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官民博弈的流变

在收农业税和抓计划生育的时候，老百姓只能找各种理由躲和赖，或者就是偷偷地报复，我当了十二年（20世纪80～90年代，笔者注）的村干部，家里的柴火垛被烧了十一次，家里还被贴上匿名信进行恐吓。现在老百姓胆子大了，可以光明正大地跟你耍横，动不动就以选举和上访作为威胁，而干部税也不收，计划生育也不需要抓，都不愿意得罪人，村里很多事就不好办，也办不成了。

——岔村老村主任 王明

在基层治理中，农民与乡村干部的互动行为并非简单按照规则化的文本进行运作。由于乡土社会本身的不规则性和非程式化，乡村干部和农民基于自身或公或私的利益考量，通常会以各种手段和策略进行博弈。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计划生育与农业税费征收引发大量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成为后来启动农业税费改革并加强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国家从汲取型政权转为输入型或服务型政权，乡村治理却陷入了诸多困境：“一事一议”制度几乎无法落实，农村“钉子户”蔓延，农民上访愈演愈烈等。官民之间难以进行协商合作，农民的行为逻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博弈行为也已发生流变。那么，农民的博弈行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变化的趋势又是什么？此即本章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本章将首先介绍北镇乡村政治运作的社会基础，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作一概括性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将以税费改革作为一个大致的分界点，重点呈现并分析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来两个不同时期官民博弈行为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