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着了火的枯原》说异题同作

在郭沫若的诗歌作品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同一诗作被冠以不同的篇题。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目前所见的郭沫若著译系年、年谱中却多未注意或发现这一情况，而致文献史料出现错记、误记。

《着了火的枯原》与《瓶》

1926年12月出版的《洪水周年增刊》上刊载有郭沫若的一篇诗作《着了火的枯原》，文末署“三月二十日作”。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龚济民、方仁念作《郭沫若年谱》均以其为1926年3月20日创作的一篇诗作记入系年和谱文中。《着了火的枯原》包括以序号排列的两首诗，读诗文即可知实为组诗《瓶》中的诗句。核对一下，它们分别是《瓶》中序列第三十首、第三十一首的两首诗，文本只有三两字有所不同。故文末所署的写作时间，实际上应系1925年3月20日。

《着了火的枯原》与《瓶》，单看篇题，把两者联系起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恐系未见原文之故。在《洪水周年增刊》所刊这首诗作的文末其实有一短注，写着：“转录创造月刊”。如若翻阅过《洪水周年增刊》上刊载的该诗，必定不会把《着了火的枯原》认作首发诗作，那么接下去查对一下《创造月刊》，即使之前记不得《瓶》中的诗句，也就应该能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郭沫若又为什么会拿两首旧作合成一诗发表呢？我想大概并非出自他的意思，而是《洪水》编者不得已为之的自作主张。

1926年时，创造社活动的中心已在广州，一群“小伙计”的加盟，使得后期创造社的活动仍很活跃，同时办着《创造月刊》《洪水》《A11》等几个刊物。郭沫若3月即到广州，受聘于广东大学做文科学长，他此时的精力实际上已不在创造社的活动。在创作方面也主要是关注倡导革命文学，或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几乎没有写诗。7月，郭沫若直接投身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军事行动，随总司令部政治部离开广州北上武汉。

《洪水周年增刊》是一期纪念性的专刊，如编者所说，是“自己纪念自己”。尽管郭沫若的主要精力已不在创造社的活动，但他仍然是创造社的中心人物，纪念《洪水》出版的专刊，当然应该有他的文章作品。不过郭沫若此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军旅中，纪念专刊又不需要那些讨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论文，怎么办？只好以旧作编排一下充数吧！估计周全平们（周与洪为法、叶灵凤三人为《洪水》编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要不然为什么要注上一句“转录创造月刊”呢？

《妇协歌》与《女性歌》

在《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1937年1月25日项下，记有“为留东妇女协会作《妇协歌》”与“作诗《女性歌》”，以及两诗作分别发表情况的两条谱文。而在上海图书馆《郭沫若著译系年》中只记载有作《妇协歌》（诗）及其发表情况的内容。

事实是，《妇协歌》与《女性歌》两者为同一篇诗作。

《妇协歌》是郭沫若特为留东（意指留学日本）妇女协会所作，发表于2月2日上海《立报·言林》。在同月内，该诗作又以《女性歌》为题，刊载于25日汉口《大光报》，写道：

女性是文化的渊源

文化史中有过母系时代

在那时世界是大公无私

在那时人们是相亲相爱

起来 起来

我们追念着

过去的慈怀

私有犹如一朵乌云

遮蔽了恺悌的月轮光影

世界上只见到百鬼夜行

起来 起来

我们毁灭着

现在的母胎

光明在和黑暗猛斗

人间世快会要重见天开

争取着人类解放的使命

我们至少有一半的担载

起来 起来

我们孕育着

未来的婴孩。

诗未曾收入郭沫若的任何诗文集中，可称为集外佚诗。诗的篇题，以创作初衷说，当然应作《妇协歌》；而以内容论，则称《女性歌》更贴切。

其实《妇协歌》与《女性歌》的问题并不复杂，《郭沫若年谱》及另外亦有人也曾注意到在同一天内郭沫若写了这样两篇作品的情况，但显然均未曾同时考察两作发表的文本，而只依主观推定做出判断，于是，一个并不难理清的事情，留存为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还并未把它视为一个问题。

挽“四八烈士”的歌与诗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在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后称为“四八烈士”。郭沫若于4月13日、15日先后写了两首诗，哀悼遇难者。作于4月13日的那首，题为《挽歌——献给若飞、希夷、博古、邓发及其他烈士》，发表于4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两天后，17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又刊登了由郭沫若作词、夏白谱曲的一首挽歌《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挽歌》。《郭沫若著译系年》将这首挽歌作为郭沫若哀悼“四八烈士”的另一篇作品，以发表时间记入系年，也有人以该篇歌词为郭沫若的一篇佚文，专门撰文介绍。实际上，歌曲《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挽歌》的词就是诗《挽歌——献给若飞、希夷、博古、邓发及其他烈士》。该诗后以《挽四八烈士歌——献给若飞、希夷、博古、邓发及其他诸位烈士》为篇名，先后收入《蜩螗集》《沫若文集》第2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这又是一例只见篇题，不读文本，以致出现误断错记的情况。

《晚眺》与《暮鼓东皋寺》

《郭沫若著译系年》中记载有《暮鼓东皋寺》（五绝）一诗，并写明“1935年春作于日本”。该条目所记内容来源于《东海》月刊1979年第8期上丁正献的一篇文章。事实上，该诗即是郭沫若在《自然底追怀》中所记的《晚眺》一诗，“暮鼓东皋寺”系该诗的首句，这是郭沫若1916年在冈山六高留学时所作。丁文完全搞错了，且给该诗另命了篇题。

