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名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徐中玉先生评传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 研究院；上海201701）

摘要：徐中玉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活动家和文学教育家，他长期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关注现实，融贯古今、中西，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他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以及《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为推动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徐中玉；评传；文艺理论

一

1915年2月15日，江阴县华士镇一户徐姓中医之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父亲给他取名叫“中玉”，希望儿子未来能心中怀玉，做一个光明磊落的道德君子。

徐中玉的父亲靠行医为生，母亲是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两个姐姐读完初小后，便辍学打工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徐中玉在受教育问题上得到父母的全力培养。1920年8月至1924年7月，徐中玉入华士镇积谷仓初级小学，接受现代学校的新式教育。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传统的“私塾”被开明的“洋学堂”取代。当时的学校校牌上都写有“新制”字样，“教师不是秀才先生而是多少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小学的语文课本开头不再教《三字经》，而是教“人、手、足、刀、尺”。“每天早上到校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肃立向上升的 ‘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敬礼。”

在徐中玉出生的这一年，陈独秀在靠近江阴的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道德”，拉开“五四”运动的序幕。徐中玉的女儿徐平说：“五四运动对我父亲少年时期的影响是很大的。小学时期给我父亲影响最深的是在5月，要参加好几次纪念国耻的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就是当年我父亲手执小旗上所写并跟着教师高呼的口号。”

四年初小读完后，1924年8月至1926年7月，徐中玉在华士镇昭忠祠县立第六高级小学求学。徐平说：“高小两年给我父亲影响最深的是阎典史和陈先生这两个人。”阎典史，原名阎应元，明末任江阴县典史。面对清军24万铁骑，200余门重炮，曾率6万义民困守孤城81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53口。阎应元被俘后，坚决不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英勇就义。家乡人为了纪念他，在华士镇建立昭忠祠，供奉他的塑像，有对联称其“天地正气”“古今完人”。徐中玉就读的高级小学即根据昭忠祠改建而成。徐平说：“当时，昭忠祠的厅堂改成全校师生集会的礼堂，我父亲每天都要在阎典史的塑像前走过几次，有两年之久。阎典史的民族气节从小便深入他的骨髓，对他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影响很大。”

如果说阎典史给徐中玉的影响是传统的，“陈先生”给他的影响则是现代的。“陈先生”是徐中玉高小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名叫陈唯吾，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书教得活泼生动。后来，因为他是中共地下党江阴县委书记，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不幸被杀害。“阎典史”的民族气节和“陈先生”的英雄壮举，为徐中玉人格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顾正红等中国工人、市民”，时读高小的徐中玉便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六年小学毕业后，1926年8月至1929年7月，徐中玉到杨舍镇梁丰中学读初中。梁丰中学是在清代梁丰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文教师只要求学生朗读和背诵古文，很少疏通文义、讲解文法，这引发了徐中玉对“文章好在哪里”“好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之类问题的思考。

徐中玉读初中的三年，恰逢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926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发动了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起初得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支持。然而就在北伐胜利进军之际，上海和武汉分别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遭到大肆捕杀。于是，共产党人发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此，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那时江阴 ‘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但不久有人就被发现、杀头。由于外婆住在乡下，对农民遭受剥削的痛苦和不公早有所闻，所以年少的徐中玉“很同情这些被害者”。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开展了第二次北伐，5月1日收复济南。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5月3日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还焚杀无辜中国官民一万七千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于是，抗日爱国的信念伴随着雪耻的示威游行在少年徐中玉的心中进一步发酵。

二

从出生到初中求学这段时期是徐中玉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他受华士镇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阎典史和现实中“五四”运动及共产党人影响，初步形成抗日爱国的民族气节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追求的时期，也是他萌发文学理论兴趣的时期。徐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从高中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这是他走上以文学为武器来宣传抗日救亡、批判社会黑暗、追求民主光明的时期，由此形成了他宣传抗战的民族文学、批判专制的民主文学的时代主题，在学术研究上选定了中国古代文论方向，并在文学创作和学术事业上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1929年8月至1932年7月，徐中玉入读高中。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报考了免交学费和食宿费的省立无锡高中师范科。高中三年，国文课换了三位教师，第一位教师“是位用白话写小说并已出版过两个集子的作家”，对徐中玉走上文学之路影响很大。一方面，徐中玉在高中期间读了不少白话小说，订阅《现代》文学月刊，初步接触了鲁迅的作品，燃起了文学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他订阅《生活周刊》，对邹韬奋撰写的针砭时弊的“小言论”极感兴趣，形成明确的民主、爱国意识。高三开学之初，当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来全国群情愤慨”，上海各大学学生发起去南京的请愿，无锡学生表示声援，徐中玉也投身其中，跃上去南京的火车，表现出中国学子的民族气节。回校后，他以文学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这些抗日文字发表在江阴县及校印刊物上。从此，徐中玉走上了用文学来报效国家的道路。

