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公器——论公共图书馆精神

引言

公器，其典出自《庄子·天运》：“名，公器也。”西晋郭象《庄子注》曰：“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后人因之将名位、爵禄、法律、学术等称为“天下之公器”，如《旧唐书·张九龄传》：“官爵者，天下之公器”；《资治通鉴》卷一四：“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梁启超《欧游心踪录》:“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公器”一词遂为全社会共有、共用名物之概称。

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当为典型之天下公器或社会公器。以“天下之公器”来形容、描述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之精髓，虽未必全面精当，亦不失其要矣。

一 公共图书馆及其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图书馆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可以说，自人类文明肇始之日起，就有了各种形态的图书馆，并产生了有关图书馆的观念、学问和技术。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却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

西方世界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希腊、罗马，“图书馆”一词也至少出现了两千多年。在西方语言中图书馆主要有两种说法：Library和Bibliotheca。Library源自拉丁语Liber，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材料。Bibliotheca源自希腊语Biblos，意为书籍，由古代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的希腊语读音而来，目前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拼法上有些小差别。

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图书馆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图书馆是有重大差异的，其中公共图书馆及其理念的出现是重大的分野和标志。

19世纪中叶在欧洲和美国先后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萌生了新的图书馆理念。此前，所有的图书馆，包括一些冠之以公共图书馆名义的图书馆，都有特定的服务对象，或是皇家成员、达官贵胄，或是神职人员、学院师生，而非社会所有成员。新型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实际上是社会民主、民权至上、民生保障、社会平等、信息公正等现代社会人文精神成熟的结果。

很多学者将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的创建视为现代公共图书馆产生的标志。其实在此前后欧洲出现了很多有关的学术论述和大型的公共图书馆，但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以非常清晰明了的表述阐明了公共图书馆理念的精髓：“依据政府立法建立，公费支持，免费服务，以及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西方众多公共图书馆产生并走向成熟的一个代表，也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形成的集中体现。

此后在多数欧美国家，公共图书馆迅猛发展，逐渐变为数量最多、藏书最丰富、服务面最广、影响最广泛的图书馆类型，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图书馆事业的主流和支柱。关于现代图书馆的原则、观念和理论，也大多是由公共图书馆而发、针对公共图书馆而行的。这些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和国际图联多次发布的纲领文件中，也体现在图书馆学者的研究著述里，更大量地体现在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的具体实践当中。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具备了相当规模的图书馆。两汉至明清，各类藏书机构蔚为大观，绵延不绝，有关文献收藏、组织、整理的理论和方法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中国现代的图书馆则完全是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传入后的产物，与中国传统藏书机构不存在因袭关系。我曾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图书馆西来说”。

中文“图书馆”一词源自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リー）”，最初是1896年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出现的。我揣想，我国历代藏书机构名称很多，其中多有精彩之笔，就是当时（19世纪末期）也盛行藏书楼、书籍馆、藏书院等多种说法，但这些先贤们为什么会选择“图书馆”这一外来语呢？显然，先贤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提倡和创建的图书馆是“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而不是“中华古已有之”的。

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是绍兴徐树兰创办于1900年、建成于1903年的古越藏书楼。随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浙江藏书楼、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等二十多所省级公共图书馆相继建立。以1908年清政府《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颁布为标志，我国初步完成了近现代图书馆的创建任务。但限于当时及而后的种种历史局限，我国图书馆多年来着重于学习西方图书馆本身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共图书馆的实质、原则和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缺憾。

二 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的主要内涵

从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过程不难看出：开放、平等、免费、政府创建、公费支持，一个图书馆如果具备了这些特征，就可以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了。当然，这样的描述只是简单、粗略的勾画，还远不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全部内涵。

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图书馆事业进入了正常、成熟的发展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49年起，多次发布《公共图书馆宣言》，对世界范围的公共图书馆做出了精辟、权威、一以贯之的阐述，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终身教育过程中，民主信念的实证。……作为一个民有民享的民主机构，公共图书馆必须是依法设立及运作，必须全部或大部分由公费支持，对其所在民众，应不分职业、信仰、阶层或种族，一视同仁，给予同等的免费服务。（1949年）