与这个失误有点类似的另一种情况，发生在整理郭沫若一些散佚于文章、书信、题画、题字中的诗作时。这些散佚的诗作有些是没有篇题的，整理者或引用者会根据自己的考虑为之命题，于是，同一首诗，由不同的人整理刊出或引用后，就会出现不同的篇题。

譬如，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归国后不久，为金德娟的一幅山水画写过一首题画诗，以其题画时，没有篇题。1959年，他将该诗以《题山水画小帧》为篇题编入《潮汐集·汐集》。《郭沫若著译系年》当然是在1937年度内记录了这首题画诗的创作，不过在同一年早些时候，“系年”中还记载有郭沫若为黄定慧写的两首题画诗：《题黄定慧所作〈山居图〉二首》，一首五律，一首七绝。这是“系年”编者为两诗所冠篇题，诗原载于《战时大学》周刊第1卷第1号，题作《近作两首 题黄定慧所作〈山居图〉》，也是编者所加的篇题。事实上，为黄定慧题画两首诗中的五律一首，即是《题山水画小帧》。

郭沫若1939年9月用寺字韵作的一首七言诗更热闹一些。1940年初，郭沫若自己书录了一组寺字韵诗作，其中手订这一首诗的篇题为《四用寺字韵》，这一点一直未曾被知晓。几乎就在同时，郭沫若将这首诗发表于《新蜀报》，题作《六用寺字韵题嘉定苏子楼》，这一信息也很少被注意到，所以《郭沫若著译系年》没有相应的记载。但郭沫若这首诗却又因为数次书录题写（余所见曾为张肩重、商承祚、于立群、常任侠等人题写）而为人所知，并披露于文字中，只是篇题各有不同。于是，该诗在若干文献资料记载中，就有了《题苏子楼》《咏东坡楼》《重游大佛寺》几个不同的篇题，而且《郭沫若著译系年》还出现了将《题苏子楼》与《重游大佛寺》作为两首诗作为之系年的失误。一首诗出现有五个不同篇题，可谓奇观了。郭沫若早年家书、《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中书录的一些旧体诗亦有这种情况，不过没有这样热闹。

文本与诗题

郭沫若旧体诗作有多个，或者说被冠以不同篇题，还有一个原因，与文本的整理、解读有关。

与自由体诗和文章的写作修改（包括发表，收入专集，或因思想变化所作修改）不同，郭沫若的旧体诗作，常常会在不同时间题写给他人，或是差不多在前后脚的时间内题写给不同的人时，文字会有所改动或不同（有些应该是有意修改的，有些可能只是题写时兴之所至的易动），有两个以上的文本。于是，在收集整理文本时，关于篇题（原诗无题）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其一，只依据一个文本，就为之确定一个篇题。一首为傅抱石画题诗便是一例。

银河倒泻自天来，

入木秋声气未摧。

独对苍山看不厌，

渊深默默走惊雷。

这是傅抱石1935年在东京举行首次个人画展展出的一幅作品，郭沫若在画上有一首题诗。诗并无题，但在收入《郭沫若题画诗存》一书时，被冠以《题傅抱石画“苍山渊深”赠吴履逊》的篇题。因为诗中有“独对苍山看不厌，渊深默默走惊雷”句，所以给傅抱石画起名作“苍山渊深”，诗也因是为题。

然而，对于该诗，郭沫若之后是做了文字修改的（改了两字一句）。一年后，他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欢迎郁达夫访日的聚餐会上，给增田涉题写该诗，是用了修改后的文本。修改的文本恰是改了“苍山”句，作“独对寒山转苍翠，渊深默默走惊雷”。《郭沫若题画诗存》应该是未见此文本，但显然在命题时，未曾考虑到该诗的文本问题。这样一来，诗题当然也是应该再斟酌的。

其二，没有理清诗作（文本）写于何时，或为谁而作。一首所谓郭沫若《赠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诗，是为一例。

呢喃剪新谱，

青翠滴清音。

对此欣欣意，

如窥造化心。

这首诗的披露，是在一篇记述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的文章中（陈、邓二人1936年去日本采购印刷机械，结识了郭沫若，郭给二人题写此诗），有收集整理者即据以命题。而在另外一篇也是写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的文章中，这首诗却被冠以另一个诗题《燕子》。关于诗的题写缘由与上同，诗题的确定则与对诗文的解读有关：是将“呢喃剪新谱”，联系到陈、邓二人改革《新民报》之事。

这两个篇题，都认定此诗是1936年郭沫若写给陈铭德、邓季惺的。

但是在我见到的史料中，郭沫若有一条幅书写此诗，是写给石田干之助（东洋文库主任）的，时间应该是在30年代中期之前（肯定早于1936年）。这是此诗唯一能见到的手迹文本。由此可知，诗并非为陈铭德、邓季惺而作，而联系石田干之助与郭沫若的关系（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始自得石田干之助帮助，在东洋文库大量查阅甲骨文资料），对诗的文本又可以有另外的解读，譬如，“呢喃剪新谱”亦可喻指郭沫若转到学术研究的事。当然，若没有更明晰的史料，也不能肯定该诗就是为石田干之助而作，故诗的篇题应作《无题》好。

以上列举了一些关于郭沫若诗作整理中异题同篇问题的实例，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三点：

其一，在关于郭沫若创作活动最基本的文献史料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并非个案，而这样的问题至今尚未被郭沫若研究注意并提出。

其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虽有不同，但并非难以厘清之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或花费时间精力去解决问题。它反映出的仍然是郭沫若研究在文献史料整理工作方面的缺失不足，以及观念上的轻忽。郭沫若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在很多方面要从细枝末节处着手。

其三，对这样的问题应该逐一着手予以解决，对现有的“乱象”应该为之规范（学术意义的）。修订著译系年，（重新）编订旧体诗词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