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的起源

一 抽象符号：文献产生的标志

在古代，图与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图画与书籍，总称为“图书”是很晚近的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主要是作为知识载体，具有交流思想、供人阅读、传播久远的含义。

但是在探讨图书起源的时候，却无法沿用这样的图书概念。在鸿蒙初开的远古年代里，在那些跨在文明门槛上的先民们的眼中，书籍、图画、档案、文书、信函、诏盟等，统统都是“书”，是一个无法区别的整体。有些概念的区分，如图书与档案，乃是文字记录产生之后很久的事情了。实际上，我们也无法将远古时代的图书与其他知识载体区分清楚。

如是，我们只能借用一下“文献”的概念。文献者何？最具有权威性的定义有二：“文献是记录一切人类知识信息的载体”，“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可知，文献概念的外延十分宽泛，足以囊括各种类型的古代图书。

然而，如此表述的文献概念，是泛指现代社会中种类繁多的知识载体的，若用于古代图书，尤其是萌芽状态的远古图书，仍会有许多不够贴切之处。“记录一切人类知识信息的载体”，固然可以是一篇书稿，但也可以是一幅岩画、一件彩陶，甚至是一处墓葬。这样一来，一切文物和人类遗存岂不是都成了图书文献？显然，还需要有一个限定的界标。

那么，能否把文字记录的出现作为图书文献产生的标志呢？事实上很多书史研究者都是这样做的。有人还由此做出推断，将殷商的甲骨文当成最早的中国书。这种论断至少有两点是欠妥的：一是与古代文献的实际情况不符，有许多相当成熟的早期图书，都不是文字记录的产物，如著名的《河图》、《洛书》和早期的《周易》；二是与当今图书文献的概念不合，既然图画、照片、音频视频、多媒体数据库都属于图书文献的范畴，又有何道理把古代图书仅仅局限在文字记录的框框之中呢？文字记录是图书文献的主体，但绝不是全貌，更不是起源。

文献产生的明确标志只有一个，这就是“抽象符号”的出现。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在他的名著《人论》当中，提出了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他指出人的本质就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人能够发明、运用各种符号，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文化的世界。符号的功能，就在于它是把人与文化联结起来的中介物。卡西尔认为：

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词。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卡西尔关于人的定义正确与否，我们且放下不论。但是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上，在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上，卡西尔确实抓住了本质的东西。人类正是掌握了“抽象符号”这个武器，才得以叩响文明世界的大门，缓慢而又坚定地拉开了人类文化的序幕。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是在创造和使用抽象符号的过程中，才走上通向文化之路的。抽象符号既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标志，也必然就是人类文化的宠儿——图书文献产生的标志。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给本文中所提到的图书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利用抽象符号记录知识信息的文献。

二 殊途同归：图书的形成

中国图书的形成是多源的。

最主要和最古老的来源可能是绘有图画的各种载体。图画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后世的最早、最原始的知识信息。现在国内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始绘画有两件，即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图（图1）和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图2）。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还有各类岩画出现，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岩画是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图3）。此外，大量的图画还保留在出土的原始社会的各种陶器上，主要是装饰性的几何图案（图4）。但总的看来，这些图画都是人、物和自然现象的写实作品或几何图形，一般还不具备抽象的符号意义。

图画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有的便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演变成具有抽象或象征意义的图案。比较典型的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图形符号图（图5）。这些符号是否为早期的象形文字，即“陶文”，文字学家们还有争论。但无论如何，它们无疑已经是真正的抽象符号了。大汶口文化共发现有六个符号，四个在营县发现，一个在诸域县发现，另一个却在宁阳县的墓葬里。如果不是具备普遍概括性和抽象意义的符号，就不会在相去数百里的三个遗址中分布，并有如同出自一人之手的规范和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把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看作是早期的雏形图书。

图腾也是一种由图画衍生出来的抽象符号。尽管这些符号本是对具体事物的一种描绘，但它们一旦成为某一部族的徽纪，就有了普遍的抽象意义。目前发现最早的图腾是仰韶文化中的半坡人面鱼纹图（图6）。这些鱼纹出现于不同的彩陶，图形虽有小异，但明显地是在象征着同一个含义。很可能半坡氏族是以鱼为图腾的，人面与鱼纹结合表示人与鱼共生了这一氏族。近来还有学者认为半坡鱼纹具有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是半坡母系氏族公社实行的以鱼为象征的女性生殖器崇拜。虽然结论不同，但并不影响这些图形作为抽象符号的意义。

