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的杂诗”与《十里松原四首》
“回首中原叹路穷，寄身天地太朦胧！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这首诗在描述郭沫若留学时期，更准确地说是在1918年前后的精神心态时，常被人们引用作为资料。该诗为《十里松原四首》之一。
《十里松原四首》源出何处？从没有人提出这一疑问，因为这似乎是一个无须查考的问题。1959年，由郭沫若自己编订的《潮汐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中收录了该篇。这四首旧体诗初见于《创造十年》文中，原来是没有题目的，收入《潮汐集》，作者为之加了该篇题。《郭沫若全集》也以此收录。《创造十年》中这四首诗的个别文字与收入《潮汐集》中的文本略有不同，而《创造十年》在收入《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时，该篇诗句的顺序和文字与初版本亦有不同，这里不做叙述，因为它们只涉及单纯文字的校勘，内容没有变化。让我提出该篇源出何处这一问题的，是郭沫若在另外一篇作品中所写的一组诗：“纪事的杂诗”。同时，这一问题将关系到《十里松原四首》创作时间的判定。
郭沫若早期创作的诗歌，有一些不是单独发表或直接收入诗集，而是散见于他的一些文章和作品中。这一点在对于他的诗歌作品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中，并没有被充分地注意到，但其中包含了许多值得关注，或者需要进一步去做考订工作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又是关于郭沫若生平和创作活动原初的史料。这组“纪事的杂诗”就需要为之做一些这方面的考辨。
“纪事的杂诗”共有六首，见之于郭沫若1924年2月22日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圣者》。小说发表于上海《创造周报》1924年3月2日第42号。为叙述方便计，我以《纪事杂诗》（六首）名之。这六首诗文如下：
博多湾上负儿行，
耳畔风声并海声。
落落深松如鬼物，
失巢稚鸟咽悲鸣。
昂头我向群星笑，
群星应笑我无能。
去国八年前此夕，
犹自凄惶海外身。
海外栖迟又一年，
苍茫往事已如烟。
壶中未满神山药，
赢得妻儿作挂牵。
回首中原叹路穷，
寄身天地太朦胧！
入世无才出未可，
暗中谁见我眶红？
欲上崆峒访广成，
欲上长城吊始皇。
寸心骋逐时空外，
人生到底为谁忙？
一篇秋水一杯茶，
到处随缘是我家。
朔风欲打玻璃破，
吹得炉燃亦可嘉。
也为便于以下的比较分析，这里将《十里松原四首》的文字也抄录如下（根据《创造十年》最初发表时的文字）：
十里松原负稚行，
耳畔松声并海声。
昂头我见天星笑，
天星笑我步难成。
除夕都门去国年，
五年来事等轻烟。
壶中未有神山药，
赢得妻儿作挂牵。
回首中原叹路穷，
寄身天地太朦胧。
入世无才出未可，
暗中谁见我眶红？
一篇秋水一杯茶，
到处随缘是我家。
朔风欲打玻璃破，
吹得炉燃亦可嘉。
对比两组诗文，其间具有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圣者》创作发表在前（《创造十年》作于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9月初版发行），我们暂且以《纪事杂诗》（六首）作为原本，则《十里松原四首》，应是由《纪事杂诗》（六首）整理而成。后一组诗的前两首从前一组诗的前三首诗句删削整理而来；第三、第四两首诗，分别为前一组诗中的第四、第六两首诗。（《创造十年》在收入《沫若文集》时，这两首诗各有一组诗句的顺序有所不同，即第三首作：“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第四首作：“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创造十年》中未记入《纪事杂诗》的第五首。
从内容上说，这两组诗所抒发的诗人的思想情感自然是相同的，即它们表达了留学日本时期，郭沫若自觉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入世无门，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苦闷、矛盾的心境。但仔细吟味比较两组诗，《纪事杂诗》把这种心境表达得更完整、更充分。前四首抒发的是空怀报国之志，入世无门的心绪，第五首则以“欲上崆峒访广成”“欲上长城吊始皇”两句，表达了心有不甘的情绪。前句用《庄子·在宥》篇中黄帝为治理天下，上崆峒山访广成子（老子别号）问道的典故，后句凭吊的秦始皇，则是成就了古代中国统一大业者。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诗人的这种不甘，只能寄托在“时空外”。这实际上是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那一种心境了，所以接下去的第六首，在无可奈何之中，“一篇秋水一杯茶”，“到处随缘是我家”。“秋水”乃《庄子》篇名。《十里松原四首》中缺少了《纪事杂诗》里的第五首，其第四首的起句便略显突兀，与前几首之间在情绪表达的连接上，也有一个停顿。这应该也可以说明《纪事杂诗》（六首）的创作在前，而《十里松原四首》的删削整理在后。可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与此判断冲突。
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记述写下《十里松原四首》的情形，是在叙述到1918年岁末时写到的：“在当年的除夕我们才搬到了附近临海的一家小房子里去。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那时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过好几首绝诗。”郭沫若在这里所谓的“除夕”，是按日本纪年的说法，即公历年末的最后一天。所以，在以《十里松原四首》为题，将这几首诗收入《潮汐集》时，他在篇末署明创作的时间地点为“1918年在日本福冈”。若如此，则《十里松原四首》先于《纪事杂诗》的写作，这两组诗的关系也就颠倒过来了。
