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视角的区域经济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关于区域经济转型的一般性研究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关于区域经济转型方面的研究。

（一）区域经济转型研究现状

本书对于区域经济转型的一般性研究主要包括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转型和区域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价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1．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转型

（1）落后区域的经济转型。

落后区域的经济转型研究集中在落后区域的开发方面，主要表现在促进落后地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查振祥（1992）总结意大利政府开发南方的过程，将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950～1957年，该阶段国家对南方开发的重点是农业和基础设施；1958～1965年，开发重点转向推进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奠定南方经济发展的基础；1966～1975年，开发重点是继续推进工业化，同时促进该地区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1976年之后，开发重点是发展南方的中小企业，使南方的工业企业地方化和普遍化。

日本不发达地区主要是位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日本政府依据开发中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内容的开发计划，并严格实施，依次推进。如第一期开发重点是开发资源和振兴产业；第二期开发重点是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第三期开发重点是提高生产水平和进行社会发达福利设施建设；第四期开发重点是促进社会经济安全性和综合环境开发；目前正在执行的是第五期计划，开发重点是使北海道经济在日本国内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朴寅星（2007）总结了韩国落后区域开发政策的演进。根据朴寅星的描述，可以将韩国落后区域的开发概况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韩国进行了光州圈的成功开发，主要做法是以政府主导进行了包括高速公路、多用途水坝、大规模工业基地在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夯实地方经济基础，韩国采取了以培育据点城市为主的“成长据点开发战略”，为扩大地方经济的集聚效应，一共培育了15个据点城市；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西海岸开发，在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全罗北道、全罗南道以及忠清南道地区，尤其是和中国临近的群山工业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和产业基地建设；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起，在全国设立了70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此外各地还设立了70多个中小工业园区。此外，为加快落后地区成长的步伐，韩国还在落后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机场、高速公路、港口、产业基地建设，为充实开发所需资金，鼓励民间资本的投入；通过制定和完善与落后地区开发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落后地区开发提供制度保障。

美国的西部开发建立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制定适宜的土地政策；政府在政策、资金上大力支持；培育经济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发展，在百余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城市，带动了广大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军工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产业升级，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腾飞。

巴西在落后地区的开发中也非常注重增长极的带动作用，通过迁都、移民、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式在落后地区建立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以此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我国学界对于落后区域开发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吴解生（1984）认为落后地区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落后地区的开发过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地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过程。只要地区间生产力水平存在着不平衡，这种转移就不会停止。当然除了发达地区先进生产力转入外，落后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还包括落后地区自身的生产力增殖过程。加快先进生产力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是加速落后地区开发的重要条件，而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协作是加快先进生产力向落后地区转移，加速落后地区开发的有效途径。冯嘉苹和程连生（1985）认为大西北的经济是落后的，资源是丰富的，大西北的开发势在必行，为了加速大西北经济的开发，适量移民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关键在于提高移民的质量，这对大西北经济的开发和振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白益进（1987）认为应当在西部地区更大限度地进行思想理论上的突破，确立地方自主式的多元化经济形式，打破国家垄断，拆除密集型上层建筑，变革社会的反激活机制，来一次社会机制的大松动，来一次社会体制的大改革，为商品经济的生长创造充满活力的环境条件。以此为突破，再把提高人的素质、引进技术、搞活流通等措施跟上来，西部落后地区的振兴才真正有希望。刘再兴（1991）认为西部开发的进程取决于两大因素：国家宏观布局政策的目标取向、西部内在潜力的发挥。西部的开发战略核心就在于妥善地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性问题上，要注意协调“东西”关系必须协调宏观布局的效益与均衡两大政策目标；产业倾斜必须有相应的地域倾斜做依托；西部工业化应沿着有特色的重化工化道路推进。许良军（1995）认为我国在落后地区开发过程中，首先应重视增长极的培育，亦即应促成拥有推进型复合产业的中心城镇的形成。

