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事论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之比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八十年光辉历程中，经历了以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次伟大转折。这两次伟大转折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内容，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关键，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发生、发展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充分认识其作用和影响，认真总结其宝贵经验，对后继者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很有教益的。

一 两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发生在长征途中，以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之际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后十四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并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只九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到20世纪末，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向着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迈进。

可见，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光辉历程中的两次伟大转折，形成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领导集体，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 转折发生的历史条件

历史的转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历史主人公主观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都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同时又都是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上、组织上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

首先，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历史转折发生在党中央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革命走到了重大历史关头，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战略方针，才能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达到长征胜利的目标。第二次历史转折发生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又面临重大历史关头，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境中奋起，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其次，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具备了实现转折的条件。主要是：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是非功过已经分明；原来的领导人无力回答历史关头提出的问题，已经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而一度受到错误打击或排挤的正确力量的代表已经涌现出来，并且对重大关头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们已经左右形势，控制局面，也就是说，党内新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形成。

长征出发时，第三次“左”倾领导集团已经分化。在“毛洛合作”“博洛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形成“中央队三人团”，成为反对博古、李德的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主要力量。湘江战役失利实际上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完全破产。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即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苏区经济，反对组织广昌战役以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联合十九路军、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以粉碎第五次“围剿”，以及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做坚决斗争等一系列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则是错误的。这样，毛、张、王三人在争论中占据了主动，而博古、李德则陷入了被动。毛泽东、张闻天抓住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把争论集中在最为迫切的红军战略方向上。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12月18日），再次否定去湘西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这时，张闻天同王稼祥在黄平橘林谈话（12月20日），提出由毛泽东指挥军事，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并且已经在最重要的军事战略方向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

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发生有着相类似的背景。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已经发展到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关头。历史已经证明，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华国锋主持下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四五运动”的镇压不得人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四人帮”做坚决斗争又领导1975年整顿大见成效的邓小平，则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承载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转机。然而，领导粉碎“四人帮”而处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却只是用毛泽东写给他的“按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但是，他未能认识和摒弃自己的错误，满足群众的也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让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一套照搬下去，是要以此来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首先是“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与之针锋相对，倡导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这样，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斗争的一个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出了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实际上成为判断其是顺历史潮流而行还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标志。哲学层面的争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邓小平、陈云等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充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1]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济领域在陈云、李先念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已经提出，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的工作已经进行，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结果。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更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提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人之错误，支持和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正确，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人民看来，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中的工作和斗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取得了在重大关头主导历史发展的自由。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前进的方向：应该及时结束清查工作，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是陈云不顾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提出中央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做出决定，解决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等“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以达到安定团结，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可见，在重大历史关头，指出前进方向、做出重大决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他们早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过去的功勋，在党内的资望，“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的业绩，使他们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把握了转折关头党中央工作的舵轮；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资格。

三 历史转折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

两次历史转折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别是党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内总负责人（博古、华国锋）虽有严重错误但依然主持会议。转折是通过领导集体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的。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是两次会议的共同特点，在政治上，主要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组织上，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实际上建立新的领导集体。两次伟大转折，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胜利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遵义会议集中讨论、解决当时攸关生死的军事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做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不认识与不承认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针对博古的报告，张闻天首先出来讲话。他按照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就的“提纲”，做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有系统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中央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2]他首先站出来做“反报告”，分量很重，为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了基调。紧接着，毛泽东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接着发言，有力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发言。除凯丰一人之外，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同志都赞同张、毛、王的意见。这样，遵义会议做出结论：我们没有胜利地保卫中央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3]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采取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机适当时再去解决。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组织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会议完毕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4]由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5]会议关于“取消三人团”的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同时，在干部的处理上，又不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博古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后来张国焘以此为口实，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要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即不进兵；甚至在中央驻地附近举行严重的军事示威相要挟。毛泽东、张闻天不为所动，坚决维护遵义会议在组织人事上的正确决定，坚决制止张国焘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错误。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让对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继续留任，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的时候去完成等做法，也是恰当的。

邓小平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主题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陈云敏锐地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重点转移是非常必要的。陈云就这些问题在东北组做了发言，得到大家拥护，产生巨大影响。中央工作会议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分清重大历史是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依据会议的新发展、会上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地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与工作重点转移紧密结合的完整的历史主题。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正确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手段、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大幅度发展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及其危害，肯定“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我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具体地指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篇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经过近二十年实践检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肯定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邓小平“主题报告”的指导下，联系历史和现实、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讨论、解决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全会确定基本评价、确定了基本原则而没有深入展开；对“文化大革命”，指出在适当的时候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不应匆忙地进行。对重大而复杂的历史问题采取审慎态度，而集中解决当前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思想路线问题，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实现历史转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揭发、批评。正是通过对他们广泛深入的批评，通过分析、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许多错误事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得到确立。这四个政治局委员的主要错误，实际都同华国锋有关，但从全局出发，揭发、批评都没有直接涉及华国锋本人。

关于中央的人事调整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对增加的人选，邓小平也提出了建议名单。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对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是十分必要的。经邓小平提议，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三中全会对组织问题的处理是积极而又稳妥的。陈云进入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内邓陈合作领导全党的格局。

四 历史转折的完成有一个发展过程

如上所述，在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了当时影响继续前进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路线是非已经分清，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但会议精神的落实和贯彻，会议成果的巩固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或需要假以时日，或需要创造条件，才能解决；组织人事也需要继续调整。所以，实现历史转折以后，都还经过了一个相当时间的后续的发展过程，转折的成果才得到巩固，转折的任务才全部完成。

遵义会议对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是非做出了结论，明确了错误的责任，但由于时间仓促，系统论述会议精神的决议是会后在行军途中起草、讨论和通过的；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做出了决定，但新的领导人的确定、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有关完成历史转折的这两件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大事，是在会后曲折的战斗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变更中央最高领导人急迫地提上了日程。于是，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做了分工，决定由洛甫（即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就任以后，立即挑起历史的重担，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统称“扎西会议”），起草完成并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做出了中央红军“杀回马枪”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做出决定并即电告，对红四方面军也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做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遵义会议决议》总结了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在全党、全军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和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毛泽东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经过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以后，张闻天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并获通过，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的使命至此才全部完成。

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红军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配合合作，成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将近四年时间里，这个中央领导核心纠正和克服了“左”倾军事指挥，领导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也是这个领导核心，适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毛张合作领导全党全军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反映了遵义会议实现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深远、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历史转折虽然不像遵义会议所处的战争环境那样紧张，但其历史任务十分繁重和复杂。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邓陈合作为特征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经济、政治、组织三个方面，领导全党逐步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继续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并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结论，继续做好中央人事的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任务。

在经济方面，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执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调整了工农关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纠正了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华国锋急于求成推行“新跃进”的影响而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一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调动了工人、企业、地方、中央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与落实，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在进行调整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的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政治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紧接着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理清思想路线是非，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打破禁区，探讨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上以及思想理论战线上右的错误思潮的泛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种社会关系。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接着，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作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标志，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用法律手段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20个月在党内的反复讨论、修改，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系统的论述，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又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

组织方面，中央最高层的人事调整也是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才最终完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的办法，不过，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和人事在会后即做了重新安排。1978年12月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设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各项兼职。[6]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接着，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在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关于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中央政治局从1980年11月10日起至12月5日间连续开了九次会，讨论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华国锋在11月10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提出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这次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并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7]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军委主席组成。[8]经过两年半时间，第二次历史转折在组织上的任务完成。

五 两次历史转折的宝贵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的成功经验，给予中国共产党干部和党员、给予中国人民十分宝贵的启示。主要是——

第一，两次历史转折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依靠自己的领导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完全能够自觉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头，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从困境和逆境中重新奋起，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开创新局面，领导中国人民去赢得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两次历史转折的经验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形形色色的“左”的教条主义，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妥善解决党内矛盾，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在重大历史关头，还是在正常政治生活中，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两次历史转折，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形成了两代领导集体，产生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并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处在重大历史关头前沿领导历史转折胜利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永远是指引中国人民开拓前进的旗帜；从实践中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永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开创共产主义宏伟事业的指导思想。

（本文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毛洛合作”与遵义会议的胜利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洛合作”，即毛泽东同洛甫（张闻天）的合作，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了解和把握“毛洛合作”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胜利过程中的作用，是认识和评价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

一 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和张闻天走在一起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两人留在总部。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1932年冬，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以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以当时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博古（即秦邦宪）和洛甫之间矛盾（史称“博洛矛盾”）的加深为标志，中央“左”倾领导集团已经出现裂痕、开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发展为标志，受“左”倾领导集团打击、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毛和洛已经在同“左”倾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战友的情谊。

（一）“博洛矛盾”的加深

1932年秋冬，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这一艰巨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他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中共党史上、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两人没有什么原则分歧。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而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并加以无情的打击。

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在于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即对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方面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这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上级军官绝不会接受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张闻天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9]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八九个月里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一、第二部分，[10]重复王明在《两条路线》中阐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博古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观点，提出容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这同博古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的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对张闻天的文章很为不满，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11]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指责对资本家“让步”与“妥协”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博古对张闻天关于对待资本主义策略思想的批评，达到了严词呵责的程度。

第三，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前后。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长电”[12]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分为中央军与东方军两路，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7月至9月，彭德怀统率的东方军在对十九路军作战中发展顺利。连城大胜之后，随即进军闽北，每战皆捷，形成挺进福州之势。在红军的打击之下，十九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加上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终于在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下，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同红军联络的代表吴明（即陈公培）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楼红三军团总部会见了彭德怀。第二天又同彭德怀、袁国平举行会谈。10月初，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张闻天和博古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博古虽然没有拒绝谈判，但疑虑重重，看不到蒋光鼐、蔡廷锴等的进步，总认为很可能是他们为求一时缓和以待援而施的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是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权威。因此，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避而不见，表示出冷漠、轻视的态度。与博古不同，张闻天则十分重视同十九路军的谈判，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的斗争，都有积极的重大影响。张闻天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热情接待十九路军代表，促使谈判顺利进行。

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谈判进行了将近一个月，1933年10月26日，双方的全权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徐名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确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11项条款。草签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同徐名鸿等一起赴闽。临行那天早晨，张闻天同毛泽东、林伯渠、邓发等都前往送行。

对于红军与十九路军签订的这个抗日作战协定，党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指出：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并指出：党内思想斗争的任务之一是不调和的、不容情的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可是，半个月之后，11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电的错误方针，又给福建党的书记发了冗长的指示信，将10月30日信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全盘推倒，代之以一套关门主义的方针。指示信对十九路军将领的抗日反蒋行动做了根本错误的分析，说十九路军中的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来阻止革命的怒潮；认为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的进步上放了新的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断定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即使批准协定，也是绝不会执行的；要求福建党组织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但是，同“左”倾领导者的估计完全相反，就在这时，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

针对博古他们对于十九路军与福建政府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鲜明地提出批评。他在“福建事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3年11月2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正式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的当天，写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3]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严肃地批评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张闻天估计到，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他认为：“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作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他严厉地斥责道：“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

对于张闻天“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博古他们充耳不闻。张闻天对“左”倾幼稚病者的尖锐批评，并没有使他们将大门敞开。博古他们确实是把同十九路军的谈判、签约当作“儿戏”。“福建事变”爆发以后，在政治上他们不仅不做有力的声援，不去积极地推进联合，反而起劲地进行所谓揭露、批判。在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指责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不是为了“推翻”而正是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博古等人都是采取这种极左的诋毁、排斥、打击的策略。

在军事行动上，张闻天的主张同博古的策略也是完全对立的。博古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14]

“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战争遭到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的爆发在对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真的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会对南京政府形成直接威胁。所以，“福建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9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他们的军事部署，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然而，博古和刚来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15]却并没有利用这个“重要关键”同十九路军直接配合，以争取主动、粉碎“围剿”。他们不听在北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的建议，[16]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17]而是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中共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18]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建宁、黎川、泰宁，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讨逆军”，反而于12月13日决定将红军主力西调，向着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张闻天得知红军西调的行动方向以后，立即提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东调援助十九路军。[19]张闻天认为，只有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方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第五次“围剿”。军委采纳了张闻天的建议。然而，等到这时才把红军调动向东，为时已晚。当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于1934年1月4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待机时，“讨逆军”已经进入福建腹地，“侧击”之机早失而只能“尾随”了。而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颓势。十九路军参谋长尹时中亲自前往瑞金求援，于1934年1月9日到达，博古、李德却迟迟不做肯定答复。这时，延平、水口已先后于6日、8日失守，到12日，古田被“讨逆军”占领。就在迁延之间，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13日宣告解体。

正如后来遵义会议所指出的，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为另外一个局面”。[20]“然而当时××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21]

第四，关于广昌战役。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张、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22]他们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并亲赴前线直接指挥[23]，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在4月28日撤离。

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推行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结果。广昌战役失败后，约在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不承认错误，还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他据理力争，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讲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争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24]

事实上，军委的大多数同志都是赞成张闻天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25]事后，或许是博古意识到这样对待张闻天不好，或许是李德对博古有所批评，博古曾找张闻天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不应该闹摩擦。[26]张闻天无意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因此对这种提示没有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呢！

（二）“毛洛合作”的发展

在博古同张闻天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即毛泽东同张闻天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和合作。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张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当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总的说来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同样采取这种态度。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成的那篇批评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中，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是“浓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做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的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以“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势所必致的，但当时他同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无嫌隙。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真正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与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泽东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这时，张闻天同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例如，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策略上，他们都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并开始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一定的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在延安整风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27]张闻天虽然内心有这种感觉，行动上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的。这样，从1934年2月起，他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的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

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张闻天就职以后，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泽东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他总是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毛泽东也还是参与了经济工作方面重大问题的决定。[28]这样，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逐渐密切起来。

“毛洛合作”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大事主要如下。

第一，张闻天发表毛泽东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张闻天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了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29]这是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公开发表。不仅如此，张闻天还效法毛泽东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他曾召集几个区的负责同志开调查会，一起商讨区对乡的领导问题。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是毛泽东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当时被赞誉为“苏维埃工作经验的结晶，宝贵的指针”。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开始合作的一个标志。

第二，在广昌战役问题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张、毛都坚决反对，认为不能同敌人拼消耗、决战，李德、博古根本不听。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革军委会上对错误军事指挥提出严正批评，引起同博古的激烈争论。毛当然是支持张的。在广昌战役问题上，“博洛矛盾”又加深了一层，而“毛洛合作”又前进了一步。

第三，长征出发前毛、张俩人在云山古寺前的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张的住处都一起搬到了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的一侧厢房住着毛泽东与贺子珍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张闻天的房间。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毛泽东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对不少问题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

广昌战役失败引起的中革军委那场激烈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张闻天的部署：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工作。此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高层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要将张闻天从政府领导岗位上实质上调离的一个由头。

张闻天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张闻天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领导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决定。在组织人事方面，张闻天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希望“走”。张闻天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一点没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30]

此时张闻天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了。从赣南会议（1931年11月1日至5日）到宁都会议（1932年10月上旬），再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15日至18日），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他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张闻天差得多。毛泽东从赣南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了。