高中毕业后，按当时规定，必须服务两年才能报考费用较低的大学，于是徐中玉回到江阴澄南小学做了两年的语文教师。1934年8月，徐中玉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华东师大原文学院院长齐森华教授回忆说：“山东大学设在青岛，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得不内迁，先后迁至芜湖、安庆、武汉、万县。后来，由于学生越迁越少，最后不得不并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大学原定四年，因辗转内迁，课程多被耽搁，毕业证书上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了一年，而实际在校读书的时间是四年半，最后一年的学业是在中央大学完成的。”徐中玉入读中文系后，起先由作家老舍先生教授“小说作法”。在他三年级时，留学欧美的叶石荪先生开设了“文艺心理学”和“文学批评原理”两门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加上叶先生的亲切指导帮助”，徐中玉开始走上了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考虑到“三年读师范、两年当小学教师把英文几乎丢光了”这一情况，在叶石荪先生的指点下，徐中玉最后将研究方向选定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大学四年半这段时期，是全民族抗日主题不断加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期。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不断侵犯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与之形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各省脱离中央政府，制造“华北事变”。年底，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史称“一二·九”运动。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炮轰宛平城，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全国的大环境是抗日救亡，山东大学所处的青岛小环境更是如此。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谭帆教授回忆说：“当时青岛有很多日本侨民，其中不少是被派来制造事端的日本浪人。海滨经常有日本军舰停泊，有时竟卸去炮衣，把大炮口对着我青岛市政府大门。”

大学之初，徐中玉本是图书馆的常客。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走出书斋，声援“一二·九”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或走上街头作抗日演讲，或深入乡村演出宣传剧。卢沟桥事变后，他随校内迁，以文学为投枪，继续宣传抗战。大学四年半中，徐中玉在文学创作上迅速成长，作品四处开花。齐森华教授回忆说：“在青岛读山东大学期间，徐中玉发表过文章的报刊有：北平的《世界日报》《独立评论》《文学导报》，天津的《益世报》《国闻周报》，上海的《晨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东方杂志》《申报·文艺周刊》《中学生》《光明》等，主题集中在抗战上。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学习的一年中，徐中玉继续为抗战文艺写作，为《抗战文艺》《七月》《抗到底》《全民抗战》《自由中国》《国讯》《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刊物写了很多文章。”

随着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徐中玉开始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徐中玉曾担任全校文学社社长，在鲁迅逝世后组织了规模盛大的青岛追悼会；受邀为天津《益世报》主编《益世小品》周刊，为青岛《民报》主编《新地》周刊。在重庆读书期间，徐中玉担任中央大学文学会主席和学生会研究部部长、系学生会主席，以学校文学会的名义，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到校做学术报告，并在老舍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9年2月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徐中玉获得了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研究员的职位，负责研究语文教学问题。怀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割舍不下的研究兴趣，他最终放弃了这份不错的工作，考进了时在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冯沅君、陆侃如等先生担任他的指导老师。1939年8月到1941年7月，他“两年时间内专门读了宋代的大量诗歌理论著作”。在澄江城外荒山之上的斗母阁，在粤北坪石院舍的一间潮湿的小屋里，徐中玉孜孜兀兀，完成了30万字的毕业论文——《两宋诗论研究》。在整理大学时期发表的抗战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徐中玉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抗战中的文学》在1941年初出版。齐森华教授介绍说：“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徐中玉以优异成绩受聘留校。1941年8月至1946年7月，徐中玉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共任教五年，以优秀的成果从一名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五年中出版了《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民族文学论文初集》两部专著，一部辑译作品《伟大作家论写作》（上海图书馆有原件），还在《中山大学学报》《当代文坛》《民族文学》《新建设》《时代中国》《文坛》《收获》《中山日报》《东南日报》《正气日报》《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论文和时评。”

1946年8月至1948年7月，徐中玉接受山东大学聘书，回到青岛的山大母校执教，出版第四本学术专著《文艺学习论》，并为青岛《民言报》编《每周文学》，为济南《山东新报》编《文学周刊》。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方克强回忆说：“当时青岛实际已成解放军三面包围下的孤岛，只剩海上与空中交通，国共斗争趋向白热化。徐中玉因公开支持山大学生 ‘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青岛警备区总司令密报有 ‘奸匪嫌疑’，以致国民党政府部长朱家骅密令山东大学解聘徐中玉，徐中玉原来编的两个刊物也被勒令停刊。提前半年解聘后，徐中玉到上海一所私立中学兼课谋生，同时撰写了大量讽刺黑暗、呼唤光明的时评，主要发表于《观察》《展望》《时与文》《民主世界》《东南日报》《中国新报》《世纪评论》等刊物。”

