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必然向自由的新飞跃

罗建文 朱春晖

摘要 受主客观复杂矛盾等盲目必然性所支配，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还处于“无可奈何”状态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还处于其必然王国中；相反，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已经“游刃有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就进入其自由王国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王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王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论上的新飞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充分的实践自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辩证认识 必然王国 自由王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制度构建和价值追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朗和清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们充满着自信和自豪，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认识的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新飞跃。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认识的新思路和新规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飞跃，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价值自信，进一步凝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志和力量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发展的根本方法论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历史，我们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制度建构和价值引领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

（1）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面临着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

（2）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又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前提下进行；但是从生产发展水平上来看，走过了几百年发展道路的成熟的资本主义有许多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机制和先进的技术，而年轻的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在客观上又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成熟经验和先进的科学的合理内涵，于是就有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道路和价值取向与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技术和合理内涵的矛盾。

（3）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的，而且还有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背景；经过几十年的理性反思和痛定思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都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中国就没有出路，但是不改变原有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和体制机制，中国社会主义就只有死路，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和体制机制与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又一非常重要的矛盾。

上述三类矛盾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过程中的复杂的矛盾体系。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和体制机制与中国社会主义应有的道路坚持、理论发展、制度构建和价值理念，就构成了矛盾体系的纵向视线；从世界社会主义的横向发展来看，经过自身改革和调整还能继续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国际资本主义与经过艰难探索和失败教训的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矛盾，就构成了复杂矛盾体系的横向视线；从中国社会主义自身发展来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社会主义发展愿望与落后的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社会主义欠发达的实际情况的矛盾，就构成了复杂矛盾体系的内向视线。从这三个不同的视线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所面临的矛盾，就能够更加全面、更加清晰地把握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发展的必然王国。

“作为社会历史观的范畴，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受着盲目必然性的支配，特别是受着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关系的奴役这样一种社会状态；自由王国是指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上述复杂的矛盾体系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发展所面临的必然王国，只有深入全面而又理性发掘这个必然王国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才能迈向它应有的自由王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认识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辩证认识的方法论。马克思在其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部分给“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清晰的论述，为我们观察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指明了方法和方向：“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里，必然王国是指人们的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之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具有片面性、局部性和有限性时，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程度还有差距、劳动者还未真正自由地联合起来时，人们还不能“随性所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地控制自然的盲目力量时，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还只是处于认识的简单阶段和初级阶段，这时候人们的认识难免带有片面性、局限性和缺乏理性。而自由王国则是存在于人们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全面深入地认识世界的彼岸，自然的力量不再成为超出人们主观控制范围的盲目的力量，客观对象打上人理智的烙印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单纯的自然存在”越来越被人的社会化劳动所改变，成了“人社会化的反映对象”,“理性与自由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人们认识事物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理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加自觉地发挥，人类的认识发展就是这样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迈进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到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恩格斯则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对人们认识的发展规律也做了精辟的论述：“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恩格斯认为，人们认识的自由王国就是人们根据自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掌握了自然世界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并能为我们“随性所欲”地、应用自如地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了，否则，人们的认识还由人们应该支配的对象所支配的话，自然力量就会超出人们控制和支配的范围，成为人们不可控制的盲目的力量。根据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我们把它运用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人们的认识—实践活动处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初级阶段和盲目自然力量支配下的必然性状态时，人们本身是受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任意摆布的奴隶，人们的认识还由人们应该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就只能是片面的、零乱的、肤浅的、感性的认识。当社会进入主观的力量可以超越自然的力量和自由地支配我们的对象以后，人本身与自己的生存条件将发生空前的彻底的变化，人将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回归人的主体性，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全面地深入地理性地认识世界并支配世界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服务，从而能够自觉地认识和熟练地运用社会规律、自然规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人类的认识发展辩证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也就实现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在人们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之前，就有一个现成的历史必然性答案或理性而自由的认识，恰恰相反，“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知只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进行，只能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提升和丰富。因此，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认识活动和建设实践具有强制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不可能摆脱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矛盾体系所规定的范围，这些必然性和强制性是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的限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和强制性所规定的范围内还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人们能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强制性及其所规定的范围，能够把握由这种必然性和强制性的规定、由多种可能性和复杂矛盾体系构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空间，能够“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在复杂矛盾体系中做出判断”，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实践活动，把这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认识和价值自觉变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理性自觉”，从而让“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强制性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活动和“实践自觉”的超越。这就是说，有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辩证选择、实践自觉，便有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王国到相对立的自由王国的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价值自信才有可能实现。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认识的茫然性和盲目性