公共图书馆，作为人们寻求知识的重要渠道，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馆藏资料和图书馆服务不应受到任何意识形态、政治或宗教审查制度的影响，也不应屈服于商业压力。（1994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研究者明确提出：“从社会的角度看，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只是一种社会机构，而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机构，还是一种社会制度。”这就是说，在文献采编、藏书组织和服务方式等图书馆业务方面，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等没有大的差别，但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使每一社会成员具备了自由、平等、免费地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权利，代表了知识信息的公平分配，从而维护了社会的民主和公正。这一观念正在逐渐成为国内图书馆界的共识。

自世界步入信息时代后，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数字鸿沟”的问题。所谓“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获取和利用上的不公，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障碍。而沿袭百年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如信息开放、无差别服务、免费服务等，正是维护社会公正、消除“数字鸿沟”的最好方式和途径。因此我们今天探讨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题，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公共图书馆的历史使命一脉相承。

为什么国内外很多政府和有识之士都反复强调消除“数字鸿沟”，而不是消除住房鸿沟、工资鸿沟或财富鸿沟？不外有三个原因：首先，信息的公平获取和占有是社会成员公平发展的起点和前提；其次，信息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不会因为某些成员的拥有而剥夺其他人的权益；再次，信息资源的共享是可行的，其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像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只能采取“剥夺者被剥夺”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正是公共图书馆架起了消除“数字鸿沟”、实现信息公正的津梁。

三 公共图书馆精神在国内的缺失和复兴

如前所述，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本质上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当时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先辈们更注重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引进的多是有关图书馆的方法和技术，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和社会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中，这些来自西方的图书馆观念自然成为禁区。改革开放为我国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致使经营创收、以文养文、文化产业等种种异端一时占据主流。因此，我国公共图书馆先天不足、后天压抑、畸形发展、精神缺位，是不争的事实。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缺失在本质上是人文精神的缺位。图书馆学技术化、方法化，已然成为业界和教学、研究机构的风气，甚至很多著名大学已经将本专业“改革”为信息、资讯，还有的干脆和IT专业合成一个学院。学图书馆就是学电脑、干图书馆就是玩IT，已经成了社会人士乃至本专业人员的通行看法。公共图书馆缺失了人文精神，就如同人没有了灵魂，致使现在的许多图书馆较之一百年前还有大幅度的倒退，令人扼腕叹息。我在多年前就曾呼吁，图书馆是社会和人文的产物，而不是技术产业或经济机构，却鲜有回应。

在精神缺位的情况下，种种弊端层出不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有偿服务和不平等对待读者。日前发生的几宗由公共图书馆收费引发的公众事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其根源不在哪个具体的图书馆，而是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上积怨太多、积弊太深，以致负面影响太大，多年成见经此一触而爆发。

收费在图书馆并不是绝对禁止的，国外很多图书馆也有收费的服务项目。但是将收费与图书馆“创收”挂钩，与图书馆员的奖金、待遇甚至工资相联系，则是鲜明的“中国特色”。许多馆员要靠“创收”养活自己，许多馆长要靠“造血”养活员工乃至支撑整个图书馆的运作。这样的图书馆不仅失去了精神和灵魂，也由此失去了在社会存在、获取社会支持的基本理由。

与收费这种赤裸裸的索取相比，拒绝平等服务就有着更为冠冕堂皇的借口：“控制借阅”是为了保护文献遗产，拒绝“三无人员”进馆是为了社会治安，高等级图书馆不接待普通读者是“服务层次不同”，“区别服务”是为保障副处、副高以上的“重点读者”，而“为领导服务”则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推敲起来，没有一条理由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出现这些令人痛心的局面，各级政府要承担首要的责任。政府投资不到位，出台错误的政策导向，甚至明确要求增强图书馆的“造血机能”，实现“以文养文”等，是其根本的原因。很多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在代政府受过，借此揩油肥私的图书馆是极少数。