1948年8月至1952年7月，徐中玉受聘为沪江大学教授，与姚雪垠共同创立《报告》周刊，因批评时弊，出刊后旋即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徐中玉在《报告》创刊号上发表政论《彻底破产的教育》，尖锐批判国民党政府失败的教育，“为此几遭不测”。

徐中玉是以抗战文论开始其学术生涯、登上中国学术舞台的。早在无锡读高中时，他就在校报和校刊发表抗战文章。在山东大学、中央大学读书期间，他的抗战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在此基础上，他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前（1941年1月），整理、出版了专著《抗战中的文学》。《抗战中的文学》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抗日战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作品对抗战的作用、怎样加强文学的抗战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当时文学面临的重大任务。

换个角度看，抗战文学实际上是民族文学，但“民族文学”的概念较之“抗战文学”更具普适的基础理论意义。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徐中玉更为深入地研究、思考了这个问题，于1944年出版了《民族文学论初集》。作者首先给“民族文学”正名，然后从民族制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民族性改造、民族传统、民族历史、民族英雄、民族乡土、民族传习九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它们与民族文学的关系，使“民族文学的理论”作为一种“有系统的科学”得到了初步建构。钟敬文先生评论说，该书不仅涉及范围广阔，而且理论上也有“特别的光彩”。

三

徐中玉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57年“反右”前，共出版著作6部，内容涉及语文学习、文学理论、鲁迅遗产，迎来了其学术事业的第二个高峰。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垮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中国宣告解放。他为之欢欣鼓舞，参加沪江大学革新会，协助新政府接受改造旧大学，历兼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工会副主席。1950年他加入中国民主联盟，历兼民盟市委委员、校民盟分部主任。1952年8月，上海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徐中玉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太平了，学者可以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了。从1952年到1957年，徐中玉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专著《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论文艺教学和语文问题》《写作和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文学概论讲稿》（上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并在1956年5月至1957年7月倡办、主编《语文教学》杂志，迎来了学术事业的春天。

四

从1957年起，徐中玉的命运发生了转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徐中玉“应领导与各报刊之 ‘热情’邀约，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上写了几篇文章”，提出“教授治校”，主张“学术至上”，结果1958年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中文系，到图书馆整理图书卡片，之后是劳动改造、学习、借调。徐平说：“虽然1960年初宣布我父亲摘帽，1961年后得以回系任教，但1966年 ‘文革’开始，又作为 ‘老右派’被首先投入 ‘监改’，长期在学生宿舍内外清扫垃圾，五次被抄家，直到70年代末才彻底平反。这期间我母亲受歧视，我们子女升学难、就业难。在这一系列的打击面前，我父亲并没有失去美好的信念与理想。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埋头积累专业研究资料。二十年间劳动改造、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近一千万字。”

从1957年夏被打成“右派”直到70年代末平反前，此间的20年可视为徐中玉人生的第四个阶段。这是徐中玉遭遇不白之冤和重大打击、学术上被剥夺发言权的时期，也是徐中玉蛰伏积累的时期，为其新时期平反后学术上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五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徐中玉人生的第五个阶段，他以罕见的高寿、旺盛的活力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在现代文论领域提出了方向性意见，并在学会组织、刊物出版、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达到了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高峰。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文革”结束了，徐中玉首批获得昭雪。云开日出，枯木逢春。他从1978年起陆续恢复并新任若干职务，如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协主席等，到1984年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1989年退休至今，徐中玉这段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和贡献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结合社会政治和文坛的重大现实问题，不停地思考和写作，出版了6部专著，如《论苏轼的创作经验》《鲁迅遗产探索》《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等。这个时期，他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成果尤为突出。除上述《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外，他还出版《苏东坡文集导读》《苏轼诗话》，与人合编《刘熙载论艺六种》，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古文鉴赏大辞典》《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四册本）。徐中玉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既有微观的点，又有宏观的面。点以苏轼、刘熙载为代表。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宏观思考方面，徐中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中国古代文论有什么民族特色？徐中玉归纳为“尚用”“求真”“重情”“重简”“形式多样”“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六点。研究古代文论有什么意义？徐中玉强调要“古为今用”，让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作用。考虑到动乱年代荒废甚多，“搜集、整理、出版、研究资料的工作还需大力进行”，于是，从80年代初开始，徐中玉便组织、带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批年轻弟子及青年教师着手编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上自先秦下到近代，横跨诗、文、词、曲、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书法诸多领域，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十五大主题，陆续分卷出版，最终又合编出版。该丛书350余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料专题汇编。

