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藏书”始末

与我国古代大学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相适应，我国古代的大学藏书也分为官学藏书和书院藏书两部分。在官学藏书中，又有中央官学藏书和地方官学藏书之分，本文讨论的主要是中央一级的官学藏书。

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很早。据文献记载，在五帝、三代时期，我国便已有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校。“五帝名大学曰成均”（《礼记·文王世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这些记载，与古代文献中关于上古藏书的某些记载基本吻合。

上古渺不足征，但殷商、西周时期的大学，则已为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所充分证实（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这一时期的大学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藏书。《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了当时官学及其藏书的状况：“春诵夏弦，太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这里所说的“上庠”就是古代王室贵族大学的名称，“书在上庠”指的是这种大学对文献的集中收藏，而“典书者”则是这种大学藏书的主管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周时期，这种官学实际上是“官师不分”的，即所谓“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即是学校，居官者即是教师，入学者即是准备入仕的贵族弟子，因此王室和官府的藏书同时也就有着大学藏书的作用。就连“少年知礼”的孔子，求学时也要往观周王室的藏书，并“问礼”于当时主管王室藏书的老子（《史记·孔子世家》）。显然，当时的官府、学校和藏书，本是一个无法区分的整体。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包括殷墟甲骨在内的商王室藏书和由众多史官分藏的周王室藏书，都视为当时中央大学的藏书。

西汉时期，正式建立了太学。与此相适应，西汉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太学藏书。《汉书·艺文志》在记述西汉藏书盛况时说：“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里所说的博士藏书就是太学的专门藏书。东汉时太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太学的藏书也因此而增多。据文献记载，东汉的中央藏书机构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后汉书·儒林传》）。其中“辟雍”便是太学的别称，“鸿都”即“鸿都门学”，也是官办的中央大学，这两处藏书都是为中央官学而设立的专门藏书。汉代太学师生所能利用的藏书并不仅限于此。据载，西汉时博士和博士弟子曾“论五经于石渠阁”（《汉书·儒林传》），东汉时诸博士也曾“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后汉书·安常纪》）。石渠阁和东观都是汉代著名的收藏宫禁秘籍之所。由此可见，虽然汉代已不复官、学一体的局面，但太学的师生们还是有参阅皇室藏书的特权。

东汉熹平年间，为了给太学师生提供一部标准的教学用书，由著名学者蔡邕主持，刻了一部“石经”，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刻立石经的工作历时8年，共刻有儒家经典7部、20余万字，刻写在26块石碑上。石经刻成后，曾轰动一时。这部石经的刻立，无异于为东汉太学添置了一所特殊形态的图书馆，并为后世的太学或国子学开了刻写标准本经书的风气。现在“熹平石经”的残留碑块仍存西安碑林。而后的各朝代，如三国魏、唐、后蜀、北宋、南宋、清等，都曾在太学和国子学刻立石经，使石刻经书成为历代官学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朝文帝年间，设立了国子寺，统辖太学、国子学等中央大学。炀帝时又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从此，国子监就成为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管理机关。而以国子监藏书为主体的中央官学藏书体系，也就最后形成并确立下来，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末京师大学堂及其藏书楼建立时才告终止。

通观隋唐至清末的国子监官学藏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建有专门的藏书楼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专门馆舍。现在能够确知的有元代国子监崇文阁、明代国子监典籍厅、清代国子监御书楼等。

第二，设立掌管藏书的专职官员。这类官员唐代称“典书”，宋代称“国子监书库官”，明代称“典籍厅典籍”，清代称“典籍”。

第三，注重藏书的整理、校勘和研究。由于国子监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是精通图籍的大学问家，有的还是图书和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因此往往十分关注藏书整理。如唐代国子监祭酒孔颖达曾整理校订《五经正义》，被唐王朝规定为全国官学统一教材；唐代另一位国子监祭酒褚无量曾受命领衔整理和著录包括国子监藏书在内的全部中央藏书。现知有关国子监藏书的书目著作也很多，如明代的《国子监书目》、《南雍志·经籍考》，清代的《国子监志·经籍志》、《国子监南学存目》、《国子监南学第二次存书目》等，都是国子监校勘整理藏书的成果。

第四，藏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从现存的一些国子监书目看，国子监的藏书绝大部分是制书（帝王的诏谕和钦定的著作）、经书、正史、类书等，原因在于国子监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正统的儒家学说。除适应科举取士的需要外，国子监还要担负校订经书、制定礼乐等任务。用今天的话说，这种藏书状况是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而形成的。前人曾称国子监藏书为“儒学官书”，看来是名符其实的。

第五，藏书中皇帝赐书占很大比重。史料中关于皇帝赐书国子监的记载颇多，《国子监志·经籍志》甚至把大部分藏书都列在皇帝赐书的名下，可见赐书是国子监的一个重要藏书来源。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把皇帝拨款购书和各地献书等都算在皇帝账上的可能。

第六，藏书中颇多精善之本。国子监本非封建国家最高级别的藏书，但也十分注重精善版本的收藏。据《南雍志·经籍考》记载，宋代国子监的收藏质量就很高，“儒学官书中有宋御书石经本，且多诸家奇书，卷帙以数千计”；元代基本上继承了这些精本，“经兵火后，元人收购，亦略齐备”，明代南监（南京国子监）更以收藏大量宋元雕版而著称。国子监师生以研读儒学经典为主，文字上稍有差误，便会出现经义的歪曲，因此特别注意图书版本的优劣。

第七，注重书版的收藏。书版是雕版印书时的刊印底版。由于历代国子监主要承担官书刊刻使命，所以在中央藏书中，国子监往往是书版的集中收藏之所，其书版的数量和质量均为全国之冠，有的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图书。明代南监还建立了专门的“库楼”，以存放本监和各地送来的书版。

第八，藏书的同时大量刊刻图书。国子监刻书主要是为了出版标准本的正经、正史教学用书，其用意与东汉以来各朝刻立石经是相同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刊刻的图书，便是五代时期由国子监根据“开成石经”刻印的儒家九经。而后各朝代由国子监刊印的图书，人称“监本”，是官刻的主体。五代以来历代刊印的“监本”，均以底本精善和校勘严谨而著称。

1902年，清政府在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中建立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时的统治者是把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当作旧官学藏书的延续而开办的，但它却成了我国历史上近代大学图书馆的开端。

（本文原题为《我国古代的官学藏书》，载《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