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体性”精神与“艺术伦理”的自觉承担

这里先谈前一方面。曾经有人做过统计，与小说评论家不同，当代中国的诗歌评论家，大部分都有过写诗的经历，或者本身就是诗人。这里并不是说诗人不能从事批评或写诗对于批评有妨碍，也不是否认诗人批评家常常对于诗歌有着职业批评家时常难以达到的细微的体悟和把握。然而问题在于，诗人评论家经常是凭着来去飘忽的灵感和偶然的兴致来投入理论与批评工作的，这种投入的热情在当时不可谓不高，但是其理论观念很容易走极端，其视野与价值判断的标准肯定也就很受局限，难以理论家的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批评的事业心来对其作过多要求。甚至一些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在表面上的思想石化和江郎才尽背后，这其中的缘故也恐怕是其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过于固执于自己的趣味和观念，便不愿意也不可能做到以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以对于诗人诗坛负责的态度，不断拓展、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接受新生的艺术观念。而今天一些更年轻的批评家在其惊世骇俗、声嘶力竭的观念和口号背后，恐怕总难逃哗众取宠的动机——这当然又属于另外一种情形。吴思敬不是诗人，透过吴思敬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与辉煌的学术成果，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吴思敬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无上虔诚的主体性精神，对于学术良知的自觉秉承和对于诗坛的道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自觉承担。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吴思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心路历程所铸就的人格构成的整体基调这一共同因素，但是，当这一道义精神与诗歌批评这一在当今社会中比写诗更加寂寞、加倍寂寞的事业结合起来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令人肃然的精神高度。此其一。

正因为以这样的精神高度投入学术与事业，只要时机成熟，迟早会有学术奇观的出现，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同年（指1978年——引者）12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我在北京朝内大街路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围墙上读到了油印的文学刊物《今天》，首次接触到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人”的舒婷、北岛、芒克等人的诗作，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我的固有的文艺观受到强烈冲击。此后，我结识了青年诗人一平、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等。特别是一平、江河在那段时间同我来往最多。尽管我属于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是“老三届”，但是我与他们的年龄相差也不过七八岁，即使有“代沟”，也还较易沟通。应当说，同这些青年诗人的交往，对他们生存状态、思想状态与创作状态的感性了解，是我在后来的“朦胧诗”论争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青年诗人一边的重要原因。

在当年的“崛起”派的主要批评家中，吴思敬是较为年轻的（除徐敬亚以外），从年龄构成上说也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这一派批评家的年龄底线。因而以下所讲的，也就不只限于吴思敬一人而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愿意用一种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崛起”派批评家与“朦胧诗人”群落之间由于“代沟”所造成的人格构成的差异。在那种特殊的年月里，七八岁的年龄差异不算大也不算小。“朦胧诗人”在当时主要是以一种叛逆者、反抗者的身份出现，而“崛起”派的批评家虽然有肩负起传统观念的闸门的重任，但总体上还是现存秩序的主体。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双方的社会地位、身份职业、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但是总的来说，“朦胧诗人”是凭借一种看似离经叛道的美学原则，要求、呼吁一种只能算是基本的道义精神、人道主义——他们本来可以专心诗艺对此不闻不问，而“崛起”派的批评家则主要是凭借一种（虽然是对于艺术的）道义精神的支撑，维护了一种并不算新奇的美学原则的合法地位——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封闭隔绝的状态，以他们的学识修养不会不明白这新诗潮实在也新潮不到哪里去：这二者构成了一种奇迹般的错位与互补关系，没有这层关系，恐怕就不会有“朦胧诗”的“崛起”的造山运动和美学奇观。在这里揭示出这层关系本身就意味着，这其中当然包含了非学术的成分在内，但这非学术成分的加入，与其说是历史所给予的局限，倒不如说是历史所给予的机缘和动因。正是附着与凭依这种“不纯粹”的成分，当这种错位互补关系的螺旋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时，“崛起”派的批评家由道义的主体走向历史的主体，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他们，又恰恰不再是艺术道德家而是以诗歌批评家的身份确立与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的，或者说，是以诗歌批评家的主体身份承担与张扬了艺术道义与艺术伦理——历史进程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而这时一个真正广阔的艺术实验空间才被打开。从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发展的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朦胧诗”和“崛起”论批评，主要不是从美学上确立了一个可供继承与借鉴的源头，而主要是从艺术伦理学的意义上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动力性的起点，一种美学叛逆的伦理原型。当“朦胧诗”被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全面接受并被经典化的时候，在当代诗歌的艺术实验空间内，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早已成为抗拒与超越的对象；同时，作为“文化英雄”的“朦胧诗人”群体，其由地下到国外、以地理的流亡来完成心灵的归依的活动轨迹，也可以表明“朦胧诗”的“崛起”远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直线性的艺术进化运动，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场域有着复杂的错综纠葛关系，同样也对于后者有着广泛深远的震动与影响。于是，当代中国诗坛有了谢冕、有了孙绍振、有了吴思敬……这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幸运，而“崛起”派的批评“……不仅负载了沉重的历史内涵，还闪烁着诗论家人格的光辉”，这种内化了道义原则的人格主体精神，反过来强有力地撑开了辽阔的历史天空。此其二。

如前面所说，主体性精神在吴思敬身上既然表现为一种对于批评道义良知的自觉秉承，那么自然地，这种主体性精神同样也反映在以下事实上：吴思敬不只是坐而论道的纯粹理论家，他同时也是一位实践家，是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的参与者。大凡诗歌界的人士大概没有不知道《诗探索》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全国唯一的新诗理论刊物，它一直以其纯正的学术品位、厚重的学术含量和整肃的编辑风格，为诗歌圈子内外交口称赞，但这其中倾注了作为执行主编的吴思敬的多少心血，恐怕连他本人也无法统计。此外，多年来，吴思敬组织和主持了一系列的诗歌理论方面的学术会议和诗人诗作的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诗歌研究工作的展开，活跃了诗坛气氛，帮助了诗人创作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依托“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此项工作得以更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吴思敬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校内校外的诗歌研究人员和学者，使得首都师范大学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的重镇……仅仅挂一漏万地举出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吴思敬知行合一，为了诗歌不遗余力，他对于当代诗坛的贡献是任何人都难以代替的。少见吴思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在这里很想说，吴思敬是当今诗坛的儒者。缺少这样的认识，对于吴思敬只是就学术论学术、就理论谈理论，恐怕未必能真正理解贯穿于其学术思想中的真精神、真气度与真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