应该说，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是清楚、明确和一以贯之的。近年来关于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和中央权威媒体报道都明确提出：图书馆属国家兴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其使命是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对图书馆这样的公益文化事业，其方针是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国家扶持方式，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同属文化体制改革范畴的艺术院团、影剧院、出版单位等准公益性和营业性机构相比，图书馆享有国家全额扶持的政策。现在大量存在的政策导向偏差、政府投入不足等问题，实质上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是各地政府和各系统主管部门对中央颁布的政策方针理解不清、贯彻落实不到位造成的。

可喜的是，近年来图书馆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撰写文章，大声疾呼公共图书馆精神；一些图书馆身体力行，冲破阻力，抵制不正之风；有的政府主管部门开始改变观念，各项扶持措施逐步到位。湖南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杂志曾专门兴办了《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论坛》的专栏，就公共图书馆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业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些言论和实践尽管目前还不够多，但代表了图书馆发展的趋势，标志着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精神正在开始复兴。遗憾的是，这些先进的理论和实践还没有蔚成风气，尤其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界自身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形成主流意识和普遍做法。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回归和复兴，任重而道远。

四 深圳图书馆的实践

坦率地讲，上文谈及的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在深圳图书馆和深圳市图书馆界都曾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为兴利除弊，重振图书馆精神，近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并由此产生了一些体会和收获。

自2000年起，我们开始积极探索为全体市民提供更为优质、便捷的服务新模式，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图书馆之城”的理念。“图书馆之城”的含义，就是把整个深圳市建设成没有边界的图书馆网络，让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星罗棋布，遍布全城，服务全民。这里既包括已有的，也有新建的；既有公共图书馆，也囊括了其他图书情报机构。同时结合文化部共享工程的要求，着力建设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打造全市数字资源平台。我们还明确提出了新的理念和原则，包括社区化、人性化，普遍服务、平等服务，实现全民阅读，特别是弱势群体阅读参与等。不难看出，所谓“图书馆之城”在内容上并不都是全新的东西，理念上也不都是我们的独创，很多是我们以及全国同行多年来都在讲、都在做的事情。但由于提出了“图书馆之城”的概念，就把许多以往杂乱无序的事务统一在这一大旗下，明确了目标，理论上提高了层次，实践上有了可操作性。经过努力，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两城一都”（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的目标，以其作为“文化立市”的重要内容。

作为“图书馆之城”的龙头和中心，深图（市馆）的改革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深图建馆之初就明确打出了全面开放的旗帜，在全国是开先河者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也曾设置过种种条件限制读者，如户籍人口才能办证、港台阅览室普通读者不得入内等。我们大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免证进馆、敞开办理借书证、向所有人开放所有阅览室（部分上级明确规定不许流通的境外书刊存入二线单独控制）。在多年的执行过程中也曾遇到过许多矛盾和问题，但我们都坚持了下来。我作为馆长在媒体上公开宣称：“深图向所有读者敞开大门，免费提供服务。无论你的身份、地位如何，有没有工作、户口、住房，衣着是否鲜亮，囊中是否羞涩，既然来到图书馆，就是渴求知识，拥抱文明，都会受到一视同仁的热情接待。”

最为困难的还是消除“有偿服务”的弊端。由于“以文养文”等政策导向的原因，多年来深图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集团，其中服务收费占了一定比重。各部门创收与职工奖金挂钩，多挣多得，牵涉众多，积重难返。我们首先对有偿服务项目进行了整顿，铲除未经批准的乱收费，由于创收不足造成的奖金减少的部门由全馆统一补贴。2005年初，深圳实行由市财政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发放统一津贴及“收支两条线”政策，借此良机，我们全面清理了所有的有偿服务项目，部分需要保留的也统一上缴财政，不再和职工奖金福利挂钩。

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探索和实践永无止境。“天下之公器”其重如鼎，执掌公器者其责如山。愿与业界同人共勉。

（本文原载于《深图通讯》2006年第2期。文中所列各种例证和数字均为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