这时，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心中都有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坐在住处前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张闻天、毛泽东之间这次坦诚的谈心，使他们的接近和合作，在踏上长征的征途之前，进入了一个称得上是战友的全新的阶段。

第四，长征出发前夕，张闻天写了一篇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实际上发出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同时，它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括。这篇社论清晰地说明张闻天已经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桎梏，走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做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做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进入9月，朱德、周恩来、项英等签署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采取具体步骤减少和消灭减员现象的通知》和《关于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等，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中央确定从赣南突围以后，同“南天王”陈济棠的谈判即紧锣密鼓地进行，进展相当顺利。停战协议的签订，为红军西进辟出了一条通道。但是，在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中，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却被忽略了。对于突围行动这一巨大的战略转变，在干部与指战员中没有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做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由于同博古矛盾的发展、同毛泽东的接近和合作，张闻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认识更加深刻、自觉了。1934年6月24日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31]就是他基本上挣脱“左”的桎梏、自觉地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已经毫不含糊地“最尖锐地提出同这种‘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他指出，“如果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一时的狂放的革命性”，那么，同样地，“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可能的”。张闻天鲜明地批评党内广泛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左倾总要比右倾”好，而且坚定地提出，“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文章具体分析了“极左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在检举行动中、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中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激励大家拿出勇气，去反对“极左主义”。对闽赣的巡视调查，使张闻天对“左”倾路线在军事策略方面的表现和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7月26日，他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报告，[32]尖锐地批评“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说将地方武装用来“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提出：“这种公式必须立刻粉碎，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从堡垒、从空机关走向群众，去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他认为，闽赣党的第一任务是“武装广大的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在长征出发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正好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可以把这两年斗争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概括。

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于9月26日写成，发表在9月29日《红色中华》上，署名“张闻天”。社论发表以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文章，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董必武和何叔衡是在读到这篇社论后才意识到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从社论的内容来看，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

张闻天在社论中回答了当时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即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的问题。他从总结反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入手，批评了“左”倾的进攻路线，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作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其结果是很明显的，或者是我们拿一种固定的斗争去束缚运动，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成见与固执，放弃了其他斗争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张闻天对“进攻路线”做出了新的解释：“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那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讲进攻、不准谈退却的教条。张闻天又正面提出方法论原则：“根据于每一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据此，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并以十分醒目的表述，肯定了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缩短战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比较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

张闻天进而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他指出：“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则可遭受部分的挫折”。他自觉地运用这一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指出，那些“机械论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或者是保卫苏区，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或者是放弃苏区，放弃苏维埃的革命，而退却逃跑……个人的英雄主义拼命主义，或者失败主义，逃跑主义，是这些机械论者所找到的仅有的出路”。这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发展轨迹的首次概括。张闻天又指出，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取得某些胜利时，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放弃了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残酷的斗争”；一旦遇到阻碍或停滞，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与前途”，在“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时”，就会“走到灰心绝望中去”。在这里，“‘左’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表现了他们相反的一致”，其症结就在于“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

由此可见，到长征前夕，张闻天的思想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同毛泽东的认识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完全不同，张闻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用这样的战略思想来武装全党全军、来指导中国革命，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张闻天虽然还没有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对于主力红军的突围西征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当时的实际领导者根本没有接受这些正确的思想，因此，西征突围在单纯防御路线的指导下，就不能不陷入困境，最终使红一方面军濒临毁灭的危险。

（三）“中央队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做战略转移。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一般都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按照部署，这次大撤退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为后卫，护卫着居于中间的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进行。整个转移犹如抬着轿子大搬家。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分四个梯队，共5000人，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司令员李维汉，也分四个梯队，约1万多人，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简称为“总部”，“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总部领导人随一纵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随一纵行动。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为“中央队”。“最高三人团”原来打算要将毛、张、王等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张持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一纵。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欣然同意。这样，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最高三人团”成员忙于指挥战事，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在长征中形成的这个“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33]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34]

二 长征路上：毛、洛、王同李德、博古的反复争论

红军西征开始时，好似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的“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伍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失去了原定到达湘西的先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贻误了战机。[35]“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沉着冷静，支撑着困难局面。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一）过了老山界：毛、洛、王批评李德、博古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红军部队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处的越城岭。越城岭是中国有名的五岭之一，当地人称“老山界”。翻过这逶迤苍茫的崇山峻岭，就进入苗族聚居区了。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之下又变为“全线抵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36]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他们指出，李德、博古所认为的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

（二）通道会议：决定“转兵”

在红军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张闻天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之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他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在通道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红二、红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37]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将3万多红军朝虎口里送。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后提出的，张闻天当然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随即在12日当晚19时30分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否定了多数人的意见，重又命令各军团按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

（三）黎平会议：做出战略方针决定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在黎平城内，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做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四）黄平橘林谈话：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指挥军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这时，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这时是农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38]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39]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40]

从1934年12月上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迈向胜利。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争论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张、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则是在组织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三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做“反报告”，毛泽东做重要发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黎平会议上就已决定要召开的。因为军情紧迫，黎平会议只在1934年12月18日开了一天，解决当时最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对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亦即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来不及讨论。因此，对这一个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黎平会议决定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由于红军突然强渡乌江，而后又迅捷智取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粤、桂军队受蒋介石命令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所以行动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诨名“双枪”军，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和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与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41]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和伍修权。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42]担任会议记录员；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会场设在军委纵队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杷桥（现子甲路80号）。这是一座相当宽敞的两层楼，原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会议就在公馆楼上的东厢房里进行。房间不大，中间放着一张栗色的柏香木长条桌，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其他人随便坐。聂荣臻脚伤还没有好，坐担架赴会。王稼祥腹部伤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一张藤榻上参加会议。正是隆冬季节，开会至深夜，屋里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党中央书记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实质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回顾、总结。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做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43]他做“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44]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错误的军事领导，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他做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做的“反报告”，会上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征集、研究部门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手稿。这份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的重要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传达提纲》做了如下简要的述评。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45]

陈云当年所做的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洛甫（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他做“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及除凯丰、李德和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想法。

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如下。首先，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洛甫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历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则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他没有多讲话。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等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后来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46]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47]《传达提纲》说他“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同志中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持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则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他“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李德的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做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没有因为他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作用。李德在陕北时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48]但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在晚年写的《中国纪事》中继续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自己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仇恨与不满。

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得到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49]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50]这就分清了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第一阶段中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明了军事指挥上路线的错误。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51]“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52]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最后做了下列决定。

①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③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53]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张闻天再三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54]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合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闻天回顾遵义会议时，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和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55]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一次大会讲话中，也充分肯定张闻天对开好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56]

四 遵义会议后：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对党内总负责人的职务交接问题没有做出决定，只说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继续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土城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向扎西集中。2月5日，中央纵队行军到达云南省威信县的水田寨时，常委讨论分工，确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张闻天接任党中央总负责人（习惯称为“总书记”）后，即在毛泽东等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做出一系列重要决定，继续完成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在10天左右时间里，办了几件大事。

1.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2月8日通过决议后，张闻天即于10日在扎西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会上做了传达报告。遵义会议前，张闻天是“提纲”的执笔者，会上是“反报告”的主讲人，会后是“决议”的起草人和第一个传达者，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关于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经讨论决定放弃原定渡河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与此同时，又做出了红军部队实行缩编的决定，要求通过缩编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除向部队领导机关发出命令外，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转兵”“缩编”重大决策，正面阐述《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运动战的原则。这一切为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奠定了精神的与物质的基础。

3.对于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及时讨论做出决定。《遵义会议决议》通过后，即分别向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电告详情或要点，指示他们从实际出发实现战略方针的转变。在传达贯彻决议的过程中，相当及时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领导同各主要苏区和各红军部队之间的关系，为对全党全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基本的组织保证。

4.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地位。这是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后完成的另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前文已经说到，在12月20日黄平橘林谈话时，张闻天就提出要由毛泽东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常委分工，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张闻天从战争实践中更加相信、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比较起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3月初在遵义，张闻天即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得到周恩来、朱德等赞同，正式发布了命令。这一新的建制和任命，就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此后为要不要进行打鼓新场战斗发生了争论。事后，张闻天即采纳毛泽东的意见，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此议通过，毛泽东进入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至此，遵义会议关于变换领导的决定可以说最终完成。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到了成熟。从遵义会议的胜利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它的最初格局，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配合合作。第一代领导核心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将近四年时间里，这个领导核心，领导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也是这个领导核心，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具备广大群众性的党，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的最初格局及其伟大业绩中，十分鲜明和突出地反映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光辉。

（本文收入于《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出版社，2002）

长征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长征的胜利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遵义会议前，中共有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掌握权力者是李立三）、博古几任总书记，但都没有形成稳定的、能够团结全党进行胜利斗争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开始建立、在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逐步巩固的，并最终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而正因为正确的领导取代了错误的领导，中央红军才能胜利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才能胜利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才能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征中形成而又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历史，饱含着丰富的经验，值得研究总结。

一 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建立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主要功绩：一是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指明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就首先在当时最为重要的革命战争问题上，克服了王明“左”倾路线。二是变换了党中央的领导，取消原来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当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做适当分工。这就在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后建立的毛洛合作领导党和红军的格局，也是在从反“围剿”到西征突围一系列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第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博洛矛盾”不断加深，洛与毛的看法趋于接近，逐渐形成“毛洛合作”局面。这是以后形成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

早在1932年秋冬，张闻天就已经在文艺和宣传战线上比较自觉地开始反对“左”倾错误。1933年春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洛甫和博古等一起进行了错误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但很快洛甫同博古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在对联合中间势力的“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上，“左”倾领导集团的两位主要人物进行了争论。在五次反“围剿”中，博洛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为红军粉碎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博古和李德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没有抓住这个重要关键。张闻天著文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予以批评，并主张军事上应该“积极配合”，明确反对红军西调而主张东进援助十九路军联合反蒋抗日。广昌战役前，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反对组织这次拼消耗的战役。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革军委会上批评博古“不该同敌人死拼”，引起激烈争论以致不欢而散。“二苏大会”后，张闻天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得很好。他不仅在主编的《斗争》上首次发表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而且学习毛泽东的方法调查研究了区苏维埃的工作，同毛泽东联名出版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云山古寺，两人坦诚交谈，感情融洽，思想一致。这时，张闻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在署名社论中已经明确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批判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机械论者的种种错误，阐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包括“转移地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长征出发前，在张闻天接受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基础之上的“毛洛合作”已经相当紧密了。

第二，在长征之初，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奠定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

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是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对最高“三人团”要把他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表示异议后留在总部而形成的。“博洛矛盾”和“毛洛合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本来就已经不是秘密，“中央队三人团”的出现，更成为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组织上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标志。毛、张、王三人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毛泽东结合前后五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实践主动地系统阐述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和王稼祥服膺并系统地接受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这样，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必然地成了反对错误军事领导的决定性的主要力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湘江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张闻天抓住最高“三人团”无法再领导下去的时机，通过争论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的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在争论中毛、张、王三人占据了主动，而李德、博古则陷入了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上，这就抓住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极有利于在政治局内争取多数。于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通过。接着，周恩来又主持“黎平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会后两天，张闻天在黄平的橘林里同王稼祥谈话，提出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而王稼祥先前已有过把李德、博古撤下来的意见。王把张的提议首先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加以传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也已经明确了。

第四，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多数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中坚和核心，同“左”倾错误领导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做副报告以后，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是张闻天。他做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做“反报告”时拿着一份提纲，这个提纲是毛、张、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这时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做“反报告”，就为彻底否定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和“左”倾的中央领导定下了基调。毛泽东紧接着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的发言也有力地支持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以及王稼祥的发言，得到周恩来、朱德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团结斗争的结果，而“中央队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做出了决定，但由于时间仓促，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健全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后一天（1935年1月18日），政治局对常委分工首先做出一项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2月5日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习称总书记）。张闻天就任后，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即扎西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做出中央红军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做出决定，向红四方面军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做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经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了毛泽东在前方的指挥权。此后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争论。事后，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使命全部完成。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

二 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红军长征胜利过程中得到巩固

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巩固的。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坚持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还被政治局会议撤了刚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的职。毛泽东、张闻天的权威是在正确指挥军事行动，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他们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是在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胜利过程中得到巩固的。

第一，“四渡赤水”的胜利和会理会议的召开，巩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打运动战，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1月29日、2月20日前后、3月16日至17日、3月21日至22日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3月底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后，又奔袭云南，威逼昆明。然后挥师北上，于5月3日至9日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的高明。可是，在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兜大圈子机动作战时，军中领导干部并不都理解、信服，意见颇多，林彪甚至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前敌指挥。在跳出包围圈后，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用运动战摆脱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起来。

第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对张国焘的团结和斗争，巩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地位，并为今后三大主力的会师打下了基础。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除了举行会师大会，号召互相学习，要求红四方面军学习遵义会议决议等以外，决定周恩来的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担任；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吸收红四方面军6名干部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两人进政治局）；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第九军团与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编入左路军，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对于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始终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退却、逃跑方针。从两河口会议到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和思想斗争。对于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为调和主义，进行军事示威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的无理行为，则坚决加以抵制。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闻天主持常委会做出决定，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并主编《斗争》，各部有事与书记张闻天商量，张还兼管组织部，主编《干部必读》。在这之前已经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团结的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张国焘破坏团结的错误主张又坚决进行了抵制，所以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警觉到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时，果断地一致做出率领右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及时脱离了险境。

第三，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红一、红三军团脱离险境后，在俄界即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毛、彭和周恩来、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到达哈达铺后，及时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这样，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于10月到达陕北，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形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并且有了一块较大的根据地，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陕北既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打开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和指挥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巩固地建立在这一支红军和这一块根据地之上，从而为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确立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三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领导地位完全确立的标志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固然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落脚陕北之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没有能够实现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特别严重的是，张国焘不仅掌握着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且从1935年9月底起凭恃通电密码和总政委头衔直接指挥着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六军团；10月5日又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宣布另立中央，自封党中央主席，通过决议要开除毛、周、博、张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所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统一领导，是经过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直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才真正实现的。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严肃批评他“另立中央妨碍统一”的“政治错误”，劝诫他“自动取消”。并由林育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进行批评教育，还通过朱德做团结争取工作。在组织关系方面，则在坚持合法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变通办法，红四方面军方面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央形成横向并列关系。争论的问题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与此同时，提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最终应来陕甘，在北方建立、壮大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定的这一方案，立足于团结，既坚持了原则，又做出了一定的妥协，无论在共产国际面前，还是在全党全军面前，都取得了主动。而张国焘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其另立的“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陷入了被动和孤立。