2000年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后，学界对落后地区开发的研究也更为系统。孙久文（2000）认为在战略上要向西部全面推进，使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境同时得到发展，创造西部腾飞的社会公共基础；在战术上，必须重点突破，抓住主要产业和主要地区，进行重点建设。这可称为“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开发战略。董志凯和吴江（2000）认为我国西部开发要在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鼓励移民和人才的流动；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下游产业。雷达和于春海（2001）认为外生优势是经济开发的起点，西部开发的根本在于形成自身的内生优势，如何利用外生比较优势并实现比较优势的内生化是西部发展战略的关键。西部开发战略的具体实施必须以差异为出发点，通过融入国内外分工体系充分发挥自身业已存在的优势来带动经济的起步；并通过分工培育新的优势，带动分工层次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西部开发必须遵循一条从比较优势到分工优势的发展道路。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认为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害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稳定性；并且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政府为先前受到压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那么这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就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孔祥智（2003）认为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应立足资源优势，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应该是能源产业、矿产业、特色旅游业和特色农业，必须以政策创新为拉动力，以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立足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加快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胡鞍钢和温军（2004）提出21世纪新的发展观为进一步加快西部开发提供了重要启示：宏观经济稳定是实现新追赶战略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增长的成功不会自动使人民受益；发展必须解决人的需要；没有某种单一的战略能够促进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制度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应根植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进一步加快西部开发已不应再是单一经济目标的发展战略，而应该是包括经济、平等、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文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在内的多重目标的发展战略，是一个更加关注各族人民发展需要的发展战略。姜安印和田学诗（2005）认为落后地区既面临着经济体制上的转型，又面临着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双重转型”。卢中原和陈昌盛（2008）认为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和建设给西部开发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西部开发面临战略转型，应该科学设计分类管理政策，健全中央、地方和区域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促进西部开发与主体功能区建设良性互动。

2010年开始我国西部大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学界对于西部大开发（落后区域转型的典型方式）又有新的认识，开始聚焦于西部开发战略的转型。张可云（2010）认为经过10年的努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发生了明显变化，但西部地区的发展基础依然比较差，而且内部出现了明显分化。也就是说，西部地区存在多种不同类型区域，因此在确定未来支持重点时，应该依据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阶段与面临的主要问题，分类型识别政府重点支持的区域。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的以打基础为主的安排应该逐步转型，为了促进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央政府应该尽快完善西部地区政策的制度基础，并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制定有差别的支持政策。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该避免完全依赖中央支持，有重点地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陈耀和郑鑫（2010）认为西部大开发已到达重要的转折点，“十二五”时期将是西部地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是困扰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根源，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投资、国有经济、地方政府及国家援助的高度依赖。培育西部地区内生增长动力将为发挥西部后发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提供坚实的基础。胡卫华（2011）指出通过历次西部开发使我们认识到西部开发和发展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多种措施培育西部地区在开放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西部的内生性增长。

（2）萧条区域的经济转型。

世界上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在某些阶段又是典型的萧条区域，其转型也备受关注。很多老工业基地同时也是资源型区域，因而资源型区域的转型也可以划到萧条区域的转型中来。

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地区、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生产基地、意大利西北工业区、日本九州地区等区域都是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它们曾经是本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或重心所在地，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这些地区逐步走向衰落，经历改造和经济转型后又重新找回发展活力。其中德国鲁尔区的改造效果最为显著，鲁尔区从过去主要依靠重工业到注重发展轻工业和新兴产业，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转型。鲁尔区的顺利转型与“埃姆瑟公园”成功规划密不可分，埃姆瑟公园原是废旧的工业区，进行遗产景观改造以后重新焕发活力，带动了整个鲁尔区的转型发展。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最重要类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国外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从资源条件、转型方式出发，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而资源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比较小，转型难度不大。在进行转型安排时，主要由企业自主安排退出和转移的时间和方式，政府主要解决资源型企业迁出后遗留人员的安置问题。第二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日本是典型的资源短缺国家，所以，日本对资源型产业非常重视。日本的资源型产业主要是煤炭产业，20世纪80年代，受廉价石油的影响，全球煤炭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煤炭产量严重下滑，煤炭产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日本的煤炭产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为挽救本国的煤炭产业，到1991年，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9次煤炭产业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日本政府在逐步减少煤炭产量的同时，在煤炭型城市通过扶持大型项目、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发展替代产业等措施实施多元化的产业政策，成功实现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的振兴。第三种是欧洲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欧洲的资源型城市工业化起步早，转型需求和难度也更大。20世纪80年代，同样受煤炭行业危机的冲击，欧洲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陷入低谷，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起初各国政府采取补贴、进口配额等保护性政策，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走出资源型城市的困境，后来各国政府纷纷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解决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通过制定高新技术改造资源型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等政策，终于帮助陷入困境中的资源型城市实现了转型。