复杂的矛盾体系和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制度建构和价值追求都具有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其早期的认识甚至还有局限性、茫然性和盲目性。因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设想其道路和历程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是有害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得好：“因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革命领袖的这些教导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内涵和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我们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特征指明了方向。因为我们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历程必经许多曲折和坎坷。

首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后再建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却偏偏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因此，理论上就会遇到许多难题。社会发展进步是有其基本规律的，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之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人们思想道德基础的建设都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情况也要复杂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经历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必须不断提高，这些“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完成的任务就必然“历史”地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补课”完成，例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形式，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体制等，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没有论证过和说明过，而且社会主义也无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探索中学习，在学习中前进，在探索学习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反复试验来探寻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探索就有可能失败，探索中就难免发生错误或偏差，这样就使我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判断会不全面、不深刻、不完整，我们的认识就难免有茫然性和盲目性了。

其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国际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和复杂，特别是在20世纪世界两大阵营对立时期更加明显。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初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就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打压和限制，不仅实行政治上的攻击和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文化上的丑化和渗透，企图将军事消灭的幻想转化成和平演变，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打压到非常严重的局面，不仅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还使我们为应对这些和平演变阴谋而不得不分散我们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精力和能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更加充满了残酷性和严峻性。我们不仅要处理自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难题，还要应对来自国外的和平演变挑战，应对由国外反动势力时刻不忘怂恿和煽动的国内反动势力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变相挑衅和乘机捣乱。在这种内困外忧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会产生偏差和出入，有时甚至还有茫然和错误。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对它的探索和建设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以效仿的典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留给我们的只有经验教训和对“老大哥”的惋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性原则，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要把这些科学原则和基本原理与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构建起适应本国国情和生产力水平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是需要耐心和毅力的。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旧中国基础上建立的，各种问题和各类矛盾层出不穷，旧的文化思想和习惯势力不时会影响着社会主义新思想和新体制，使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困难和情况更加复杂和多变；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是在与马克思经典作家论断“不相符合”的情况下大胆地探索出来的，因此，既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水流深浅不一、河床坎坷不平、“摸石头”的经验也不足，“摸石头”难免会有闪失，难免会栽跟头，难免会犯错误。因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就会出现茫然性和盲目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最后，我们党自身的失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党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好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等问题上认识不够清楚，抓得不够严谨，于是出现了官僚主义、腐败等消极现象，少数干部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修养，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加上党自身认识上的失误和工作上的失误，导致党的威信下降，战斗力削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中认识和判断力就会减弱，难免产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判和误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根本任务和属性问题、主要矛盾问题、道路问题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历史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了错判和误解。因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出现茫然性和盲目性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发展中的问题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问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它与其他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比具有不同特质和属性，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依靠外部的力量、彻底打碎它的国家机器才能得以解决；而社会主义则根本不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内部改革的力量来调整和克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相比的。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中充满坎坷和艰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充满曲折和杂音，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车轮总是战胜困难、越过坎坷滚滚向前的。虽然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中犯过错误，经历过坎坷，但是，“失败乃成功之母”，犯错误并不可怕，经历坎坷更有教训可吸收，错误和坎坷使我们的党更加成熟了，我们的认识更加理性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准确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探索中的错误必将在探索中解决。敢于承认错误，又善于改正错误，这就是理性成熟的标志，也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胸怀和品质，有了这样一个成熟的政党的引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何患不能发展壮大呢？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充满曲折和艰辛，再大的困难和挫折也动摇不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改变不了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毅力，更转变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的历史潮流。“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起来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发展的新飞跃和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必须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再从自觉到自信的由低级到高级、循环反复的辩证发展过程。自发和自觉是衡量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程度组词，是标志人对自己自身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是否认知和理解，对自身与生活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是否具有理性认识，以及在这种相互作用关系中获得解放和追求自由的实现程度或现实可能的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自发和自觉不仅从认知形式上来说有区别，而且从实质性内涵上也是不同的，它们在人类思维过程的起点、实质和特点都不一样。“自发是主体不受外界理性因素的影响而自然产生的价值指向行为，只是本能地自然地有思维的价值实践活动，虽然主体觉察到了自身生存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熟知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还不知道其所以然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属于初级的表面的价值反映，所采取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初期的不理性的解决办法，是一种处于生存需要或经验判断的习惯和重复。”对于客观对象的认知还处在必然王国里，主体对客体对象还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因为主体在这个必然王国里还没有摆脱对客体的依赖性，必须受客体对象的必然性奴役，不可能自由主宰客体对象的发展走向，更不能自觉认知和灵活运用客体对象的内在规律性。因此，自发是人们认知事物的初级阶段，对对象的盲目性、自发性和必然性还没有足够的认知和把握，还不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对象的发展轨迹和控制客观对象对主体的影响力，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还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所谓自觉则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认知的自由王国状态，客观对象对于主体而言是人们支配和控制生活条件，熟练运用规律，人们的社会结合成为自己的自由行动，人们自己控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因而，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得以充分的体现，自我的价值也可以通过合适的社会实践形式体现出来。主体能够理性地“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判断，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决定自己行为选择的目的和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完全受制于客观对象的必然性支配，因而，主体通过认识客体的规律性，“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是人们“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的自由王国的自觉自愿状态。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客观规律、复杂形势和根本任务等客观对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认知的自由王国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与规律、复杂形势和根本任务等客观对象是我们党“支配”和“控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活条件”，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被我们党“熟练运用规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了“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行动”，因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规律性、客观性和复杂性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大幅度地深化了，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把握从历史的“无可奈何的状态”变成了认知过程不断深化、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应对措施不断丰富的理性自觉状态。正是恩格斯分析的那种状态：“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认识上的理性自觉是主体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超越了客体的必然性制约，是在克服了受认识主体本能需要的支配和情感爱好等非理性因素的驱使的情况下，从科学的认识理性思维出发，对客观事实的本质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对客观对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对客观对象发展的后果有了应有的评判和考量之后所做出的理性认知、价值选择和理性评价等实践反映行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理性自觉是主体认识实践的高级阶段行为，标志着主体对特定认识对象的理性认识、思维方式、情感认同比较成熟，对主体与客体的实践认识关系有深入而全面的理解，对其价值是非的评判标准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对自己实践行为应有的价值导向也比较清晰，实现实践目标应有的价值意志也比较坚定地认识实践“精细化行为”。在人类社会的认识实践过程中，人们的理性自觉达到了理性自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认识的理性自觉是在更加理性、更加本质、更加全面、更加主动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主体意志对象化的自觉自愿，是实现主体意志自由的必经阶段，也是认识主体理性而成熟的标志，其标志性特征就是主体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性、规律性、复杂性认知和把握得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性、能动性、自觉性程度就更加高了。