促使矛盾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实践的检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毛泽东、张闻天密切合作，把握历史的关键，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及时领导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陕甘边区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红军得到发展和壮大。在这一年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做了许多大事：从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过1936年春的晋西会议，到八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转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把抗日反蒋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方针，完成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从初到陕北时调整对富农的政策开始，调整了各种政策，团结了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和东北军、西北军实行了联合抗日，同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统战联系，同国民党就联合抗日条件的秘密谈判逐步进行；红军于1936年春过黄河进行了东征，胜利回师后又进行了西征，扩大、巩固了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并在全国人民中传扬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声威；派刘少奇到处在华北抗日斗争前线的北方局领导白区工作，建立了中央与北方、东北、华中、西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同上海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地下党的关系也恢复和建立起来；由于林育英从共产国际被派回到陕北，及时了解并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恢复了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支持和指导。总之，取得巨大成绩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被共产国际认定为中国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已经被国民党南京政府确认为代表共产党的谈判对手，已经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重视，已经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这些事实说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其创造的业绩确立了无法动摇的领导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国焘推行“南下”方针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到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部队只剩下4万人。南下失败，张国焘又变计“西进”，企图在康川青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并于5月初在甘孜建立“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致使几万红军被困在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的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实践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证明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逃跑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领导下发展革命新局面的胜利，张国焘分裂、逃跑的失败，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完全确立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经过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

5月20日，被张国焘切断8个多月的红二、红六军团同中央的联系得到恢复。红二、红六军团已北渡金沙江，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国焘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他另立的“中央”了。在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通过电报反复说服教育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帮助、敦促下，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并勉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不愿放弃其脱离中央以自成局面的打算，到9月中旬又对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产生动摇。在朱德将张国焘不愿北上、坚持西进等情况紧急致电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连续致电张国焘和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制止张国焘的动摇，力促迅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由于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明令禁止，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反对，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抵制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加之在兰州西渡黄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西进的计划而继续北上。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城会师。10月22日，红二军团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长征以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等地的大会师而宣告胜利结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

四 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及其历史贡献

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胜利，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40余年。40余年间，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变动。本文评述的长征时期，正处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阶段。所以，通过遵义会议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没有完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格局，当时的核心是实际上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同党中央负总责张闻天的合作。毛张合作领导全党全军的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将近四年时间里，中央领导核心纠正和克服了“左”倾军事指挥，领导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同时，还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具备广大群众性的党，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居于中央领导核心的张闻天，同毛泽东密切合作，领导全党全军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在此过程中，得到张闻天的支持，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又有了新的格局。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0期转载，转载时作者做了一些文字修订。本书收录的是《新华文摘》的文本）

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1976）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30年后的1976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关头。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又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两种中国之命运和前途，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决战。

一 沉痛哀悼周总理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冬。“批邓”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整顿带来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又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1976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欢快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

1976年1月8日，沉痛的哀乐把一个噩耗传遍中华大地、传遍整个世界：周恩来于1月8日9时58分与世长辞！山河呜咽，苍天飞雪。全中国人民都为失去敬爱的好总理而悲恸，同时也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担忧。活着的“四人帮”害怕死去的周恩来。他们竭力限制悼念的规模，削弱周恩来的影响。在讣告发出以后，他们紧接着就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做了种种限制：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不邀请外国使团来京参加悼念活动。然而，冷酷的禁令禁不住人民群众的热泪，遏止不住人民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感情。从首都到边疆，人们设灵堂、戴黑纱、写挽词、献花圈，寄托对总理的哀思，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世界各国政府、党派、友好团体、各界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唁电、唁函似雪片般飞来。1月10～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江青行礼时故意不脱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个镜头，江青遭到举国上下的唾骂。

1月11日下午，天色阴沉，朔风凛冽。周恩来的遗体要从北京医院送八宝山火化。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十里长安街的两旁，肃穆伫立，等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要为人民的好总理送行。暮色中，悲怆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人们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总理的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夜深了，风紧了，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大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灵车的归来，迎候着总理的英灵。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场面。中国人民把在“黑云压城”的岁月中积聚在心头的对共产党的期待、希冀和热爱，都倾注在她的杰出代表周恩来的身上了。

可是，“四人帮”控制着舆论工具。他们将记者报道百万群众哭送灵车的文字统统砍掉，连照片也不准刊登。

1月11～14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吊唁仪式虽然移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但还是无法满足许多人与总理的英灵做最后告别的心愿。在14日傍晚正式的吊唁仪式结束后，成千上万人拥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表达对周总理不尽的哀思。

可是，“四人帮”却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心、军心、民心于不顾，1月14日，即为周恩来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竟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该文强奸民意，劈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还说什么“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愤怒的抗议。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辞，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悼词赞颂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他建立的不朽功绩、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悼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周恩来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邓小平致悼辞一举，使得全国人民的心中油然产生了某种希望。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更强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正同“批邓”连接在一起而掀起。

二 “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

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刚结束，1976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即继续开会批评邓小平。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57]1月21日，毛泽东听了汇报，提出国务院工作“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小平专管外事”。[58]这时，王洪文自以为自己要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了，私自准备了以中央工作主持人身份在打招呼会上的讲话稿。[59]江、张、姚、王以为周死邓倒，总理一职非张春桥莫属。[60]上海的党羽已经在大树所谓“张春桥思想”，说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上海、北京、天津、辽宁三市一省带头打报告，要求张春桥当总理。[6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62]毛远新向张春桥、王洪文二人谈明毛的意图，张为之语咽。而上海的党羽不知底里，还在街头贴出“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写《1976年2月3日有感》，宣泄怨愤，说“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显露了他图谋篡权、要把“新桃换旧符”的心机。

华国锋就任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首先着手抓的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继续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同一天，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计划分批召开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继续打招呼”，促使他们“早转弯”“转好弯”。

2月6日，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5个所谓“问题多一些的省”的负责同志共29人，就应召来京，参加第一批打招呼会。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文件。2月9日下午“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开始。接着，2月中旬，打招呼会又扩大到第二批12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安徽及南京、沈阳、北京、福州、成都、昆明、济南等大军区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共13大段，按照内容分四个部分编排。[63]一是重申阶级斗争为纲。二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评价和正确对待；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走资派还在走”。这两个部分，说明毛泽东从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指导思想。三是关于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指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强调“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说明毛泽东在运动的规模、方法上吸取了教训，有所控制，不想“天下大乱”了。四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与政策界限。毛严厉地批邓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但又明确指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主席重要指示》成为这场运动最主要的指导性文件。

出席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的人，被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检讨自己的问题，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转好弯子。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开到2月25日结束。华国锋做总结性讲话，明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邓”。他的讲话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华国锋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规定对邓的问题内部“可以点名批判”。华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等政策，还特别提出要防止“层层揪”，关照“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紧接着召集了第三批12个省、区的打招呼会议。[64]3月3日会议结束时，即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2月25日讲话分别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这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四人帮”全然不顾毛泽东多次申述的邓小平还是内部矛盾、要团结、让其专管外事等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另讲一套，丧心病狂地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多次诬蔑邓小平通过党中央、毛泽东做出的出口石油、进口成套设备和船舶的决定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说邓“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2月15日、16日，江青在“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上诬陷邓小平“上欺主席，下压政治局”，“搞复辟倒退”“为叛徒翻案”。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参加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自治区同志开会，诬陷、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店的总经理”“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大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大阴谋家”，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65]3月26日，“四人帮”又利用中央政治局听取清华大学运动情况汇报之机，围攻邓小平。张春桥等人诽谤邓小平“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4月26日，江青又在一封信中诬蔑邓小平“像林彪一样搞大、小舰队”，“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66]在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他们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出记者和通讯员到一些地方、军队、部门以调查研究为名，搜集情报，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人的黑材料。他们还竭力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理论，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企图整垮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在“四人帮”看来，第一批来开会的5个省的第一书记“都难以转弯子”；1975年参加讨论“工业二十条”的12省的第一书记，也都是合邓小平胃口的人，自然都成了批和揪的重点对象。而对积极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的胡乔木（国务院政研室）、胡耀邦（科学院）、周荣鑫（教育部）、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委）等负责人，在2月至3月形成了第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身患重病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被迫出院，1月以来，接受追查、批判50多次，于4月12日上午在追查会上当场晕厥，13日凌晨去世。刘冰等人短短几个月被批斗220多次，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被送到农场等地监督劳动。[67]“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也全部开动起来。从1976年1月开始，报刊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68]；从《评“三项指示为纲”》[69]，到剖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工业二十条》[70]；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论证“规律”。[71]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江青、张春桥还在2月初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20部这类电影。于是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不断炮制出来。

但是，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的不满和愤怒，通过各种方式宣泄出来，汇成反对“四人帮”的浪潮。

2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传单，指出“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3月，一份《总理遗言》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遗言”以周总理的口吻说：“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对王、张、江、姚等则一一有所批评。这份“遗言”是杭州汽轮机厂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假托编写的[72]，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对邓小平的信赖，对“四人帮”的憎恶。从2月上旬到3月初，在福州、杭州、武汉、贵阳、郑州、长沙、厦门、哈尔滨、徐州、顺德、三明、重庆、太原、西安等地，都出现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指责、批判“四人帮”，有些县、市还出现公开揭露“四人帮”罪行的街头演说。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共和国的主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共和国，阻挡阴谋家、野心家篡权。

3月发生在上海《文汇报》的“反周”事件，激起举国义愤，万众讨伐，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

3月5日，是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13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播发学习雷锋的报道。[73]《文汇报》登载这篇报道时，独独把报道中引用的当年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题词的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给删掉了。人们立刻警觉到，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四人帮”图谋从政治上否定周恩来。阴谋揭破，群情愤慨。南京大学学生立即写信给《文汇报》领导小组，怒斥“四人帮”利用报纸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誓死保卫周总理”和揭露《文汇报》罪行的大标语、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南京街头。上海、南京和全国各地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和信件接连不断发到《文汇报》。3月中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又发表张春桥授意写的“批邓”“反周”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打倒周恩来，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时，离清明节不远了。3月19日，北京牛坊小学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3月24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的师生抬着花圈从汉中门游行至雨花台。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仪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贴出“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等大标语。他们的行动推动了南京群众运动的发展。

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文汇报》第1版的新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语句。读者立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明目张胆地把“党内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扣到周恩来的头上。《文汇报》这篇新闻，把一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之火点燃了起来。

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和鼓楼广场，贴满了标语、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军人纷纷走上街头，抒发对周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学生们开始把标语口号刷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动员人民起来和“四人帮”展开斗争。3月28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到梅园新村周恩来旧居庄严宣誓。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加入，汇成巨大的示威洪流。3月29日，南大校园内挤满各界群众，传抄标语和大字报。南大学生组成20多个小组，跑遍全市主要街道，刷上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等大标语。3月30日晨，南大学生在铁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等大标语刷在列车车厢上，让奔驰的列车把战斗的号召带到北京，带到上海，带到全国各地。当天晚上，学生们还在闹市区新街口、鼓楼、山西路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人流，不分昼夜，绵延不绝。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的，每天多达5万人左右，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新街口东侧最醒目的地方，贴出一条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把南京的群众运动推到了高潮。

南京的群众运动使“四人帮”万分恐惧。3月30日，“四人帮”就给“南京事件”定性。王洪文说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姚文元说是“反革命逆流”，“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下令，群众的大字报、游行等一律取缔。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认为：南京有人借故闹事，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当前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言”“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现在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类似情况，这个动向值得注意。会后，立即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指责南京最近几天“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把南京人民悼念和保卫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下令立即“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指使人”。还把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定为“反革命谣言”，要求“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74]在电话中还特别指责江苏省委“态度不够明朗”，对政治谣言“没有认真追查”。可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反抗之火是“追查”所扑不灭的。4月3日，南京街头又刷出15条大标语，内容有：“中央4月1日电话通知精神坚决执行《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必须坚决批判”，“我们坚决和打着白旗反总理的野心家血战到底”等。南京事件是“四五”运动的前奏。正当“四人帮”费尽心机要把它压制下去的时候，它所点燃的烈火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冲天而起了。

三 天安门事件

临近清明节，北京市总工会的29人于1976年3月30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江苏省公安局上访人员在纪念碑上献上了一个花圈。一夜过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诗歌、小字报，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多单位和个人自发地到广场进行悼念。4月1日，天安门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花圈、诗词增加了许多，真是“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广场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斥责“四人帮”的法庭。在花山诗海中，纪念碑前一首小诗特别引人注目：“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75]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继承总理遗志、誓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的决心。

4月2日清晨，北京出现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科学院109厂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木制大诗牌，经过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他们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把他们制作的第一个钢铁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并警告人们“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首都人民蔑视这些警告、阻挠，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发出了“民心不可侮，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诗牌、挽联、传单数量猛增，揭露、嘲笑、咒骂“四人帮”的诗词越来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野心家”“阴谋家”等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白骨精”就是对江青的专用语。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蒙蒙。无数支送花圈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满了，便向周围的广场扩展。到了晚上，送来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几倍。数不清的诗词、挽联、悼文及传单遍布广场。人们大声朗诵，俯首抄写。“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短文，贴在纪念碑东侧，被诵读了几十遍、几百遍。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76]这时，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大地，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和“四人帮”已经成了两个象征：一个是忠臣，代表光明，代表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一个是奸臣，代表黑暗，代表专制、愚昧和封建主义。

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门出动便衣，拍照，跟踪，绑架。到夜间，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是丙辰年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不许悼念的禁令，但首都人民无所畏惧，还是争先恐后涌向天安门广场。这天，来到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天安门城楼前的广场前沿一直排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端。纪念碑四周的青松树林、翠柏篱墙，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盖着一层白雪。纪念碑上，周恩来的巨幅画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画像下面，用大朵白花镶边的黑布上，横排四个大字：“民族英魂”。13块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13根旗杆上，“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3个大字横贯天安门广场。空中，两串黄色气球悬带两根白色飘带，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在阴沉的天色下，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肃穆，格外悲壮。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工具。向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人们写诗填词，朗诵传抄，倾泻缅怀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感情，抒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一首诗写道：“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77]另一首词写道：“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78]还有一首题为“要和不要”的小诗，率直地吼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79]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铁锤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广场上展示的血书，即席发表的演说，简洁犀利的传单，都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穿透力。4月4日晚上9时，纪念碑西南角出现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几千人围着听一名女战士朗诵。传单指斥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传单赞扬毛主席识破了江青的企图，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来又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传单提出期望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80]这份传单，虽然所涉史实不很准确，却表达了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反映了人民对江青一伙的憎恶。人们听了一遍还嫌不过瘾，要求再念一遍。许多人打亮手电照明，连读了五遍才停歇。在丙辰清明之夜的广场上，由朗读这份传单形成了一个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正当广场上诵读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传单，群众的革命义愤高涨之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连日来的情况，分析性质，讨论对策。会议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在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群众、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种场面是建国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不仅北京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还毫无根据地断定“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就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鲁瑛送来报告，说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四人帮”又闹起来。江青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场，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送八宝山，组织公安机关破案抓捕群众，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出动，要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对卫戍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做好进行镇压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且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毛远新于4月5日凌晨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所做决定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圈阅了这份情况报告。

4月5日晨6时，革命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发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又听说有些人被抓了，人们异常气愤。9时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群众前往设在广场东南角小红楼里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交涉，指挥部头目避而不见。时间已过中午，群众对受到的压制和捉弄，再也无法忍受。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和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被推翻烧着。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两方都有人员受伤。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竟当面骂邓小平“你就是纳吉”。[81]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出面讲话，然后动用民兵清场。