图书的另一个来源是载有刻划符号的知识记录。这是一个与图形符号不同的符号系统。最早的刻划符号见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图7）。其中半坡发现有刻划符号的陶器一百一十多件，符号二十多种。姜寨发现得更多，约一百三十件，有的刻划符号与半坡相似，有的更为复杂。这些刻符与文字的关系如何，虽然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它们无疑也是抽象符号。有人还曾对半坡符号的意义作了释读：“五作×，七作+，十作|，二十作‖，示作，玉作丯，矛作↑，草作……”。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和图腾，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雏形图书，迄今已有六千年之久了。

我们的祖先还把自然界的某些痕迹创造成符号，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记录。这可能是图书的第三个来源。传说仓颉造字，就是受“鸟兽蹄远之迹”的启发，伏羲氏设八卦，其依据乃是“龟纹之象”。所谓“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隋书·经籍志》），“夫龟文成象，肇八卦于伏羲；鸟迹分形，创六书于仓颉”（《旧唐书·经籍志》），指的就是这种符号记录的形成过程。中国文字这种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很多就是经由这种途径产生的。如“”，显然是人足的痕迹，由此而演变为“止（）”，而双止则为“步”。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结绳也是一种帮助记忆的符号。所谓结绳，就是把绳索打成各种结子，来表示某种意义。许多古代文献都记载了“结绳记事”的传说。尽管古代结绳的实物迄今还没有发现，但这种记事方法屡见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一些原始土著民族。不过，用这种方法很难表达复杂的思想概念，其载体绳索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结绳还称不上是任何意义上的图书。有人认为结绳是文字的起源，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根据。但“结绳”很可能与另一种体系的符号——八卦的起源有关。很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八卦的本源就是结绳记事，八卦中的两个基本符号“—”和“- -”是由结绳符号演化而来的。如李镜池先生说：“如以二绳合结一结子，与阳画‘—’相类，三结等于乾；坎则上下分结，中间合结；离则上下合结，中间分结。余类推。”如果说“龟纹之象”是八卦产生的启示和依据，那么结绳就是八卦表达和推演的方法。四川阿坝地区藏族流传的一种用牛毛绳八根打结进行占卜的风俗，也许就是古占的遗风。从这个意义上讲，结绳也可以说是图书的起源之一，至少是一种对图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记事方法。

结绳经过发展，就形成了书契。《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乐都柳湾马厂类型的墓葬中，曾出土四十片骨质记事工具，边缘刻有大小不等的缺口，可能就是记事的符号（图8）。与结绳相比，书契显然是记事方法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对图书的形成也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刻在骨、木、竹片上的符号，经过长期演化，就形成了更为抽象和复杂的文字符号。当这种符号难以用简单的刻划来表达时，便出现了墨写的竹木简，当一两根竹木简不能达意时，就把多根编缀在一起。这样，就出现了在中国盛行两千余年的简策图书。

如同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是多源的一样，中国图书的形成也是多源的。但百川终入海，殊途而同归，在高度发展的符号——文字产生之后，文字记录就成了图书的主体。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成熟的图书便出现了。

三 三坟五典：成熟的图书

成熟的中国图书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50年，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后期。

黄帝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代表。而这个时代，恰是混沌开辟、人文昭彰、文明的曙光初照中华大地的伟大时代。传说中的许多发明创造，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都创始于黄帝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由此揭开了第一页。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辉煌的时代里还出现了一位文明的骄子——成熟的中国图书。

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人物、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仓颉，就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据《帝王世纪》载：“其史仓颉，又取像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太平御览·帝王都》引）。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史”就是掌书之官，专门从事典籍的研究、写作及保管（《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释史》）。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文字记录。

不仅如此，黄帝时期还设置了一批人数众多的文化官员。《世本》载：“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数而著调历也”（《史记·历书》索隐引）。这些职务都是占卜官和史官，或多或少与图书文献都有些关联。倘若没有相当数量的典籍，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仓颉等人所职掌的又是何种典籍呢？

