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

社会运动学者通常将20世纪70年代视为传统和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分界点，其原因有三。一是早期的社会运动学者很少对社会运动持肯定的态度，大多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野蛮、暴力、反动的非理性行为。二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很多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之后，一些投身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年轻学者往往都是这些运动的同情者或直接参与者。在研究中，他们发现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过于强调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无法全面评价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社会运动，因此他们在批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即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三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著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在1965年的问世对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家都接受了奥尔森提出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并认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下面笔者将从两方面梳理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理论：一是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提出的传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二是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奠基人的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

一 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思想渊源

美国学者对社会运动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欧洲传统理论思想的影响。在系统地梳理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理论之前，有必要先厘清它们与欧洲传统理论思想的内在传承逻辑与关系。四种欧洲传统理论思想对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和深刻的影响，它们是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欧洲启蒙思想家基于人性论和利己心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欧洲早期的社会心理学思想。这四种理论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卡尔·马克思，早期的欧洲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思想对大多数社会学分支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他著述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系统地描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成为社会学功能主义流派的奠基之作。社会学功能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在早期美国集体行动研究的著作和理论思想中清晰可见，如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的《集体行为理论》以及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布卢默（Herbert Blumer）的集体行为形成理论。尽管涂尔干本人没有具体针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但他提出的一些概念，如社会失范、社会规范、社会整合、社会平衡、社会团结与集体意识，以及他所做的针对自杀行为的研究都对美国早期的集体行动研究者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涂尔干继承了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传统，借由社会生物学的分析方法将社会比喻为人的机体，并从这个类比方式中提出了区分社会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他认为社会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而个人的心理因素则是次要的。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贬低了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意识，认为其接近于宗教，带有强制性。他认为这种由集体意识和宗教支配的传统社会必将由分工制所取代。然而，在涂尔干后来关于社会整合的研究中，他又重新强调了集体意识与宗教的社会作用。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他还将社会平衡遭到破坏或社会失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解组的危险、反常分工对社会团结的破坏作用和有机团结受到威胁。美国早期的集体行动理论，特别是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和布卢默自称为“循环反应”的集体行为形成理论中都有涂尔干思想的印记。在加值理论和循环反应理论中，斯梅尔塞和布卢默都从社会结构性诱导因素入手加以阐释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早期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学功能主义流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涂尔干对自杀行为进行的实证研究也使美国早期集体行动理论家深受启迪。涂尔干在1897年出版的《论自杀》一书中对自杀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在19世纪末涂尔干生活的年代，社会上普遍认为自杀的原因来自于个人，如由家庭遗传或精神疾病等所致。然而，为了深入挖掘自杀的根本原因，通过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涂尔干提出自杀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理论，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的病态现象。他将自杀的原因与社会结构性诟病相联系，把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迷乱型自杀和宿命论自杀。涂尔干在书中提到，“除非人们的需求与他们的谋生手段完全相适应，否则他们不会幸福，甚至不可能活下去”。在此，涂尔干隐含了一个自杀与社会结构有关联的假设。这也是涂尔干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的原因所在。美国早期的集体行动理论家也接受了涂尔干的假设，认为一些集体行动如罢工、暴乱等是社会病态现象，并从社会结构层面阐释这些集体行动形成的原因。

与以涂尔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目标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以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思想，特别是美国集体行动理论自兴起后一直深受社会学功能主义流派的影响，美国学者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直到20世纪中期，一些美国学者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运动做出了全新的解读，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以及皮文和克劳沃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与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看作决定整个人类社会结构的基础。同时它还将受制于社会的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斗争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与涂尔干不同，马克思与恩格斯将社会运动直接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对工人们为什么会卷入集体行动进行了解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资本主义无意促进的工业的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他们斗争的真正收获不在于直接的成效，而在于不断发展的工人联盟。

正如上述所说，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将无产者打造成了一个阶级，并助推了由无产阶级组成的工会组织。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无产阶级终将看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那时，他们就会发起集体行动。由此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将社会运动置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至此，一直由以非政治、着眼于现状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学功能主义流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被注入了新鲜的分析视角。

从下面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对美国社会运动学者的影响。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从社会变迁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运动如政治动乱、革命的原因，其中社会变迁包含了诸多因素，如经济迅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以及识字率等。皮文和克劳沃德在1977年出版的《穷人的运动：为什么成功，又如何失败》一书中也从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变迁的角度对美国的民权运动加以阐释。他们认为，美国北方在二战后的迅速工业化大大增加黑人的流动性以及南方农业的机械化导致对黑人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是民权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大量的黑人才能够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民权运动当中。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黑人才有机会通过使用手中握有的选票重组民主党，进而导致《民权法案》在20世纪60年代的通过。从以上学者对社会运动的解读方式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对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使美国学者关注到了经济因素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尤其是那些以社会运动参与者即个人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理论界普遍认为洛克《政府论》的问世宣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并从此成为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中的主流思想之一。17世纪，洛克、霍布斯等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然法、契约论等学说，个人自由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来加以讨论。虽然洛克和霍布斯对自由主义的产生和理论思想的逻辑论述和表达从根本上讲是有区别的，如他们对自然法的有效性持有不同看法，但他们的政治思想中都提出了一些自由主义基本概念，如他们都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享有天生的自然权利，如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人除了欲望之外还具有理性；等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将洛克和霍布斯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引进了经济学领域，成为第一位新兴资本主义秩序的经济代言人。在《国富论》中，他认为社会财富的根源是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人不但具有某种自然的权力，也可以寻求经济上的自利目的。古典自由主义中有关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核心概念，如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对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影响颇深。美国学者奥尔森以及安东尼·奥伯施奥尔在研究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时都秉承了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他们都将人作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接受理性人的假设，提出了人为什么要参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核心研究问题，并认为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参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之前会做成本和收益计算。

