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

昔唐初王、杨、卢、骆①，负天下文望，号称“四杰”。裴行俭②独轻之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馀皆不得。”其死后果悉如其言。人人服其精鉴，然夷考行俭生平，观人料事，刻期奇验，非据人情物理之常所能臆度，似皆由精于术数得之。即其所重者，苏味道与勃之兄剧决，其后皆掌铨衡固不谬，然一以模棱贻讥，一以阿比贾祸，则其意毋乃主于爵禄之崇卑，而贤不肖在所轻乎？且王、杨二子行事诚多疵，若卢升之之孝，居父丧号，呕丹辄出。骆丞之介岸，不就行俭掌书奏之辞，卒发愤于忠义，固未可以成败论也，岂得据行俭之言贬之欤！

然其言则诚有理矣，请节取而推论之：“盖士有本有末。德者，本也；才者，末节也。而才又有辩焉，经方致远、谋王断国，才之大端也；操觚削椠、絺章绘句，才之末节也。”行俭之所谓器识者，兼乎德与才而言，而文艺特才之一术耳。自周末文盛，诸子百家各矜著述，至汉而文士尤众，接乎魏晋之君，好尚浮华，相沿成习。南北朝取士率凭辞章藻采之工，如梁沈约、隋李谔之所讥切详矣。夫文者，识之发，艺亦器之分，二者岂可判然异视哉！然或理不足而辞有馀，知及之而仁不足以行，甚且如宋景文所谓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于是乎文艺之与器识，当分观其长短矣。就唐以前而论，相如有窃赀之丑，扬雄有投阁之羞，谷永倾心于王氏，马融失身于梁冀。六朝南北，织利隽生，轻险浮夸，明小暗大，以致名污身丧，害及天下国家者，尤不胜指数。斯岂其文艺不足哉？器识短也。是故士有器识、文艺兼优者，譬之羽毛，其犹麟凤乎夐哉！尚已器识优而文艺绌者，其牛马之负重致远乎？视符祓之暴残，而仪貌疑于麟者则胜矣。鹰隼之劲翮决云乎？视泽雉之拘钝，而文采疑于凤者则胜矣，此二者先后之辩也。

虽然，器识者易伪而猝不可辨，而文艺则难伪者也。唐虞用人，亦首曰“敷纳以言”，古乡举城选之法难行，取士固必以文艺为端，果其明鉴入微者，即士之器识，亦可于文艺间辩之矣，又岂可概薄之乎？且人难求备，而材需器使，文章之士，虽不可概施以重任，而使讨论坟典黼黻、皇猷绾著之权，以宣昭乎声明文物，以垂教乎天下后世，顾不亦美也哉！

注释：

①王、杨、卢、骆：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杨炯，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排行第七。年仅11岁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授校书郎。后任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垂拱元年（685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如意元年（692年）秋后改任盈川县令，卒于任所。后人称为“杨盈川”。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人。工诗歌骈文，以歌行体为佳。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历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入为侍御史，因事下狱，次年遇赦，后任临海丞。为起兵扬州反武则天的李敬业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敬业败，亡命不知所之。

②裴行俭：字守约，唐绛州闻喜人，历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封闻喜县公。善于用兵，颇有识见。有《裴行俭集》、《选谱》等，今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