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理路及当代价值》序
——兼谈本体与工夫
著名哲学史家崔大华，字实之，安徽六安人，1938年11月生，2013年11月仙逝，享年75岁，著有《南宋陆学》《庄子歧解》《庄学研究》《儒学引论》 《儒学的现代命运》等专著。后三部书皆列入人民出版社“哲学史家文库”。2014年末安继民先生与我联系，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将出版《崔大华选集》，以资纪念，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言。崔大华是我的师兄，我以为责无旁贷，应承下来。
大华兄年龄长我十岁，我俩于1978年一同考上侯外庐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他已年届40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1978级30余位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温厚持重，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硕士毕业后，大华兄被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其后为了辅导家中的两个孩子学习，申请调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大华兄朴实蕴藉，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他在河南默默地做学术耕耘，平时很少参与学术界的活动，学术界对他缺乏深入了解。坦率地说，虽为同门，因为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方向不同，我对大华兄后来的学术造诣也不甚了了。这次粗读其学术选集，深感其思想之博大、高远和缜密。后悔平时没有好好向大华兄请益，传扬其学，深感愧对老友。
大华兄又有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学问淹贯，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皆学养深厚，精思有得。他在学术研究上，兼攻庄学和儒学，所追求者唯在个人之心灵安顿与民族之文化慧命。由于本文之篇幅限制，也由于本人之学术偏好，这里着重谈有关儒学研究的问题。
《儒学引论》《儒学的现代命运》两部大书，结构严整，思想深湛，论证绵密，有许多真知灼见，我很难在这样一篇短序中一一加以介绍。因此我想借纪念大华兄这个机会，先来谈一下中国目前儒学研究的特点和问题，来解释为什么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未能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曾说：“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认为，今天的学术思想界很像北宋庆历时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庆历时期上距宋朝开国80多年，正是儒学开始复兴的时期，虽然“学统四起”，但此时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大儒尚未成名。在此之前，由五代开始，儒学经历了一个百余年的极度衰落时期。史称，王安石曾问张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张方平回答：“岂无又有过于孔子者。”王安石问：“是谁？”张方平回答：“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
五代至宋初的思想界，一度起主导作用的是佛教禅宗。而在庆历之后，儒学复兴，“学统四起”，所争者乃是儒学、佛学“谁主沉浮”的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尊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近些年许多学者已经不这样看了。他们认为，儒学复归，参与现代社会文明建设已是肯定的和必然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关于儒学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邓小平对于“姓社姓资”问题提出“不争论”，在儒学研究者中间也采取了“不争论”的方针，许多学者潜心研究，著书立言，并试图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渐现“学统四起”的盛况。这种潜心研究、独立思考的学风，当然是值得倡导的，也是必需的。但与此同时学界也出现了另一个弊端。由于学者间缺乏必要的、充分的学术沟通和思想碰撞，结果形成了如人们所说的“各说各话”“聋子间的对话”的局面，我说的你听不进，你说的我也听不进，因而许多很好的见解得不到推广和传播。因此，这一代人注定只能成为“先行者”或“过渡者”，而后起的学术大家必将是能综合诸家之长的人。
回顾儒学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之所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乃是历史的选择。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之学，如以孔子、孟子、荀子所代表的儒学，以墨子所代表的墨学，以老子、庄子、杨朱所代表的道家之学，以商鞅、韩非所代表的法家之学，以张仪、公孙衍所代表的纵横家之学，等等。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纷纷聘请张仪、公孙衍等策士主政，纵横捭阖，相互欺诈，弄得天下大乱，这可以说是一种“误国害政”的文化选择；秦国用商鞅、韩非之术治国，统一了天下，但由于对人民过于严苛，导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使秦王朝迅速灭亡，这可以说是一种“始强终败”的文化选择；汉初采用黄老道家之学治国，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由于中央政府一度不作为，使得藩国坐大，发生同姓王联合“犯上”的“七国之乱”，这可以说是一种“始安终危”的文化选择。汉武帝即位，采纳董仲舒建议，倡导“大一统”，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加强和引导思想的统一。“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儒学教化民众，并“正君之心”，以道德约束统治阶层，形成以德治为主、以刑治为辅的政治管理模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长治久安”的文化选择。此后，儒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两千余年。