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还受到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尤其是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勒庞的群体心理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就是在勒庞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起步的。的确，美国早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到处可以见到勒庞群体心理学思想的影子，如布卢默提出的集体行为循环反应理论的核心就是群体聚众的心理特征，古尔提出的“相对剥夺感”以及斯梅尔塞提出的加值理论中的社会结构性怨愤和一般信念同样如此。勒庞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群体心理学特征。勒庞思想的核心被称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他认为，与一人独处时相比，个人聚集成群时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这种倾向会造成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

二 美国传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功能主义与社会心理学视角

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打上了深刻的社会学功能主义与社会心理学思想的印迹。早期研究的核心议题是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姆·科恩豪泽（William Kornhauser）、布卢默、古尔、斯梅尔塞、詹姆斯·格斯克文德（James A. Geschwender）。道格·麦克亚当在回顾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时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尽管早期理论家在分析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时提出了不同的概念，但其分析论述的核心逻辑是相同的。他使用下面的模型来总结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核心思想（如图1-1）。

从麦克亚当归纳的模型中可以看到，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家在分析社会运动的成因时都是从社会结构性诱导因素开始，再分析这些因素对个人心理所造成的影响，最后认为这种被破坏的个人心理状态成为社会运动形成的核心原因。这种论述逻辑和研究模式彰显了社会学功能主义流派与社会心理学思想对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者的深刻影响。尽管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者都遵循了上述分析模式，但他们对于社会结构性诱因及被破坏的个人心理状态特征的论述各不相同。下面将对一些代表性学者的理论进行简要梳理。

美国社会学家科恩豪泽在《大众社会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大众社会理论”来解释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大众社会理论认为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具有三层结构，即政治精英、中层组织和民众。中层组织为民众提供了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渠道。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中层组织薄弱或缺失，那么这种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会催生民众的社会隔离感，使民众感到焦虑，而这种焦虑感会最终导致民众参加一些极端行为，如社会运动以摆脱这种焦虑的情绪。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倡导者布卢默也将社会学功能主义流派的思想引入对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其认为主要是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的改变引起民众心理的不安，从而导致社会运动的产生。布卢默提出的循环反应理论认为社会运动要经历五个阶段：愤怒（即由个人价值观的变化与社会旧有的制度规范相冲突所引发的愤怒）、集体精神的发展、集体情绪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形成、具体行动策略的形成。

1970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古尔著述的《人们为什么造反》一书出版。尽管古尔在书中提出的核心理论是“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但是在阐述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时也讨论了社会结构性诱导因素，如社会变迁、政治经济因素等。他认为，个人具有价值期待，而社会则有价值能力。人们对价值期待与价值能力不一致的状态形成了认知之后，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烈，社会运动就越有可能发生。古尔将相对剥夺感分为三种形式，即下降的剥夺感（decremental deprivation）、渴望的剥夺感（aspiration deprivation）与渐进的剥夺感（progressive deprivation）。斯梅尔塞在《集体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加值理论模型，他认为集体行动的产生具有六个诱导因素：结构性诱导因素，结构性的怨愤、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以及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后者认为每一个诱导因素都为最终产品的形成增加价值。该理论假定，只有这六个诱导因素在特定的情境中相互作用时，集体行动才会最终产生。在这个模型中，社会变迁，如斯梅尔塞在书中经常提到的工业化、城市化、失业率高等是造成结构性压迫感的根源所在，这种压迫感会使人们感到焦虑甚至会使人们产生幻想和敌对的情绪。斯梅尔塞认为，这种情绪越强烈，社会运动就越有可能发生。格斯克文德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引入了“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的概念来解释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地位不一致”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哈德·伦斯基（Gerhard Lenski）提出的，其是指人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区别，如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教育、收入、职业等方面的差异。格斯克文德认为，严重的地位不一致会导致人们的不安，进而会驱使人们通过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来缓解这种情绪。