晚上6时半起，广场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录音讲话，声称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3个小时以后，广场上突然灯火通明，预先埋伏在广场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卫部队一齐出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木棍，包围、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一二百人被打伤，200多人被抓入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其中近40人于6日晨被投进了监狱。

4月5日天安门广场镇压革命群众以后，华国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四五”群众抗议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3万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建议北京市委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写成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以便各省市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还要求注意侦查线索，揪出地下司令部。会议开到4月6日凌晨2时左右才散。凌晨3时，毛远新写成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毛当天下午6时写下批语，赞同政治局的处理。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毛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做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提出华国锋任总理。毛泽东要毛远新马上向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随后就回来向他汇报。他并指明不找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

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时，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82]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4月5日晚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是姚文元指导撰写并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运动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它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的精神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永放光芒。

四“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

4月7日晚广播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以后，华国锋正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两个决议，由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要“坚决镇压”抗议活动，“坚决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标语、诗词，“打击制造者”。4月8日至10日，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各部队，奉命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表示拥护两个决议，并致电支持中央。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反动”传单、标语、诗词，排查、搜捕参加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的群众，政治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北京一地，到6月中旬，就搜悼文、诗词原件583件，强令群众交出现场照片和悼文、诗词照片10.8万余件；拘捕干部、群众388人，立案追查者1984件，被以隔离、办学习班等方式审查的人难以数计。“南京事件”及全国有类似大小事件发生的市、县也都进行重点追查。

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4月7日，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的呼声。4月8日清晨，上海青年工人黄永生在人民广场中心的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旗上一张总理遗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4月12日，《人民日报》收到一封“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他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下很长一段批语，痛快淋漓地驳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那篇假报道，尖锐地指出：“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83]人们还冒着危险，巧妙地将诗词珍藏起来。[84]被捕的干部、群众在狱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这时，“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85]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他们这时的目标不仅是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他们妄图通过“批邓”，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迟群多次讲，“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强调要“一级盯一级，最后盯到中央、政治局”。毛远新向辽宁省委传话：“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要注意不轻易说话的“大人物”。在6月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上，“四人帮”及其党羽强调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王洪文亲自指使七机部的党羽舒龙山等揪“走资派”、夺权，叫他们“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挖出来”，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七机部的党羽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搞“批邓联张”，对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七机部各级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不到半年，就把七机部在京厂、所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改组了八成。毛远新在冶金部制造混乱，层层揪“代理人”，抓还乡团。武钢11名公司党委书记要打倒7人，另外4人不打倒就打跑；武钢生产遭到破坏，1976年产量比1975年下降了40％多。鞍钢1976年的钢产量下降到1971年的水平，倒退了5年。张春桥叫嚷“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他们污蔑1975年的整顿是“右倾翻案”，在铁道部机关和一些路局、单位培植亲信反攻倒算，铁路系统动乱又起，致使1976年全国有十几条干线经常处于堵塞半堵塞状态，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其中郑州铁路局最为严重。江青指使党羽唐岐山[86]制造混乱。1976年该局发生12次大堵塞，滞留列车81列，使京广线半瘫痪。这一年该局比计划少装1400多万吨货物，等于近100天没有装车。过境物资大量积压，造成12个省市煤炭供应紧张，影响了半个中国。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更是“四人帮”着重打击的目标。他们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中国科学院也是“四人帮”反攻倒算的一个重点。他们布置在中科院的党羽以“路线分析”为名，把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70％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干部打成“复辟势力”，广大科技人员重被诬蔑为“臭老九”，被视作“专政对象”遭到打击迫害。江青一伙还布置其亲信、党羽搜集工业交通各部门和外贸系统的各种材料，以备进一步打击和批判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和“上面”的领导。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各方面整顿中断，已经纠正的错误又被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许多地方组织瘫痪，人心涣散，生产下降，秩序混乱，有些地区重又出现派性斗争甚至武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1976年1～5月，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铁路交通重又严重堵塞，影响市场少供应14亿元商品，影响财政减收20亿元，原定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87]为了挽救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却认为这是整倒“一层人”的机会，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发动各省、市攻一下”。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按照王洪文的指令在会前准备了“炮弹”，共整理材料20份，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全国计划工作会议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7月13日下午，黄涛在华东组会上首先发难，[88]矛头直指中央和国务院一批领导同志，他说，去年的计划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他指责：“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89]辽宁省委一名书记在东北组发言呼应，说“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并提出：“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90]王洪文称赞他们“开了一炮，开得好”。王洪文在会议期间四次到京西宾馆找黄涛了解情况，还把上海、辽宁两个小组的人找在一起，听汇报，撑腰打气。黄、杨等人多次串联，南北呼应，策划进退。他们还把会上谷牧讲话和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等情况即时分别报给王洪文、毛远新。王洪文、张春桥等则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他们说话。

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多数同志抵制了“四人帮”扭转会议方向的图谋。7月24日晚，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确定计划工作座谈会按原计划进行，规定不许追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国家计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同意后，向会议提出1978年计划的调整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钢产量由原计划2600万吨下调到24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减少20亿元，从外贸库存中再拿出20亿元商品投放市场，压缩进口计划5亿美元，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10％～20％，原定调整工资计划推迟实行。[91]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调整方案实际上也未能执行。

五 多难之秋

1976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真是多难之秋。

6月起，毛泽东病情加重。毛同守护身边的华国锋、王洪文等谈话，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并说，这两件事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92]

7月6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

人们还没有从忧伤中摆脱出来，巨大的天灾又接踵而至。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有100万人口的唐山市顿时夷为一片废墟。北京、天津也有较强震感。这次大地震前，马家沟矿地震观测站和唐山市地震办公室都做出了预报，却没有得到上面的应有重视。唐山大地震造成24.8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损失之惨重为历史上罕见。党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组织十几万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种支援人员赶赴灾区，抢险救灾。全国动员，大批救灾物资源源运到唐山。经过20多天努力，抢救出大批受难人员，安顿了几十万受难群众的生活，初步恢复了生产和运输。唐山大地震惊魂甫定，8月16日22时6分，四川北部松潘、平武一带又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成都市和甘肃武都地区有强烈震感。唐山大地震之后，为了防地震，首都北京从上到下，以及全国17个省市数亿城镇居民，都离开居室，住到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人心惶惶，很不安定。

可是，“四人帮”却全然不顾国家的灾难、人民的安危，反而攻击党中央、国务院“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甚至说：“整个唐山才100万人口，全国有8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93]并在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中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这时，他们已经拟订了一个党政军全面夺权的计划，准备在时机有利时以王洪文名义提出实施，目的是把一些省市自治区、国务院一些部和军委一些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在思想上、政治上，他们又掀起了一个以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的“批邓”新浪潮。

8月13日，“四人帮”指令各地出版社出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写的批判《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的三本小册子，在经过张春桥改定的“前言”中，把《论总纲》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一个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24日，发表报道，把《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彪的《“571工程”纪要》。27日，发表署名文章《论党内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然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还预言“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从8月13日到10月6日50多天，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110篇之多。三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四人帮”得意忘形，说三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其发行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94]他们以为掀起这样一个批“三株大毒草”的高潮，就可以把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仍居党中央、国务院、军委领导岗位的一大批负责同志统统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建立起他们的所谓“崭新的新世界”来。

可是，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虽然广大群众、党员、干部从1976年初就开始听他们骂这“三株大毒草”，但不知道这“三株大毒草”究竟为何物。现在从三个小册子上看到《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知道了真相，都说：三个文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根本不是什么“大毒草”；“四人帮”的所谓批判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批判抓生产建设是“唯生产力论”，诬蔑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关心群众生活是搞“物质刺激”，起用知识分子是“专家路线”，出口石油是“卖国主义”，引进技术设备是“崇洋媚外”，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搞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反对派性是“反攻倒算”，整顿是“复辟”——这些批判文章才真正是“大毒草”。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和体会到邓小平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76年“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由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的这三个文件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猖狂地“批邓”“反击”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六 毛泽东与世长辞

1976年9月9日，哀乐声中传出不幸的消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无比震惊。神州大地在1976年经历的灾难太多太大了！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天安门事件，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人们刚刚缓过气来，毛泽东主席又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怎么能不泪如雨注，愁绪万千呢！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袖。他参加创建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在中国共产党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28年历史中，毛泽东被公认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倦地探索，和党中央集体一起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贫穷落后、散漫无组织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省及一些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全世界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95]毛泽东在建国前夕说过，“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96]他的这些话是已经做到了。

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辞，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缅怀和颂扬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号召化悲痛为力量，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全国县以上地区也同时召开追悼会。

在哀悼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人们缅怀他对国家的贡献，格外悲痛，也对他格外崇敬。这时，中国人民虽然已经从感情上厌弃“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五”运动，但人们只是对毛泽东被江青一伙蒙蔽表示惋惜，对毛泽东的信仰却并没有动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亿万人民手捧“红宝书”，怀着“三忠于”“四热爱”的感情，“早请示”“晚汇报”，听从“最高指示”，紧跟“战略部署”，学习运用他的语言来思考、应对。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毛泽东成了真理的化身、共和国的象征。惯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人们，这时还没有从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还来不及去思考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来不及思考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区别，所以想不到也看不清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想不到也看不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是一场由他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人们当时已经看到，经过镇压“四五”运动，“四人帮”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气焰更加嚣张，处处咄咄逼人。人们担心华国锋的资望和才干对付不了“四人帮”，一旦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被“四人帮”篡夺，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毛泽东的逝世，使得中国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失声痛哭、反复呼号的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全国上下的情绪。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生前对江青、对“四人帮”有很多严厉的批评。当然，也很难设想，在毛泽东逝世后，就会出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机会。

七 决战前的紧张斗争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同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毛泽东刚逝世，“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妄图掌握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的值班人员请示，妄图切断党中央、华国锋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这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部署。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后，与叶剑英商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擅自设立的这个“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及时制止了“四人帮”的阴谋。与此同时，9月11日，华国锋即委托李先念去同叶剑英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办法。[97]

“四人帮”的另一花招是连续不断地布置北大、清华、新华社等单位的党羽、亲信，用各种名义，写“效忠信”，上“劝进书”，“拥戴”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副重担”，制造抢班夺权的舆论。

再一个部署是，“四人帮”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偷偷地写进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从17日起反复加以宣传。华国锋、叶剑英等立刻警觉到，江青一伙是以此把自己打扮成“正统”，标榜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以便打着毛的旗号夺取最高领导权。

9月18日开过追悼大会以后，两股力量展开了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正面的交锋首先围绕着毛泽东的文件保管问题爆发出来。

毛泽东收存的文件、材料，还有毛泽东的手稿和未经审定的重要谈话记录等，包含大量党和国家最核心的机密。从毛泽东病危时起，江青就想方设法要掌握这些文件、材料，其意图是可以运用以至篡改毛的文件来保护、抬高自己，打击别人。9月17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做出决定：毛的一切文件、手迹、文稿、各种材料和书籍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们封存起来。9月18日下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前一天常委会的决定。华国锋、叶剑英等坚持原则，使江青一伙争夺毛泽东文件保管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江青争夺文件保管权的9月17日，王洪文悄悄飞往上海，加紧监督办“第二武装”。张春桥也在北京会见徐景贤，密谋准备打仗。8月下旬以来，上海已经给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98]这时经王、张不断督促，其在上海的亲信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

经过围绕文件处置问题的斗争，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深感江青一伙猖狂之极，下定了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他同汪东兴商议后，当晚驱车到李先念住处，谈了最近“四人帮”的夺权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请李代表他到西山见叶剑英。请叶务必想个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解决“四人帮”早就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举国上下也都意识到为了挽救党，为了保卫共和国，必须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五”运动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这种意志。“四五”运动前后中央领导层高级干部中，私下也有计议。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先把张春桥“搞起来”，汪表示只搞一个不行。[99]王震曾当面向叶剑英提议：“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叶剑英心中早有考虑，他没有正面回答，做手势表示要等待时机。王按叶的嘱咐，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那里去“联络”，找汪东兴交谈，还同8341部队干部交朋友。[100]在为毛治丧期间，华国锋、叶剑英等在表面上“示之以缓”，实际上已经紧急行动起来了。他们多次商谈，交换情况，共商对策，在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形成一致。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先后找叶交谈，寄予厚望。[101]聂荣臻在9月21日这一天找杨成武，要他给叶剑英传话：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杨连夜返回西山把聂的意见向叶报告。[102]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在这场斗争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治丧期间与“四人帮”的几次较量中态度明朗，措施得力，完全站在华国锋、叶剑英一边。

李先念遵华国锋之嘱，于9月24日下午，秘密上西山见叶剑英，转告华国锋的决心和重托，请叶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103]这时，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反复比较，已经考虑了一个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的方案。[104]

党中央最高领导决策并出面解决是此计关键。现在华国锋既已下定决心，下面就是做出决定，照计行事了。

24日晚，政治局成员应江青邀请在怀仁堂小礼堂看新拍摄的国产影片。李先念利用华国锋上厕所的机会转告：叶帅同意你的看法。

此后，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又经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比较了几种不同方案，确定采取“先动手，后开口”的办法解决“四人帮”。重大决策做出后，叶剑英同汪东兴又商议了行动办法，由汪东兴考虑具体方案，做出周密安排，组织实施。为防止出大乱子，对上海方面，叶剑英通知东海舰队和第六十军做好应急准备。北京方面他同粟裕、宋时轮打过招呼，要他们加强戒备。他还通过苏振华要北京卫戍区吴忠保持首都的稳定。华国锋也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通气，要吴德同吴忠联系，确保北京卫戍区四个师听从指挥。华还要耿飚随时听他本人的通知。

“四人帮”在这些日子活动频繁，行动诡秘。王洪文9月23日飞回北京后，也进入西山，紧挨着叶剑英住下，跟踪监视。他们一方面制造流言，说叶在西山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串联”、拉拢、煽动。[105]北京部队不跟他们走，他们只能在巩固上海方面下功夫。9月27日，张春桥给上海做指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28日，又让秘书传口信，要上海市委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提高警惕”，说上海要“经受大考验”，“要打仗”。他们还抓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权。9月24日和28日，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向毛著编办负责人要《毛泽东选集》五卷材料。

在9月29日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接连发动进攻。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同时攻击华国锋处理“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跟着唱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工作，用意是要捧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此议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的抵制。在讨论毛远新回辽宁的问题时，江青一伙大吵大闹要毛远新留在北京准备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华国锋当面顶了江青，说她出尔反尔。最后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党中央领导问题、三中全会政治报告问题，应该交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对当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国庆节怎么庆祝，会议决定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国庆座谈会。[106]

这次政治局会议，实际是一次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政治局多数坚决地挫败了江青一伙抢班夺权的图谋。但是，“四人帮”丝毫没有收敛。