从西方发达国家老工业区改造的经验来看，老工业区的改造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将废旧的老工业区恢复自然生态，进行景观式改造和园林化设计；二是对老工业区进行空间功能的转换和再开发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三是将老工业区作为工业革命的遗址，赋予其文化功能以进行保护。

中国对萧条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比较有影响力的是1992年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发布了《中国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总体研究报告》，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技术进步缓慢，设备老化严重；工业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衰退的直接原因是国家生产力布局政策的改变和老工业基地自身布局的制约；体制转轨影响；企业及其组织结构老化；重复建设对老工业基地形成冲击；折旧率偏低及折旧基金被大量挤占和挪用使得老工业基地的技改步伐缓慢；企业管理落后，素质低下，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深层原因在于老工业基地缺乏真正能够起主导作用的行业即主导产业和有成长力的产业群，产业结构缺乏转换力和成长力。中国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可考虑如下途径：植入新的产业，使老工业基地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方向发展；重新确立老工业基地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实行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倾斜式发展的新战略；开发新的工业区位，建设技术城或新产业城或经济开发区，调整老工业基地的生产力布局；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创造条件，走跨国经营之路；开辟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加快老工业基地资产存量的结构调整。费洪平和李淑华（2000）提出我国老工业基地改造必须实行“三改一加强”的原则；明确改造的投资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筹集资金；着眼于综合改造与整体振兴，发挥城市的全面功能；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开发结合起来；把整个产业体系的调整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政府的支持和企业重组密切结合起来；把政府职能集中于提供资金援助和政策扶持；开辟外资利用新途径，加快老工业基地资产存量的结构调整。

2003年我国提出“东北振兴”，国内学界对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研究更为深入。李善同和冯杰（2003）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要有新思路，要从区域经济繁荣的角度出发，将东北老工业基地建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要把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纳入全国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地区协调发展的框架之中进行；要通过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合作和扩大对北开放，建立东北地区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械制造业基础，将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成为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要从促进社会发展、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出发，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要着眼于配套改革，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还要有新措施，要加强战略分析和长期规划，重新评估发展的条件和确定发展的目标；要针对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分类指导；要建立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的老工业基地改造专项资金，集中用于减轻企业和地方的历史包袱；要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和外部资本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作用；要在东北率先进行放松项目审批权控制和投融资体制方面的改革；要建立东北经济区合作框架和协调机制，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王青云（2003）认为我国引导和支持资源型城市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政策措施的着力点应放在增强矿业发展活力和城市发展后劲两个方面。丁四保（2003）认为东北地区重型工业结构的脆性表现在重型工业对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依赖，如铁矿石、煤炭、石油、木材等，以及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基础的重工业对东北地区生态和环境的危害。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不能再笼统地按“东北地区”来思考对策，而要区别对待。陈耀（2003）提出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八个方面转变：一是从单纯技术改造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转变；二是从以产出增长为中心向就业增长为中心转变；三是从发挥主导产业比较优势向整合产业链的集群竞争优势转变；四是从只重视产业振兴向完善城市功能和改善投资环境转变；五是从以国有存量改革为主向扩大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转变；六是从政府主导型改造向多元市场主体参与型改造转变；七是从依赖中央财政援助向建立共同基金的规范方式转变；八是从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经济向东北亚开放前沿转变。张平宇（2004）认为老工业基地改造要采取综合对策，要立足传统工业优势，深化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加强国内外合作，重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把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城市功能的完善结合起来，重点改造大中城市，走内涵式城市化道路，实现老工业城市的再生；发挥东北地区的智力资源优势，全面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魏后凯等（2010）认为目前我国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尚未形成体系，还存在支持政策“泛化”和覆盖不全、识别标准不明确、缺乏区别对待和分类指导、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某些政策有待细化等问题，应明确识别标准和对象，强化分类指导和差别支持，推进法制化进程，逐步完善国家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体系，以尽快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3）膨胀区域的经济转型。

膨胀区域的经济转型主要涉及旧城改造、规划策略调整、产业更新、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如果把“城市病”界定为在城市膨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城市病”的治理也属于膨胀区域经济转型的范畴。

