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所使用的理论

关于政治信任的来源，即解释政治信任的来源因素方面，政治学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文化理论与制度理论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文化理论假设政治信任是外生性的，政治信任“源自长期存在而根深蒂固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根植于文化规范并通过政治社会化传播”；制度理论则假设政治信任是政治上内生的，“是制度绩效的结果……取决于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价”。除了文化因素以及制度性的因素之外，还有学者强调政治传播的因素，这些学者以为，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以往政治传播的方式。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沟通的模式以及传统政治社会化的路径，进而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政治信仰，也使人们对自己与政府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人们对于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可能与传统媒体时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 新制度主义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制度主义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颠覆了行为主义对比较政治学科的垄断，而且占据了极其显赫的主流地位。这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政治学科内部又一次重大理论转型的到来。相对而言，行为主义者强调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应该侧重于分析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政治行为者的态度和行为，而轻视对政府和国家正式层面制度的研究。而新制度主义者对行为主义的理论预设和内在逻辑提出了种种挑战，他们认为行为主义者是一种化约主义者（Reductionist），因为行为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政治现象是个体行为者偏好和选择的总和；行为主义者并不会将政治结果归结为组织结构和规则的产物，但恰好是这些组织结构和规则决定了个体行为者的行为选择。

同时，行为主义者还由于把国家看作一个因变量而受到新制度主义者的批评。在行为主义者眼里，社会利益团体或社会阶级之间的互动以及力量对比左右了国家的行为。但对新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才应该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变量，有着内在的生命，因此国家及其衍生出来的制度应当被看作一个内生变量而不是行为主义所认定的外生变量。新制度主义者还认为，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限制了政治行为者的行为选择，它们定义了行为者的行为动机并限定了行为者的选择范围。

在《重新发现制度》一书中，马奇和奥尔森明确宣称：我们并不否认社会背景（Context）对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也并不否认行为者动机的重要性，不过我们坚持认为政治制度发挥着更为独立的作用。在马奇和奥尔森这样的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通过两个核心的机制（Mechanism）对政治行为发生影响：第一，制度决定了政治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它们划定了权力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分配以及各个行为者能够获得的制度资源；第二，制度定义了行为者的利益和动机，它们左右了行为者偏好的形成。通过对行为者“资源”和“偏好”的影响，制度决定了行为者所能够采用的行为策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张图来显示新制度主义的内在因果逻辑（见图1-3）。

新制度主义者大多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对制度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但对制度是如何影响行为者的“资源”和“偏好”，不同的学者却有着不同的前提假定，这些不同的前提假定又可以把新制度主义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尽管新制度主义有三种不同的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但我们认为，对新旧制度主义做一简单的比较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新制度主义来源于战前的旧制度主义，是对“二战”之前旧制度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一般而言，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有着这样一些区别。

首先，旧制度主义者强调制度的法定和形式特性及其规范结果。他们集中于研究“政治的形式和法律维度、宪法条例、司法规则以及恰当设定的政府制度”。而作为新制度主义研究对象的制度则涵盖广泛：既包括正式组织比如立法机关，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和规范、政治行为者之间约定俗成的互动模式，甚至包括社团主义结构。

其次，旧制度主义把精力放在研究形式和法定制度的规范结果上，而不去研究制度的广泛政治社会后果以及政治行为者的态度和行为。新制度主义一方面对行为主义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吸纳了行为主义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研究成果。具体说来，新制度主义重视研究制度是如何影响行为者的偏好和利益以及制度是如何构造行为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并进而研究行为者的政治行为取向及实际行为。

最后，旧制度主义被指责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们只研究西方民主国家，而忽视对殖民地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研究。而新制度主义则力图避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它们坚持认为比较政治学应该侧重于研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是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者政治行为的。

对这些区别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一步认知和理解什么是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什么是制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马奇和奥尔森在《重新发现制度》一书中把制度定义为组织中的行为规则、惯例及程序。政治制度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们就角色和场景之间的关系定义了什么是正当的行为（Appropriate），这一过程涉及决定场景是什么、什么样的角色应当被承担以及在这一场景中角色的义务和职责是什么。以此为出发点，以马奇和奥尔森为代表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把制度看作“认知的（Cognitive）、规范的（Normative）和管理的（Regulative）结构”，这一结构给予了社会行动以意义和稳定性。对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为行为者定义了合法的（Legitimate）、可欲的（Desirable）和可想象的（Conceivable）目标。

