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前后，从村民自治切入乡村治理研究以来，我们从两个方向拓展治理研究。一是从政策落实、政治运行等角度向下深入，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从政治学向社会学研究转化，逐步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一些认识，如提炼出“南中北的村庄类型结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半熟人社会”等中层概念。二是从村级治理逐步向上向外拓展，将乡镇治理、县级政治和城市街头治理与社区治理等纳入研究范围，形成关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观察。归结起来，我们是将“治理”解释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互动过程，村级治理、乡镇治理、县级政治和城市街道治理与社区治理等都属于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密切接触地带，其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为了呈现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治理总体图景，我们正努力开掘两条主要分析线索。第一条是时间的框架，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治理大致可划分为前“三农”问题时期、农民负担加重时期、农村税费改革时期与国家惠农政策实施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加重，“三农”问题频发，带来农村基层治理乱象丛生，依托传统熟人社会内部资源的治理规则被打破，比如好人干部被恶人干部替代、农村公共品自发供给秩序丧失等。为了破解收取农村税费带来的“乡村利益共同体”，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6年取消农业税和附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收费，随后进行配套的农村综合改革，乡村基层组织简化，治理能力也随之下降。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加大对农村惠农支撑，大量资金投向农村，激活了基层治理中的新力量与新结构。

第二条是观察基层治理的空间线索。空间线索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南中北村庄结构差异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南方团结型村庄依托宗族等因素形成内聚性，具有一致行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基层干部行为。以华北为典型的北方村庄内部小家族结构明显，小亲族之间明争暗斗，形成分裂派系结构，表现在基层治理上是相互拆台，通过上访等方式将国家力量引入村庄。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为典型的中部农村，村庄结构涣散，原子化结构缺乏对抗国家和对抗基层干部的能力，形成国家政策“一竿子到底”的治理特点。第二种空间线索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城郊地区农村因为资源密集、利益交织，形成与中西部农村主要依靠财政资源支撑的完全不同的治理形态。

将时间因素与空间线索结合起来，大致可以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形态的分析框架。陈锋的《乡村治理的术与道——北镇的田野叙事与阐释》一书，总体定位于对一个村庄社会结构上类似中部地区、在经济方面利益密集程度居中的村庄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展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类型，具有广泛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