为保护和更新巴黎旧城，1977年通过的巴黎市区整顿和建设规划将巴黎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传统的历史中心区，范围主要包括18世纪以前形成的巴黎旧城，主要做法是维持和保护原有的历史风貌，保留它的传统功能活动；第二部分主要包括19世纪形成的旧区，主要的做法是加强该区的居住功能，限制高楼的建造以保护统一和谐的城市面貌；第三部分主要是周边地区，这些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住宅和大型公共设施以促进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提升边缘地区的发展活力和生命力。而在旧城范围内特别是19世纪形成的旧区和周边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工业和仓储用地。20世纪70年代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这些工业及仓储区逐渐迁出，城区留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废弃用地。巴黎市政府针对这些工业废弃用地制定了审慎的规划政策，并促成了巴黎旧城区内多项城市更新工程的建设，如位于巴黎西部的雪铁龙厂区。在雪铁龙工厂迁离旧城之后，巴黎市政府根据城市规划战略将33公顷的旧厂区改造为一个景色宜人的综合性居住区，为巴黎西城区带来了发展活力。

20世纪中期，以芒福德（Lewis Mumford）、斯坦（Clarence Stein）、赖特（Henry Wright）和麦凯（Benton Mackaye）等为核心的传统区域主义者认为将城市功能简单地应用到区域规模的做法，会使得贫民窟、交通拥堵等巨型城市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他们主张将霍华德基于英国城市发展的“田园城市”理论应用到美国大都市区发展中，将城市过于集中的功能分散到周围由绿带围合的、工作和居住结合的“新城”，以此来化解大都市区的膨胀问题。根据目前美国学术界对东北海岸大城市连绵区发展的讨论，他们认为美国当局所制定的规划策略主要应集中在经济、空间、交通、环境、社会和管理等方面。加快经济增长方面，主要是通过保护传统文化遗址和生态环境，增强城市个性，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鼓励政府、私人、外资等投资主体的合作；促进经济发达城市与经济衰退城市建立一体化的发展机制。城市空间布局方面，提倡精明增长和内涵式发展。交通方面，主要包括修建高速公路，改造货运铁路，加快发展多式联运；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改善环境方面，主要包括在城市内营造开阔的公共绿地空间、增加污水处理设施以改善水体水质。社会方面，增加低价住宅的开发，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混合居住。完善管理方面，主要是加强各部门合作联动，成立跨行政界限的区域性联盟或组织，设立共同区域规划基金。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病”问题主要是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所致，集中表现为工人住房短缺、环境污染严重、流行疾病蔓延、社会治安混乱。在客观调研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在增加住房供给、改善城市环境、加强社会治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

关于我国膨胀区域的转型问题，安树伟（2009）认为要治理好大都市区的膨胀，应当构筑新型的城市产业分工体系，包括建立新型产业分工与“哑铃”型布局格局、大力发展都市工业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等措施。

孙久文等（2011）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国长三角地区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演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知识经济、创意产业逐渐兴起壮大。他还提出了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路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向消费、投资、出口并重的协调发展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二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和工业的改造升级，形成集聚程度高又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三是由过去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向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模式转变；四是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效益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益转变；五是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全面参与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向加工设计、研究开发的高端环节迈进。姜爱华和张弛（2012）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一些大城市“城市病”问题日趋凸显，主要表现为人口无序集聚、道路交通拥挤、资源能源紧张、房价居高不下、就业融入困难等。“城市病”的产生主要源于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相对落后，要通过科学构建城镇体系、加强和改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科学的城市规划以及提高城市的建设管理水平来实现对“城市病”的治理。尚希（2014）认为近年来北京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市区积水、公共服务不足、治安维稳艰巨等“大城市病”问题越来越突出，城市功能繁多、战略定位不科学是导致北京“城市病”的主要“病因”，必须从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入手，加快治理城市病：第一，疏解部分产业功能；第二，合理确定公共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与布局；第三，调整疏解部分行政事业功能；第四，疏解首都交通枢纽中心的压力；第五，重视体制机制创新的潜在作用。

2．区域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价

区域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价是区域经济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康继军等（2007）从四方面、以19个指标为基础构造了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量——市场化相对指数，从该指数的数据特征和图形结果看，其所构建的指数较好地描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以低级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外向型经济，是过去几十年我国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前和未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升级的主要理由所在。