八 十月的胜利

在9月30日国庆座谈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篇讲话全文仅200字，没有提“批邓”，也没有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却依然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上登了发言的6位群众代表的照片，却唯独不登华国锋讲话的照片。仅有的一张政治局全体与会人员的照片，也是江青居于正中。“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明目张胆地否定华国锋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10月2日，华国锋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立即警觉起来。本来，“照过去方针办”是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听华国锋汇报情况后对华讲的，当时毛写下了三句话，这是其中第二句。当天华即向政治局做了传达。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四人帮”在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随后即连篇累牍重复宣传。《人民日报》在10月2日前的十多天里，宣扬这句话的文章有82篇。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制造他们才是“正统”、才具有毛合法继承人的地位的舆论，并用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在此紧要关头，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成了区分真伪的标志、确定合法与非法的焦点。华国锋这时已无可退让，提起笔来，把发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这14个字删去，并在眉头“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的批语下注道：“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还注明了已查计划会议上自己的讲话记录，记成“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当即找耿飚等人商量，让外交部负责人立即打电话给已在纽约的乔冠华，令其将那句话删去。叶剑英坚决支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无法反对华国锋的批注，只好以为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提出不向下传达此事，但在行动上却依然宣传所谓“临终嘱咐”，更加猖狂地发起进攻。

10月4日，《光明日报》登出“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文章称“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意即“按既定方针办”才是毛临终前给江青一伙的“嘱咐”，“正统”“合法继承人”是江青及其同伙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批六个字“错了三个字”就是“篡改”，“篡改”就是“背叛”。文章实际上矛头指向了华国锋。

“四人帮”这时已经沉浸在夺权“胜利”的迷梦之中。

张春桥已经写好了“怎样巩固政权”的纲领，他要一手拉大旗：“编书”“纪念”；一手搞“革命与专政”:“批邓”“镇反”“杀人”。

江青10月1日跑到清华大学讲话，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3日又跑到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同一天，江青带着一帮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北京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上海经营的“第二武装”也开始行动了。社会上有传闻，10月8日、9日、10日有“特大喜讯”，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红纸、鞭炮已经卖空。

共和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

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15号院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叶提出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动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107]华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即到汪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的行动方案周密、完善、可行，保证决战全胜。随后，汪东兴紧急行动起来，布置进行各种“临战”准备。他同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能、身体条件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108]同时，又布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起草好三个文件：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关于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汪落实之后，即向华、叶做了报告。与此同时，华国锋也已同吴德商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负责解决“四人帮”几个死党。

华、叶、汪多次商量后确定的具体办法是：事先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华、叶和王洪文、张春桥出席。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预定在解决了王、张、江之后，以由他来主持“毛选五卷”的文字工作为名，通知他列席。万一不来，再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对江青及四人的几个死党，也确定了可靠的处置方案。解决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

10月6日晚，近8时，怀仁堂正厅灯火辉煌，华国锋、叶剑英并肩端坐中央，汪东兴组织执行。警卫们屏住呼吸等待着。7时55分，王洪文第一个跨入怀仁堂大厅。望了望华、叶，未及说话，就被第一行动小组的队员扑过来钳住双臂，形成低头弯腰的“喷气式”。王洪文嘴里咕哝着“你们干什么”，竭力挣扎。突击队员们不容他动弹，把他牢牢地押站在离华国锋、叶剑英大约5米的正南。华国锋目光逼视着他，大声宣读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的决定：“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念完姚即被押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反背铐上手铐，出小门押进早已备好的汽车提到隔离室监察起来。

接着是张春桥。他进门一看华、叶端坐正中的架势，感到情势不妙，迟疑不前。第二行动小组的队员，快速夹击，把他押到华、叶面前。华国锋把中央决定宣读一遍。队员们给他戴上手铐，押解出去。

拘押王洪文、张春桥前后只花了5分钟，真是顺利之极。汪东兴即让张耀祠、武健华带人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拘捕江青。他们先到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拘了毛远新，然后再到春藕斋。张耀祠向江青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让她交出保险柜钥匙后，即由行动小组的女战士“请”她上了轿车，押送到一处隔离室。

顺利拘押江青的经过报到怀仁堂西厅，华、叶和汪都很高兴。随即按预定方案由华国锋亲自打电话通知姚文元立即前来开会。8时25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行动小组人员示意让他进东庑廊的休息室。姚刚一进门，就被拽住双臂，武健华即高声宣读了华国锋刚写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姚文元即被戴上手铐，押上汽车，送往隔离室。此时是晚上8时30分。

就这样，前后用了35分钟，没有放一枪，没有流一滴血，粉碎了“四人帮”。[109]

9时刚过，华国锋、叶剑英即按原定计划招来耿飚、邱巍高、迟浩田等，向他们分别下达了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的命令。将近10时，耿飚、邱巍高指挥原守备电台的一个营控制了直播室，接管了电台。迟浩田也带领一支部队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并逮捕了鲁瑛。

迟群、谢静宜等由吴德负责，用通知他们到北京市委开会的方式，把他们扣押起来。

当晚10时多，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华国锋主持会议首先做长篇讲话，通报对“四人帮”的斗争过程。接着由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及其重大意义。到会人员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对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由汪东兴一一打电话通告，征求意见。他们都完全拥护政治局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7日凌晨4时多才结束。

10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后即下发关于华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做出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8日至15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逐渐传开，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四人帮”被粉碎时，他们在上海的亲信骨干一时不知吉凶。当探听到王、张、江、姚已被隔离，立即开始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孤注一掷。对此，叶剑英、华国锋等早就料到，做了周密部署。在10月6日解决“四人帮”之前，就已布置东海舰队从海上监视，驻镇江的第六十军向无锡、驻浙江的一军向上海“拉练”，从西、南两面形成钳制上海之势。在10月6日解决“四人帮”之后，立即在7日把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召到北京，随后又通过马把徐景贤、王秀珍召到北京，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陷入群魔无首的境地。同时，中共中央委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一批领导干部到上海，控制局势。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党员发出通知，宣布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上海武装叛乱的阴谋顷刻瓦解。10月20日，上海市100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罪行。21日，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把一举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喜讯公之于世。当天，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十里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人群如汹涌的潮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人们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与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胜利相比，将其看作“第二次解放”。郭沫若当天以“粉碎‘四人帮’”为题填《水调歌头》词，上阕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一扫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这首词当即在全国传唱。

10月22日，首都军民冒雨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北京上空。23日，庆祝游行活动达到高潮。从天刚亮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三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80万人次。群众游行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动人，为建国以来所未有。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自10月21日起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真是普天同庆，一片欢腾！

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与“四人帮”的灭亡而告终。这一伟大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从此，共和国的历史揭开新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尽情享受十月胜利的欢乐时，人们还来不及痛定思痛、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历史骤然揭开了新的篇章，但历史的车轮依然由着惯性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后，发动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运动，这是合乎党心民意的。但是，华国锋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继续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想以“两个凡是”“抓纲治国”，这就违背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使命，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站在共和国历史发展前沿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来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新篇章将由他们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来继续谱写。

（本文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稿做了删减缩。《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转载，又做压缩。收入本书的是原稿）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与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在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进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是这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迫使整顿中断，引发了1976年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丙辰清明群众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10月，胜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前提。历史曲折前行，经过两年酝酿和准备，1978年冬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拓创新，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10]本文拟对“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和历史转折实现的过程，做一简明扼要的评述。

一 转折前奏：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

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是闪耀着特殊光辉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8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后来，邓小平曾几次回顾1975年整顿这一段难忘的历史。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台。”[111]邓小平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112]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说过，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各个人的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13]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对立、斗争而融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只要我们具体地审视历史，哪怕只是不长的一个段落，就会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同处于主导地位的个人的主观意志、同预先设定的目标不相一致，甚至完全背离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114]毛泽东，这位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基业的伟大领袖，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处于这样的事与愿违的悲剧境地。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15]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16]实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当时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这样英明、伟大，也难于控制和改变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

面对全国绵延不息的动乱，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以控制和稳定局势；1967年夏，巡视大江南北，号召停止派性武斗，实行“大联合”“三结合”；1968年8月，又派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进入“斗、批、改”阶段。继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117]之后，1969年4月，召开了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陈伯达配合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118]会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1971年夏，他又“周游历国”，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目的之一，是敲山震虎，教育、挽救林彪。林彪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策划谋害毛泽东。挂上炸弹的飞机，企图在毛泽东的专列行经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车站第127号铁路桥时下手。林彪的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并粉碎，最终以其“9·13”叛国外逃、座机“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爆炸而告终。

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撼难以估量。它促使毛泽东猛醒，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肯定“二月逆流”，说所谓“二月逆流”是老帅和副总理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19]”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未及更衣，在睡袍外罩上一件大衣，就匆匆赶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连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批林彪的来信上做出批示，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120]这个批示使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就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而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陈云、王稼祥、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何长工、贺诚、陈丕显、刘景范等一大批老同志，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被“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

林彪事件后，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力图恢复正常秩序，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121]，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在“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张春桥等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毛泽东不赞成“批极左”，他在1972年12月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22]

此后，江青一伙的政治地位继续上升。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28日召开）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一个小集团——“四人帮”。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声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制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和指挥下，1974年春夏之交，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总之，“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动乱，使得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

这时，历经波折、年老体衰的毛泽东已经不想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放手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了。他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满，多次给予严肃批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想方设法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规模、范围、力度有所约束，有所限制，即便如此，也终难遏制“批林批孔”运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破坏。

1974年前五个月，山东、湖南、贵州、内蒙古、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四川等11个省区的工业产值比1973年同期下降，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虽然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混乱局面有所控制，但终难改变许多企业的半瘫痪状况。“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人民币。

面对社会动乱不止和国民经济下降的局面，毛泽东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先后做出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与此同时，对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他也及时做出了决策。他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重要职务。让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执掌党、国家、军队的最高权力。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在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引下，以“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领导了1975年的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结束，邓小平立即对军队整顿做了部署，同时开始重点抓铁路整顿，很快就取得突破性进展。随即，他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顿收到了令人惊叹的实效。整个工交战线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

在此期间，围绕“四人帮”提出的“反经验主义”，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被迫写了检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从1975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这时，毛泽东主动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逐步活跃文艺。他接连对周扬一案和电影《创业》做出批示。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了邓小平的提议，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成为协助邓小平领导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7月起，军队的整顿、文艺的调整、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先后展开。邓小平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要确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二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10年做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10年长远规划。

邓小平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一步开展“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等九个方面。为“给全面整顿”做准备，邓小平指导起草了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两个条例，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人民日报》社论也已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全面整顿”准备进行而尚未展开之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全面整顿”夭折。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反映了在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形势下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整顿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与核心作用，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强烈愿望；而整顿的中途夭折，说明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当时各种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下事实上之不可能实现。

但是，这不过是历史的极其短暂的曲折。正是1975年整顿取得的成功及其遭受的挫折，进一步唤起了人民的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增强了人民的信心，迎来了以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四五运动，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月的胜利”。

1975年整顿，上演了许多惊心动魄、生动感人的剧幕，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1975年整顿有其独具的、特殊的辉煌。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值得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二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30年后的1976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命运决战的关头。

中共十大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利用年迈重病中的毛泽东的错误判断，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又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进而诋毁、反对周总理。批邓、反周，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丙辰清明节前后爆发了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抗议运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一次搏斗，也是光明与黑暗的一次激战。它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显示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下，为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力量和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坚强意志。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坚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信心。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加剧对人民群众的法西斯统治，加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力度。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又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两种中国之命运和前途到了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在此危急关头，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的支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愿望，果断采取特殊手段，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与“四人帮”的覆灭而告终。1976年10月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光辉灿烂的前程。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是关系到人民共和国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重要篇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两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你死我活的角逐，演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剧。这段历史，波澜壮阔，尖锐激烈，曲折复杂，精彩纷呈，值得大书特书。其中蕴含着宝贵的经验，深刻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探讨。

三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

1976年金秋十月，当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怎样继续走？

华国锋用毛泽东写给他的六个字，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起初抓住揭批“四人帮”来“解决问题，稳定局势”，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拥护。然而，他没有满足历史的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么，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复出，被“四人帮”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就应该平反。华国锋注重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但对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心存疑虑。于是，导致“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轩然大波，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政治方向的分歧，通过哲学层面上的论争表现出来，谱写出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历史的转折，并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意志，它是客观情势发展的需要，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它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反拨。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23]

事实上，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以教育战线推倒“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邓小平于1977年7月复出以后，自愿当科学与教育的“后勤部长”。在他的指挥下，立即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推倒了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发展生产力的谬论的同时，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在陈云、李先念领导下，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引进外资和学习外国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的工作已经展开。

1977年到1978年，整个中国虽然在前进，但是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挠、干扰，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纷纭的矛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必须挣脱历史的羁绊，才能更加舒展地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腾飞。

就在这时，作为世纪伟人的邓小平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方向：应该及时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实行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已经成为党内共识的时候，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陈云发言的巨大影响而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三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抓住机遇，及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领袖在历史转折关头代表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又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引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上前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百废俱兴的景象。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紧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富裕，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大政策之下，人们的创造精神激活起来，生产的潜力释放出来，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人民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得到改善。

——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调整了工农关系；纠正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工人、企业、地方、中央四个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

——敞开国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和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始修订宪法和制定刑事、民事、诉讼等基本法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

——继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子得到平反昭雪。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改正了五十多万错划的右派分子，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启动了。

邓小平还领导党和人民，围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此过程中，针对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重申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他主持起草了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严肃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引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开拓前进。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六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摒弃老路、堵住邪路、打开新路的辉煌的历史，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大书特书。

（本文发表于《晋阳学刊》2011年第2期）

“邓陈合作”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轨道的转机。然而，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却只是用毛泽东嘱咐的“按过去方针办”六个大字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继续贯彻执行下去，是要以此来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进程。这就违反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背离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如果贯彻执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沿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路走下去，中国就没有希望。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中走出来，打开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当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其特点是：邓小平与陈云配合合作，在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同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央错误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节的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最终取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冲破两个凡是”，为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

“邓陈合作”首先表现在对“两个凡是”的强有力的冲决。针对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提出的“两个凡是”方针和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邓小平、陈云不约而同，配合合作，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发起了有力的冲决，并取得了胜利。

（一）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首先公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从组织路线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本来，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极大的成功，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深得党心、民心、军心。丙辰清明的“四五运动”，充分说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的拥护和爱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李先念赞成叶剑英的建议，并在向邓小平通报粉碎“四人帮”胜利消息的时候，当面传递了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可是，华国锋却以要等“水到渠成”为由，迟迟拖延不决。他认为，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四人帮”错在“批邓”“另搞一套”。1977年1月起，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通过集会、讲演、大字报、大标语等方式表达出来。华国锋不能体察和满足这种愿望，甚至把强烈反映了这种要求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

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3月10日至22日）上，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在报告中重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甚至说是“政治上发生了动摇”。他还给各组组长打招呼，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陈云与王震等老同志会前相约，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当时急需解决的这两个重要问题。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就已写好的书面发言稿。[124]陈云认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对天安门事件提出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了手，是否有诡计。”接着，他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125]王震也按事先约定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1975年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做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26]

陈云的发言不仅得到王震的有力响应，还得到王铮、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叶剑英、李先念本来就是赞成的。陈云的发言尽管未能登简报，但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国锋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说：“适当时机，我赞成。”

过了四个月，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在中央的各项领导职务得到恢复，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复出，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在组织上冲破和否定了“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了统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为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了组织保证。