根据马奇和奥尔森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实际上强调，制度具有以下功能：第一，制度左右了行为者的偏好；第二，制度左右了行为者的认同；第三，行为者认同的变化会导致行为者对自身偏好和行为的再认识；第四，政治结果会再生产制度结构本身。在马奇和奥尔森之后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更为全面地提出了“认知内嵌”（Cognitive Embeddedness）这个概念；制度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不仅仅是指定什么行为是得到允许的，而且还指定在特定的场景中什么行为是可以被想象的。就此而论，“认知内嵌”解释了为什么诸多政治行为者不愿意去想象替代性的制度安排或行为方式而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制度安排。

历史制度主义者把制度定义为内嵌在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和习俗。对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涵括宪法条例的规则、官僚机构的标准运作程序，甚至是指导工会行为的习俗。总而言之，历史制度主义者把制度等同于组织以及由组织衍生出来的规则、惯例和习俗。

历史制度主义者主要强调“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重要性。所谓路径依赖就是制度在政治系统中“自我强化或积极反馈的动态过程”。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一经产生，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动态进程，并会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自我修正。他们因而研究多种制度领域和过程是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是如何为行为者创造“无意识”（Unintended）的机遇，并进而引发制度变迁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理性行为者为了最大化他们的个人所得而设计出来的，用道格拉斯·诺斯的原话就是，制度是人类为其行为而设计的限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而言，行为者在参与制度之前已经对自身的偏好和利益有着清楚的了解，他们设计制度的目的就是实现这些偏好和利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这一概念化实际上强调了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的重要性；结果逻辑认为政治结果是一系列为了最大化给定偏好和利益的理性计算行为的产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影响政治行为和结果主要是通过向行为者提供关于其他行为者行为的预期来实现的。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通过提供信息降低了行为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制度降低了行为者背叛的动机以及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制度通过建立证明机制而提高了行为者之间的交易透明性，制度培育了行为者之间的互惠互利，制度为行为者创造了在制度上的共同利益，此类机制会帮助行为者改变他们对其他行为者的行为预期。

具体说来，制度主义理论强调政府绩效是影响民众政治信任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理论强调政治信任是政治上内生的，是制度绩效的结果。赫瑟林顿（Hetherington）将政治信任视为民众认知的政府施政结果与自身期望之间的一致性程度，这意味着，对政府绩效的主观认知是影响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决定因素。现有政治信任来源的制度解释文献中，政府绩效主要包括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和公共服务绩效几个方面。其中，经济绩效指向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和个人的经济状况（收入、生活水平及其变化）；政治绩效则指向政治制度、公民权利、政治透明度等方面；公共服务绩效则指向民生福利和公共服务。

第一，就经济绩效而言，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发展状况，这种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宏观的经济指标，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速度、就业率等；另一个层面是个人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观感受，已经有研究表明，社会个体如果对于经济发展状况有着非常积极的评价，他们就越有可能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现代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为其民众提供经济福利，用通俗的话就是，政府需要为其民众提供面包与牛奶。从对美国的国家选举研究中，人们已经发现，在经济比较景气的年份里，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就比较高；在经济不太景气的年份里，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就比较低。

第二，就政治绩效而言，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政府能否向民众提供良好的人权保障与法治，以及能否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程度，控制政府的腐败行为。比如说，对于民主转型成功的新欧洲国家来说，政府如果能够在法治、保护人权、控制腐败等领域做出一定的成就，就会显著地提高民众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因为经历过民主转型的新欧洲国家民众会进行比较，如果他们发现，新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人权保障，他们就会对新政府有着更高的政治信任度。新欧洲晴雨计调查发现，对于这些转型国家而言，在经历痛苦的民主转型之后，一些国家的政治腐败非常普遍，当民众感觉到政治腐败普遍存在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时任政府丧失信心。

此外，在民主转型国家之中，如果民众普遍认可刚刚确立起来的民主原则，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时任政府充满信心。这一点已经得到新欧洲晴雨计调查以及拉丁美洲晴雨计调查的佐证。在这两个晴雨计调查之中，学者们发现，如果民众更加支持民主价值观念，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对时任政府持有支持态度。这是因为，时任政府在民主转型之后，尽管与民主的理想形态依然相距甚远，但无论是在法治上，还是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所以公民越是认可刚刚确立起来的民主原则，就越有可能对时任政府充满信心。