陈丹丹（2010）从成本—收益视角出发，通过设计经济转型成本的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AHP）统计技术方法测度了1978～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成本的综合指数，并结合HP滤波法、Fisher最优分割法和指数平滑法分析32年来中国经济转型成本和收益的演变趋势及阶段性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建立时间序列的DEA模型测度了1978～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绩效的变动水平，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综合绩效正在不断地逼近效率前沿，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以关注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后转型时代。

程惠芳等（2011）认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能力和民生改善能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际化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改善五个方面，因此她从这五个方面构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评价监测指标体系，并建立转型升级综合能力指数，对全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进行排序，发现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比较强，对全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引领作用，指出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应分类进行评价和考核。

石宏博（2011）从科学发展理念出发，以经济效益、民生福利、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为核心，构造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地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以辽宁省为典型区域分析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优势以及不足。

李玲玲和张耀辉（2011）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出发，建立了以经济增长、发展动力、资源环境支持、发展成果为基本框架的指数化评价体系。通过对2000～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进行测评，得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发生转变的基本结论，进而指出发展方式转变中存在发展成果严重滞后、环境适应能力未根本性提升等问题，建议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市场化程度和科研投入产出率以及改变生产方式等途径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何菊莲、张轲和唐未兵（2012）在分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的指标体系和指数权重体系，对我国2000～2009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进行测度和评价，得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需要加快的基本结论，并分析了其中的制约因素，建议通过大力培养人力资本智能推动科技进步，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等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唐辉亮（2013）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生改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提升和转换能力、国际化发展能力、生态化能力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分为“优良”“一般”“有待提升”三等，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西省各地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进行评价。

杜栋和顾继光（2013）根据投入—产出表引申出的分析系数，结合DEA法的相关原理，构建了三套城市经济转型评价模型，分别揭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效果、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以及经济转型对民生和社会的贡献，为城市经济转型评价提供了全新的测度方法。

（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的区域经济转型研究

国内外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理论中关于区域经济转型的论述由来已久，区域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区域产业结构转变与主导部门传递理论、区域生命周期理论等几种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都有关于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

1．区域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中的区域经济转型

钱纳里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划分标准，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包括不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现代化社会阶段在内的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从每个阶段向更高一个阶段的演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化来推动的。

弗里德曼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阶段、过渡阶段、工业阶段以及后工业阶段。井村干南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由工业化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阶段。我国学者蒋清海（1995）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经济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全面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阶段，每个阶段的产业结构（包括三次产业比重和主导产业）、空间结构、总量水平（包括消费结构和收入水平）都各不相同，这其实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

这些学者提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中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跃进、过渡或者演化其实就是区域经济转型的内容。

2．区域产业结构转变与主导部门传递理论中的区域经济转型

由威廉·配第发现并由克拉克经实证研究而系统归纳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增加，亦即劳动力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转移。库兹涅茨证明了这个定理。一般来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会有一定比例的下降。这样的下降最初是伴随着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例的增长的，主要是制造业和采矿业。后来，高级产业或服务行业将扩张并增加劳动力总份额。毫无疑问，“恩格尔定律”启迪后来者并激励了这样的发展。

主导产业变化方面，代表人物有罗斯托。罗斯托（1960）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阐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演替是以主导产业的序列变化为标志的，他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成熟、高额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并能起着带头作用的主导部门来推动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起飞阶段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起飞需具备三个条件：生产性投资提高；由工业部门担任的主导产业高速发展；有利于现代产业扩张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周学（1994）根据主导产业的变化，将经济发展分为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低收入阶段；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温饱阶段；以公共交通、廉价住房及邮电通信为主导产业的小康阶段；以汽车、较高级住宅为主导产业的中等富裕阶段；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追求消费品的高级化、丰富化的高富裕阶段。

单一产业变动方面，托马斯（1956）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当地的原材料形成了产业的基础，但这通常发生在产业婴儿时期。David P. Lindahl和William B. Beyers（1999）从服务业供给的演进发现，在早期阶段，高级定制和知识密集型活动只是服务少数使用者群体，而到成熟阶段之后，标准化服务将针对并提供给大量的使用者。

此外，萨米尔·阿明提出了“外围—中心”理论，“外围”是指欠发达国家，“中心”是指发达国家，“外围”国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殖民主义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外围”国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的阶段。这与1932年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异曲同工，“雁行理论”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小岛清等人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将国家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改革驱动、财富驱动阶段。每个阶段都包括一些不同的产业、产业组织部门和不同的公司战略。

