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强国战略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工业革命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工业革命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新工业革命催发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和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与以前积贫积弱的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具有了抓住这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历史性机遇的产业基础条件。同时，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增速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正得益于这样的市场优势。因此，面对新工业革命，我国可以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是，新工业革命对我国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为我国虽然是工业大国，但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强国，表现为：我国的工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工业主要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能够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还较少，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工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我国工业产品质量亟待提高等。尤其是，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工业国的差距巨大，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于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对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够，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断裂脱节问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等。这一切意味着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国情仍是工业大国，还不是工业强国。从国际看，新工业革命正在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发达工业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利用其在新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和在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逐步形成对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替代和产业转型升级高端下压态势，不利于我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因此，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在分析新工业革命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前提下，制定出自己的工业强国战略，这既是应对新工业革命的需要，也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促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的需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5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制造2025》。该战略是着眼于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制定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规划和高端产业、技术进步的路线图。该战略以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重点，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需求为目标，通过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发展、高端装备五大工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中国制造2025》具体规划了未来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具体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这实质上给未来中国工业发展，尤其是高端产业指明了具体的创新和成长的方向。同时，《中国制造2025》规划分三步走建设制造强国：第一阶段，到202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制造业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第二阶段，到2035年，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阶段，到2045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

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实施《中国制造2025》，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①修补制造业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我国创新能力不高的突出表现，一般工业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可达30%～40%，而我国仅达10%左右。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我国创新链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存在断裂或者破损。美国构造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时，将制造技术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生产的过程划分为制造基础研究、概念验证研究、实验室试制、原型制造、生产条件能力培育、生产效率提升六个环节，提出NNMI旨在填补实验室试制、原型制造这两个环节的能力缺失。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受到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的约束，科研项目往往是以课题结项而非转为现实生产力为目标，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约束，围绕行业需求整合现有创新载体和资源，构建新型制造业创新平台，开展行业前沿和竞争性共性关键技术、先进制造基础工艺等方面的研发和产业化推进工作，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这对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强化制造业技术创新基础能力至关重要。②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协同开放是有效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要求，但受体制机制约束，我国各类创新组织之间，包括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中介机构和社区组织，在创新信息分享、科技人才使用以及创新资本流动等方面开放协同性都远远不够。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深化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按照市场化原则，强化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方面创新主体的充分互动，促进信息、人才和资金在各类组织之间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从而有效利用全球各种组织的创新资源，完善创新条件，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③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提高中小企业制造创新能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在制造创新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主力，而且大多数颠覆性技术创新都是由中小企业实现的。在制造业信息化成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导趋势下，中小企业创新作用更为突出。但是，我国中小企业创新“生态位”的位势比较低，无论是创新资金获取，还是科技成果来源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倾斜，相较于大型企业都处于劣势地位，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深化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从而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④加强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培养，提高技术工人的创新能力。在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制造业基础工艺创新的决定性要素。世界工业创新强国都十分重视从领军人才到一线技术工人各个层次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对于我国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重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变“工科院校理科化”和单纯重视精英型的培育引进的教育模式，转向同时关注工程师、高技能工人和一般产业工人通用技能提升的政策导向，重点是构建由企业、大学、技工学校和改革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终身学习体系，从而动态地保持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创新能力。

二是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实《中国制造2025》，一定要坚持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中国制造2025》针对我国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缺乏、技术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不够提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针对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共性基础技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提出了“工业强基工程”，针对适应绿色制造、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绿色制造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和“高端制造工程”，并明确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这些工程项目的本质是为了解决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产业发展不足的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而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的根源在于创新能力不强，因此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在于培育和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实现从“跟随创新”向“领先创新”的转变。也就是说，制造强国建设核心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相较于具体产业，创新能力是动态的、可持续的和根本的。相较于选择性产业政策更注重有针对性地补贴具体产业而言，功能性产业政策更强调建设产业发展的广义基础设施（包括物质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和制度性基础设施），推动和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维护公平竞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从而完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提升整个产业和国家的创新能力。因此，功能性产业政策更符合《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功能性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过程中，避免急功近利地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力扶持发展某些具体产业上，而是应该有长期战略视野，把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基础性创新环境上。具体而言，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功能性产业政策重点如下：一是促进人力资源培育、发展多种形式的应用型职业教育；二是实行普惠政策，广泛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注重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三是激励创新行为，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四是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而非市场本身能够较好解决的成熟技术或者具体产业，可以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政策。其扶持政策目标并不人为主观地区分为研发和产业化两个环节，而应该统筹解决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工程化和商业化问题，以促进研发、技术标准和市场培育的协同推进。政府部门要对被补贴方进行严格的资金使用和项目过程评估，从而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政府扶持资金规模不应过大，主要发挥对企业或社会资金投入的“带动”作用。

三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面对新工业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人才结构，无论是管理制度还是基础设施，我国都存在全面不适应的问题。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围绕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钻研精神奖励、创新导向激励、职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逐步引导培育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最后形成超越制度的体现为“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弥补我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

四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积极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①构建顺应智能化趋势的产业融合发展新体系。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智能制造的发展能加快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逐步实现转型升级，促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为此，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向强调效率导向的产业融合和产业质量能力提升转变。要打破政府主管部门界限，突破只站在本部门角度思考产业发展的思维定式，鼓励生产要素和资源跨部门流动，以智能制造发展和打造智能制造体系为先导，促进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和向服务业延伸，以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制造发展为目标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培育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②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发展新战略。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与以前积贫积弱的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相对于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制造业智能化水平还相对落后。总体上我国制造业处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并存的阶段，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如感知、控制、决策和执行等核心环节的关键技术设备还受制于人，智能制造的标准、软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基础还十分薄弱，各类智能制造管理模式还亟待培育推广，智能化集成应用领域非常有限，等等。因此，我国需要探索自己的智能制造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符合自己的制造业国情又要充分考虑到国际竞争环境和智能制造发展趋势。③借鉴“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新组织。“母工厂”是日本制造企业集团在日本本土设置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最高的工厂，这些工厂不是仅仅从事生产的普通工厂，而是承担着开发试制、技术支援、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和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功能的战略单元，是国外子公司依托的国内技术创新种子基地。智能制造具有技术集成和工程密集特性，需要一批能够明确提出先进制造系统技术条件和工艺需求、具备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管理方法和技能的“现代核心工厂”，这个“现代核心工厂”就是智能制造技术在企业组织层面进行应用、互动和持续改善的平台。而这恰恰就是日本“母工厂”的定位功能。因此，我国需要借鉴日本“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的“现代核心工厂”，奠定智能制造体系建设的高效工厂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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