第三，就公共服务绩效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能否向其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福利项目。在这里，优质的公共服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在有些国家，政府尽管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和福利，但是这些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标准非常之低，所以，民众就会对这些公共服务和福利心怀不满，那么这种不满的情绪反过来就会降低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均等化。均等化是公共服务和福利的一个内在核心要求，也就是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应该不加区别地、没有任何差异地向国内所有民众开放。如果民众觉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者福利存在着封闭性的等级制，就是说，有一部分民众可以得到很好的公共服务或者福利，而另外一部分民众却得不到任何公共服务、福利或者只能得到一些比较差的公共服务或福利时，那么这种等级性的做法就会伤害民主的基本精神，使得民众对政府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的情绪最终也会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集中探讨制度绩效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的。其中，在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经济发展绩效是怎样影响我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的，我们主要看重的是农民个人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正如上述理论所说的，我们同样预估，我国农民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这一主观评价影响了他们对于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在第五章中，我们主要探讨了公共服务绩效是如何影响我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的。我们并没有考察所有的公共服务项目，我们只是选择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这样一个代表性的项目作为案例，来探究我国政府目前所推进的公共服务是如何左右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的。

二 政治文化的理论

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之一，一直在政治学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政治文化研究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进而也就左右了这个国家特定的发展模式。换言之，脱离了一定的政治文化，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多政治学者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之下倾向于把政治文化看作残余变量（Residual Variable），也就是凡是其他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就用政治文化来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政治文化研究失去了其独立的地位。另外，同一时期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兴起并日益在政治学学科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更加使得政治文化理论边缘化，于是在这一短时间，政治文化的研究逐渐沉寂下去。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艾仑·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1987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构建制度来选择偏好：偏好形成的文化理论》一文，提出政治偏好植根于政治文化之中的观点，并且强调政治文化应该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心。与此同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1988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以《政治文化的复兴》为题发表文章，批评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被边缘化的观察。在英格尔哈特看来，政治文化因素在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这就要求人们在政治研究中必须重视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亨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同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以《政治变革的文化主义理论》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关于政治文化理论的检验与测试，实际上是政治学研究议程中唯一重要的议程项目。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英格尔哈特、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威尔达夫斯基、埃克斯坦等知名学者的推动下，政治文化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强势“复兴”，并涌现出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的冲突日益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所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文明冲突的时代已经来临。政治文化的研究日益彰显其重要性。“9·11”之后的世界格局演变似乎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尽管政治文化的强势复兴已经使得其自身在政治学学科的研究之中重新取得重要地位，但是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本身的争议一直没有间断。从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本身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一直争论不休，而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反过来也会影响对于政治文化的定义。除此之外，对于政治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也存在着种种争论，政治文化到底只是一个情境变量（Context Variable），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决定了行为者的政治行为选择？政治文化究竟是一个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还是一个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到底存在着何种影响？最后，关于政治文化的变迁（Cultural Change）、连续性（Conti-nuity）与中断（Discontinuity）也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看法。以上围绕这些问题的分歧与争论使得政治文化研究从来就没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Unified Paradigm），它仍是一个存在着诸多哲学基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价值观（Value）以及认识论（Epistemology）分歧的领域。

政治文化研究者们对于这种学科分裂的现状有的表示了深深的失望，比如阿尔蒙德在其发表的《鸳鸯谱》一文中就表达了类似的情绪：“‘政治文化研究’的各个流派现在各自独坐在鸳鸯谱中，使用着自以为恰当的政治学概念，同时保护着自己流派弱点的秘密。”有的则表示了喜悦之情，认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标志了政治文化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开创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新局面。迈克尔·布林特（Michael Brint）在其出版的《政治文化的谱系》一书中就指出：“目前的理论要求表明，政治文化的复兴不应是简单回归到阿尔蒙德‘科学’方法取向的源头，而是应该吸纳其他更具‘大陆性的’——更具社会学的和诠释性的——方法。那么，政治文化重生之转型，就可以表达为一种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文化之复兴。”

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1963年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种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政治文化的情感、政治文化的评价。其中，“认知取向是对政治系统的职责、这些职责的现任者、输入、输出的认知和信念；感情取向是关于政治系统的职责、人员和功能的情感；评价取向是对政治对象的判断和观点，通常包含价值标准和信息、情感的结合”。

