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劳工研究的历史视角

新劳工史研究

2001年初，英国学者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中文版终于摆上了书架，厚厚的书页里记载着工人工作、生活和反抗的栩栩如生的故事。生动叙事的背后是劳工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框架（汤普森，2001）。

1985年，汤普森曾访问过中国，并做过演讲，但那时的中国研究界对其研究贡献不甚了解。想当年，面对匈牙利事件，这个有着10年党龄的英国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于这样一个有着真性情和独立学术立场的人，用史学家或社会史学家的标签似乎都不足以勾勒出他的特立独行。1963年，他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时，年仅39岁，书中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英国劳工阶级的热爱。值得重视的是，汤普森的学术立场一直围绕着反思工业革命以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资本/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劳工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最基本形态。汤普森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迁、工人阶级队伍有着怎样的增减，工人阶级一直是重要的社会力量。汤普森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展开兼顾描述性和反思性的分析，开创了一个“新劳工史”的研究时代，展示了对劳工研究的社会学视野和研究潜力。

1963年，E. 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英文版出版，标志着新劳工史学时代的到来。所谓“新”，一方面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用新的社会学方法重新解读工人生活史、工人运动史、工人心态史；另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解说，突破了韦伯传统的文化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劳工史研究反映了近三四十年来社会史学研究取向上的变化趋势——从追求宏大和普通意义的理论范式向微观的或局部的历史论证的理论范式转型。近二十年来，劳工史研究又有了多元化的发展。解构主义的新劳工史研究强调主体性与话语的作用，作为主体的劳工具有不同的阶级经验，具有性别、年龄、种族及技术差异的主体性；劳工主体性的产生具有历史性。文化取向的、对劳工史的话语研究表明，话语以历史方式对现实赋予意义，各类群体的社会位置是被话语定义的。

一

回顾劳工研究，有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以马克思为先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二是以韦伯为鼻祖的文化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持久影响力。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历史的产物，表现为结构性差异，阶级冲突是研究的中心内容。劳动分工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劳动分工，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产生了城乡分离和相互利益冲突。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劳动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工人与对产品的控制相分离，工人的地位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二是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关系产生了交换。唯物主义色彩的劳工史研究强调物质的历史情境和特征。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在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进步。人的能力的增长是历史的主要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战胜自然的历史。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劳工史学家们倾向于寻找各种物质因素来证明社会变迁和劳工在其中的结构位置。经典研究是分析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对生产的控制力是如何被不断削弱的，并称这一过程为持续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工业革命以降的历史是机械化不断进入生产领域的历史，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劳工阶级结构性地处于被剥夺状态。同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史料证实了18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和北美的工人阶级经历的剥夺和无产阶级化过程。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四种结构变迁，一是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二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所有者相分离；三是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被逐渐削弱；四是生产者被生产技术逐渐淘汰。前三个过程在19世纪经历了全球扩张，第四个过程是技术淘汰生产者（工人）的过程，是“现在进行时”。技术变迁是旧技术不断被淘汰和新技术不断被创新的并进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工史学家们注重技术对工人的淘汰过程，这一过程被视为劳工的无产阶级化。劳工运动，如罢工、暴动等被解释为是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反应。

在劳工史研究中，韦伯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对形成工人阶级的作用，认为工业社会发展的功能专门化和社会行动者的理性化是建构工人阶级的主要因素。在研究方法上，这一学术传统的基本理论假设是：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比另一些可替代的物质因素更重要；“深层文化因素”通过物质因素产生效应。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史学研究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工史研究提出了挑战。

