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记忆中的迁移史

就像许多无文字社会一样，占里的历史也缺乏资料依据。在占里老人们的记忆中，祖先们由于原居地人满为患，不得不进行迁移，而在迁移的过程中，又遭遇了战乱、饥荒、欺辱等，记忆中的迁移史简直就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程。虽然，最后在占里定居，并开始幸福的生活，但是人们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可谓血泪斑斑。因此，安稳生活、避免迁徙是占里人所渴望和尽力维持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也是后来在人口与资源产生矛盾的时候，占里人不得不选择自觉控制人口数量的原因之一。控制人口是占里人面对有限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一种不得已的“策略”，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先前，我们的祖先居住在江西。那时候人多地少，仅有的土地根本养不活所有的人，地方真是太穷了，人们生活也特别恼火（穷困）。后来，我们的祖先只好开始迁移，先是到了广西梧州，生活了好一阵子。后来，因为战乱和饥荒，被迫在二月初一沿（都柳）江而上，却一直难以找到安身之处。最后，终于到了黎平一个叫那旦坡的地方住下来。在黎平，租种别个（别人）的田，收成是要对半的，生活依然很困难。而且，在黎平那里，田少人又多，大寨还欺负小寨，我们经常被人家欺负，没得办法。祖先们只好继续迁移。后来到了（四寨）河口那里，离付中不远的一个坡，总算是安稳了下来。但是，付中地势较高，祖先们总是掌握不了那里的天气情况，早晨起来，看到山间雾气蒙蒙，以为要下雨，上坡的时候就带上了雨具，结果山间出了大太阳；以为天气晴朗，不用带雨具的时候，却又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几次三番下来，祖先们觉得这地方不好。而且，当时付中是个很大的寨子，人口也很多，他们的田也不够。付中的人就对我们的祖先说，你们继续往里面走，里面有一大片田，我们都给你们去（种）。（为什么付中人那么大方？）因为里面有老虎啊，以前（占里）这里老虎好多嘞，付中人也怕哦！他们让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挡着老虎啊！（你们侗家不怕老虎吗？）我们不怕，老虎不吃我们的。说来也怪得很，老虎吃别个（别人），但就是不吃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五个兄弟，开始住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八月初一，现在每年我们都要在鼓楼前面搞（祭祖仪式），那五家每家出两个人，再加上两个寨老，一共十二个人搞才搞得成。住下来之后，我们还动过一次。就是，我们一开始住在坟山那个坡上，可是那时候，我们种什么都不得，做什么都不顺手，田也不多，还要租别人的田，生活十分困苦。后来就来了一个地理先生，不晓得是我们请来的还是他自己来的，反正他给我们看了后说那里风水太差，让我们再沿溪往下迁，就是现在建寨的地方，而且必须要在村口建一座桥，这样才好。按照地理先生的话做了之后，我们的生活真的慢慢地好了起来，又花银子从周边村寨买了很多田，就成了今天这种情况了。你不要看这里现在这样大，以前那条河是很大的，旁边都是一些塘塘（水塘），根本没有办法建房住人的。我们就把那些塘塘都填了，搞平了，然后在那上面建房子，慢慢发展起来的。

——根据寨老公阳海和鬼师补太的讲述，结合公团、公超、公艳等寨老的补充，在村民吴老有和吴老捞的翻译之下整理而成，并保留了大部分讲述者的语言表达形式

江西现在没有侗家了，全部都是客家。不过我们是侗家，从江西迁过来的时候就是侗家。开始我们从下面上来，（虽然）没（不）懂侗话，但是还是侗家。后来搬到上面之后，周围都是侗家，讲侗话，（我们）跟这里的人家学，慢慢地就会说了，小娃崽们也都懂侗话了。

——寨老公阳海对我质疑占里人族属时的回应

从上面关于村寨来源的传说来看，占里侗族的组成应该是由多元，最后发展到一体的。首先，占里是一个在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群体，也就是村民口中的“我们的祖先”。他们最初从江西到广西再到贵州，一路行来，吸收了不少沿途民族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有融合，有斗争：既有接受当地民族惠赐的时候（在梧州、付中），也有遭受当地民族欺压的时候（在黎平），不论是惠赐还是欺压，都增加了民族之间的接触和融合。其次，在首批到达占里的“祖先”定居之后，也有多次人员的迁入，其中既有侗族，也有苗族，当然也可能有汉族（尽管占里人极力否定这一点）。