首先是一批推卦占卜之书，现在所知的至少有四种：《河图》、《洛书》、《连山》、《归藏》。《河图》与《洛书》堪称中国最早的成熟图书，据说是上天授给伏羲、太昊、黄帝等帝王的，并由他们发展为八卦（《易·系辞》）。依据汉人的说法，《连山》出自伏羲之手，《归藏》出于黄帝之手（《文献通考·经籍考》）。后来，《连山》和《归藏》分别成了夏、商之《易》，再加上《周易》，统称为“三易”。《河图》、《洛书》及《周易》得以流传后世，《连山》和《归藏》则早已亡佚了。这些典籍都称得上是成熟的图书了，但它们却不是以文字记录为主的，而是由一连串神秘数字组成的符号体系。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简单地以卜筮之书视之。在这些典籍当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先民们璀璨的思维之花，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次是记载帝王事迹的著作，亦即后世所传“三坟五典”。先秦典籍中有“三皇五帝之书”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记载。实际上，“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文献通考》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三坟五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文字记录形式出现的成熟图书。这部书至少在春秋时期还存在于周王室和各诸侯的官方藏书中，对此《周礼》、《左传》都有明确的记载（《周礼·春宫》，《左传·昭十二》）。由于孔子编《尚书》时仅收了《尧典》，其他各篇便亡佚了。后世虽有《三皇太古书》、《古三坟书》等流传，但都是伪撰。

而现存的《尧典》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可信的。如《尧典》中有“四方四风”的记载，与甲骨文的记载是吻合的。再如，《尧典》中关于“仲春曰中星昂，仲夏曰中星火”的天象记载，经现代天文学家研究，确系公元前2357年，即尧即位初年的天象观测记录。《尧典》既有可信的成分，有关“三坟五典”的记载就不会都是子虚乌有之说。

这个时期出现了成熟的图书，也为近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甲骨文是公认的成熟文字，也是成熟的图书。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甲骨文是商代中后期的文字记录。但是1983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竟意外地发现了甲骨文。经专家研究，这批甲骨文是4500～5000年前的产物，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从字体上看，这批甲骨文的字体很小，笔划繁多，笔锋刚劲、刀法朴拙，字体结构严谨精美。这些特点与殷墟甲骨文基本接近。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认出，但多数目前还无法释读，因此这些文献的内容还是个谜。但是无论如何，黄帝时期的图书毕竟已有了实物的证据。

金文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献形式。据现代学者的考证，许多件一直被认为是商代器物的青铜铭文，实际上是古代五帝时期的产物。在这些金文中，记载了许多四千多年前的人物事迹，包括神农、黄帝、少昊、尧、舜、禹。其中最典型的是“唐虞三丘铭”，此外还有许多古代青铜货币，上面刻载的均是上古时期的五帝金文与唐虞金文。从这些金文中，可以证实并订正很多四千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如果这种论断能够成立的话，则是黄帝时期出现成熟图书的又一个直接证据。

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也提供了一些佐证。唐兰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大汶口陶器上面的图形符号已是很进步的象形文字。山东大汶口地区就是文献上的“少昊之墟”，或曰少昊文化区域。少昊族的英雄是蚩尤，我国历史的第一页就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由于炎黄和解，蚩尤被杀于涿鹿之野。如果少昊族在550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的话，那么黄帝时期出现较高程度的文明并产生成熟的图书，则完全是有可能的了。

四 河图洛书：图书的演变

如果从交流思想、传播知识这个意义上讲，《河图》与《洛书》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部图书。今天的“图书”一词就源于“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通过探讨《河图》、《洛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可以窥见中国图书起源的一些带有普通意义的规律。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图9）。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改进和加工之后的形态，其最原始的面貌现在已经无法尽知了。

关于《河图》、《洛书》的问世，有着许多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最有影响的说法是，上古的伏羲氏受天命而称王，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天赐的图和书，画成了八卦，就是后世各种易书的来源。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指的就是这件事。不过这位接受天赐图书的“圣人”是何许人，在不同的文献中却有着不同的记载。除伏羲外，还有黄帝、太昊、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人应天命受《河图》、《洛书》的记载，所叙述的也是一些大致相同的故事。

神话传说固然不足为凭，但我们只要拨开怪诞不经的迷雾，并结合《河图》、《洛书》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就不难勾勒出这部远古图书产生时的情景：