此外，作为文坛的执牛耳者，徐中玉先生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开放态度、高度敏锐的问题意识，就文艺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及时做出回应，如《试论当前文论中的七个问题》《当前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论文艺的歌颂、暴露与讽刺》《使命、责任、价值》《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关于“当代意识”的思考》，为保证文坛的健康走向提供了方向性意见。

二是面对十年浩劫留下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干练的办事能力，调动、集聚全国的资源，推动了三个全国性的一级学会的创立，主编了三个全国性学会的机关刊物以及《大学语文》教材，促进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大学语文研究的繁荣。

徐中玉先生重视学会、刊物对大学教学和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方克强教授介绍说：“徐先生在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先是和周扬、陈荒煤等人组建了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研究会创立于1979年5月，周扬为名誉会长，陈荒煤为学会会长，徐中玉任副会长。学会挂靠在华东师范大学，会址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会刊《文艺理论研究》创立于1980年6月，陈荒煤担任主编，徐中玉任副主编。1985年学会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为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先生任会刊主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华东师大中文系为基地，徐中玉倡导、举办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邀请郭绍虞、钱仲联、施蛰存、程千帆、朱东润、舒芜、王文生、吴组缃、许杰、钱谷融等二十余位名重一时的名家大师来到丽娃河畔的文史楼，为全国各地近40名学员授课。在此基础上，他与郭绍虞先生一起推动组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学会创立于1979年5月，徐中玉自第二届以后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会址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会刊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12月出版，自1984年第九辑起徐中玉担任主编。

《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不仅成为新时期这两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发表成果的主阵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学术新人，极大地促进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谭帆教授介绍说：“1980年10月，徐先生联合南京大学匡亚明先生，成立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址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徐中玉担任会长。徐先生先后主编、出版了多种版本、累计三千多万册的《大学语文》，主办了多次 ‘大学语文’教师研修班和学术年会，为全国高校语文师资的培养、‘大学语文’教学规律的探寻以及大学生文学素养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徐先生担任国家教委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兼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于1984年创立、主编《中文自学指导》杂志及自考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成为全国青年学子中文自学考试的必读书。”

三是爱护人才，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主，民主办学，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学术新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府参事毛时安说：“徐先生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期间，提倡学术民主，自由创造，以学生为本，以科研为本，惜才爱才用才善才。前辈、同辈、晚辈，包括 ‘反右’‘文革’时伤害批评过自己的教师，他都一视同仁，放手使用。老中青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在三尺讲坛上激扬文字，叱咤风云，传道解惑释疑，宣讲各自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教学上，先生更是大胆创新，敢为天下先。上任不久，即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特别是通过自愿考试选拔本科生，给予特殊的研究生式的定向培养，为学生拓宽学术视野、减负深造创造有利条件。不拘一格鼓励学生在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大胆成才。甚至有文学才华的学生可以发表、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替代作业和考试成绩。”

正是因为徐先生民主、开明的办学思想，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涌现出了在全国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和批评家两大群体，著名作家如孙顒、王小鹰、格非，诗人如赵丽宏、宋琳、徐芳等，文学评论家如徐子东、王晓明、夏中义、宋耀良、方克强、毛时安、李劫、殷国明、胡河清、朱大可等。

从恢复研究生招生到1987年，徐中玉共招了五届文艺学或古代文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先生以启发式的、宽松自由的对话、交流、讨论展开研究生培养，促进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健康成长。今天在学术领域颇有成就和影响的南帆、谭帆、吴炫、周锡山、陆晓光、田兆元、祁志祥等人，都是徐中玉先生当年的研究生。

六

身处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徐中玉先生文论的一个一以贯之的主张是围绕文学与社会、国家、民族、道德、政治的联系，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积极作用和“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批判责任。用徐中玉自己的话说，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自己对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的强烈担当，作家、艺术家的“伟大”“永远不可能同广大人民的幸福、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这种崇高的思想、事业相脱离”。

