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理性思维与具象思维兼容，注意语言“约定俗成”的本质特征

人类的认知是理性思维与具象思维兼容的，其具有逻辑性成分与非逻辑性成分。语言（包括汉语的书写工具——汉字）是理性与具象思维的混合物，有一部分可以作逻辑性的分析与描写，但也有一部分不能作逻辑性的分析与描写，因而不可能完全公式化、形式化。对语义作绝对形式化的描写，就如同试图对文学艺术创作、美术上写意画创作采用公式表示创作规则一样不可思议。

语言，尤其是语义（词义）的发展，其生成的机制主要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心理的联想，其体现“相似（相类）”联想的“隐喻类比”是汉语词的新义形成的重要途径，引申前后的两个义项或“形式相似”或“性质相类”，就可以移花接木地派生出新义。例如：

肉 ① 人或动物体内接近皮的柔韧的物质。

② 指食物不脆，不酥：这西瓜有点儿～。

③ 指人的性子慢，动作迟缓：那个人太～，一点利索劲也没有。

沙 ① 细小的石粒：风～ ｜飞～走石。

② 指食物质地松散而呈细粒状：～瓤儿西瓜。

鼻《说文》四篇上：“引气自畀也。从自畀。”《汉语大字典》:“①人和动物呼吸并嗅觉的器官。……⑥创始，开端。《方言》卷十三：‘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 ……《汉书·扬雄传》:‘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颜师古注：‘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扬，故云始祖於汾隅也。'”［11］（P5094）“鼻祖”即为“始祖”,“鼻”为“开始，开端”义。

义项①为“鼻”的本义，义项⑥为其引申义。而义项⑥（“开始，开端”）这一引申义，不是从“鼻”的表层“所指义”直接引申出来的，而是从“鼻”的深层“隐含义”（“兽之初生谓之鼻”），即“兽类出生时是鼻子首先生出来”这一语义特征引发出来的。

乘（音shèng）:《汉语大字典》“①一车四马的总称。《庄子·列御寇》:‘王悦之，益车百乘。’成玄英疏：‘乘，驷马也。' ……⑤四。《字汇．丿部》:‘乘，四数曰乘。'《礼记·少仪》:‘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郑玄注：‘乘壶，四壶也。'”［11］（P45-46）：

“乘”（shèng）的“四”义在古书中常见。又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乘韦”指“四张熟牛皮。“韦”为“熟皮、皮革”之义，“乘”为“四”义。义项①（一车四马的总称）是“乘”（shèng）的基本意义，在词义发展中，这一基本意义隐含的语义特征——“四”成为一个独立的义项（即义项⑤）。

正因为如此，汉语词义的引申发展具有明显的偶发性，有时很难进行逻辑性的推理与论证。如：

裁 ① 种植。《礼记》:“故～者培之。”

② 安上。如栽绒；栽赃。例见《五灯会元》。

③ 跌倒。例见《红楼梦》。

从“栽种”义——“栽倒”义，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而诱发词义引申的中间环节是“栽（硬给安上）赃”义：人被“栽赃”，就倒霉了，就“栽倒”了。

调 ① 协调。《史记》:“阴阳～，风雨节。”

② 调节。《汉书》:“以～盈虚。”

③ 训顺。《盐铁论》:“御之良者善～马。”

④ 挑逗。《世说新语》:“王丞相每～之。”

从“协调；和谐”义——“挑逗”义，二者之间也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诱发词义引申的中间环节是“调教（使驯顺）”义，“调教（使驯顺）”，表现为褒义的结果，即为“协调；和谐”义；表现为贬义的手段，即为“挑逗”。

此外，汉语复合词形成的方式和动因是复杂的、多元的，而目前的汉语复合词构词法研究，无论是语法结构上的，还是语义关系上的，大都试图建立一种逻辑上的联系，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汉语双音词的形成有多种来源，其中些可能本来就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需要用具象思维去理解和说明。

语言中各种概念范畴是隐喻思维的产物，属于原型范畴。语言的规则是“约定俗成”的，一般是多数的、相对的规则，而不是绝对的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描写”，但不一定能“推导”。当年，在老一辈学者中流传着两句名言：一是“例不十，法不立”；一是“例不十，法不破”。就当时反对以个别例证立论来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今天看来，其在理论上是有“误区”的——因为它所遵循的是属于“经典范畴理论”的逻辑规则。而事实上，语言学的规则多数属于原型范畴，是趋向性的、多数的规则。如果某一语言现象经过穷尽性搜索，有正例一千个，反例九千个，虽例够千，法也不能立；反过来说，有正例九千个，反例一千个，虽例够千，法也未必破。

创造了“梦幻”艺术的东方思维，比附和联想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其与继承古希腊文化的“求真”精神而形成的西方文化不同。东西方思维与文化的差异，使其在语言研究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果说东方（这里主要是指汉民族）语言学者在理性思维上存在某种缺陷的话，则西方语言学家过分强调语言的理性规则可能也同样是一种偏向。我们一定要将意念、联想思维形成的语言现象纳入理性、逻辑的规则中去，如此就可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目前，无论是在语法研究还是语义（词汇）研究中，都存在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问题，这是语言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语言的学习者与使用者）的误区。

这里，我要强调说明的是，我们主张理性思维与具象思维兼容，绝不是否认理性思维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不赞成对一些非逻辑、非理性的语言事实强做逻辑的、理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