由此可见，正如麦克亚当所总结的那样，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一脉相承，深受社会学功能主义流派和社会心理学思想的影响。首先，这些理论家都将社会运动视为对某种社会结构性诱因的集体反应，因此也有学者将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称为崩溃理论，即将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变迁中社会安排与连接的崩溃。其次，尽管早期研究都讨论了社会结构性诱因，但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这些社会结构性诱因对个人的心理影响方面。最后，早期社会运动研究者都认为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目的更多的是缓解心理怨愤和心理压迫感，而并非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三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美国现代社会运动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经济学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集体行动研究也因此受到了这种趋势的影响。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著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书中，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为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后，社会运动研究的议题也从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转变为社会运动发展的动态过程，研究理论也从宏观的结构性理论转为中观和微观的机制性研究。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秉承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基于人性论和利己心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奥尔森在研究集体行动时将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即个人作为研究对象。奥尔森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做出决定之前都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进而将理性人的成本收益平衡置于集体行动产生的研究核心。在奥尔森之前，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人们会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组织起来共同采取行动。而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开宗明义，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他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在解释个人为什么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时，奥尔森使用了“公共产品”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公共产品？根据奥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实现了任一公共目标或满足了任一公共利益就意味着已经向那一集团提供了一件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一个目标或意图对一个集团来说是公共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个集团中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利益和满足之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集体行动的成功会为某一组织或集团提供一个公共产品，并且这个公共产品的获得不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即使组织或集团的成员不参加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成功之后也会享有成功所带来的利益和满足。在这种情境下，奥尔森认为理性人都会选择成本为零的不参与集体行动，坐享其成，这便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中提出的著名的“搭便车理论”或“搭便车困境”（free-rider problem）。奥尔森认为“搭便车困境”只适用于人数众多的大集团。“因为小集团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小集团中，为了小集团中成员的共同目的很可能会有某些自愿的行动，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类行动会在达到对集团成员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最佳水平之前止步不前。”

为了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奥尔森提出了诸多“选择性激励”方式。“选择性激励”是指“社会制裁和社会奖励”。除了经济激励，奥尔森在书中提到最多的是社会激励，如“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是个人的非集体物品，属于可以用来动员一个潜在集团的激励”。“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它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人受到排斥，合作的个人被邀请参加特权小集团。”根据奥尔森的论述，社会激励只适用于人数少的小集团。人数众多的大集团只有在被分成诸多小集团成为“联邦集团”时，社会激励才会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是一个组织理论。许多组织理论家也明确指出，这种社会激励以及其他激励方式（心理激励与道德激励）能够解决搭便车的问题。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之后，奥尔森在书中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随即成为社会运动研究者广泛应用并遭到众多诟病的理论之一。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批判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批判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尤迪恩（Lars Udehn）认为，奥尔森的理论只适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利益集团。奥尔森也在书中提到，他的理论可以适用于一些宗教与慈善组织的研究，但同时他承认在研究这些组织时该理论不一定特别有用，原因在于这些组织涉及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利益。事实上，这种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批判并不能成立。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几乎每个理论都只具有有限的适用性。以资源动员理论为例，它就只在一些民主国家适用。原因非常简单，只有在民主制度下社会运动组织才能为资源展开竞争。第二种批判有关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群体规模与个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的比例关系。奥尔森认为二者存在反向关系，即群体规模越大，个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越小。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这一观点忽略了个人对其行为影响的不同心理感受。即使个人对公共利益的实际贡献与群体规模呈反向关系，但个人对其行为影响的心理感受存在个体差异。对政治参与即集体政治行为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大规模群体中的成员对其行为所能够产生的政治影响的感受一般不为零，而是因群体中成员的个体差异而有所区别。第三种批判有关搭便车理论。一些学者认为，集体行动不会过多地充斥着搭便车的困境。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暗含着一个错误的假设，即人不具备社会属性。康涅狄格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费里（Myra Marx Ferree）认为，从女权主义以及社会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假设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相互信任和依赖是最根本的、首要的人际关系，这个特性早在人处在婴儿阶段就已经存在。因此，这与搭便车的理论意义相悖。搭便车理论提出后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原因就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存在那些拥有共同目标却没有参与到实现这些目标的集体行动当中去的群体。这些人让其他人为争取利益去抗争，最后享受成功的果实。奥尔森从个人的微观层面，运用搭便车理论解答了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正如奥尔森在导论部分论述的那样：“尽管我只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本书中使用的分析工具来源于经济学理论，但这一研究所做出的结论不仅对经济学家有用，而且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同样有用。”尽管社会运动不是奥尔森研究的直接对象，但作为集体行动的一种表现方式，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理应适用于社会运动研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伊始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究其原因，奥尔森提出的局限于物质动机和个人动机的个人是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障碍，即群体中的人数越多，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小，这一命题与当时正处于社会运动活跃期的美国现状不符。尽管奥尔森的理论与当时的实证经验相悖并遭到了许多美国学者的批判，但从今天看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美国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该理论不但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而且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首先，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中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突破了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非理性人的理论范式。理性人假设使新一代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者获得了新的理论基础，并借此批判早期社会运动研究过分强调参与者的非理性与情感因素。其次，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理论以及有关“选择性激励”的论述和分析，使新一代社会运动研究理论家意识到社会运动的个人参与困境的现实，并将研究重点由此前过多关注个人自身的情感与心理因素转移到外在的动员机制方面。最后，奥尔森在研究中强调“组织”对集体行动的动员和产生的重要性，使新一代社会运动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运动中的组织因素。这也是资源动员理论兴起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