（二）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陈云倡导实事求是，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导，从思想路线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时就多次予以批驳，明确表示反对。

1977年4月7日，邓小平对到他那里谈话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127]

4月10日，他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与之相对立的“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写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28]5月3日中央转发了这封信。邓小平提出的“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开辟了思想解放的道路。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涉及的“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联系过去同林彪的斗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概念。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做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对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29]

7月21日，刚刚恢复中央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深刻而又具体地阐发了前述观点。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130]

同邓小平相呼应，陈云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抓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时机，分别撰写纪念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他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批评“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其矛头是直指“两个凡是”的。

邓小平、陈云互相呼应，从思想路线高度批驳“两个凡是”，抵制和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影响，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1978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

（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在各个领域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1977年春中国思想、政治斗争的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出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成为坚持老路还是开拓新路的分水岭。邓小平、陈云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场讨论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政治、经济、文教、组织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以后，首先自愿充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陈云同李先念一起，在经济领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国务院务虚会期间，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派高级代表团出国考察，注意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利用外资。同时，陈云又提出利用外资搞建设也要注意按比例，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对华国锋的“新跃进”不无制动作用。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必须执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还直接指导了这一论题的重要文章的写作。

在组织上，陈云为争取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做了许多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就向李先念提出，“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之后，他致信中央，转交黄克诚夫人的信，请求同意黄回京治疗眼疾，为黄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向所谓“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他又向中央转交有关陶铸、王鹤寿问题的信，并致信中央建议先将王鹤寿从外地接回北京治病，并重新审查他们的问题。还指出，他们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他们的案子涉及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他们的问题很有必要。他还布置搜集潘汉年一案的材料，准备适当时机为潘案平反。[131]

邓小平、陈云配合，使得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成为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而且成为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有力地冲决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从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等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为第二次历史转折做了准备。

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陈合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促成历史转折的实现

1978年11月10日起，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三项：1.讨论如何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2.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他同时宣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是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提出来的。邓小平审时度势，看到揭批查“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面前，提出要及时结束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的战略决策，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同。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陈云以老革命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看到，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当前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非常必要。而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正是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位中央领导。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132]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列举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而有力地揭开了被捂住的盖子。

陈云首先表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同时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针对华国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陈云明确提出重大问题应由中央做出决定的主张。他说：“华主席说，对那些在揭批‘四人帮’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来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陈云列举了六个重大历史问题，并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1）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应该承认1937年的“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这些同志要进行复查，并无背叛行为的应该恢复党籍。

（3）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4）彭德怀对党贡献大，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关于天安门事件。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提出了全党关注的问题，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11月13日，会议简报全文刊登了陈云的这篇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中央工作会议设的东北、中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六个组，都围绕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误必纠方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的决定。11月15日，《北京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布，为七个重大遗留问题平反。其要点是：

（1）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1975年发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1976年发的二、三、四、五、六、八、十、十一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3）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4）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5）彭德怀同志对党和人民做过重大贡献。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6）陶铸同志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7）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华国锋还讲了其他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或决定，如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予以处理；过去设立的中央和各级的专案机构都要结束工作；等等。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拥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华国锋预先设定的进程，中央工作会议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解决重大遗留问题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1月25日宣布的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的、团结在邓小平、陈云周围的党中央多数，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居于少数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结果，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得到转变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处理问题的结果。但是，关于思想路线问题，围绕着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问题，思想还没有统一。所以，在11月27日以后，中央工作会议又集中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问题，对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宣传口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帮助。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因出访东南亚泰、马、新三国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工作会议，11月14日回到北京。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突破性的新发展，针对国内、国际出现的新情况，提出的新问题，11月下旬，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对当前形势进行分析、对出现的新问题做出回答，并深刻地阐述了中央的路线、方针。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实现安定团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问题；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全面评价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他又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133]

邓小平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又说，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情，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134]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135]关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反复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的事。同时，他又指出，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对他的缺点错误，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136]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137]

与此同时，邓小平着手重新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显然，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进展，使得原来准备着重讲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论述了；关于解放思想等问题，原来的讲法显得不够，可以进一步结合现实讲得更加深透；对“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和中央工作会议对不认识以至坚持错误的同志的批评，也需要做出结论；同时，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后，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现了出来，需要及时提出，深入分析，做出回答，以便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团结一致，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2月初，邓小平亲自动手写了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提纲，又找胡乔木等谈话，要求按照他的提纲和谈话，重新起草他的讲话稿。

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与工作重点转移紧密结合的历史主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化道路、方针、手段、方法和措施。”他具体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及其危害，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出肯定性的结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

邓小平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提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他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提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把“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作为讲话的一个重要部分，着重分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工作重点转移的关系。他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在这里，邓小平还对国际国内都很关心的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做出了回答。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从向前看的需要出发，邓小平讲话的最后部分特别强调“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当前实际，邓小平着重指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他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提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38]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主题报告”的指导下，联系历史和现实，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讨论和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清算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

在组织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除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外，另一重大成果，是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重新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形成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邓小平做出的另一重要贡献，也是“邓陈合作”的一个标志。

中央工作会议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批评了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的几个中央领导人以后，关于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就突出地提到了面前。邓小平从国际、国内大局出发，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高瞻远瞩，提出“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方针。在11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会上，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入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在12月1日中央常委召集的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会上，邓小平又发表重要谈话。他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关于哪些人上的问题，邓小平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139]

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邓小平的提议，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组织问题的处理是积极而又稳妥的。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内“邓陈合作”领导全党的格局。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全党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胜利完成历史转折的各项任务，打开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贯彻执行并巩固发展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继续平反冤假错案，并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完成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工作，领导全党完成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打开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胜利完成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的任务的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继续紧密配合合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有三件事。

第一，国民经济的调整。

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在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速度问题的务虚会期间，陈云就针对求成过急的倾向，向李先念提出“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140]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采取“既积极又稳重”的方针。他深刻地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141]在这篇发言中，陈云就当前经济问题发表了五点意见：（1）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2）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一捅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3）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4）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5）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142]李先念在12月15日发言指出，经济建设中有些失调现象还是严重的，因此主张中央应当明确一下，明后两年还有调整的任务。[143]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华国锋搞“新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邓小平支持陈云主持经济工作。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财经工作和当前的调整工作。当天，陈云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信中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针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钢铁生产和借外债这两个事关全局的问题，陈云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出：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144]

在此之前，1979年元旦，陈云已经在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等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把一份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的材料批转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等，他写的批语说：“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并在1月6日谈话中支持陈云的意见，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145]

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3月21日会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他同李先念3月14日给中央信的内容，提出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意见。他讲了四个问题：，“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他指出：“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2）“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他说：“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调整就是压低指标。”他认为，1979年可以按3200万吨钢编计划。（3）“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他分析了现在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状况，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4）关于钢产量，“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二〇〇〇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有点根据。”“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他还提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要充分利用外资，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146]

邓小平在3月23日的会上讲话，赞成和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查，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查，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关于钢铁，邓小平也说：过去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抓尖端的。[147]中央政治局同意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这次会后，中共中央即于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称为“新八字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为完成调整任务，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认真调整工业企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引进要循序渐进，不能太急、要扩大出口，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必须确实控制人口增长、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等12项政策措施。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方针经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付诸实施。

由于贯彻执行新八字方针和12项政策，1979～1980年国民经济虚假膨胀和盲目发展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农业、轻工业发展加快，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走向协调，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城乡人民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城乡商品供应有所好转，对外贸易发展较大，文教卫生事业大有进步，特别是高校在校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对经济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不甚得力，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大量严重问题。基本建设规模和开支没有压下来，而改善人民生活的开支增长幅度太大，致使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基建、行政费用等各种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导致财政出现赤字，市场物价上涨。总之，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为扭转被动局面，在1980年冬中央讨论经济工作时，邓小平、陈云合作，决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的大政方针。

在1980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调整1981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时，陈云发言指出：基本建设投资320亿元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三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

邓小平在发言中赞成陈云的意见，指出：要考虑国务院的方案退得够不够，退不够要延缓时间。这次三年能缓过气来就算不错，速度5％保持不住，4％也行。陈云插话，4％并不丢脸，并不简单。邓小平接着说，调整期间权力要集中，历来克服困难都是讲集中。[148]在此之前，他们对搞好经济工作和进行经济调整等发表了重要意见。陈云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149]邓小平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所谓基本建设退够，就是积累所占的比例退够，用来增加消费；总之，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150]

198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开幕会上讲话，就会议主要议题讲了14点意见。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生活；如不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他提出：在一定的时期，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在粮食及住房等方面国家一年补贴二百多亿元，从大的方面看，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这也是国家干预。关于利用外资，引进项目，陈云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当前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但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自由外汇很少，而且利息很高，借多了还不起；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并指出：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做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要节省外汇，出国考察团必须少而精，不要因取得外汇而在国际市场上降价贱卖，要“做到肥水不落外人田”。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陈云指出，我们是在10亿人口、8亿农民这样的国家中进行建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种困难的人还不很多，今后绝不要再做不切实际的预言，如超英赶美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前比较好，1958年后就严重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明确提出，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粮食还是第一位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陈云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他赞成邓小平的主张，说，改革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关于调整，陈云透僻地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这次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151]

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讲话，支持他提出的关于调整和改革的方针。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指出：“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邓小平说：“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邓小平分析了问题形成的原因，他说：“由于解放以前的历史状况，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152]邓小平明确表示：“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按照陈云、邓小平的一致意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

经过1981～1982年的进一步调整，扭转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国民经济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82年与197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33.5％，平均年增长7.5％；轻工业总产值增长56.5％，平均年增长11.8％；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大放慢，平均年增长仅1.3％。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比较合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7.5％。城乡市场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繁荣，对外贸易也有了新的发展。实践证明，邓陈合作，提出和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对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国民经济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平衡、经济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历史决议》的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成《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基本要求，也就是起草《历史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围绕三条基本要求，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谈话17次，进行具体阐述和指导，陈云先后同胡乔木谈话三次，同邓力群谈话四次，赞同、支持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也亲自前往陈云处，坦诚交谈，听取建议。

陈云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陈云指出：“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153]

《历史决议》草案经过1980年10月至11月高级干部四千人的大讨论，吸收意见，做了修改，此后又按邓小平看后的意见做了修改。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邓力群、吴冷西谈话，表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邓力群转述胡耀邦的意见，决议稿写出来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这很对，我赞成。”[154]并在24日亲自去看望陈云。26日，邓小平即向邓力群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要起草小组按照陈云的意见修改、补充。邓小平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155]27日，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一次转达了陈云关于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的意见，表示“决议”通过后，要搞学习运动，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156]

3月，陈云还同邓力群谈过这方面的意见，他说，“决议”“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指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引者注），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157]

按照陈云的意见，历史决议稿对第一部分大大加以充实，原来的“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邓小平一年多来一直萦绕心间的起草《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此得到圆满解决。

邓小平、陈云在起草“历史决议”指导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对如何写好历史决议，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生发，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个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历史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第三，完成中央人事调整，逐步解决交接班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调整，采取“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方针。不过，在三中全会以后，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和人事立即进行了调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设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158]

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在1980年2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他谈了书记处的任务，特别强调：“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159]

邓小平赞成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在2月26日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1985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160]

十一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和建议，做出决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正式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11人组成。全会还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那天（2月29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保证。[161]关于组织路线，他说：“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162]同时，他又指出，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他把交接班的问题提到第一重要的位置。他说：“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163]此后，邓小平又强调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明确指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164]

除了上述三件大事之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实现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确立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邓小平、陈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紧密合作。例如，肯定安徽农民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推进农村改革；支持创办经济特区；决定在国务院成立财经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刘少奇平反；确定两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方针；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互相支持，提出重要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例如，邓小平赞同、支持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赞同陈云关于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支持陈云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主张和措施，支持陈云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的建议；陈云赞同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张。陈云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充分利用外资的大政策，邓小平赞成陈云关于外资有自由外汇和设备贷款两种的分析、关于利用外资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等善于利用外资的主张，等等。

邓小平在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65]在十二大胜利闭幕后，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伟大转折的历史用一句话做了概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166]我们在评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二次历史转折过程中“邓陈合作”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之后，可以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在取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实现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打开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的进程中，“邓陈合作”发挥的伟大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其历史经验也将给予执政的共产党人宝贵的启迪。

（本文收入《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出版社，2002）

历史的转折与新路的打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前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两年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次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167]本文叙述的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前，这8年历史，就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历史。约略说来，这8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即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实现历史转折、打开新路的四年；十二大以后至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创新局面的前两年。

一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未能抓住开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机遇。他遵循已故领袖毛泽东“按过去方针办”的嘱咐，提出“两个凡是”来“抓纲治国”，这就为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进而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设置了障碍，带来了阻力，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徘徊与曲折。所幸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重要历史关头拨开迷雾，指明方向，引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短短两年间，开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办了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和“三种人”；恢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工作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活动；提出两个“不管”的原则，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推倒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推倒文艺战线上的“黑线专政论”，一大批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重见天日；召开科学大会，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在经济理论上正本清源，理直气壮地论述发展商品生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接连不断地派高级别的代表团出访日本和西欧诸国，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对外开放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探讨怎样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改革开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展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的大讨论，解放思想，推进了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事实说明，虽然由于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倾错误，中共十一大又肯定“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两年间的徘徊和曲折，但由于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和胡耀邦等老革命家的努力，也由于华国锋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顽固地坚持其错误，因而这两年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前进。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的两年；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邓小平说得好：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168]

二 实现历史转折、打开新路的四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在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解决新问题方面，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方面，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方面，都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使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在政治方面，第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邓小平及时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以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对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家的光明前途，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认识的统一。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32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做了科学的总结；既严肃批评了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它的通过标志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第二，继续深入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清理“三种人”，在此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在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及时地把新老交替的任务提上日程。采取切合实际的过渡措施，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从组织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政治保证。

第三，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平反了天安门事件。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在此前后，包括彭德怀、张闻天、贺龙、陶铸、薄一波、彭真、乌兰夫、谭震林、习仲勋、王稼祥、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李德生、杨成武、李维汉、邓子恢、周扬和翦伯赞、田汉、傅雷、马寅初、吴晗、杨献珍、费孝通、钱伟长等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得到平反的总数约为三百万人，经复查改判纠正的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三十万余件。

第四，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并改正了占98％以上的被错划者；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还落实了侨务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五，民主和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普遍实行了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逐步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新中国成立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并决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从重从快打击了经济犯罪和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吸取新的波兰事件的教训，及时依法取缔了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加强了党规党纪的制定和施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全党施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在起草，拟交付十二大讨论通过。

