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移动阅读产生的必然性

移动阅读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文化、技术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借助文化产业力量形成的必然结果。通过分析移动阅读产生的必然性，有助于认识移动阅读、了解移动阅读，进而利用移动阅读。本节从信息载体、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三个角度探讨移动阅读产生的社会根源。

3.1.1 信息载体的移动回归

信息载体，即人类用以书写和传播知识、信息的载体。自古以来，世界各国人民因地取材，先后使用了多种载体。中国曾将汉字雕刻或书写在骨头、龟壳、陶瓷、青铜器、石头、竹简、丝绸等载体上；古印度和南亚一些古老的民族曾将树叶如棕榈叶作为书写材料；古埃及人广泛使用的书写介质是莎草纸；古罗马曾使用过打蜡的木板；其他地方还出现过泥版、羊皮纸等。近代以来则出现了光学与电子载体，如缩微胶片/卷、磁带、CD、电脑等。纵观信息载体的演变史，可以看出它们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人们有意选择的结果。信息载体的演变受到可保存性、移动性、容量、成本以及功能的影响，每一种载体的出现和变迁都是在其中一个或多个指标上改进的结果，本研究主要考虑移动性对于信息载体演进的意义。

在人类信息载体发展的长河中，最流行的载体就是那些方便携带、能拿在手中阅读的载体。从石头、泥版、莎草纸，到竹简、羊皮纸，再到纸张；从古代的巾箱本、袖珍本到近年来的口袋书，人类用以阅读的载体越来越轻，越来越具有移动性。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泥版文献是正方形的，后来发展出矩形泥版，大约有7.62厘米宽，可方便地携带和拿在手中阅读。Strassmann发现，人类神经系统中有一个用以协调手与眼肌的控制机制，阅读拿在手中的图书要远比阅读固定在平面上的文字容易。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提出“正—反—合”的事物发展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事物由一个阶段步入另一个阶段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过程，在经过至少两次否定之后，事物就完成了一个发展周期，在更高阶段上具有第一阶段的某些属性，即事物发展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性。纸张是电子载体出现之前的阅读载体，与原始载体相比，纸质载体具有良好的移动性，这是对原始载体的否定。在电子载体中，电脑是主要的阅读载体，与纸质载体相比，电脑的优点是信息量大、获取方便、复制成本低。但是，电脑是以牺牲移动性来实现其功能的，这是对纸质载体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纸质载体的移动性，又具备电脑优势的阅读载体，而移动电子载体则满足了人类这一诉求，它是对桌面电子载体的否定和对纸质载体的否定之否定，兼具纸质载体和电脑载体的优势。

3.1.2 移动阅读是信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

高性能、智能化、低成本、小型化、集成化、泛在化、高容量与用户体验等特点均体现了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以性能为例，著名的“摩尔定律”指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以指数形式增加，大约每18个月增加一倍，而成本下降一半。这一定律被信息技术的发展证实。1946年诞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计算次数是每秒5000次，而于2013年在中山大学启动的广州超级计算中心将于3年内研发出达到每秒10亿亿次计算速度的计算机。另一方面，小型化也是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巴克敏斯特·富勒就断言，体积减小而功能丰富是技术的一般发展趋势。随着处理技术先后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阶段，在保持性能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计算机的体积越来越小。ENIAC占地面积为170平方米，重约30吨，联想笔记本电脑ThinkPad X1 Carbon只有14英寸，重约1.36千克，最厚处仅1.8厘米。在牺牲了部分性能的情况下，平板电脑实现了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小型化，当前市场上有多款只有4英寸的迷你型平板电脑。信息设备是否需要继续小型化，技术已不成问题，而要看人们的使用和需要的情况。同时，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容量也在不断提高。据Hilbert和López等的估算，世界上普通用途的电脑容量每18个月增加一倍，每个人的全球长途通信能力每隔2年10个月增加一倍，人均存储容量3年4个月就能翻倍。信息设备的容量不断提高，为信息载体承载更多的内容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数字阅读需要的信息技术逐步实现并完善后，移动阅读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3.1.3 移动阅读适应了信息社会的发展特点

信息社会的特点是在一个社会中，对信息的管理和使用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核心要素。信息社会被认为是继工业社会之后的新型社会形态。许多学者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模型和指标，根据这些模型，当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信息社会已初具雏形，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正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信息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信息量的增加。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信息量一直处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根据Darnton的研究，18世纪中叶，人们的阅读行为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此之前，人们主要的阅读方式是“精深”阅读，但随着图书、报纸、期刊等的增多，阅读范围更广，阅读方式也变成了“泛”阅读。有数据表明，人类知识总量的翻倍时间越来越短：19世纪以前为50年左右，20世纪中叶缩短为10年左右，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缩短为5年左右，目前的翻倍时间仅为1年左右。1998年，Google启动索引工作，当时收集的页面数是2600万个；2年之后，收集的页面数就超过了10亿；而到2008年，Google索引的页面总量已经达到1兆。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稀缺已被信息过载取代，出现了大量需要消化的内容，人们对阅读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一项对350种科技杂志在过去40年间状况的调查发现，研究结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题名、文摘、引言与章节标题中，目的就是提高人们阅读学术文献的效率。

但与对阅读的需求越来越高不同，人们用以阅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高速发展的技术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现在也许只需要0.5个小时就能完成，但人们很难将剩下的1.5个小时用作消遣，人们必须继续工作，并再次提高效率，这导致了工作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借用经济学家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如果社会上每个人和组织都不提高工作效率，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不会提高，但个体是不会采取这种策略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提高自己的效率来获得“效应延缓”收益——因为大多数个体都有意或无意地认为，自己工作效率的提高对整个社会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可忽略的，但可以使自己在短期内获得差异收益，然而当大部分人都持有这一心态时，整个社会的工作效率就会“水涨船高”。

一方面，知识和信息储量的快速增长使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吸收和消化知识与信息，另一方面，社会运转速度的提高却使人们用于阅读和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移动阅读充分利用碎片时间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