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绪论

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发展到宋代，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以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发展型”政府论与以程朱为代表的传统德治思想发生学理意义上的大辩论，还有国家政策上的大分歧。[1]北宋是如此，南宋更是如此。内强外弱的文治政府过于坚持保守的公共政策而丧失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先机，自以为聪明的统治者在帮助某外族灭掉另外一个外族后，终于狼入虎口，中国后来也进入疆域版图最广的元朝时代。反思宋代行政管理的困境，宋亡毋宁说是对唐朝“藩镇割据”的过度反应。而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因汉化致统治体系内部分裂，国家政策始终在发展型理财与人文性德治之间徘徊，加上汉化不足，又不懂得团结汉人治理国家，致使元朝在14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局动荡。元朝后期，皇帝治政无方，不能有效地控制朝廷秩序，国家大权多旁落于宰相，宰相忙于专权，朝政混乱。自大德十一年（1307）到至元二年（1336）的短短29年间，元朝居然换了九个皇帝，宫廷政变频繁。元惠宗登基后，政局方趋于缓和。特别是在丞相脱脱的帮助下，元朝实施了“脱脱更化”的汉化改革。改革虽取得一些成效，但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相反，社会矛盾加剧，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困苦。恰值黄河溃决，不堪徭役的治河民工乘机起义，终于导致14世纪50年代蜂拥而起的“红巾军”大起义。而作为元朝的“长城”脱脱（1314 ～1355），难以短时期内镇压农民起义，其后期又受奸人所害，遭贬官、毒害。至此，元朝已无可挽救危局的能人。朱元璋携手二十四骑，抓住元朝腐败而又动荡的时局，应时而起，以仁义之战团结群雄，运用一批优秀读书人的超群智力，韬光养晦、兼并群雄，最终建立了新的帝国——明朝。洪武政权建立后，针对元朝宰相乱政的弊端，朱元璋加强了皇权的集中，与民休息，经济和社会获得一定的发展。其子朱棣秉承其志，继续推行儒学治国，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社会和谐。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世界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中国也走进21世纪。怀着“中国梦”的中国人，经过先辈前赴后继的奋斗，终于摆脱列强随意欺凌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进入世界民族之林。新篇章的开启，势必要求我们根据时代的变化保持强大的发展势头，展现中国文明的智慧，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国家的持续强大与发展，没有优良的行政管理是绝对不可以的。盛世之下，富有理智与良知的中国人，应该总结和发扬国家优秀的行政管理文明。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可以更强大，更美好。当我们怀着敬畏，反思当时的明朝时，我们会问，支撑强大国家发展背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怎样运行的？当时的帝王、政府官员和学者是如何思考强大国家管理方法的？本书意在展开对明代初期即朱元璋至王阳明时期（1368～1528）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通过对中国最强盛时期行政管理思想的治理演变与变迁逻辑进行探寻，分析明代盛世行政管理的制度设计信念和公共政策关怀，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传统思想智慧，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提供智力支持。[2]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201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总量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国家的军事、社会发展也取得不错的成绩，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交通便捷，人民安居乐业，以至于出现学者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因此，为了继续维持、推进和发展这种喜人的态势，学术界责无旁贷。伴随盛世而来的一些潜在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和官方的关注。一些问题长时期不解决，就会逐渐积累，最后引发更大的问题，比如房价过高、地下水污染、官员腐败、权力僵化等等。居安思危，我们不仅需要借鉴西方的治理技巧，更需要总结古代优秀的公共管理治理文明，而作为1368～1528年曾位居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时代的行政管理文明，更值得研究。

（一）选题依据

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与弘治中兴是如何形成的？全盛时期的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国家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将遭遇怎样的挑战？盛世之后，精明能干的“强人”不再，国家事务的管理大权旁落，宦官开始专权，明代的行政管理逐渐暴露其难以支撑社会发展的不足，地方政府官员与民间学者在“治体”失落后是如何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命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回到明代文献中去，熟读深思。