第六，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主要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保证之一。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科学教育文化方面的建设是基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等起主导作用。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培养有理想、有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党中央通过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相结合组织发动开展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经济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提出并坚决地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坚决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达到了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要求，使经济工作走上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轨道。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导下，加快了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工业内部结构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了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城乡流通体制等改革；通过拟定试行办法、进行不同规模的试点，在此基础上制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达到小康水平的长远规划；广开就业门路，发展了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大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居民回城的就业安排问题；农村推行了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了自留地，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产量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连续增长；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倡导下，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大大加快了对外开放的规模和步伐，在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引进和利用国外的设备、技术和资金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内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荣毅仁创设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王光英开办光大银行，香港的霍英东向内地投入巨资，台湾的王永庆也有意到家乡发展实业（只是因台湾当局阻挠而未能如愿）。所有这一切，使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增长5.5％的速度健康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外交方面，经过这四年的工作奠定了我国外交的新格局。1979年实现了中美建交；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就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表明态度，促进中美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与朝鲜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把中朝传统友谊推进到新阶段。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合作继续增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48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总理访问了非洲11国，非洲11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访问了中国。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进行了国事访问，邓小平接见了来访的斯里兰卡总统和马尔代夫总统，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访问了印度，这些活动增强或改善了同亚洲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还先后分别访问了欧洲的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以及欧洲共同体等。中国领导人访问了东欧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同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不断。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几乎每月都有。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为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

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是对这四年最扼要、最恰当的概括。

三 开创新局面的前两年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胡耀邦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报告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战略方针。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物质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到本世纪末的20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战略重点；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经济振兴时期。

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阔步前进，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稳步、快速发展。

1982年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六五”计划。其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计划要求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做到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同步发展，经济建设脚踏实地稳步前进，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4％，争取达到5％（统称“保四争五”）。

为此，采取了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切实保证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通过调整和整顿现有企业，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等措施。同时，着重抓好改革：一是进一步发展农村的改革，二是对城市经济体制实行初步改革。

在农村，1983年和1984年连续发表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稳定和完善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两年间着力进行了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对农副产品购销体制、农村供销社体制进行了改革，试行了多种经济方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和减少流转环节的“三多一少”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打破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垄断的局面，把商品流通放开搞活。把“文化大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大力倡导，出现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喜人景象，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新道路。

在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调整了所有制结构，确立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发展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企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扩权让利，试行利改税的办法，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的企业领导制度，放开搞活国营企业；对计划体制进行了改革，既加强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指导，又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国民经济步入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轨道；对商业流通体制进行改革，疏通了流通渠道，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对财政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进行改革，正确处理中央、地方、企业、职工的关系，克服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更好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对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拨改贷”，提高了资金的效益；对银行进行改革，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包括四大专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在内的新的金融体系，较好地发挥了贷款和利率的杠杆作用，对国有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进步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对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与个体工商户各农民家庭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等等。改革由点到面逐渐铺开，改革的程度也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开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对外贸体制的改革扩大了地方和部门的外贸权，增加了出口，加大了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力度。继办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之后，又开放了上海、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并开始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70.6％。

由于按照十二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指导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农、轻、重协调发展，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高涨，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工农业总产值连年增长，1982年比上年增长8.7％，1983年增长10.2％，1984年增长14.2％。列入“六五”计划的65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到1984年已有43种提前达到1985年的指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198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比上年增长12.5％，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

这4年经济体制初步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进行城市改革的新方案奠定了基础。既然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项复杂的全新的系统工程，改革过程中自然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也难免出现差错和失误，如1984年下半年因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而导致的经济过热和部分商品涨价，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实践中解决。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恢复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并更加切实、具体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新宪法规定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能，人民公社体制终结，恢复了乡镇政府；将审计监督制度确定为我国的国家制度，规定设立独立的审计机关。总之，新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突出地体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人民民主，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和实际情况，是一部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成为新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通过宪法修订草案的全民讨论和宪法通过后的全民学习，大大提高了全体公民当家做主的民主观念和法治意识。

在这前后，立法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制定了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法律，还制定了一批经济的、行政的重要法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十二大以后，继续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接着，又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和“准、稳、狠”的方针，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加上进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发案率下降，治安状况大为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开展。

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之一。它包含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方面。教育科学文化是基础，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等起主导作用。

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的指导思想，从1981年、1982年就已开展起来的“五讲四美”活动在十二大后增加了“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于1983年继续广泛、深入、扎实地展开。1983年在开展第二个“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同时，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学习张海迪等模范人物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振兴中华”读书活动。1984年又进而开展建设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和五好家庭，“办实事、送温暖”“一帮一、手拉手”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这些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对城镇和农村的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四有”新人的培育，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也取得可喜的成就。

对于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对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进行了批评，要求“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思想战线上的领导要改变软弱涣散状态。胡乔木遵奉邓小平的指示，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刹住了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但由于个别领导人不愿在软弱涣散的极端上回头，致使这场斗争很快被打断。后来发生的1986年学潮、1989年政治风波，不能不说同这种软弱涣散态度有关。实践说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我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

第四，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通过中英谈判解决“九七”收回香港的问题，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迈出坚实的一步。

1982年新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宪法依据。根据“一国两制”方针，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在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主要就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了会谈。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国收回香港后的管治权和是否在香港驻军等方针政策问题，及过渡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等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英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实践，为中葡两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范例，对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具有深远影响。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开创外交新局面。

中国领导人冷静地判断中美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不怕破裂上，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纺织品等贸易上同美国的限制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加之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关系虽有曲折，但总的说来，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科技以至军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还是得到了加强和发展。1984年上半年实现了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的互访。从中美建交至1984年初，两国贸易额以年均45％的高速度增长，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稳居第三位；两国企业界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达100多个，美方在华投资额1983年底达到将近9000万美元。

中苏关系在苏联对我国提出的主动解决三大障碍、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的条件做出正式回应后，启动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外交磋商。双方均表示希望改善关系，并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体育等领域扩大了联系和交往。随后中方又两次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恢复了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触，为推动两国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1984年12月两国之间签署了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技术合作和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三个协定。至此，两国经贸和文化、科技交流增加，两国关系由缓和向着全面解冻的方向发展。但由于苏联未能排除三大障碍，故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只能有待于往后的岁月。

中日之间不仅实现政府首脑互访，1984年还建立了“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同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了中国。中日友好关系的顺利发展，带动了两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984年，两国贸易额高达12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学术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对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的事件，中国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严正的交涉，并警示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对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的主权归属的争端，中国政府一方面严正声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无可争辩；另一方面又提出归属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应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并提出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主张，避免这一分歧干扰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我国在改善和发展大国关系的同时，注意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中国进一步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建立和发展关系，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稳步发展，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日益增强，在公正与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到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时，中国已经先后同12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为中国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广泛的国际经济、文化、科技合作与交流，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八年的成功经验

综观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八年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从解放思想到拨乱反正，进而改革开放、打开新路，再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新轨道，向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的目标阔步前进。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积累新经验，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创造了新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日后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的理论，经过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总结，1982年十二大的概括，以及十二大以后历次中央全会和1987年十三大的阐述与发展，日臻成熟与完整。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这八年实践，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呢？有哪些主要的理论成果呢？

第一，必须明确地提出具体的目标，做出切实的部署，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斗。邓小平和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既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又主动地把握世界局势，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均GDP 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同时又提出先解决温饱、再达到小康、后谋求发达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做出了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图振兴的安排。

第二，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通过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准备，在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为指导，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建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新路、十二大以后开创新局面的实践中，又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强国之路和立国之本，因而能够在新开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

第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首先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肯定并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然后又及时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推广到城市，推动了经济领域工商交通建筑等各行各业，生产、流通，财税、金融、基建和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实行全面的改革。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乡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户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经济的活力，探索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社会安定。对外开放由点到面逐步扩大，从设立4个经济特区，到确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进而实行沿边和内地的开放；从吸收先进设备和技术，学习管理经验，到大量引进外资，直至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创办。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使整个中国充满生机和活力，带来了中国的繁荣昌盛。

第四，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1979年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及其对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严重破坏，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及时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后，又指出必须克服党在思想战线领导的软弱涣散状态，组织了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历史决议》的通过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通过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事实说明，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不受腐蚀和颠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只有这样，改革开放才能健康、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第五，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1982年通过了新宪法，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大大加强了人民民主。制定了民法、刑法、诉讼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具有法律的保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依法从快从重地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保证了改革开放健康发展，促进了社会治安以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提出了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纲领，并逐步进行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教育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基础，卫生事业是人民健康和民族繁盛的保障。加强对教科文事业的投入，促进其发展并力求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要抓紧思想建设，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学先进，树新风”、创建文明城市、五好家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达到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

第七，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要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必要的支援，研究和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增强其发展活力，促进其经济繁荣。

第八，必须实行“一国两制”方针，逐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通过中英谈判解决九七香港回归祖国问题，是运用“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开辟了一条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通道。

第九，必须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八年间实现了中美建交、中日签约、中苏缓和，实现了对外关系的全面调整和全方位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大国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从而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十，必须增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这一时期，一方面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另一方面通过做出《历史决议》，分清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全党的团结，健全党的组织。同时，通过制定新党章，规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严格要求，确定行为准则和规范，严肃党的纪律；通过整党，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三种人”等问题和改革开放后带来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清理党的队伍，提高党员觉悟，纯洁党的组织，整顿党的作风。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又认真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积极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注意了消除个人崇拜的影响，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流毒，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实行新老干部交替，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成千上万地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包括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提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就保证了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与坚强的领导。而党的领导的正确与坚强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与陈云的密切配合合作。

综上所述，从1976年10月的胜利至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上阔步前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实了内容，奠定了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发表于《党史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中国是怎样走上成功之路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69]而14年前，毛泽东就已放言：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70]7年后，他又预言：“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并指出：“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171]

5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预言和心愿已经基本实现，并将进一步实现。中国的成功为举世瞩目。中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以1978年至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保持着9.3％的快速增长，2004年已经达到136515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了1000美元；13亿人口的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用不同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人们，都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这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人们争相探究中国成功的奥秘，根据各自的观察和研究，做出概括和判断。有的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公式”；[172]有的惊叹“中国苏醒了，世界震动了”，“中国改变世界”；[173]有的做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概括；[174]有的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标志着亚洲‘新纪元’的到来。”[175]有的认为：“中国政府提高全国人民社会地位的举措为其他经济腾飞的国家树立了榜样。”[176]“中国有自己的道路”，“中国的成功经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177]中国人民则从切身经验中体认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康庄大道，是奋斗目标，是辉煌事业，是科学理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它已经指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它还将继续指导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成功之路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试做分析和论述。

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走过曲折的道路，其间有胜利的行进，也有使人痛心的失败。

毛泽东第一个提出，要“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在苏共二十大后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178]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为中国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前提，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相适应，毛泽东领导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他主持制定了1954年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他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急于发挥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在他制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导下，组织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既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又使经济工作违背了客观规律，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挤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挫折和困难所压倒、所屈服。他们自觉地、及时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战胜了严重困难。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制定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从经济部门到科教文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两弹一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在毛泽东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

同时应该看到，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防止与避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和变色进行了探索。他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采取了诸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限制各种特权、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等措施，但因对阶级斗争与党内矛盾不适当的、过分的估计而导致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比“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为惨重的失败。

正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内乱带来的巨大灾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接受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支持下领导各方面整顿，已经开始了这种努力。此后对邓小平的再次批判，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和热忱。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响应。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在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任务。1979年叶剑英所作国庆30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这篇讲话第一次提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179]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总结十条基本经验，第一次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做了阐述。[180]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81]这一论断，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时实现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改变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十四个城市……总之，在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与此同时，针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思潮的泛滥，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二大后，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经验，邓小平又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理论。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解放思想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科学总结，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明了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前进方向和具体路径。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共十五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正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之功的历史的、科学的评定。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那么，由毛泽东至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这个科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13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科学理论，使它更多地带有中国的特色。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182]“始于毛而成于邓”[183]——老革命家薄一波的这一论断，对这一段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行了最为简明扼要而深入浅出的概括。

自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顶住国际国内的压力，战胜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在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阶段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经验，做出了新概括。胡锦涛主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2004年初，胡锦涛又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指出这是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很重要的一条”。在8月22日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大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又一次做了归纳，同时又结合现实，从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一国两制”方针、和平外交政策等五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阐述。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表重要讲话。阐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所有这些，都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56年的历史昭示我们：中国的成功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发展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开辟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

从上述历史过程的叙述，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成功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来的。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成功之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来总结，笔者以为，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六点。

第一，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哲学思想、理论基础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事求是地观察世界形势、分析时代特征，其结果是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认识的拘囿中解放出来，对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逐渐取得合乎实际的正确认识，并由此出发，确定前进的目标和战略部署，指引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脚踏实地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从实际出发，改革的步骤是：从农村开始，见效之后再在城市推开；先搞经济体制的改革，再进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既审慎行事，稳扎稳打，又大胆地干，大胆地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84]“在大胆的行动中要采取谨慎步伐。”“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总结一步经验。”[185]大到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到证券市场的设立和开放，莫不如此。这种渐进的、尊重实践检验的方法，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改革的成功。不仅如此，还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不断总结新鲜经验，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无比的生机、活力，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第二，从错误中学习。中国人深深领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古训。中国的成功之路是从错误和挫折中找到的，是吸取了犯错误的教训后开辟出来的。民主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邓小平说得好：“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8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历史，正好印证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87]

第三，在打压中自强。在军事上，新中国创建之初就受到朝鲜战争的威胁，六七十年代又遭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在经济上，有五十年代的禁运，六十年代的逼债，八九十年代的制裁；在政治上、文化上，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分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面对各方面的打压，我们不屈不挠，奋发图强，或战胜，或顶住，或冲破，或化解。中国为什么压不倒、打不垮？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灿烂的文明史鼓舞着中国人民，晚清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激励着中国人民，“五四”以来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教育着中国人民。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源泉，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而决不被任何困难和敌人所屈服的精神支柱。

第四，在反倾向斗争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前进的过程，是反对“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取得胜利的过程。这就要求处理好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既要反‘左’，又要反右。”[188]反对“左”的倾向、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其积极的结果是：实现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采取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引进国外的设备、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属性正确判断，确定其可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如此等等。与此同时，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放松对右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的势头；1986年制止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动起来的学潮；1989年平息了政治风波。通过这些斗争，维护和保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邓小平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89]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五，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亿万人民伟大实践的结晶。党的领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集中群众的智慧，是取得成功的法宝。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以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实行村民自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兴办合作医疗以解决农民最重要的社会保障问题，实施多种形式办学以普及义务教育：这条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独特道路，完全是尊重农村干部、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

第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果说，由于50年代中期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未能把握住机遇，由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又丧失了机遇，因而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自觉地抓住了20世纪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现代化的新进展和世界经济迅猛发展提供的机遇，主动地迎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台地区的发展向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挑战，虚心地学习、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和融入世界历史潮流，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发展自己，取得优胜。中国近年来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就是中国有能力应对挑战、在竞争中胜出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5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上了成功之路。中国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同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离预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还有很长路程；现实生活中也还存在许多矛盾、许多困难。但道路已经开辟，前途充满光明。中国人民充满信心，沿着我们的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奋勇前进。我们坚信，我们预期的目的一定能达到。我们坚信，中国一定能够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题为“中国的成功之路”。详细摘要以“中国走上成功之路的若干经验”为题作为专论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5年第27期）

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和恩格斯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他提出“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190]设定“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目标，[191]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