第一，新劳工史的理论范式大胆地把已有的历史论证视为“假设性”的，提出19世纪30年代以前工人阶级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第二，新劳工史理论范式直指现代性问题。在新劳工史的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将今天的工业社会与历史上的其他社会类型相区别？工业社会的真实性质到底是什么？在新史学家的眼里，那些建构现代性理论必不可少的有关生产结构、社会分工、意识形态等经典概念都与劳工在历史上的社会位置、状况等相关。新劳工史改变了传统的二分法，强调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工业社会的历史无法与前工业社会的历史相隔绝，它延续前工业社会的工作与闲暇的模式。第三，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仍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研究视野更拓展至劳工们的日常生活，反映和倾听底层工人的声音，劳工群体的日常生活、态度和社会位置的变化成为分析工人阶级历史的重要方面。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新劳工理论范式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以个案研究为主。考察各种偶发的冲突事件，分析冲突产生的条件和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如结婚登记资料、死亡资料、传记等皆成为研究劳工史的基本资料。第五，对女性劳工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热点。

汤普森的贡献在于，他一方面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又摈弃了从物质及相关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工人阶级的做法。在强调阶级的历史属性的同时，否认阶级觉悟是在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认识和真实的利益中产生的，强调阶级的产生是一种历史过程，是在真实背景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在各种关系中，劳工把阶级经历用文化方式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了阶级觉悟。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分析了1780～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探索阶级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他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但更强调人类不是结构的傀儡，阶级不仅仅是结构，而且是在斗争与冲突中形成的各种事件。汤普森强调：①阶级是历史现象，它既包含在人们初始的经历中，又包含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并随时间变化。②阶级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个范畴，阶级是一种关系。这种阶级关系表现为在历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确实发生过的关系，是一群人或一批人的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当一批人从共同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继承而来的还是亲历的体验），明确地说出其共同利益，并且认识到其共同利益与其他群体之差异或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③阶级意识是指通过文化的方式表达阶级经历，体现为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阶级意识呈现出时空差异。总之，阶级是人们在亲历自身的历史时所呈现的意义。

汤普森在“新”劳工史研究中使用的史料是工人们真实的经历和声音，由此重新解释工人阶级的正式组织。与传统劳工史研究不同，他并没有集中研究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而是关注劳工们是在何种情况下感受到共同利益，并基于这种认同而反抗雇主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阶级是如何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汤普森分析了英国手工业者们的思想方式、习惯和他们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指出工人阶级是他们自身自主形成的。阶级经验可以解释工人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的产生。劳工史的研究表明，工人阶级与雇主的斗争深刻影响新一代工人，通过分享和学习游戏规则而得到传承。罢工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集体关系的自然拓展。集体行动的源泉是工人们具有的共同的根、共同经历、共同方言、共同习俗和面临的共同危机。

自汤普森之后，新劳工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许多学者进行了“准”汤普森式的“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如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们相继开展了本国劳工史研究。新劳工史的研究范围集中于特定地区和特定历史时期工人的阶级经验。这一方面展示出劳工史具有地方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劳工史具有比较价值。美国劳工史的研究突出了移民的作用，移民作为工人阶级有特殊经验；俄国工人阶级的经验则与国土的变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样的研究视角也存在狭隘的一面，易于忽视有关工作的现代伦理、制度和劳动关系中的复杂性。

三

近二十年来，新劳工史在艰难之路上行进。随着20世纪末的工人阶级地位的衰落，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工史研究被批评为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变迁，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内在矛盾和斗争；文化主义的劳工史研究被批评为忽视了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和政治过程。这使学者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力量限制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呈现出活力，它强调工人的主体性与话语的作用。所谓工人的主体性是指劳工对于个人的感知以及人们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方式，劳工的阶级经验被加入了性别、年龄、种族以及技术分化的成分。解构主义认为，不存在稳定的主体性，主体性总是变化的、矛盾的、过程中的；主体的每次言说都会被话语重新定义。劳工主体性是历史性地被产生的，它经历分裂与冲突。另外，有关话语研究，话语以历史方式为社会现实赋予意义，并为群体提供各种不同的话语位置，话语建构了工人阶级的存在形式。