东汉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要由儒学、佛教、道教三家所构成。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以佛教、道教为补充。儒家思想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提供了一套包括个人修养与国家制度建设的整全体系和方法，对于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产生了支柱和主导的作用。佛教对修心、道家对养生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但佛教以“空”为哲学主旨，道家以“无”为哲学主旨，对政治制度的建设并无直接贡献，故而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辅助地位。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强调处理好儒、释、道三教关系，所以南宋孝宗讲：“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这里强调“以儒治世”，而非以佛、道治世，是因为那样会给社会秩序与政治凝聚力带来极大的威胁。有鉴于此，南宋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后世称此书为“帝王之学”）强调确立符合国情的国家主导思想，认清异端学术思想之弊害。真德秀认为，学术思想影响世道人心，关系天下治乱。在当时的时代，只有儒学适合中国国情，能维持正常的人伦秩序，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必须将儒学确立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而对于历史上的其他思想学说，必须从理论上明辨其非，从历史上考察其失。只有这样才能扶正道，正人心。他提出：认清杨朱为我、墨翟“兼爱”学术之弊害，认清法家之学、纵横家之学之弊害，认清道家老聃、庄周学术之弊害，认清神仙之说之弊害，认清谶纬之说之弊害，认清不可以佛教治中国，认清玄学清谈之误国，等等。这就凸显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主流和主导的地位。
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儒学是作为中国文化的慧命延续发展的。此正如大华兄所说：“儒学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所在，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都能从不同角度上显示出与儒学不同程度的犀通。”（崔大华《儒学引论·自序》）而儒学每一次大的发展都是一次“返本开新”的过程，即儒者们重新回到儒学元典，汲取营养，建构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哲学体系。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王夫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学者们多已认同这样的前景，即在中国未来，儒学仍将作为中国文化的慧命延续发展，因而潜心研究、独立思考，积极建构现当代的儒家哲学体系。
总结学术发展的要素，我以为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思潮”，学术的发展大体依托学术思潮，当前持续的“儒学热”“国学热”，是可以支撑建构现当代儒家哲学体系的。二是“论说”，就是通过某种理论或学说讲明某些道理，使人产生某种信念或信仰。这种“论说”有时可以通过建构哲学体系来完成；而有时只需要提出一种思想见解，不需要建构什么哲学体系即可完成。三是“宗旨”，论说必有宗旨，无“宗旨”则论说难以把握与践行。
这三点中，“宗旨”最为重要。学人虽多知立“宗旨”之重要，却不知立“宗旨”之要领。中国古代之各家思想体系，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思辨体系，而必有践行在其中，所谓“坐而论道，起而能行”。以宋明理学而言，有本体，有工夫，所谓立“宗旨”，主要不是立“本体”，而是立“工夫”。叶模《石林过庭录》三十七卷记载谢良佐说：“（程）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朱熹对此解释说：“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 ‘伊川偷佛说为己使’。”（《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在二程之前，唐代禅宗六祖惠能已先倡导“主敬”工夫，受其启发，二程洛学提出了一套“主敬”的心性修养工夫。二程洛学之所以于理学诸家中独领风骚，其根柢乃在于此。而《宋元学案》《名儒学案》所载各家学术宗旨，主要是就“工夫”而言，而非就“本体”而言的。因为所谓“本体”，很难由知识论证，而只能由信仰来确立，无论你建构的体系多么宏大，“论说”多么雄辩，所谓“本体”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理论预设。故黄宗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然而今日之建构现代儒家哲学体系的一些学人，却仍执着于建构儒家哲学的“本体论”！在我看来，只有“本体论”，而无“工夫论”，那“本体论”便会成为一种不能“接地气”的“空论说”。
大华兄虽然撰写了《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两部大著，但他并没有企望建构自己的哲学本体论，他知道那样做是无意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华兄在《儒学的现代命运》一书中充分考虑了传统儒学如何“接地气”，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