然而，两组诗在文字中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不同，即《纪事杂诗》第二首中“去国八年前此夕，犹自凄惶海外身”句与第三首中“海外栖迟又一年，苍茫往事已如烟”句，在《十里松原四首》第二首中删削改作为“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八年”与“五年”的一字之差，应该关系到这几首诗创作时间的判定。
以郭沫若1913年12月底启程经朝鲜半岛赴日本留学计，至1918年底，恰为《十里松原四首》中所写“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但若以《纪事杂诗》中“去国八年前此夕”句计，则该组诗应写于1921年末，起码是1921年间。
我们再来看《圣者》中是怎样写到《纪事杂诗》的创作的。“他（爱牟）想起三年前还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年残冬尽，他们因为没房租，被房主人逼了出来，另外迁到一家海上的渔家去。那时第二的孩子还一岁未满，他们乘着夜阴搬家，孩子是背在他的背上的，他那时候做过几首纪事的杂诗。”《圣者》的篇末，作者注有“1924、2、22”的撰写时间。以此上推三年，恰是1921年，但不是年末，而是年初，因文中写到“年残冬尽”，且“那时第二的孩子还一岁未满”。“年残冬尽”自是旧历岁末之意（公历的年残之际正当隆冬时节），在公历纪年的一二月间，冬将尽，春未到（农历辛酉年的春节在1921年2月8日）。郭沫若的二子博，生于1920年3月，至1921年一二月时尚未满一岁。
这样推断，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郭沫若一家在1921年搬过一次家，却非“年残冬尽”之时，而是在4月。《圣者》中写到的搬家经历，则基本上反映的是1918年岁末那一次搬家的情景。如何解释呢？我想《圣者》毕竟是小说，虽为自传体，其中的具体情节当然不是作者的行止录，而是其人生经历的提炼与概括。这是一种文学构思的考虑，包括对于文学性传记《创造十年》中的一些记事情节，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看。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凭借其情节过程的描述，来做出史料性的判断。
两组诗文的内容，给我们提供有另外一个考订其创作时间的依据，即我们在这些文字中所读到的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状态。郭沫若在日本留学的这两个时间段中，哪一时间段会处于诗中所抒写的那种心境呢？
1918年末，是郭沫若进入九州帝国大学第一个学期的期末。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经过三年“一心读书，身无别故”的刻苦学习，1918年夏季，郭沫若终于如愿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这才真正走上他来日本后选择确认的“立志学医，无复他顾”，“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的人生之路。此时的郭沫若，显然正处在一种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里。也是在这期间，他把与安娜结合的事情告知了父母，并且得到了父母亲的原宥，他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加舒畅。
但到了1921年初创作《圣者》时，郭沫若对人生道路的考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决定要弃医从文。从当年1月起，他特意申请休学三个月，终日在家读书、创作，徜徉于文学的世界里。期间曾联系在京都的郑伯奇，意欲转学去京都，改习文科，但未果。有朋友反对，安娜也反对他放弃医学的想法，所以他还得耐着性子去完成学业拿下那个医学士的文凭。与此同时，与朋友们筹划中的组织创造社，出版文学刊物的事情又不见进展，迟迟未能落实。应该说，此时的郭沫若正处在焦躁、烦闷、矛盾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精神状态，恰好吻合于两组诗中所抒写的那般心境。1918年底时的郭沫若则不当如此，可以为之佐证的，还有他在是年底写的另外几首诗。
1918年除夕那次搬过家后，郭沫若在转过年的1月2日写有一封家书，其中抄录了他在除夕日或次日所写的五首诗，我们姑称之为《新年杂咏》。诗中表现了过年时的喜庆气氛和他与邻居、同学共度新年的欢快情景。我们且录下几首看看：“邻家舂饼正声喧，到处盈门挂草縺。童稚街头喜相告，明朝转眼是新年。”“戏与子和相笑约，明朝雪里要行军。劝君早起休贪睡，先发制人古所云。”“身居海外偷寻乐，心实依然念故乡。想到家中鸡与肉，口水流来万丈长。”如果按照《创造十年》所记作为《十里松原四首》的创作时间，那么它们与《新年杂咏》的几首诗则写于同一天，至多也只相隔一日。比较两组诗文，它们表达的心境是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很难设想一个人在同一天内会创作出这样两组诗。它们应该作于不同的时间，而郭沫若那封家书的撰写时间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亦有必要予以说明：《圣者》乃一篇小说，其中的诗作能否视为作者一篇独立出来的诗歌作品，而不是为小说中的角色所作呢？《圣者》是郭沫若自传体小说中的一篇，其主人公爱牟，小说中写到的人、事，以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等等，与郭沫若其他自传体小说的内容一样，都是作者对于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的描述。这一点应该是已经被公认的，尽管有些具体的细节、情节未必十分准确。事实上，郭沫若自己就曾把自传体小说中的诗抽出来，单独成篇收入诗集，如：《采栗谣》（见于《行路难》）《失巢的瓦雀》（见于《漂流三部曲·歧路》）。
综合以上的考证，我以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里松原四首》是从《纪事杂诗》（六首）整理改作而来；《纪事杂诗》（六首）创作于1921年一二月间；《创造十年》（当然也就包括后来的《潮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中关于《十里松原四首》创作时间的记述与注释当系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