在宋濂（1310 ～1381）、刘基（1311 ～1375）、王祎（1322 ～1373）、方孝孺（1357～1402）等人的辅佐下，加以帝王的励精图治，明代1368～1528年出现相对强盛的国局。[3]宋濂、刘基等14世纪儒家开国学者与开国雄主，利用自身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信仰、意志力，为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形成做出开创之功。

本书从分析明代开国帝王的公共政策出发，深入分析仁宣之治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然后围绕吴与弼（1392 ～1469）、黄润玉（1391～1479）、陈真晟（1411 ～1473）、薛瑄（1389 ～1464）、罗伦（1431～1478）、胡居仁（1434～1484）、陈献章（1428～1500）、黄仲昭（1435～1508）、张元祯（1437 ～1506）等地方官员和民间学者的行政管理思想，试图全面展现1368 ～1528年行政管理思想史的真实面貌。

（二）研究意义

第一，本书的写作拓展了14 ～15世纪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目前中国内地公共管理学界，偏重于对西方行政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当代美国公共管理方法的介绍，对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出现的问题，多参考西方的行政管理方法，有的甚至“依葫芦画瓢”。这些学者提出的治理之道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并不适合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和发展。在过度化的西化、洋化背景中，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的研究亟待加强。因此，加强对中国历史上盛世时期治理文明的研究，有助于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

第二，本书对明代文献治理思想的提炼，有利于推动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需要先进与系统的知识论体系，也需要挖掘传统历史上优良的行政管理资源，以“有利于形成一幅更加合理的、与当代相符合的完整图像”[4]，对于行政学这样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5]。相反，师洋不化、拿来主义与教条主义都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即便是西方现代化的先进理论，也要切合于我们当前的现实条件和历史传统。行政学的发展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基于历史学、哲学的研究方法，挖掘和发扬中国历史上好的政府管理思想，无疑是中国行政管理学本土化的题中之义。

第三，本书中所涉及的公共政策，有利于推进解决当前中国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文明的内聚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行政思想道德性和技术性的双重构建。这种双重构建可以继续维持中国成为唯一幸存下来的文明古国。明代全盛时期所提出的德性政府观、诚心治政、猛法治国、贤才治国、发展公费教育、爱惜民力等公共政策主张，对于解决今天的治病难、住房难、读书难等顽症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研究对象、现状及问题

本书采用政策与思想、实践与理论互动和双向建构写法，以明初朱元璋、朱棣诸帝王的公共政策为历史背景，以明以前的行政管理思想为逻辑前提，以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及其弟子胡居仁、陈献章的德性政府思想为主线，以展现被历代学术界所忽视的薛瑄、黄润玉、陈真晟、罗伦、张元祯、黄仲昭等学者的行政思想为辅线，从政府结构设计的价值和技术、行政角色的定位和公共政策的构建角度，多面呈现14～15世纪中国行政管理思想。

