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奂份），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后迁居湖南。叶德辉一生历经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以及民国初期，参与或见证了近现代史上许多大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叶德辉在政治上以“顽固守旧”著称于世。戊戌变法时期，他以“扶世翼教”为己任，对康有为的公羊学说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驳，由此名动天下，成为晚清“翼教派”之领袖。袁世凯酝酿复辟帝制时期，叶德辉曾任筹安会湖南分会会长，并积极响应袁世凯政府有关尊孔读经的号召，成立湖南经学会。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高涨，叶德辉不满于时事，戏作对联，极尽讽刺之能事，最终作为湘省著名的土豪劣绅而遭到镇压。

这段文字转录自张晶萍著《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之开篇。之所以原文照抄，是因为今人所有的关于叶德辉生平及评价均大同小异。如果是20世纪中后期出版的文献，还会有保守反动、敌视进步、劣迹昭彰、与革命人民为敌、罪有应得等政治评语。

其实这些评介远不如叶德辉自己在年届六十时所写的文字来得生动传神：

天子不得臣，国人皆欲杀，海内诵其著述，遐荒识其姓名。

叶德辉这番夫子自道式的表白，不仅仅是出于自负与狂悖，也确有其值得炫耀的学术资本。

在叶德辉的时代，亦即民国初年，世称“旧学”代表人物的有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和叶德辉四人。但细论起来，叶德辉的学问和影响，不仅和其他三人相比要有差距，也略逊于与其同时代的先辈同乡王先谦。叶氏的优长，在于其作为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出版家的卓越成就，可谓一时无人出其右。在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上，叶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几代图书馆学人都曾受惠其学术成果。

叶德辉在藏书和目录学方面的著述主要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藏书十约》、《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书林清话》。该书写于清末，刊行于民初（1920），用传统的笔记式文体介绍了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知识。由于该书是作者在其丰富藏书的基础上写就的，故广征博引，翔实有据，见地深刻，妙笔生花。以笔者涉猎所及，迄今为止各种关于书史著述虽多，但仍无有逾越此门墙者。叶氏本欲在此基础上，援引史书中《货殖列传》之例，写一本《书林传》，惜未成书，令人扼腕。

著名学者、藏书家、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缪荃孙曾这样评价《书林清话》：

焕彬（叶德辉）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

此言出自权威学者，也是学术界的公论，向无异议。叶氏之学术贡献，非止《书林清话》一端，在旧学研究上的其他成就，后人亦多做积极评价，且鲜有争议。

有争议的是叶德辉的为人。“文如其人”之说，与叶氏的治学文章似无关，只适用他那些嬉笑怒骂的文辞。叶氏自己所言的“谤满天下”、“国人皆欲杀”等语，并非都是自嘲虚张之词。时人多持“其人实无可取”之评，就是对叶氏之学术成就多有夸赞的章太炎也感叹：“如此好学问，甘作谯周，何欤？”“终以读书种子为可惜。”至于来自各方的诋毁谩骂之词，如不庄、惯痞、湘潭大痞叶麻、为富不仁、土豪劣绅等，就数不胜数了。

叶德辉毫无疑问属于旧式保守派人物。叶氏自号“郋园”，其书斋号“观古堂”，就是其笃守儒学的注脚。“郋”（xí）是春秋时儒学发源之地汝南召陵里，又是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的故里。而“观古”则取自《大戴礼记》“以观于古”之义。清光绪十八年（1892），叶德辉考中进士，被授吏部主事之职。但两年后却辞官归里，自此不再出仕，以经商为生，以学术为志业，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情怀。为治学业，甚至不惜弃官，这在当时是特立独行之举，即所自谓的“天子不得臣”。而时事巨变，叶德辉成了前朝的“文化遗民”，于是守望传统文化就成为他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包括著述和刻书，也都是为了笃守传统旧学这一目标。

叶德辉的人生观、文化观、学术观，本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是错在叶氏生在一个以革命为风尚的年代，错在叶氏不合时宜的言行。叶德辉生性狂狷，一派名士作风，目中无人，孤傲自矜，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结果就如他自己所喟叹的：“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这里且不管叶氏一生林林总总的“是非多”，仅看看他在“九死关头”的几番遭遇。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推行改制最为激进的省份。叶德辉时年三十余岁，挂印归乡，志得气盛，挺身而出，成了反对改革的“旧派”领袖，也由此被推到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叶氏影响颇大的“翼教”之说就是此时出笼的。身为臣子的叶德辉，当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皇帝变法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的新政，只是把矛头指向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梁启超的时务学堂，即所谓“扶世翼教”，却依然险遭不测。据叶氏称，当时康、梁曾请旨（叶氏的说法是“矫旨”）杀叶德辉和王先谦，只因旨下仅仅两天变法就失败了，叶才侥幸保住性命。

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光复，叶德辉因其前清余孽的恶名，再次陷入危险之中，不得已逃出长沙，避乱山中。此时身为革命元勋的章太炎却出面帮助了他，及时致电湖南革命军：“湖南不可杀叶德辉。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叶氏由此将章太炎引为知己。

乱后返回长沙，已是民国天下，叶德辉万念俱灰，一度曾想剃度为僧。但不久却又故态重萌，卷入了轰动一时的“坡子街事件”。民国元年（1912）10月，革命元勋黄兴返乡到长沙，受到故乡人民热烈欢迎。湖南政府为表达敬意，提出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这下触到了叶德辉这个“前朝未死人”的痛处，因为他的住宅和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令他无法容忍。尽管黄兴很快就致函婉拒，两处地名也恢复了原称，但叶德辉依然不依不饶。次年5月，他写了《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到处散发，文中嬉笑怒骂，将黄兴比作“妇人女子”、“鸡公鸭婆”，极尽攻讦。新政府震怒之下，借故将叶氏抓捕，后由地方商人保出，叶氏不得已逃往武汉，后到上海。