从主体性的研究看，女权主义学者批判地指出，传统劳工史中有关阶级的假设是一个被性别化了的概念，它假设了阶级概念最为重要，而性别则是次要的。在女权主义的新劳工史研究中，阶级概念不再以男性工人为主题，而是以女性为主，女权主义的劳工史是撰写两性的劳工史，并突出妇女劳动的特点。女性劳工的特殊经验颠覆了传统的阶级概念，女权主义者发展出新概念。如，对于“家庭工资经济”的研究展示出妇女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做出贡献的，提出了妇女劳动价值被低估，以及女性劳工被融入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用妇女劳工史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妇女从事有酬劳动的过程与大规模的工厂化劳动进程相反；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妇女不时地进入工厂，时至今日，手工作坊式的有酬劳动仍然主要由妇女来承担。

70年代，出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史学，强调对各种冲突事件产生的条件和发生过程进行阶级意识分析。当考察到地方劳工运动的主力都是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时，“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模型再次被赋予了优势地位。例如，琼·斯格特在1974年发表了对玻璃工人进行历史考察的文章，揭示出19世纪手工艺人和其政治行动。斯格特认为，技术工人的斗争是为了控制其工作，是对雇主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从玻璃工人的情形看，只要工人们能够对工艺有控制能力，那么他们就不关心社会主义理论和其他工人阶级的斗争；人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经历其技术价值的贬值时才会产生阶级意识，即劳工们的切身经历是形成其政治一致性的关键因素（Scott, 1974）。有意思的是，80年代，斯格特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并开始使用了与前一时期相左的观点。她通过对成衣工人语言的研究指出，工人阶级的身份不是从资本主义对手工业的侵入中以简单、自然的方式产生的。成衣工人是依据当时的经济、性别和政治话语来认同自己身份的，人们在对工作组织的理解中加入了家庭和性别的内容。斯格特的分析指出，被解释了的经验（interpreted experience）是裁缝和缝纫工人集体认同的源泉（Scott, 1987）。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劳工史学家斯坦曼·琼斯，通过对宪章运动研究提出了有关政治与意识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其研究强调宪章运动是激进政治演讲的产物。他颠倒了有关“经济上的不满导致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宪章运动”的习惯认识，提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创造了政治，而是政治催生了意识”（Jones, 1983）。

对劳工史的话语分析，一方面得益于世界形势的变换，人们已经不再希望阶级冲突成为革命的起因，政治文化研究具有了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在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下，解构主义坚信语言是了解真相的关键，且这一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反响。劳工史研究由此出现了语言转折（linguistic turn），以话语分析替代了阶级分析。新的研究范式认为，以权力为基础的话语建构，把工人定义为群体和阶级，并由话语建构了工人群体的经验。

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斯维尔，他在《法国的工作和革命》一书中提出了劳工们的共同语言问题，并挑战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物质或经济因素具有首要地位的假设。他发现，自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工人出现以来，直到19世纪，劳工宣言一直沿用相同的语言。他承认工作条件的变化对阶级意识的发展起作用，但是他更强调，阶级意识是文化变迁的结果，文化变迁不断创造阶级意识的新意义。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指出，仅靠资料说明工人生活的状况来理解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够的；劳工史学家的任务是寻找和重建“那个时代，工人们思考自己工作和生活经验时所使用的话语、比喻以及修辞习惯”。斯维尔坚信，在工人阶级的产生过程中，文化是超越于“真实”的经济力量之上的原动力（Sewell, 1980）。

法国学者瑞迪对1750～1900年法国纺织工人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斯维尔有关文化具有独立性的论断。他把市场看作一种文化建构的结果，用一种非传统的方法思考工作和收入对纺织作坊工人的意义。他认为，有关家庭、荣誉和独立性等问题上的冲突更多的是群体冲突，而不是阶级冲突。因此阶级意识很难纳入研究框架。自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概念与工人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关，同时，法国劳工史学者们长期以来相信的法国北部工厂是马克思论述的无产阶级的典型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Reddy, 1984）。