在五六千年以前，我国的黄河、洛水一带生活着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混沌初开的中华民族先民。他们面对着变幻无穷的自然、高深莫测的宇宙和命运无常的人生，内心充满了恐惧、焦虑和冲动，渴望着找到能解答所有奥秘的钥匙……就在这时，他们之中一位聪明睿智的首领，在黄河或洛水之滨发现了一块纹理清晰规则的龟甲。他惊叹着，思索着，它难道不是天神对本部族的恩赐和殊荣吗？它难道不是暗示着自然和人生奥妙的一种玄机吗？他对龟甲稍做加工，便向氏族成员们宣布发现了天赐的神器，还阐述了其中深刻的哲理。面对着这部神秘而深奥的“图书”以及那位持有“图书”的首领，人们不禁深深折服，顶礼膜拜……

把原始的《河图》、《洛书》说成是龟甲，并不完全是出于想象。从当时的社会形态看，以龟甲作为文献的载体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先圣”们创立八卦，其依据就是天然的龟甲，即所谓“俯龟象而设卦”（《隋书·经籍志》）。

很多有关《河图》、《洛书》的传说都和龟甲有关：

神龟负文而出列子背有数至九（《易传》）。

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字，临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宋书·符瑞志》）。

青龙临坛，衔元甲之图礼于洛，亦如之六龟（《宋书·符瑞志》）。

从《易传》所绘的《古河图》和《古洛书》的图形看，也很像是天然龟甲的纹理（图10）。

另外，龟乃水中之物，传说的《河图》和《洛书》都是自水中而出的，也算是一个佐证。

这就是说，从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为人工创造的抽象符号——数字方阵，于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图书便由此而出现了。这个过程在中国图书的起源中具有典型的意义。

《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就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河图》、《洛书》的光辉，使它们的形象披上了彩环，也给它们的命运投下了阴影。西周、春秋以后，许多学说都穿凿附会于《河图》、《洛书》，使这朵远古文明的思维之花受到了不少歪曲。《周易》自称源于《河图》，并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对《河图》进行了改造，使各卦在河图中均占有一定的方位。汉代的刘歆声称，《尚书·洪范》中提到的“洪范九畴”就是《洛书》，也就是天授的不变之道（《汉书·五行志》）。其实“洪范九畴”是九种伦理纲常，只是与《洛书》上的九个数偶合，实在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两汉以来的谶纬之学，都假以《河图》、《洛书》之名，连篇累牍的《河洛纬秘要》、《河洛谶》、《河图龙文》等谶纬之书，屡屡出笼。后来的方士术士们更是利用《河图》、《洛书》做文章，例如推算阴阳五行的“太乙行九宫法”，就是利用《洛书》上九个自然数排列成的数学幻阵。几千年来，《河图》、《洛书》的庐山真面目越来越模糊了。

《河图》、《洛书》的命运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很多古代典籍都经历了类似的演变。例如“三坟五典”，在上古时期极有可能是确实存在过的，但经后人撰伪假托，至春秋时期多数已不可信，所以治学严谨的孔子编《尚书》时仅收录了《尧典》。而《尧典》在孔子时代应该说是基本可靠的，但又经后人撰伪假托，于今也成了真伪掺杂、不可尽信的半赝品。

五 独树一帜：中国早期图书的形态

在从上古到秦王朝建立的几千年历史中，图书经历了形成、演变、成熟和繁荣的漫长过程。中国图书的产生和发展，滋生于华夏文化的土壤，汲取着中华文明的雨露，有着自己的演进轨迹和鲜明特征，不带有任何外来文化的色彩。中国图书，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以自己独特的风姿，屹立于世界书林，并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图书是“泥版文书”（Clay Tablet），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所谓“泥版文书”，是用柔软的黏土片制成版，形状呈长方形，通常两三英寸宽，三四英寸长，约一英寸厚。写字时使用锥状的笔，锥尖连同锥杆压入泥版。这样写出的笔划不连贯，一端深凹，另一端狭长，人们称之为“楔形文字”。泥版制成后要晾干，重要的泥版还要加火烧烤，制成经久不坏的图书。一部图书通常需要多块泥版才能完成。