在此基础之上，阿尔蒙德与维巴把政治文化的类型划分为三个典型类型：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村民型政治文化的标志是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国家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权意识，在认知上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臣民型政治文化的特征则表现为，公民认为自己对政府产生影响的能力很有限，易于服从并对政治参与比较消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公民对政治有密切的关注并有广泛的参与意愿和认知。最后，阿尔蒙德与维巴把公民文化定义为一种混合型的文化，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同时混合了村民型政治文化与臣民型政治文化，这一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良性运转的基石。

阿尔蒙德与维巴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强调的是一个社会中个体政治态度的整体分布状况，通过把个体的政治态度汇总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分布状况，他们把英国、美国两国社会描绘为“最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社会”，而把意大利描绘为“冷漠与疏离的社会”。这一定义经常被批评为以个人特征之集合考察文化整体，有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体错误（Individualist Fallacy）与化约主义错误（Reductionism）。尽管有着如此众多的批评，阿尔蒙德与维巴的这一行为主义定义还是获得了政治文化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这是因为这一定义特别适合进行调查研究，也特别适合进行跨国比较。

在此之后，世界价值观调查、东亚晴雨计调查、新欧洲晴雨计调查，以及拉丁美洲晴雨计调查，在基本研究方式上与阿尔蒙德一样，都坚持实证主义范式、运用跨国问卷调查进行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但是，与阿尔蒙德相比，世界价值观调查、东亚晴雨计调查、新欧洲晴雨计调查以及拉丁美洲晴雨计调查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优势或者超越之处。

第一是规模大。这些跨国调查项目目前已经涵盖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基本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使得政治文化研究者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跨文明的比较研究。第二是时间跨度大。这些跨国调查项目目前普遍进行了几波调查，这使得政治文化研究者们能够从事时间序列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讲，时间序列的研究要优于横截面（Cross-sectional）研究，因为时间序列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们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横截面研究只能告诉研究者们在某一时间点上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时间序列的研究由于引入了时间的概念，可以帮助研究者们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在时间上的先后发生关系。

这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目前趋向于一个共识：第一，东亚地区的政治信任度是全世界最高的；第二，解释东亚地区如此之高的政治信任度时，学者们往往归因为东亚独特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学者们认为，东亚地区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这种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使东亚地区的公众更容易给予政府很高的评价，或者倾向于给予政府更高的信任度。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有名的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争论中，新加坡著名政治领导人李光耀就指出，东亚文化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地区特色，这种独特性消解了西方文化所强调的那种普遍性。也就是说，西方人强调西方文化或者价值观具有一种普遍性，而在东亚地区，事实上对这一普遍性并不认可或者说对此加以排斥。关于东亚文化独特性的争论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争论：是否有东亚文化的存在，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东亚文化。围绕东亚文化独特性的争论，实际上就带来了另外一个话题：政治研究中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之争。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认为，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存在着历史、文化的差异，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具有普遍性。换言之，导致政治信任的因素在不同的地区应该有着同一性。但是，强调政治文化独特性的学者认为，不同的政治体系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特征，社会背景的差异对于理解政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东亚政治文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东亚文化具有三大显著特征：一是对权威的尊重与服从，二是对社会等级的认可，三是强调社会信任。这三大特征都使得东亚地区的民众对于政府有着比较高的政治信任度。第一，由于民众尊重与服从政治权威，他们往往不去怀疑、质疑现任政府，所以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就比较高。第二，由于民众认可社会等级，他们认为政府的官员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会对政府官员有着较高的信任度。第三，东亚地区普遍有着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按照社会资本的理论，社会信任会延伸到政治领域，演变成为政治信任。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将集中探讨东亚文化的独特性。因为，中国文化是东亚文化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是东亚文化的源头。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为东亚文化的源头，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在第二章中，我们将通过理论的探讨与实证的数据分析，来集中地阐述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的。

三 政治传播的方式

政治传播是政治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它是主要研究政治信息的生产、散发、过程以及效应的学科。所以它的研究包括了对媒体的研究、政治人物讲话的研究以及对那些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话语的解读，甚至包括社会公众之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与沟通的研究。