3．区域生命周期论中的区域经济转型

George T. Renner（1947）在分析工业区位时将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发展看成一个周期，并将其划分为青年、成熟期及老年阶段，与此对应不同的区位选择。

汤普森（1966）在《对制造业地理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中将区域看作一个生命个体，提出了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将区域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区域年轻阶段、区域成熟阶段、区域老年阶段。无独有偶，我国的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分为待开发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落阶段四个阶段。

R. M. Auty（1984）阐述并应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三个阶段：先锋阶段、成熟阶段和衰落阶段。并将其与增长、公司风险、市场结构、产品战略等联系起来，确定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特别提出各个阶段的空间战略：先锋阶段采取“本地+出口”的空间战略；成熟阶段采取“本地+国外替代”的空间战略；衰落阶段采取进口替代或者保护的空间战略。

Robert U. Ayres（1997）认为，和一种新技术或者新产品相近似，经济发展也有其生命周期过程（孕育、出生、孩童、成年、成熟、衰老）。但在具体分析时，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孩童时期），初级产品、低级农业、森林产品和采矿等行业占主要地位。在这期间，和生物质（无论农业或森林）的使用相比，商用能源业并不是很重要。假设有一些经济盈余可供投资，则下一个阶段是工业化（青春期），即第二个阶段。在这期间的经济进行材料和能源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品积累。最后，在第三阶段（成熟期）材料产品的需求开始饱和。人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舒适和安全保障，储蓄的动机减弱，转而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进行投资。此外，要求更换贬值资本吸收储蓄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投资驱动的增长速度减慢。在这个时候人们还会转向消费服务，从而降低材料和资本密集度，因此减少污染密集度。也就是说，Ayres认为区域的发展阶段是与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密切联系的。

4．区域输出论中的区域经济转型

胡佛和费希尔发表于1949年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一文中提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过程，即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与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到第三产业的过渡。一个区域的发展通常经过下列五个阶段：自给自足的生存经济阶段，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以农业为主，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区域投资及区域内外的贸易极少；专业化生产农产品阶段，区域间贸易使原来的落后区域专业生产特别适合的农产品，将积累的资本与不断拉高的技术用于非常专业化的农业输出产品生产；初始工业化阶段，发展资本需求小、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业，从非工业化区域获取原料，生产需求量大的产品，如木材加工、食品制造、简单的纺织、皮革与服装业等；高级工业化阶段，随着交通运输条件改善，一般购买力水平上升，劳动力技能与管理水平提高，资本积累增多，工业集中并增大规模；发达阶段，服务于输出的第三产业专门化阶段，成为其他区域的经济领袖，以资本、技术人员输出为主。

North（1961）着重强调了输出产业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将这种理论简洁地表述为：一个经济体发展的时机和速度取决于输出部门的成功和输出产业的特点及输出部门所得收入的情况。

Thomas（1964）总结了在此之前的区域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发展阶段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科林·克拉克和费舍尔实证观察上的，他认为输出应当被加到区域分析中用于解释区域经济增长。而North正是这种理论的强有力支持者。

John B. Parr（1999）提出了基于输出理念的区域阶段划分理论：第一阶段，区域经济封闭阶段；第二阶段，与其他区域贸易阶段；第三阶段，第二部门活动（制造业）成为输出主导产业阶段；第四阶段，第二部门产业活动继续成为主要的区域输出产业，但是此时是建筑制造业成为DXS（dominant export sector）；第五阶段，第三产业成为区域输出主导产业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的DXS包含第三产业活动，必须强调，少数地区（相对于大城市）经济体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5．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论中的区域经济转型

包括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理论、空间结构与工业化联系理论、空间结构与空间组织形态理论等。

J. R. Freedman（1966）在其《区域发展政策：委内瑞拉案例研究》一书中将工业化与空间形态联系起来。即区域经济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相应的空间组织也表现为四种形式：工业化前期阶段、工业化起始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

Emilio Casetti（1984）提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和就业集中在工业核心。后来，这些核心的增长率往往慢下来，其人口和就业可能会流向外围。将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增长极理论都纳入范例，假设初始发展阶段是一个领先的核心和一个滞后外围，那么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外围扩张生长阶段。