在传说中，五个兄弟发展成为五个兜，实际上并不是五个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而是有拟制血缘的兄弟。这从占里的婚姻习惯法中就可以略窥一二。占里实行村内婚，男不外娶，女不外嫁；在婚姻圈上实行兜外婚，属于同一兜的青年男女不得婚配。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占里人习惯上只能从不属于自己所在兜的另外四个兜中去寻找。可见，允许婚配的这五兜之间，原则上来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本来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人们，通过结成拟制兄弟的关系，并使用同一姓氏“吴”，大大增加了当事者对归属同一亲属集团的认同。拟制亲族相互之间由于在心理上结成了同属的感情，作为兄弟，他们相互扶助，同心协力，共同履行血仇义务，坚守婚姻禁忌，当一方死亡时其他人要为他守孝（石川栄吉等，1994:112）。在村落初建，力量不足以对抗外力的时候，拟制血缘兄弟关系的结成，对促进村寨的共同认同感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拟制关系的结成需要一定的仪式，如同饮酒、共啖肉等。至今，在占里每年一度的纪念祖先到达占里的节日上，就有这么一项仪式：当初最先到达的五个兄弟的后人，每家委派两个代表，加上两个寨老，一共十二个人，在鼓楼前共同盟誓，共饮血酒，最后还要杀一头大肥猪，将其肉均分给全村每一家。这一仪式，应为当年曾经有过兄弟结义、歃血为盟的证据。

占里除了吴姓之外，还有一些小姓，其人口不多，影响不大。比如，潘、黄、石三姓各两户，彭、贾、伍、孟、蒋、杨六姓各一户，已分别加入了吴氏的五个兜中。

我们这里都是从五兄弟下来的吴家的。（姓吴的就没有后来的？）姓吴的里面也有后来的，不过比较少。别的那些人家（小姓）都是后来过来的，从托里、峦里、朝里那边过来的。他们那里很穷的，又没田；我们那时候田很多，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以后，开始也是给我们当长工，做活路，我们给他们一口饭吃，一个地方住。后来，（土改时期）我们也给他们分了田，让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下来。再后来，（“文革”时期）就不让我们吴家的人管事了，村长、支书只能是他们外面来的人，整天带我们革命。（跟小姓的人结婚要看他们是哪一兜的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随便他们，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用看。不过，他们死了，也不能进我们的坟山（见图1-18）。

——根据吴姓村民们的讲述记录整理而来

我们是从朝里过来的，到占里差不多有一百年了吧。最早，我们的祖先是被请过来做教书先生的。后来就跟这里的姑娘结婚，在这里成了家，落了户。攒了一些钱以后，我们的祖先也在占里买了一些田。解放后划成分的时候，我们家是贫农。我们也要遵守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能生一男一女，要是违反的话，就会被赶回（朝里）。八月初一的时候，我们不去鼓楼，那是他们吴家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跟他们吴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都爱吃酸的。虽然占里姓吴的最多，但是大家都住在一起，我家也没有被别人家欺负过。

——根据一位杨姓占里人的讲述记录整理而来

现在占里的小姓们，迁入的时间还不太长，且因为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占里的吴姓人家对“我们”“他们”区别得很清楚。在一些禁忌仪式中，将“他们”排除在外；习俗过程中，也不强迫“他们”必须遵守。可见，这些人由于居住的时间尚短，和先迁入占里的人家尚未融合为一体：①仍旧保留自己的姓氏；②不需要遵守共同的生活禁忌；③没有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

由于侗语没有文字，关于占里的历史，除了古歌和传说之外，无从考究。唯一有确切纪念的标志，是村头的一口古井（见图1-19），上刻有“嘉庆三十二年”字样，可知占里的迁入史应当不晚于这个时间。占里的历史变迁与侗款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占里的最早记录“三十托里，五十占里”也是出现在款词中的。民国前后，占里受款组织约束，当时占里和付中（苗寨）、驮里二寨合为一个小款（约500户）（廖君湘，2007: 142～143），属千三款。新中国成立后仍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款是侗族村寨（有时也有个别外族村寨加入）之间为了共同防御外族或有敌人入侵时的一种自卫组织。

“山中无岁月”，随着时代的变迁，深山中的占里也逐渐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有建制记录之始，占里属黎平县，后属该县的第五区，即双江区管辖。1942年占里由黎平划归入从江县管辖，隶属该县第二区，即贯洞区，是该区高增乡第八保。1951年改为高增乡第六村，1953年改隶属丙梅区，即第一区，并建立乡级政府机构，定名为和平乡。1957年属银潭片区，1958年属丙妹公社和平工区，1960年和付中一起被并入小黄工区。1961年公社划小，以原乡范围建立公社，定名为和平公社，占里为公社所在地。和平之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命名的。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占里、托里、付中、三联、五一等村寨在旧社会经常因为闹纠纷而不和；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和平”，是希望这些村寨能够和平相处。1984年8月改社为乡，恢复和平乡之名，仍属丙梅区管辖。1990年撤区并乡，占里所在的和平乡被并入高增乡，占里被取消乡级建制，从而成为高增乡的一个行政村，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