自信则是主体相对客体的认知判断，是建立在充分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关于客观对象的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主观判断和理性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主体对客观对象的认知和了解有充分的把握和足够的信心，是对自己认知的充分信任和高度信赖。自信的产生既来自于主体自身对客观对象的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来自于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发展轨迹和变化规律的充分认识和准确判断，更来自于主体对自己价值判断和认识能力的结果和效应的信赖和信任。所以，主体只有有了高度的认知自觉，有了充分而全面的理性自觉，才有可能产生充分的理论自信。高度的理性自觉是充分的价值自信的基础和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对经验的总结和对教训的反思，使我们党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把握就更有理论的自觉和认知的自觉了；在这60多年的探索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准备，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构建了完整的制度体系，架构了精神领域的价值支撑，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完整的文化基础和重要的群众基础。所以党的十八大，对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做了深入、全面的总结和评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自觉产生了新的质的飞跃。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根本任务、道路走向和价值追求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思路，而且在新时期使指导思想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脉络的明确和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定位和造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制和社会管理创新等，在原有基础上都有了新的和质的飞跃；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而且为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注入了新的恒久动力；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方向、总布局和总要求，而且还为我们的人民描绘了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友好、生活幸福的美好蓝图；不仅让我们的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美好的向往和期待，而且还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和战术规划、深化改革和民生幸福的实践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长期困扰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指导，从而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

四 憧憬与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分自信

岁月承载着历史的脚步，大地积淀了理性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已经展开，汗水和智慧成就了美丽中国的身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前30年里，虽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和痛楚，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历，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和智慧，我们的党更加成熟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蓝图更加清晰了；在最近的30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令世界瞩目。一位美国学者说：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变了世界。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中国以其“独有的竞争力、发展的高效率和处世的高适应性”率先走出危机带给我们的阴影，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从这场危机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重要贡献，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独特魅力。我们相信，再过30多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们的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感召下，精神抖擞、奋发图强，我们的经济更加富裕，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政治文明建设取得实际成效，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科学技术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潜力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祖国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到那时，我们将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充满自豪，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辉煌成就而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