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理路、可能突破点和不足之处

一 研究理路

本书从伦理的视角，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气候问题政治博弈中的伦理共识及中国气候伦理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本书由绪论和八章正文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书选题的缘由、该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理路等相关性内容，是本书研究成果的总纲，正文的第一章至第三章阐述了达成伦理共识的基础性理论、第四章至第七章阐述了四个具体的伦理共识，第八章阐述了中国的气候伦理战略。

第一章是“气候问题的政治伦理审视”，为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气候及其变化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科学问题。但是，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气候已经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并且气候问题也已经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环境问题演变成了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当然，气候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国际社会围绕着气候问题的谈判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社会在解决气候问题上缺乏伦理共识。国际社会的气候谈判也只是在抽象地争论减排技术和减排责任的分担问题，而忽视了伦理道义的作用。任何政治的合法性都将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考量其道德合理性。所以，气候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第二章是“气候冲突中的博弈”。在每年的气候大会上，世界各国为了追逐各自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冲突。气候冲突主要体现为南北对立、北北对峙和南南分化三个方面，究其根源体现为经济性根源、主体性根源和哲学性根源。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日益关注，气候冲突也演变成了博弈，国际社会的气候谈判已经演变成了利益的博弈过程。从气候博弈的立场来看，气候博弈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减排问题和资金技术而展开，其背后体现的是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角逐。气候博弈的实质就是政治话语权之争、经济主导权之争和伦理价值取向之争。

第三章是“气候博弈对伦理共识的诉求”。在气候变化的现实危情面前，显然世界各国都不愿看到人类因为气候问题而走向毁灭，博弈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可以说，伦理共识也就蕴含在博弈当中，博弈必然会走向伦理共识。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普世伦理的兴起分别是达成伦理共识的现实依据、利益基础和理论依据，生态思维路径、商谈对话路径、宽容精神路径则是达成伦理共识的基本路径。当然，在气候博弈中所达成的伦理共识是以公平正义、平等对话为基本内容的普遍有效的价值精神，是一种自主认同、“和而不同”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第四章是“伦理共识之一：正义原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义问题是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非正义或缺少正义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气候谈判的“囚徒困境”反映的就是正义的缺失和正义的困境，显示了正义的“落寞”。因此，人类为了避免因为气候问题而走向自我毁灭，对气候正义提出了应当之诉求，国际社会在气候谈判中就首先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伦理共识。当然，从目前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来看，任何单一的正义原则都无法推动气候谈判的深入，必须要有融合各种主流的正义观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就是兼顾各方利益、求同存异的正义原则，是国际社会在各种正义观的交锋中应该达成的伦理共识，在此基础上，实现自然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统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

第五章是“伦理共识之二：责任原则”。气候谈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世界各国分担责任的谈判，气候谈判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就是因为世界各国在责任的分担上存在分歧、缺乏共识。没有责任的担当，就没有气候问题的解决。面对威胁人类生存的气候问题，国际社会需要以责任伦理为指导分担气候责任，达成共识性的责任原则：“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为后代而在”的责任原则和“为他者和自者而在”的责任原则，以共同应对人类之灾难。事实上，在气候谈判中达成伦理共识，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并且世界各国都必须承担起这种责任。如果没有这种最基本的责任，等待人类社会的必将是无尽的灾难，甚至人类的毁灭。

第六章是“伦理共识之三：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由于当前国际社会并不是一个利益取向完全一致的“共同体”，各国利益取向存在差异，从而使得国际社会气候冲突不断，气候合作缓慢。但是，不管合作如何艰难，在威胁全人类生存的气候问题面前，遵循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是人类社会摆脱气候危机的出路之所在。自者与他者由背离走向融合、互惠利他理论、风险社会的来临阐释了气候合作的哲学依据、交往依据和现实依据，表明在这么一个风险社会，气候合作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清楚地得知气候冲突的恶果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而气候合作的善果则是人类“公共福祉”的实现。所以，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应该是人类社会的理性选择。

第七章是“伦理共识之四：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生存权与发展权进行不同的理解，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种权利，导致气候冲突不断。事实上，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人权中的首要内容，是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权利，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都是不可侵犯的。“需要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都对其进行了合理性证明。但是，要真正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统一，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调整国家利益，发达国家应该放弃环境利己主义，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

第八章是“中国气候伦理战略选择”。中国在当前的气候博弈中面临巨大的压力，也面临很多机遇。如何变压力为机遇，就必须在伦理共识的基础上，着眼于气候伦理战略的选择，选择好国际和国内两个伦理战略。在国际上，既要与发达国家加强对话，减少敌意，又要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增强谈判的集体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来自发达国家的挤压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挤；而在国内，既要实现和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化和生态伦理学的本土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又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低碳社会的构建，建设美丽中国。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才能在气候谈判赢得主动，争取到话语权。

二 可能突破点

第一，气候变化事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问题的博弈应该体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学科层面来讲，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等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它关涉人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考量人类的道德良知和伦理道义。因此，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主张涉及复杂而深刻的伦理问题，其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是伦理和道义，气候问题博弈的制度安排，没有伦理价值的考量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因此，通过对气候何以成为问题、气候问题何以是政治问题、气候问题何以是伦理问题的深入研究，表达了正义的呼声，这对生态伦理学理论的丰富是大有裨益的，拓宽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

第二，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危机是不容回避的，人类必须在智慧、开明和勇气中寻找到全球解决的方案，否则就将陷入“吉登斯悖论”。要找到全球解决的方案，就必须首先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共识以保证气候谈判的顺利进行，这也是当前解决气候谈判困境的根本之所在。只有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一定伦理共识的基础上，气候谈判才能取得进展，气候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也才有中国气候伦理战略的正确选择，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涉猎较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为中国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争取话语权提供决策依据和道义辩护，也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的实现。

三 不足之处

第一，联合国气候大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谈判历程，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一课题研究较少，特别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这对资料收集是一个考验。所以，资料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课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研究视野。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课题，需要从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伦理等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这对笔者能否站在跨学科的角度、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研究是一个考验。鉴于笔者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难免出现偏颇。

这些不足之处给本书造成的缺憾，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