国内研究现状方面，萧公权先生利用自身丰富的西方学科知识背景，以大手笔对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做出了深度探视，其如细丝般的研究手法，丝丝入扣，对中国行政管理史做出了系统的梳理、诠释和分析。他划分了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的创造时期和因循时期，有利于后学在其基础上对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进行深度研究。[6]然而，读者虽然可以领会其庞大与深厚的诠释世界，但也容易陷迷其中，茫无头绪，他似乎没有一套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7]而且，他立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近代国家的逻辑起点去重构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有点以今评古、苛求古人的味道。[8]刘泽华、葛荃教授比较注意从公共政策、国家治理的视野，总结中国历代行政管理实践和理论，尊重对中国行政管理发展史的梳理，具有自己鲜明的写作特色，为中国治理实践提供了较多的史料。[9]朱仁显较早地编写了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教材，基于历史学方法，参照国内学者从领导、组织、决策、人事、法制、监察等角度分析行政学之一般方法，偏重行政角色的分析框架，指出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具有尊君、重民、治吏、重治道轻政道的特点。[10]田兆阳积30余年教学经验，基于儒道法三维行政管理哲学的分析方法，从行政决策和行政用人两个维度，着重从行政文化的视野，运用观测史论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一己之力，呈现了对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个体化的解读。[11]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学者基于西方行政学的方法，对先秦行政管理思想进行了较有深度的研究。韩国学者、官员李文永多年与学生、师友讨论心得，从法治、行政组织学、公共政策分析、财务行政和人事行政角度，结合心理学、现象学、伦理学、美学的多元比较视野，对《论语》《孟子》进行了深度研究，别开生面，饶有风趣，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对先秦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12]湘潭大学汤浩基于轴心时代的大背景，对先秦多位思想家的行政管理思想进行了西方行政学视野上的深度挖掘，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自觉地以一己之力探索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思想史诠释路径。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实用理性、伦理取向、哲学思维和史论模式四大理念特征，其内涵的国家主义和官本位价值观，深深影响着后来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构建和实践。[13]事实上，著名西方管理思想史大师雷恩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基于分析法、综合法和跨学科方法，对西方两百多年的管理思想史发展做出较为顺畅的个人化解读，从早期管理、科学管理、社会人和现代四个时段划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刊落浮华，功深力到。其著作读来令人耳顺和视野大开，堪称管理思想史撰写的经典范式。[14]而萨拜因在半个世纪内对西方几千年政治学思想史的历史主义、道德主义的宏大解读，也早已为学者所推崇，也有可能为我们撰写行政管理思想史提供他山之石。[15]库珀长达25年对德性政府的一般化理论构建，也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形成较有深度的思考。[16]而政治学家伊斯顿复合的系统分析框架和他的整齐与严密的分析语言，可以让我们对思想史的研究更为专业化、条理化。与此同时，内地学者对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不错的成绩。丁煌多年潜心研究西方行政学说史，多次再版，获得业内人士好评[17]；竺乾威、马国泉、唐兴霖、雷雨四人撰写的著作虽为教材，也体现出不错的学术水平[18]；谭功荣先生博览一手英文文献，耗力甚多，其基于公共管理学学科起源与发展的矛盾和冲突的分析视野，侧重学科流派的角度，为学术界奉献了值得珍藏的思想史著作[19]；学者虞崇胜、杨秀实编写的教材，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过去行政管理的人事制度、政府权力安排[20]。

中国行政管理学正在重建，也在本土化[21]，借用西方的学科方法，也出现了一些不错的成果[22]；但是活学活用纯西方学术方法，同时又大量阅读中国古籍、关照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史的专著尚不多见，总令有志之士惋惜。要写出像历史学《中国大历史》、政治学《岳村政治》、社会学《江村经济》那样的著作，还有一定难度。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1368～152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史缺少系统与专门的研究，教材多，专著少，尤其是针对断代公共管理思想史的更少。[23]对1368～1528年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偏于个案分析，多以法学、历史学等传统方法，综合研究少。对薛瑄、陈献章、胡居仁、陈真晟哲学思想研究的较多，对其行政管理思想研究的很少；对吴与弼、黄润玉、张元祯、罗伦的研究更是阙如。[24]上述问题，需要我们熟读文献、精研细敲，结合西方科学，呈现真实面貌，参与、推进1368～1528年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法、资料准备与预期目标

（一）研究方法

第一，贯彻西方行政管理学的方法论，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地分析1368～1528年中国行政思想，将思想分析贯穿于政府管理主体、过程和对象的始终，凸显行政组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领导科学、行政伦理等学科方法对古代文献的重组和诠释。在行政主体方面，凸显负责任的领导者、家庭和社团的重要性；在工具方面，凸显信任、礼、智慧和美德；在客体方面，凸显公共领域讨论整合公共问题，以及对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重视，把中国古代最好的行政管理思想呈现出来，让思想家自己说话，我们耐心倾听，用现代科学对之重新转化。

第二，坚持文献研究与话语分析、历史与思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写作宗旨。通过对古籍文献的反复阅读与岁月打磨，把古人行政思想的内在理路弄明白，看清君主（天子）、官吏和民众的互动关系。除从管理、政治和法律三个途径外，行政学还可以基于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技术与伦理的多维整体式途径去研究。

