武力抗敌，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选择，是践行抗日救亡的先锋之举。因此，义勇军武装抗敌和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是同步、一体的，其核心是争取举国合力抗敌局面的形成，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抗日救亡的伟大胜利。就像关东军攻打锦州前兵临城下之际，东北军官兵所宣言的“东北为中国之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故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否则单凭“一隅之师”是难以战胜极其凶狂的敌寇的。所以，张学良当即命令撤兵，尽管南京政府已明令抵御，但它既不发援军，又不供应粮械军饷，东北军“难为无米之炊”。国难当头，东北人民“敌忾同仇，共纾国难”, “希望与一切有觉悟争取解放者联合作战”；全国人民也无不要求政府改变不抵抗政策，从全国抗日救亡的立场出发，实现举国合力的一致抗日战争。1932年2月，吉林自卫军甫告成立，上海最富实力、组织规模最大的社会团体——上海商会即旗帜鲜明地呼吁当局“当机立断”, “从规复东北下手”, “由密云出兵热河”，并指出，如“三省尽陷，沪防纵完，于本计何补？”可是，南京政府对抗日武装斗争依旧消极敷衍，与抗日救亡运动背道而驰。当局愈是如此，愈是激发全国人民的奋起斗争。1933年6月，就连日本侵略者都不敢否定的民族英雄马占山自苏联经欧洲各国、南洋等地归国时，在上海受到了200多个反帝爱国团体的热烈欢迎，马占山在欢迎大会上做了长篇的义勇军《抗日之经过》报告。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昭示了义勇军抗敌斗争和抗日救亡是一体的，它们都具有势不可挡的发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