叶德辉在上海客居了半年，于1913年下半年回到长沙。由于秉性难移，其讥评时政，又卷入了与湖南新都督汤芗铭的冲突，再次有性命之忧。汤氏性情暴虐，滥杀无辜，素有“汤屠夫”之名，还随意更改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叶德辉见此，挺身而出，为民申冤，写信给杨度，要其转呈给总统袁世凯。不料《亚细亚报》报馆见到此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刊发。汤芗铭见文大恨，遂起杀心，将叶德辉抓捕。幸亏朋友们相助，紧急陈情到北京，黎元洪、徐世昌、徐树铮、叶公绰、李燮等北洋政府大员和各界名流纷纷致电湖南相救，就连当年欲杀叶德辉的梁启超、熊希龄也出面声援，叶德辉才再次逃过了一劫。

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南中国，北伐军攻占湖南，被叶德辉等辈斥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次叶德辉在劫难逃了。4月10日，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捉拿。第二天，即4月11日，距国共分裂的标志事件四一二政变仅有一天，叶德辉经“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公审，判处死刑，当天下午执行。据其子叶尚农事后在叶德辉的日本弟子所办的《辽东诗坛》上所述：“（叶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是遭惨死。”

至于叶德辉为什么会被镇压，世传有两个原因。

一是说叶德辉为农民协会戏作了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豚，都是畜牲。横批是：斌尖卡傀。上下联首字是“农会”，把农会骂作杂种、畜牲。横批四字的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文字可算尖刻恶毒，极尽辱骂之能事。这副对联将“叶德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也让叶氏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成了他被抓的导火索。

二是说叶德辉曾欺辱一乡村少女，后来此女参加了革命，将其劣迹告到了省党部，于是要处死叶德辉，讨回公道。这一喜儿式的故事似无实据，但叶氏好色却是不争的事实。叶氏曾纳妾六房，经常到长沙的青楼妓馆寻欢，还喜好男色。即使在当时多妻制的文化下，叶氏的这种行径也属“不端”、“私德不淑”。叶氏还刊刻了《双梅影暗丛书》，收录了多种讲“房中术”的“淫书”，曾惹得非议四起。一向厚道的周作人谈到叶氏被杀一事时说：袁世凯称帝时，叶德辉为其选秀女，征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送进宫，却自己“先都用过了”；后来秀女中有人成了农会干部，叶氏自然不免一死。可见时人是确信这一说法的。

现在有研究者认为，以上二说俱属奇谈，并无确证。理由是当年叶德辉不是像有些“土豪劣绅”那样被农会处死的，而是经“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后明正典刑。法庭列出的五点罪证是：（1）戊戌政变时残杀革命人士，为内幕主张之人；（2）充当（湖南）筹安会会长，促袁世凯称帝；（3）主张赵恒惕接受北京政府任命；（4）发表封建文字，做反动宣传；（5）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这些罪状均与传说中的写对联和欺辱妇女无关。

这五大罪状，都是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旧账和似是而非的政治帽子，似义正词严，多查无实据；即使是件件确凿属实，也罪不至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盛行一时并压倒一切的革命暴力。倒是当时身为湖南农民运动领袖又兼任特别法庭审判委员的易礼容说到了点子上：

一般土豪劣绅，他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现在农民已处罚的土豪劣绅，哪个是冤枉的？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客吃饭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啊！

此言极好地诠释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一著名的警句：“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照这样的逻辑，叶德辉不死，倒是天理难容了。

虽然当时杀掉“土豪劣绅”是常见的事，但由于叶德辉的学术成就和名气，他的死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惋惜者有之，如章太炎、黄兆枚和叶氏的日本弟子；更多的是称“好得很”，说叶氏是找死，自取之道，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在这一片杀声之下，一个多月后，大学者王国维决意“一死免辱”，在颐和园投水自尽，遗言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时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叶氏早年的论敌梁启超，都认为王国维的死与叶德辉等绅士名流被杀而引起的内心绝望有关。

几年后的1931年，胡适用一首白话小诗表达了他对叶德辉这桩公案的看法：

郋园老人不怕死，

枪口指胸算什么！

生平谈命三十年，

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

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誓要杀康梁，

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

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来是与非，

一样杀人来翼教。

胡适的说法有误。虽然湖南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但处死叶氏的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及特别法庭，因此严格讲应该是国民党当局杀了叶德辉。说叶德辉当年要杀康梁，似也不符合史实。但此诗以调侃的语调，对只因思想观点和言论的对立就要你杀我、我又杀你的情景，表达了痛惜和批判，其内涵是严肃深刻而非谐谑的。

这个道理，还是鲁迅说得透彻些：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鲁迅此言写于叶德辉被杀的那一年（1927）的年底，这一年有太多血写的例证可以作为此言的注脚。4月28日，距叶德辉之死仅仅十多天，同是著名学者也同是中国图书馆史上重要人物的李大钊在北京被绞死。5月21日，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湖南由此从红色恐怖变成了白色恐怖。许克祥发动事变的借口之一便是“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被处决。

在多年之后的1968年，毛泽东也曾对叶德辉之死表达了看法。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也是叶氏湖南湘潭同乡的龚育之，记述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杀叶德辉一事的。……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由此可见，毛泽东确实反对杀叶德辉，而且这个意见并不是随意谈的，是在正式场合的讲话，当时还曾在一定范围传达。“最高指示”尚且如此，看来，叶德辉真的是枉死了。

行文至此，其言已尽，其意已明，本文对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所下的结论就显得有蛇足之嫌了：其学也可嘉，其人也有瑕，其罪也不至死。

（本文原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