与泥版文书并行于世的是纸莎草图书（Papyrus）。和泥版文书相比，纸莎草图书应用的时间更长，区域也更广。纸莎草是一种草本植物，生长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取纸莎草的茎，剥去外皮，切成细长的条，然后横竖相叠在一起，就制成了一张“纸”。若干张这样的纸粘在一起，就成了一条长幅，可用墨水在上面书写。长幅的一端粘在一个圆轴上，以圆轴为中心把纸卷起来，再放入皮革的圆筒内保存。一卷纸莎草纸图书，一般有十多英尺长，七至十英寸宽。

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羊皮纸（Parchment）开始在西方应用。所谓羊皮纸，就是经过处理的绵羊皮或山羊皮。将原皮除毛去脂，并进行鞣化，就制成了白色半透明的薄片。羊皮纸可以像纸莎草纸一样粘成长卷使用，也可以裁开制成折页本。羊皮纸比纸莎草纸更适于书写，而且经久耐用，所以成为西方中世纪的主要图书载体，一直应用到12世纪以后造纸和印刷术逐渐传入欧洲。

泥版、纸莎草和羊皮纸，并称为西方古代图书的三种形态。

而中国的早期图书显然有着与西方图书截然不同的鲜明特色，有些中国图书的形态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墨子曾对先秦图书做过这样的描绘：“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墨子》卷八），此外还应再加上“刻于甲骨”。这样，我们便可以概括出先秦图书的六种基本形态。

[1]陶文。这是中国图书最原始的一种形态，其发源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半坡刻划符号和5500年前的大汶口图形符号。殷、周二代的文字陶器也屡有出土。但这种文字记录主要是一种款识，类似于印章文字，如器物主人的名字、官衔、年代、地点等。在中国图书的历史中，陶器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图书载体。

[2]甲骨文。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图书形态。甲骨文是书写、契刻在兽骨和龟甲上的刻辞。19世纪末期以来，这种文献出土异常丰富，目前发现的已达15万片以上。上有甲骨文字4400余字，其中可以认读的约1700字。这些甲骨文献绝大多数属于商代中后期的官府文献，是研究商代历史社会的重要史料。近年来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和西周时期的甲骨文。

[3]金文。亦称“钟鼎文”，主要是铸或刻在先秦青铜器上的铭文，是中国古代青铜时代文明的光辉记录。商代金文的字数较少；西周金文字数渐多，有的多达500余字，多属于祀典、赐命、征伐、盟约等有关的记录，史料价值很高。据现代学者考证，有些金文可能还属于五帝或唐虞时期的铭辞。

[4]玉石刻辞。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也曾见于古代西方，如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就刻在了石碑上，遍置全国。但中国先秦的玉石文字却更为丰富多彩，应用也更加广泛。除西周石鼓文等大量的石刻外，还有商代的刻字玉符、春秋时期的石简和玉简。较之甲骨和钟鼎，石刻更宜于做图书的载体，不仅可以有更大的文字容量，而且还易于模拓。

[5]简策。在纸张发明之前，简策图书是我国图书的主要形式，也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图书形态。简策图书以削制而成的狭长竹片或木片作为书写材料，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若干竹木片编缀到一起称策（册），多用毛笔墨书。目前考古发掘到最早的简策图书是战国时期的竹简和木牍，但简策在我国的使用却要早得多，至少不会晚于甲骨文和金文。大量的先秦典籍就是以简策为载体才得以流传后世的。

[6]帛书。纺织和练帛远在我国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至殷、周已十分发达。缣帛用于书写材料，可能与简策同时或稍晚之。先秦典籍中“竹帛”并提之处很多，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先秦帛书的存在，可见帛书与简策是长期并行于世的重要图书形态。一般情况下，缣帛用以书写重要和珍贵的图书，并用来绘画和绘制地图。

这六种形态的图书，秦汉以后多数已不再通行。但它们对后世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对书籍制度的演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甲骨文和金文与后世中国文字的演化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中国雕版印刷中的“行格”，就是简策图书的变形。中国文字自上至下、自右至左的书写传统，也发源于简策时代：一根简一行字形成了直行书写；左手持简、右手写字，形成了由右到左的顺序。中国图书中“篇”、 “册”等制度均来自简策，而“卷”的概念显然来自帛书。石刻图书也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后世曾多次仿效。而对石刻的模拓技术，又是雕版印刷术的一个重要来源。

（本文原载于《大学图书馆学报》1988年第3、4期，收入本书时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