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往对我国政治信任的研究以及本书的创新之处

对于中国社会里政治信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成果。这类成果主要有两类特征：第一，它们往往强调科学的测量并以科学的测量为基础，来观察中国社会里政治信任程度的高低；第二，它们往往以科学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形成随机性的抽样样本，通过随机性的抽样样本来反映和测量中国社会里政治信任程度的高低。

首先，我们先介绍世界价值观调查关于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的调查结果，世界价值观调查所使用的样本是全国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样本既包括了城市的居民，也包括了农村的农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样本还是以城市里的居民偏多。世界价值观调查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调查项目来观察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请问您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是很信任、信任、不太信任，还是根本不信任？”

表1-3汇总了世界价值观调查过去三波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三波调查中，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稳定。选择“很信任”中央政府的居民比例，一直维持在37%～38%。选择“信任”中央政府的居民比例，在过去三波调查中，略有下降。在2000年，选择“信任”中央政府的居民比例在57%，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47%。而选择“根本不信任”中央政府的居民比例非常之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把这一结果与前面美国调查的结果相对比的话，我们就发现，美国公众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之低，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根本不信任”的比例在过去20年中，一直维持在14%左右的水平上。

表1-3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中国大陆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另外一个关于中国民众对于政府信任度的全国性调查是东亚晴雨计调查，在过去十几年中东亚晴雨计调查已经开展了三波调查，在调查中，组织者设计了一道问题来询问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被调查者有四个选择：很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东亚晴雨计调查与世界价值观调查非常类似：第一，它们都基于全国性的样本，第二，它们的调查结果也非常相似。表1-4汇总了东亚晴雨计调查三波调查数据的结果，在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表示“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公众比例非常之高，2002年，有92.6%的公众选择“信任”中央政府；2007年，有70%的公众选择“信任”中央政府；2011年，有53.1%的公众选择“信任”中央政府。总体而言，选择“非常信任”北京中央政府的比例，在东亚晴雨计调查中，是远远高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

表1-4 东亚晴雨计调查三波数据：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

资料来源：东亚晴雨计调查，作者自己整理得出。

东亚晴雨计调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设计了中国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信任。选择“非常信任”地方政府的公众比例是远远低于选择“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公众比例。比如在2002年，选择“非常信任”地方政府的比例低于选择“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相差42.5个百分点。在2007年，选择“非常信任”地方政府的比例低于选择“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相差49.5个百分点。在2011年，选择“非常信任”地方政府的比例低于选择“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差距依然达到32.7个百分点。

如果说世界价值观调查与东亚晴雨计调查都是基于全国性的样本，考察了全国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那么，在过去十几年之中，也有学者开始特别关注农民这一群体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两项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讨论。

首先是著名学者李连江教授的研究成果，他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讨论了农民对于中国五级党委的政治信任程度。在这项后来被称为标杆的研究中，李连江教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第一，中国农民对于高层级的党委非常信任，比如说，中国农民对于党中央的信任程度非常之高。53.5%的农民对于党中央的信任程度非常高，而只有1.4%的农民对于党中央的信任程度非常低。第二，中国农民对党委的政治信任呈现一种差序格局。也就是说，农民对于五级党委的信任程度逐渐下降，党委的层级越低，农民就越缺乏信任。普遍说来，农民对于村党支部和乡党委的政治信任程度非常低，分别只有12.7%的农民与16.1%的农民对于村党支部、乡党委的信任程度“非常高”。而分别有13.7%的农民与11%的农民对于村党支部、乡党委的信任程度“非常低”。

表1-5 农民对五级党委的信任分布

资料来源：Lianjiang Li,“Political Trac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2004），样本量＝1259。

第二项研究成果是胡荣教授的成果。胡荣教授在2007年的论文中，讨论了农民对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他有着与李连江教授相类似的发现：第一，农民对于高层级的党委与政府非常信任。比如，对党中央国务院信任程度“很高”的农民占70.5%，对于省委省政府信任程度“很高”的农民占45.1%。第二是差序格局，也就是说，农民对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随着党委和政府的层级越低而逐渐下降。比如说农民对于乡党委乡政府的信任程度非常低，对于乡党委乡政府而言，信任程度“很高”的农民比例仅仅为12.4%，对于县委县政府而言，信任程度“很高”的农民比例仅仅为17.8%。

表1-6 农民对各级党委和政府信任程度

注：括号内为个案数。

资料来源：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我们总结认为，既有的研究取得了如下几个非常显著的成果：第一，既往的研究设计了一个有较高信度与效度的测量框架，该测量框架能够有效地测量中国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第二，既往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比较一致性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非常高；第三，既往的研究也发现了，中国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随着政府的层级降低，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开始下降。

但是，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农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而言，既往的研究存在显著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既往的研究没有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样本来探讨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无论是李连江教授还是胡荣教授的研究，依靠的都是一个地方性的或者局限性的样本，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样本，也就无法从总体的层面上全面描述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第二，既往的研究没能够清楚论述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来源何在，也就是说，到底是哪些关键性的因素，影响了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这在既往的研究中是相对缺乏的。第三，既往的研究缺乏一个理论的统领与高度，也就是说，缺乏从理论抽象及比较层面上来解释中国农民为什么信任各级政府，或者为什么不信任各级政府。

为了克服上面所说的三大缺陷，我们力图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创新：第一，我们使用了一个全国性的样本，我们在2013年7月至8月，在全国9个省份（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的农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实际调查了348个农村，完成了3698份有效问卷。具体的抽样过程会在下面进行描述。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样本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全面而综合地分析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第二，我们综合运用了政治文化、新制度主义以及政治传播的理论，综合讨论中国农民为什么信任以及不信任各级政府的问题。这在本章的第四节会进行专门的讨论，我们会着重介绍如何利用这三大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民为何信任政府的问题。第三，在运用政治文化、新制度主义以及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归纳了中国农民信任各级政府的三大原因：一是传统的权威主义价值，二是制度绩效（包括经济发展绩效与公共服务绩效），三是政治传播的方式，包括新旧媒体的使用。为了考察三个原因的重要与否，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性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通过这些统计手段与技术来检验这些原因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