这种思想决定了徐中玉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态度。尽管徐中玉本人曾深受“反右”“文革”等极左政治之害，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文革”时期文学长期被政治绑架深恶痛绝，但面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去政治化”“向内转”的倾向，徐中玉仍然坚持“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 “‘不能脱离政治’这句话中所说的 ‘政治’，是指非常广泛意义的政治。国家兴衰、民族安危、人民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的前途，文艺工作者能脱离这些而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么？文艺工作者只有对这些问题抱着极大关心，有积极贡献的热情与愿望，他的作品才有生命”。

既然“言必中当世之过”，文学可以暴露、讽刺现实，积极干预生活，那么就必须有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所以艺术民主和学术自由，成为徐中玉先生的另一基本理论主张。

在1942年出版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一书中，徐先生指出，“发展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允许“自由研究，自由批判”。1979年，针对动乱时期凭长官意志决定作品好坏的状况，徐先生呼吁：“发扬艺术民主，为繁荣创作提供必要条件。”1985年，徐先生又指出：“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关键恐怕首先还在于实现政治民主，更高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民主。”1986年，徐先生结合自己的遭遇对“双百”方针进行了重新解释，没有“百家争鸣”，没有创作和评论的自由，“百花齐放”的光辉灿烂局面怎能实现呢？

与此相应，徐中玉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1956年10月21日在长江大戏院为上海作家协会所做的专题报告中，他以“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为题，通过对鲁迅主张的介绍与肯定，倡导独立思考的研究方法。1983年，徐中玉先生以邓小平思想为依据，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肯定“敢于大胆讲话、有理论勇气的人，是好样的”。后来，他又借系统研究邓小平文艺思想之机，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徐中玉先生的上述基本文艺思想，贯彻在他不同时期的各种论著中。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徐中玉一生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为四个板块，即抗战文论、苏俄文论、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它们互有转换与联系，构成了其一生的学术结构。徐中玉先生曾指出：“研究文艺理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个方面沟通起来。”他本人在苏俄文论、古代文论、现代文论所做出的成果，可看出其打通这三方面的努力。而早先登上文坛的抗战文论，究其实不过属于现代文论的一脉，不过这“现代”不是指当代，而是指抗战时期罢了。

纵观徐中玉先生一生的学术，可用“五个兼顾”来概括他的治学方法：一是纯粹研究与实际应用相兼顾；二是微观与宏观、分析与综合相兼顾；三是实证与贯通相兼顾；四是思辨与感受、体系与札记相兼顾；五是内容与形式、他律与自律相兼顾。徐中玉对中国古代的艺术辩证法曾屡加赞赏，他在治学方法上也体现出相反相成、主从兼顾的辩证色彩，从而彰显出不落一偏、雍容悠游的深刻智慧和大家风范。

七

2013年徐中玉先生99岁诞辰之际，按照上海人做九不做十的习惯，华东师范大学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发布六卷本的《徐中玉文集》，文集收录了徐先生一生的主要理论著作，为人们系统认识和研究徐中玉提供了宝贵依据；另一件是早已退休的徐先生从自己一生有限的积蓄中捐出100万元给中文系设立“中玉助学基金”，资助那些品学兼优而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

2014年12月，徐中玉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对徐中玉先生作如下介绍：

徐中玉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著述约千万字。徐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追求真理、关注现实、融贯古今，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在文学理论研究界享有崇高声誉。

徐中玉先生是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创办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同时创办《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刊物，团结同仁，奖掖后进，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还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徐中玉先生是卓越的文学教育家。思想解放，改革创新，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期间，培养了著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和“批评家群”，享誉海内外。徐先生还是新时期我国大学语文课程的创始人之一，创立学会，编写教材，舆论宣传，积极倡导大学语文教育在全国的开展。其主编各类《大学语文》教材已累计发行近三千万册，影响深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贡献卓著。

八

华东师大二村附近的长风公园，是徐中玉先生每天傍晚去散步的地方，数十年如一日。

自1915年2月15日出生至今，徐中玉先生已度过了102周岁。如今的他，尽管记忆退化，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

曾有人好奇地探寻徐先生有什么长寿秘诀，其实徐先生除了每天晚饭后散步一小时左右外，并无特别的健身之术。如果说有什么长寿之道，那就是心地坦荡，大爱无私。《中庸》引孔子语：“故大德……必得其寿。”古语说“仁者寿”，借用来评价徐中玉先生，再恰当不过。

徐中玉先生形象方正，处事不苟，但内心怀有对国族、对他人深切的爱，正如古语所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徐先生的一生与百年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相生相伴。

徐中玉走过的百岁人生是遭逢忧患的一生，也是“生于忧患”“玉汝于成”的一生。徐中玉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心中怀玉，守中如玉”，是徐中玉一生的写照。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衷心祝福徐中玉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