根据著名学者诺里斯（Pippa Norris）的研究，政治传播是这样一个互动性的过程，这里包括了在政治人物、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政治信息的传播。这里有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一自上而下的过程把政府机构的政治信息传递给公众；也包括政治行为者之间的水平（Horizontal）的联系与沟通；还包括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一自下而上的过程把公众的舆论意见传递给政府。那么如果我们根据政治传播的过程来划分的话，我们可以把政治传播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政治信息的生产、政治信息的内容与政治信息的效应。

政治信息的生产关注地主要是政治信息是如何被类似于政党和利益团体这样的政治行为者生产出来的，然后这些政治信息通过直接的渠道比如说政治广告来传播，也可以通过非直接的渠道比如新闻报纸、广播、电视来进行传播。政治信息的内容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传播过程中所发出来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比如，在电视节目里政治新闻出现的数量以及所使用的报道语气、在新闻媒体中的政党倾向平衡、关于选举过程和特定政治事件的报道倾向（积极的还是负面的）以及对于政策问题的议程设定的报道，还有就是新闻媒体是否足够关注少数族裔。最后，政治信息的效应主要研究的是政治传播所散发出的信息对于受众的影响如何？那么这一类的研究主要从个体的层面或者微观的层面来研究，当社会公众接受不同的政治信息内容时，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改变。

通过考察过去六十年的政治传播模式的变迁，我们有这样的发现，那就是在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传播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趋势。第一就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指社会分化与专业化、社会组织的碎片化、利益和认同的多元化以及生活方式与道德标准的多元化。这就使得政治传播的内容变得更为多元。第二就是个人化，也就是说，人们在政治传播的市场中日益要求凸显个人的欲望，个人消费主义话语抬头，相应地，政府在政治传播话语中的主导性地位开始下降。第三就是世俗化，这是说官方信息的地位开始下降，政党认同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第四就是经济化，这强调了经济性因素与价值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以及政治议程中日益提升的影响。第五就是审美化，这强调社会公众日益关注时尚、形象、品位等，这也改变了政治传播的信息内容。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过去六十年的政治传播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政党的黄金年代，政党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且人们视政党为社会改革的主要发起者与争论者。这一时期政党体制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工人阶级就会去支持工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接触政治信息就是通过他们支持的政党，政党认同非常强烈。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电视开始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载体，电视的出现颠覆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方式。作为一种有声音、有视频的传播方式，电视新闻开始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途径。这改变了传统政党所认同的主导性的政治传播方式，社会公众的政党认同开始削弱。甚至电视新闻传播中的党派性开始减弱。在电视中的政治新闻开始日益强调党派中立性。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网络新媒体的兴起。网络新媒体自出现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革命、不同种类的社会交往媒体的兴起，如博客、微信等，颠覆了政治传播的方式。普通的社会公众（个人）也变成了政治信息的主要传播者。这改变了以往政治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过程，现在，这一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已经开始松动，就使得现在的政治传播的内容与过程日益多元化。社会公众日益关注个体的自我表达，个人对消费主义、品位的追求开始成为政治传播中信息发送与接收中必须利用的重要因素。

概而言之，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沟通的模式以及传统政治社会化的路径，进而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政治信仰以及人们看待自己与政府的关系的方式，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人们的政治认同可能与传统时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具体说来，在传统的政治沟通模式中，政府从上而下的单线信息传输往往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而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政治沟通更多呈现多中心、多元化的网络发散性结构，政府垄断政治信息发布权的现象被消解了。在传统的政治社会化路径中，政府与学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同龄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分享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

由于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沟通模式的变迁，网络新媒体之下的时代中，人们对于政府的理解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日益把政府看作一个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把政府看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这一政治认同的转变，使得人们开始用社会服务的质量来评价政府，进而是否要信任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遇上了政治信任的危机，也就是各国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普遍在下降。这一政治信任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如以放权、削减政府层级来应对民众对于政府服务的需求。

从政治参与的方式来看，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民众加强了参与政治的诉求。传统时代，民众关注政治决策的后果与分配是否公正，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民众开始关注政策制定的过程，并要求参与政策制定。同时，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政治参与模式由传统的精英主导型日益向引导精英型转变，民众在政策议题的形成与制定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参与模式的转变也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采取改革措施来提升民主的质量与内涵，从而推动了民主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

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农村地区，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与使用，它也会改变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仰，进而改变他们对于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并最终决定他们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们将比较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具体表现为新闻联播）的政治内容的差异，进而比较使用这两类媒体的农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