第三，在价值与技术的二元方法下，突出中外古今比较的历史分析。从世界眼光看待当时的行政思想，从现代的视野评判分析1368～1528年行政思想的成就与不足，并从建设性的角度分析其思想的当代意义。价值是指要通过深入的学习，而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日常观察而获得比较抽象的意义，探讨“规范”“应然”命题，如善、正义、平等之类。基于价值概念而引发的判断是价值判断，所针对的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我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是什么”“我该不该这样做”等。[25]行政学意义上的价值是指政府领域内美好事物或美好事物的概念，或者是指值得希望追求的事物。[26]政府行为的主导价值主要是效率、效益、正义等，这些价值往往成为判断政府行为合理与否、正义是否存在的标准与规范。价值观蕴含或受制于行政体制传统、道德传统、法律传统、文化传统、社会与经济现实等，表现为政府结构设计的内在原则。在先秦时期，政府价值取向在法家、儒家和道家间竞争，最后法家的“势”价值理念战胜儒、道。秦帝国的建立，事实上说明法家政府价值暂时占上风。而秦帝国的急速倒台，说明法家政府价值行为取向可以让国家军事实力强大，但在超大规模帝国有效管理中显得过分的低能。技术则是实现政府行为价值取向的方法、技艺和政策，表现为政府角色定位、公共政策构建和具体的解决公共事务的方法、技巧和制度设计，贯穿于行政主体、过程和客体的始终。[27]

第四，吸收管理心理学的方法，借鉴道德发展、人格发展理论和身心修养论，合理分析传统行政思想家的光明人格，有利于提高共产党人的自我修养。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具有明显的人文性、宗教性和历史感。行政角色多以圣人、大人、豪杰、君子和大丈夫等理想人格为言说体系，具有人格吸引力和示范效应。通过管理心理学的科学分析，古为今用，提升行政精英工作的主观性和自足感，树立对权力的敬畏感、存在感和荣誉意识，自觉抵制腐败和道德败坏行为。道德发展理论主要以皮亚杰、科尔伯格、吉利根等人为代表。[28]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涉及精神自由与意志力建设的思想。[29]在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由自我意识实现对外在世界的开放性认识，让个人的经验成为自我实践的有效武器，实现身与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即程颢所谓的仁者“万物一体”“大小咸快活”的活泼状态，化焦虑为成长的动力，实现政府官员人格自我的超越与人格的成长。存在主义特别强调个体对未来生活的勇气，即勇敢挑战和勇于承担责任，让自在心灵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体现，真正实现公共事务的公益性。人心具有意识性、意向性、主观性和因果性。[30]内心意向性具有“指向、关于、涉及和表现其他客体和事态的特征”，使得意识心理现象具有真实性。[31]通过确认人心的“能指”与意向性的真实性，对当前政府官员进行系统训练，有利于提升公务员的道德自主性、自觉性和开创性。

（二）资料准备

资料准备方面，本书尽可能收集包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在内有关14～15世纪学者的所有著作；版本选择上，优先采用现代印版。

（三）预期目标

通过对中国行政管理思想逻辑起源进行深度挖掘，确立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概念、一般性理论和逻辑通则。在此基础上，深度剖析1368～1528年众多中国帝王、官员和学者的行政管理思想，归纳其内在逻辑。绪论主要介绍课题的研究对象、意义、方法和思路，包括1368～1528年行政管理思想在中国行政思想史中的地位、他人对同一主题之研究成果与本研究的贡献。第一章，分析中国行政思想的逻辑起点，从先秦到汉唐宋，以典型文献为切入点。第二章到第八章，主要分析朱元璋、朱棣、朱高炽、朱瞻基、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薛瑄、黄润玉、陈真晟、周瑛、张元祯、罗伦、王恕、黄仲昭、王阳明等人的行政管理学术思想。最后一章，总结朱元璋至王阳明时期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的逻辑及其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