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来源:文化、制度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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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与理论探讨

政治信任,简而言之,即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作为一种包含多重因素的政治情感和态度,政治信任的存在对于一个政体的稳定运转以及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知名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所指出的,政治信任对于任何政治体制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国政治体制的维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促进政府的有效运作。从政策反馈的层面讲,政治信任事实上是一个政策执行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信任实际上是人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观评价,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比较好,那么人们就会信任政府,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不好、不能够给人们带来好的结果,人们就会不信任政府。从政府的外部环境上讲,政治信任实际上还为一个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拥有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意味着政府政策能够得到更稳定的支持,为政府提供更大的施政空间和更从容的试错时间。由此可见,政治信任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为根本的重要性,这是本书研究的背景与重要性所在。

东亚晴雨计调查(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都设计了关于政治信任的调查问题,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调查之中,这两项大规模的跨地区调查都得出了非常类似的结论:第一,在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信任的水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亚地区的政治信任度要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第二,在东亚地区,中国民众对于政府机构的支持与信任是全世界范围内最高的。与此同时,一系列基于我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和大样本抽样调查这样的实证研究包括:Lianjiang Li,“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2004):228-258;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等等。都显示,一方面,我国中央政府拥有民众的积极评价和较高的政治信任度,这一信任度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高的,这进一步证明了东亚晴雨计调查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政策执行和政府治理的基本单位的基层政府(包括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却面临着政府信任缺失的政治信任危机在本书的研究中,笔者测量了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的信任度,也发现了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度高、对基层政府信任度低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参见:Lianjiang Li,“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2004):228-258。,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众对于基层政府缺乏信任。

本书研究的问题就是由此而来:第一,中国农民对于我国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如同既往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农民对于中央政府非常信任,但是对于基层政府缺乏信任?第二,我国农民对于我国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缘何而起?换句话说,中国农民为什么信任政府?特别是如何解释我国农民对于中央政府有如此高的政治信任度?对于这样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以往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比如李连江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存在着一个差序格局,也就是说农民对于中央政府非常信任,但是对于基层政府缺乏信任。再比如说,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试图回答中国农民为什么信任政府的问题,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以及经济发展的角度提供了自己的解释。

但是,以往的这些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研究缺乏实证数据,或者说即使它们提供了实证数据,也不是基于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的,进而也就无法对全国农民的政治信任情况提供一个全面的描述与分析。第二,这些研究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它们并没有从理论比较的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农民为什么信任政府的问题。

为了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本书制订了不同的研究方案与框架,展示了两大创新之处或者与众不同之处:第一,本书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8月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此次实际调查了9个省市(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的348个农村行政村,以及这些村庄里的3698位农民。第二,本书在理论上综合了解释政治信任的三个主要理论模式:一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理论强调我国农民信任政府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基因。二是制度主义,该理论强调农民信任政府是因为制度能够带来绩效。三是政治传播理论。该理论认为新媒体政治传播的方式、内容与传统媒体不同,而媒介传播方式的不同,影响了人们对政治信息的接受和价值观的形成,从而导致了使用不同媒介的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