对后结构主义的劳工史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是M．索恩舍，他对18世纪“工资工人”的研究挑战了无产阶级化和阶级冲突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劳工史研究习惯于把19世纪工人阶级的兴起归结于手工艺人们经历了市场力量对于习俗和传统统治的侵入。索恩舍用翔实的资料说明，即使是在18世纪，市场的不确定性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阶级的概念没有解释力的话，那么是什么力量对劳工的历史地位起作用呢？他认为是政治话语，“大革命”摧毁了旧体制的整合力量，个人主义成为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个人主义的前提下，工人们不得不找到表达他们愤怒和建立团结的新方法，这便产生了阶级的语言（Sonenscher, 1989）。

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很多劳工史学家明确地表示拒绝解构主义的学术立场，在这些学者看来，向话语分析的转变否定了劳工史与劳工政治的相互联系。

四

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劳工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学术兴趣。在汤普森著作发表的一年后，法国学者Jean Chesneaux发表了他对于中国1919～1927年劳工运动的研究，并指出，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紧密联系。1982年，Lynda Shaffer发表了有关1920年代早期武汉工人运动的研究。作者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它受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二是它与中国革命相联系；三是它具有某种农业经济运作的机制，农民作为革命资源在形成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具有独特意义。

1986年，贺萧（Hershatter）在《天津工人（1900～1949）》一书中的开篇之题就是“中国和工人阶级历史的形成”。她认为，1920年代后期和1940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活动很少被谈及，相关研究也极为罕见，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人历史被淹没在其他的重大社会事件里。作者认为，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外在因素的研究，即分析大的社会背景因素对于工人的各种行动和思想的结构性作用，探讨工人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异质性问题以及暴力和非暴力的政治权力的运作；研究国家本质、法律结构、权力的渗透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二是对内在因素的研究。研究工人阶级自身，分析意识、组织和行动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并非是有机的。研究强调中国的工人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他们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重要的变量是城市人口并不是永远过着城市人的生活，劳工使用其乡村的关系纽带的行为具有历史上和时间上的重要意义。三是对工人参与政治行动的研究。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该研究不关注劳工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而是分析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工人是如何作为一个阶级出现的（Hershatter, 1986）。

1993年，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特别关注到1839～1949年的工人运动。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力求“把新劳工史的方法加入到对中国传统罢工和其他劳工运动的研究中，强调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特定条件的作用”。她的观点是，不同背景的工人参与各异的政治活动。她分析了上海工人的来源，认为集体行动的模式是由工作场所中各种关系、传统和组织型塑的。在这些因素中，技术是关键性因素，技工、半技工和纯体力工人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别构成、来源地构成、教育构成和城市化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反映在工人们的政治诉求中（Perry, 1993）。

在全球化的今天，新劳工史研究面临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反映了劳工史研究的危机与世界范围内左派和劳工政党面临的危机。种族、性别等因素将如何作用于工人阶级呢？新的政治力量会如何产生呢？无疑，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但是主体性和共同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劳工史研究使阶级概念变得模糊不清，阶级概念丧失了作为一种分析范畴所应具有的严谨性。解放政治包含全民参与的政治气候或“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些女权主义的提法使新劳工史面临新挑战。阶级是什么？阶级构成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回应。今日社会，传统的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方式正日益衰落，人们的工作性质、工作场所和工作意义正发生变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工业化工作正走向没落，办公室工作、服务性工作、信息咨询工作、弹性较大的专业工作、设计工作和家政服务工作等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出现了非线性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正变得日益复杂和紧张，所有的这一切，使我们“回头看”的行为变得更加迫切，现在到了该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时候了，中国的劳工史亦需要开创新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英〕汤普森，E. P. ,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Perry, J. Eliazbeth.1993. 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美〕裴宜理，2001,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Jones, Gareth Stedman.1983.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1832-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rshatter, Gail.1986. The Workers of Tianjin,1990-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ddy, M. William.1984. The Rise of Market Culture: The Textile Trade and French Society,175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nenscher, Michael.1989. Work and Wages: Natural Law, Politics,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Tra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oan Wallach.1974.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oan Wallach. 1987. “On Language, Gende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31: 1-13.

Sewell, Jr. William.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