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包容性发展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和经济学概念逐渐被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机构所认同，正成为一个融合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管理科学等多学科的亟待探索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仍然在蔓延。全球贸易责任迫切需要加强，同时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问题也正威胁着社会的和平、进步和发展。如今，贫困已经是人们最大的敌人，因此消除贫困、实现公平正义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

2010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促进城市平等》研究表明，全球贫民窟实际居住人口总数在过去10多年从7.76亿人增加到8.27亿人，增加了5100万人。2008年，世界银行用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重新评估了世界人口贫困状况，以1.25美元作为衡量标准，得出结论：全世界还有14亿人口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中，其中亚太地区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2/3。同时，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不断加剧，非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强（世界银行，2008）。在亚洲有数据可查的21个发展中国家中（包括中国），有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提高了（ADB, 2007）。贫困和不平等的现实阻碍了经济的快速高质量增长，阻碍了社会进步，更阻碍了经济增长形成的福利向民众特别是向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的传导。在这种增长成果惠及范围有限的背景和现实下，“是什么导致了收入和非收入的不平等？”和“怎么使经济增长过程更加公平，怎么使增长成果惠及所有人？”等问题，正成为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制定政策时讨论的重点，同时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减贫和发展战略时所需要努力探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理念开始被全球关注，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成为一个新命题。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见表1-1。

中国的改革已经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实施包容性发展可以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问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构建城乡统筹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综合国力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有了显著提高。但在长期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导向下，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其典型的事实表现为人均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这种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呈现群体性特征。由表1-2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并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再加上统计数据中没有表现出来的福利性非货币收入、不正常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等，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

我国省际，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这一结论对城镇和农村都适用。引入市场经济后，我国职工的工资在整体上都有所提高，但不同行业提高的程度大不相同，行业收入差距开始显现。1995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是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农、林、牧、渔业是我国收入最低的行业，其工资绝对差为4321元，比值为2.23; 2005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然是我国收入最低的行业，然而其工资绝对差已达到30592元，比值扩大到历史最高4.73。之后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和收入最低的行业的工资的比值有略微的减少，但大都还是保持在4倍以上，收入差距悬殊（见表1-3）。

国际经验表明，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在人均GDP为3000～10000美元时，是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也是矛盾增多的敏感期。此时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12日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2009年11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 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再次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2014年5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在“合作推动非洲发展迈上新台阶”的演讲中强调，“包容性增长已成为世界普遍认同的发展理念。一国之内实现就业、公平和平衡发展是包容性增长，国家和地区之间平衡发展也是包容性增长”，并且认为中非合作致力于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理念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因此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构建城乡统筹的和谐社会，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现实与包容性发展理念存在的矛盾正给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带来巨大阻力和风险，实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战略可为中国科学、和谐发展探索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而到2013年提高为53.73%。快速的城市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却对城市化的质量不利，有很多方面与包容性发展理念不一致。

首先，城市化成果共享不均衡。农民作为城市化主体，不但没有公平地享受到城市化的成果，反而付出了很多代价，这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扩大、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和进城农民工难以享受“同城待遇”上，还体现在城镇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上。图1-1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并且扩大幅度明显大于缩小幅度。在1978年，这一比例是2.57∶1, 1985年时降到最低点1.86∶1, 20世纪80～90年代一直处于波动上升的过程中。21世纪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突破了我国理论界公认的警戒线3∶1，并且在之后依旧呈上升趋势。

其次，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国城市发展由于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导致城市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城镇自身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加剧和资源约束加强等问题上。近年来，我国的土地市场管理混乱、缺乏规范，忽视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人口的集中与产业的发展，造成建成区人口密度低、生活不方便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投资、扩规模、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许多问题。第一，自然资源的约束。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可知，中国产品单位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见表1-4），仅靠扩张规模推动的增长模式会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增长质量的提升。第二，生产要素的约束。生产规模的扩张所需的大量资金受储蓄率的制约，与此同时，劳动投入的增加也会因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受到限制。第三，生态环境的约束。粗放型增长方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使环境利用效率大大低于标准水平（见表1-5），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不利于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

最后，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日渐扩大，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不协调。同时，东、中、西部的城市化水平差距是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城市化发展方面也有明显差距。2009年，东部地区城市化率达到57%，比中部地区高12.7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18.6个百分点。

城市化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已成为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关键。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但是也要看到，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50%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十字路口，为避免日渐下降的人口和要素投入红利，应当在反思以往城市化历程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发展的导向和目标模式并做出合理选择。显然，城市化是中国最为深远的社会经济现象，推行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道路不仅可以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消除贫富分化，还可以构建和谐的城市环境，这正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具体实践问题。

二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由于中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新型城市化战略的选择是必然的。与传统城市化不同，新型城市化是坚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互相协调，坚持实现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坚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质化，以城乡之间和城市与城市之间获取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机会平等为标志，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社会和谐的城市化。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使城市化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模式也不同，但存在一些共同规律：首先，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及阶段相适应；其次，城市化发展要妥善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最后，城市化发展必须注意环境保护。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个方面。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它在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上与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是有机衔接和内在统一的。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环境友好型国家。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和包容性发展强调的共享性增长、可持续增长、平等增长、全面增长是内在统一的。包容性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深化了以人为本的内涵，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突出了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指向。包容性发展在国际、国内受到高度关注，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诠释。综合来看，他们对核心含义基本形成了以下共识：包容性发展就是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发展，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平等地参与发展过程并从中受益。就国际层面来看，包容性发展倡导开放与合作的国际环境，让各国能公平地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并受益。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也是关系国民经济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而这些转变与包容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采用包容性的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谐与公平是当前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双重背景下，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加大、就业压力增大、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出现了，对现有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引发了一系列不利于维护和谐与保持公平的城市与区域发展问题。因此，城市化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新模式，要坚持走健康城市化道路，以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包容性发展理念不仅包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想，而且指明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包容性发展是城市健康发展的要求，它为世界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式。

基于上述背景，研究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理论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本书提出这个命题，并将其应用到我国四大区域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实际研究当中，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总结世界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经验，为中国践行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分析思路；②为分析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③为分析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提供一套评价体系和政策选择方法。

2．实际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跨越式大发展时代。然而这也催生了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尤其是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大问题。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因此也带来了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国应当走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道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机会平等；通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达到共同富裕；通过构建环境优化的实现路径，并将其作为城市化战略的主体而步入新型城市化阶段。

“和谐”在此时成为国家建设的战略任务和发展目标，为了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就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包容性发展在思想领域层面与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有一脉相承之处，在具体发展道路选择上与统筹城乡发展、新型城市化等具体实现途径具有共通之处。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成果，“包容性发展”应运而生。

包容性发展强调在提高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同时，注意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问题。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要求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除了注重经济指标，更要注重成果分配、社会公平。要注意对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保护，使城市化的成果真正惠及大众。因此，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政策背景和实施措施，可为促进我国城市化的科学、和谐发展提供合理的政策保障。

因此，本书通过对四大区域的对比，对我国的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①为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现状和过程提供科学诊断；②为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制提供客观分析；③为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提供预测和情景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