Catin（1993）认为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开发过程中要经历四个主要的阶段：前工业化区域阶段，影响因素有工厂的市场份额、运输成本、产品与规模经济之间的替代弹性；标准化工厂区域阶段；工业化工厂区域阶段；大都市区域阶段（有高级服务）。

Maurice Catin和Stehpane Ghio（2004）构建了一个经济地理模型，用来检测在区域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各种活动的空间集聚。第一阶段，一个标准化工业的本地化，这是建立在外部规模经济和资金规模经济及伴随着垄断竞争环境的基础上的（这有点类似于克鲁格曼在1991年的模型中提到的工业）；第二阶段，一个自主型工业化进程将影响技术工业的定位，制造一个竞争性环境，这种工业化进程将扩散到受技术外部性影响的其他区域；第三阶段，工业化行动将引起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部门的发展，这可能是一种大都市区化的力量。

我国的陆大道（1999）以区域空间结构为主要标准，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需经历农业经济占优势的低水平均衡阶段、极核化阶段、“点—轴”空间系统阶段、完善“点—轴”空间系统阶段四个阶段，从而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从“低水平有序”走向“高水平有序”的非均衡过程。

6．与其他研究对象关系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的区域经济转型

研究者们对区域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像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那样具体，一般是粗略地将区域发展分为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主要是侧重考察在该阶段特定研究对象的表现形态，如考察区域不平衡、区域路径依赖等。（1）关于区域发展阶段与区域不平衡关系的研究。代表人物是威廉姆森，他认为区域不平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呈现加剧的趋势，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区域不平衡逐渐减弱。（2）关于区域发展阶段与区域路径依赖及锁定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有：David（1993）认为路径依赖的锁定与打破的间断平衡可能开创了一条联系发展阶段理论与动态模型的道路；Martin和Sunley（2006）认为锁定应当被考虑到演进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演进模式，即在一个工业集群或专门化地区发展的早期阶段，锁定是一个源自外部递增收益影响和聚集经济使工厂受益的正过程，但是在后期阶段，不同的负面锁定过程将越来越多地抵消这种正锁定，阻碍行业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导致它失去竞争力，进入相对甚至绝对下降。（3）关于区域发展阶段与区域保护的关系。Gerald Manners（1962）认为，有一种倾向就是在一个经济的产业化的早期阶段会使用外部保护，另一方面，其内部保护通常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成熟的一个特征，内部保护即“地方保护”。（4）关于区域发展阶段与经济复杂性的关系。Randall W. Jackson, Geoffrey J. D. Hewings和Michael Sonis（1989）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的复杂性增加非常缓慢。这样一个经济通常会严重依赖农业、矿业或其他主要资源。新的经济活动（如制造工厂）的引入，导致更大速率的变化。最后，随着经济的方法“成熟”，预计复杂性的增加速度放缓，甚至形成一个空心化过程，其中经济的部分或全部部门会消失。（5）关于区域发展阶段与极化的关系。William H. Berentsen（1978）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导致了空间极化的产生和发展发生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这解释了不均衡现象的持续。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内外对于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侧重于经验研究，而经验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对于萧条区域问题的解决，萧条区域以老工业基地为重点。现有不多的膨胀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集中在如何治理大城市的“城市病”，涉及旧城改造、规划策略调整、产业更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土地利用等方面。落后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集中在如何摆脱贫困、缩小区域差距上，主要表现在促进落后地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对于区域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价研究比较薄弱，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系统，说服力不足。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关于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还不成系统。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从一个较低级阶段到一个较高级阶段的跨越，往往是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在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往往以“转变”“演变”“变化”等来表现，而就其实质来说，就蕴含了区域经济转型的内容。但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关理论，无论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产业结构转变和主导部门传递理论、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还是空间组织变化理论、区域输出理论等区域发展阶段理论，都只是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和其表现形式，对于这种“转变”“演变”“变化”进行研究的理论非常零散，也没有系统地阐述区域经济转型的相关关键问题。

综上可见，目前国内外对于区域经济转型的研究偏重于经验研究，且理论颇为零散，并不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区域发展阶段理论中所包含的区域经济转型内容，尽管体现了区域经济转型的内容，但是却表达模糊，并且只涉及转型的形态、转型的前提基础等，对于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内容没有深入研究。因此，若能以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作为一个研究视角，重点探讨区域经济转型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将会是一个较为让人满意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