列宁在1923年初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92]历史的发展果如列宁所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实“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以至用“中国特色”来指称，来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年来，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新路上不断开拓创新，阔步前进，从实践到理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三代领导集体分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93]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也都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毛泽东与列宁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苏联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工商业者）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机构。

——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依靠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民族工商业者的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都比较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

——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政府发生过冲突，甚至发动过猖狂进攻，但“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是没有出路的。

——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民族工商业者可以拿“定息”，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利息（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定息原定七年，后来决定延长，到“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停止付息。）这样的条件比苏俄那时实行的没收或剥夺的政策好得多，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

总之，形势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几十年历史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看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还不错，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必要性、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使发展的趋势变为现实，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领导、引导、推动。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会议，学习毛主席讲话，陈云、陈毅到会上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界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稍后，召集各省、区、市党委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会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月15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此后，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有118个大中城市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样，中国就得以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有史以来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所提出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今后人类历史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许还会比中国共产党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国的这个经验无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智慧和创造性。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成功。

随之产生一个问题：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要求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只用了3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什么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呢？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集中统一。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毛泽东和党中央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当时出现了一个国际休战期，估计有十年和平时期，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国周边也比较平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东欧国家由苏联红军解放，加上他们国内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社会主义形成一个阵营。战后形成两大阵营对抗的世界格局。朝鲜战争打了三年，中国、朝鲜同美帝国主义较量，迫使它在板门店谈判，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划定以“三八线”（北纬38度线）为军事分界线。印度支那战争打了八年，把法国人打败了。1954年召开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划定以北纬17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打的结果，在东方划了两条线，北边一条“三八线”，南边一条北纬17度线，出现了两个朝鲜、两个越南。西方呢，两个德国，东西柏林对峙（后来还筑了柏林墙）。帝国主义阵营是要把共产主义的“洪水”拦在这个范围内，社会主义阵营则要把帝国主义的势力拒在这个范围外，所谓筑起“铁幕”“竹幕”，热战变成冷战，搞军备竞赛，制造事端搞颠覆活动，搞意识形态宣传、渗透。从中国周边来说，不打仗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估计进入一个休战阶段，所以要抓住这个时机，加快发展。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1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毛主席的伟大功勋，绝不能忘记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写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指出：“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并指出：“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194]

毛泽东的奠基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之外，扼要地说，还有以下重要方面。

（1）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2）毛泽东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力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定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条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

（3）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核垄断；掌握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这一切，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4）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5）在毛泽东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

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是永垂不朽的。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新路形成体系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功勋如此卓著，所以，邓小平和孙中山、毛泽东一起，被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邓小平有两句经典性的名言。在1982年9月1日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十二大后，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四川访问，路上交谈，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句话具体指明了开辟这条新路的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

（1）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是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前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酝酿。江泽民同志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195]胡乔木指出：“这里（按：指“三项指示为纲”）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外贸，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这由周恩来在1972年开道，毛泽东也表示赞同。”胡乔木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196]

在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

（2）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第二次历史转折。1978年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新理论的宣言书”。

三中全会前后，扼要地说，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工作有以下。

——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及时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1978年秋，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就指出，要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及时地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扭转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状况。与此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而且在广东、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以后又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总之，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3）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紧接着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分清路线是非，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继续打破禁区，探讨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的说来，这是一个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继续解放思想的会议。会议后期，社会上右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的泛滥，严重影响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右的错误思潮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也有表现，并有蔓延之势。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这一著名讲话以后，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4）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这篇讲话对四个现代化做出了新的解释，不仅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讲话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做了新的概括：“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197]“中国特色”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5）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第一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做包括十个要点的全面概括。

①关于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②关于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③关于生产关系、经济成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条后来有很大变化。

④关于阶级斗争、统一战线。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⑤关于政治制度建设。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⑥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⑦关于民族团结。

“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⑧关于国防建设。

“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人民解放军要“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⑨关于对外关系。

“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⑩关于党的建设。

“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6）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十二大后，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经验，邓小平又及时明确地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理论。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三大报告、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一次比一次更丰富的概括。总之，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从1982年到199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实践上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正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之功的历史的、科学的评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历史由来和发展过程，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完整准确地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①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②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不能超越。

③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是非得失要用“三个有利于”做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④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部署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要抓住时机，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⑧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⑨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那么，由毛泽东至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这个科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13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又发展了这个科学理论，使它更多地带有中国的特色。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顶住国际国内的压力，战胜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人们公认，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与此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勇气，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巨大贡献。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道。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他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概括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胡锦涛同志还深刻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频繁发生的多种自然灾害，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夺取了抗击“非典”斗争的重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在新阶段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经验，做出了新概括。胡锦涛同志主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2004年初，胡锦涛同志又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以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为它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向世人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丰富。我们坚信，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一定能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4年7月27日，发表时编者做了删节。收入本书的是未经删节的原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本文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做一简要的历史回顾，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

一 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98]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采取“赎买”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力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定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

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核垄断；掌握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这一切，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产物，为找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造，固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探索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给予后来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不可缺少的宝贵的启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起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

二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大之前，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指导下，全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和拨乱反正的成功经验，已经进行了多次科学的总结。经过1979年国庆30周年讲话到1981年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实际上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

最先是1979年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由叶剑英发表的国庆30周年讲话。这篇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讲话对现代化做出新的解释，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提出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后，进而又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国庆30周年讲话虽然还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走出适合中国的道路的问题：“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199]

邓小平主持起草、1981年6月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200]并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从主要矛盾、工作重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等方面，第一次作了阐述。《历史决议》共讲了十个要点：（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一定要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五）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六）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八）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把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九）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正是在上述国庆30周年讲话到《历史决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2年十二大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名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与概括和“邓小平理论”的正式命名

十二大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随之不断丰富发展。从1982年十二大到1997年十五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内涵的概括和论述从未间断，直到十五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15年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与论述，举其要者，有十一次之多。

第一次：1983年7月17日，为解释、宣传当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话。

讲话指出：“《邓小平文选》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1975年到1982年这关键性的八年中走过的道路，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非常丰富。总起来说，《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讲话扼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果，指出：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提法，不是偶然地或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我们经验的总结，历史发展的必然。可以说，这样一个提法，是对于我们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201]这篇讲话以十二大精神为指导，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初步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的问题。[202]

第二次：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谈话中，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203]

邓小平还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

在谈到改革开放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现在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

第三次：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报告对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首要问题做出鲜明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第五，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第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报告指出：“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着重论述了走好第二步、实现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战略目标必须解决好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二）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报告列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第四次：1990年12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该《建议》概括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倡导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从十二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作了概括。

第五次：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鲜明地划清是非界限，指出哪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不能搞”：在所有制方面，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在分配制度方面，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政治方面，不能削弱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在社会主义文化方面，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第六次：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发表谈话（通称“南方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应该并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进一步指明改革的意义，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他又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并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强调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意见，邓小平指出，这是正常的。“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在经济特区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肯定“特区姓‘社’不姓‘资’”。

同时，邓小平又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邓小平还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还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还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3月9日、10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讨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表示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邓小平6月12日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4]

第七次：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报告以邓小平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为指导，采取新的角度概括了新阶段的新认识。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本质、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

接着，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全面的论述和相应的规定，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八次：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第一次把这个理论同它的创造者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赞扬这个理论“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精神支柱和科学指南”。这篇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概括，从哲学层面和根本点上着眼，高屋建瓴，重点突出，简约凝练。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实行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第九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

这个纲要在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作九个方面概括的框架基础上扩展，从十六个方面进行阐述，这十六个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道路；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依靠人民群众；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纲要的阐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第十次：江泽民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

悼词从评价和赞颂邓小平的伟大功勋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论断和概括。共分九个方面：（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二）改革是必由之路；（三）开放是必要条件；（四）人民民主专政是政治保证；（五）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柱石；（六）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七）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八）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九）关键在党。

第十一次：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

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报告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科学体系。指出：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报告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要求，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报告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治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如报告所指出的，报告所概括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由上述十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概括可见，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而且应该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做出概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总结、论述，也可以从指导思想、鲜明特点、出发点、立足点来研究、认识，还可以从它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政治保证、领导和依靠力量及其他重要方面来阐述和归纳。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实践和创造的宏伟事业，随着事业的发展，道路的开拓，其理论必然不断地丰富、加深和发展。

四 提出和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旧世纪之交，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讲话，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205]随后，5月14日，江泽民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6]“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用‘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207]

此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不断的探索和开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多次进行了阐述、总结、概括。

第一次：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讲话论述了“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说明它们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讲话还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追求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次：江泽民在2002年11月8日所做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在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报告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做到：（一）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二）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四）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报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报告还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三次：胡锦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胡锦涛从十个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作了精辟的概括。这十个方面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胡锦涛还深刻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四次：胡锦涛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既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作了归纳，又结合现实从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一国两制”方针、和平外交政策等五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阐述。

第五次：2006年8月15日，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并做出了历史的评价。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开放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

讲话列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思想；关于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思想；关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关于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等等。胡锦涛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这些重大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些新论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典范。”

五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做出理论概括。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决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和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胡锦涛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全党同志都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胡锦涛还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注意把握好几个问题。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二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是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四是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

科学发展观这一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208]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六个特征的内涵，胡锦涛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精辟论述，指出“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2006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把中国特色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讲话，提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决定》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总体和谐情况下存在的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决定》确定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三）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六）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七）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八）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九）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决定》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决定》还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任务。《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其目标、任务是：“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个《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总结实践经验，解决现实矛盾，大大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

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29年来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胡锦涛回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程，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长期以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续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再一次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还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胡锦涛还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和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等提出了要求、做出了部署。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发表的这篇重要讲话，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新的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的宣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不断发展开拓创新的理论。从上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30年间不断进行的科学概括，可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历程及其十分丰富的内涵。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并在前进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本文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

运用唯物史观科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原本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全球的有识之士和友好人士无不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功，争相探究中国成功的奥秘。他们惊叹“中国改变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发动机”，做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概括，肯定“中国的成功经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可是，在一片赞扬声中，也夹杂着不和谐的杂音以至刺耳的鼓噪。有些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抹杀成就，夸大失误，无视创造，歪曲事实，贬损领袖，否定历史；有些人或制造“中国威胁论”或制造“中国崩溃论”，诋毁中国的形象，破坏中国的信誉，挑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有人丑化以至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及中国的社会生活，全盘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和辉煌历史。他们企图通过歪曲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来摧毁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达到他们分化、西化中国的目的。我们必须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理直气壮地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一 必须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题。从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09]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预言“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有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210]到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到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大确定到20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再到江泽民在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胡锦涛在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发展，始终突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主题。

围绕这个主题，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有完整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是围绕这个主题、循着这条主线展开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富裕不懈奋斗的6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60多年；是国家面貌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发生历史性变化的6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其主流是胜利、成绩、经验。这就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旋律是肯定成绩，是歌颂。第一位的是，充分叙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奋斗和创造，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经验。当然，同时应该看到，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前进的。其间有错误和挫折，有失败和灾难。

二 必须正确认识、对待错误和挫折

应该看到，错误和挫折常常是胜利和成功的先导。胜利和成功，往往是总结错误和失败的教训、战胜困难和灾难以后取得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11]

科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应该回避错误、挫折和失败，而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运用正确的方法，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该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实出发，采取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力求客观公正，不溢美，不掩过；重在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该：（一）如实地看到失策、失误、错误带来的挫折、困难以至造成的灾难；（二）具体分析其原因；（三）说明发现和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经过；（四）写出怎样接受错误和挫折的教训，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变得聪明起来，吸取教训，认识规律，从失败走向成功。

应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几次从错误中学习、得到发展的史实。（一）50年代中期，吸取苏共二十大教训，面对当时国际、国内问题，提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成果，确定了八大路线。正确分析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规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二）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了严重经济困难。为克服困难，纠正“左”的错误，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并贯彻落实《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贯彻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农业六十条》和各种条例；召开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终于领导全国人民渡过了三年困难，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文化大革命”内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说得好：“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12]“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从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研究两个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到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这条现代化道路应该抓好两个文明的建设，不只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要达到四个现代化，同时，还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明确规定了体现这条道路具体内涵的十个要点，再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直至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求得发展，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实践中，党也善于团结带领人民应对困境和危局，攻坚克难，走向胜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有效应对了1959～1961年三年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有效应对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内乱局面，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同样在攻坚克难中前进。我们有效应对了长江特大洪水灾害、“非典”严重疫情、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做好了灾后重建工作；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所造成的困难，继续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还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办好奥运会、世博会、航天事业以及上合组织、博鳌论坛等盛事、大事，中国在全世界树立了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三 必须认识和处理“两个三十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通称“两个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是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和探索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三十年”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应该明确肯定“前三十年”的重要基础性地位，突出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成就。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

应该看到，前三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根据中国国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实践成果，都为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毋庸讳言，前三十年出现了严重失误。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

后三十年之所以能带领人民在国家发展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放到了经济建设上面，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是世界发生大变化大调整的时期，也是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30多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再至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势不可当、蓬勃向前。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巨大解放，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感召力。改革开放还带来了党的建设的新进步，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四 必须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理论、制度的贡献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科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必须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

第一，必须充分肯定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奠基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13]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采取“赎买”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力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定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核垄断；掌握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这一切，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产物，为找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造，固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探索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给予后来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不可缺少的宝贵的启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起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

第二，必须充分肯定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创之功。

举世公认，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大之前，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指引下，全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和拨乱反正的成功经验，已经进行了多次科学的总结。经过1979年国庆30周年讲话到1981年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科学概括。

最先是在1979年3月30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214]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15]

1979年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由叶剑英发表国庆30周年讲话。这篇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讲话对现代化做出新的解释，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提出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后，进而又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国庆30周年讲话虽然还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走出适合中国的道路的问题：“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216]

邓小平主持起草、1981年6月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217]并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即“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从主要矛盾、工作重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等方面，第一次分为十个要点做了阐述。（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一定要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五）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六）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八）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把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九）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正是在上述国庆30周年讲话到《历史决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2年十二大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名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十二大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随之不断丰富发展。从1982年十二大到1997年十五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内涵的概括和论述从未间断，直到十五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

第三，必须充分肯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开拓创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旧世纪之交，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218]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做出理论概括。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6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决定》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总体和谐情况下存在的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决定》确定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219]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220]《决定》还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任务。[221]这个《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总结实践经验，解决现实矛盾，大大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29年来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胡锦涛回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程，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做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长期以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续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再一次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还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胡锦涛还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和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等提出了要求、做出了部署。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发表的这篇重要讲话，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新的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的宣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不断发展开拓创新的理论。从上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30年间不断进行的科学概括，可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历程及其十分丰富的内涵。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进行的探索，到邓小平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的开拓发展，建设全面小康，实现振兴中华，可以看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总是要经过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多次循环往复，才能开创出来、拓展开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进行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地在历史新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而又各有创造和发展，写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中可以看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坚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看到，“前三十年”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作为和成就，关非一无是处；又要看到法制很不健全，很不完备。应该充分肯定新时期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建立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充分肯定经过60多年的革命、建设，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变成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大国。

总之，从道路、理论、制度、事业四个方面，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是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向世人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运用唯物史观科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我们坚定信念，充满信心：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能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