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科学理论的反思

第一章 理论的使命与内涵

正如霍金（Hawkin S. W., 1988: 9）在《时间简史》中所说的那样：“为了讨论宇宙的本质以及何为起源、何为结束的问题，你必须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科学理论。”学科中理论的质量是评估学科发展和学者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组织管理学科中，学者们也普遍认可理论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并且几乎所有的高水平管理学期刊都十分强调论文发表的理论贡献（Colquitt and Zapata-Phelan, 2007; Edwards, 2010）。然而，分析发现，当前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状况并不乐观（Suddaby, Hardy, and Huy, 2011；章凯、罗文豪、袁颖洁，201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组织管理领域内的理论发展便陷入相当长的平缓发展期，如今学者们所依赖的理论基本还是30年前开发的理论（Davis, 2010）。在数据获得、分析技术和研究工具进步迅猛的今天，研究数量加速提升，组织与管理理论却未能实现相应的发展（Davis, 2010）。当前，本学科领域理论发展明显出现瓶颈状态，这显然不是因为学科理论体系已经接近成熟，而是本学科理论创新真正陷入步履维艰的状态。

在一个学科理论体系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出现长达数十年的理论发展瓶颈，比较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因为现有理论提供的认识与发展空间比较狭小，理论生长与衍生潜力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本领域的学者们发展理论的方式与方法出现了问题，当前学科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认识研究对象的需要。如果这两种可能原因都不成立，还有另外两种不太可能的原因：或者是组织与管理学科没有多少理论与规律可言，或者是本学科的学术共同体集体愚钝。

从二十余年学习和研究心理学与管理学的经验性认知和系统性的文献分析出发，我深感组织与管理学科现有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本身问题突出：理论体系良莠不齐，概念体系内涵混乱，逻辑体系主干模糊，学科发展基石薄弱。这一学科理论现状不仅导致现有理论生长与衍生潜力有限，而且理论难以完整理解实际甚至背离优秀管理实践的现象十分突出。大量的管理知识存在于管理实践界、咨询界、培训界，而没有进入组织管理的学科理论体系，也没有为主流管理研究者所分享，更没有反映在主流的管理学文献中。如果没有这些专业人士的努力，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现有联系还会大打折扣。之所以出现这一令人尴尬的学科理论现状，除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之外，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本学科的科学研究对理论与理论贡献本身认识错位，对发展理论的科学方法理解片面（本章不讨论方法问题）。例如，亨利·明茨伯格（2010）认为，在管理学领域和一般的社会科学上，研究者们都太执着于高深的方法，它们通常会导致仅具有统计意义的平庸结果；事实上，过分痴迷于追求客观的狭义的科学，只会阻挡科学的发展。因此，要想推动组织管理领域的理论创新，改善理论薄弱的学科现状，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理论的使命与内涵。

一 理论的功能与使命

检验与发展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按照Wallace（1971）的科学研究过程模型，典型的科学研究包含两种类型：一是从理论开始，经过逻辑演绎和假设检验的演绎研究思路；二是从观察现象开始，经过实证概括、最终落到理论之上的归纳思路（徐淑英、欧怡，2012）。演绎式思路强调检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而归纳式思路则强调基于现象观察创立和形成新的理论。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中，理论所起到的具体作用虽有所不同，但显然都是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任何领域的科学探索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发展（Ferris, Hochwarter, and Buckley, 2012）。

20世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亨普尔（Hempel, 1965）认为，科学具备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充分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二是建构理论，并通过理论解释和预测事件与客观对象。由此看来，一方面，充分地探索和描述所研究的对象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基础，没有坚实、充分的现象事实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就会出现盲人摸象式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有现象描述也不能发展科学，还必须开发具有完整地解释和预测现象能力的科学理论。一门科学如果没有理论的发展，将只能停留在描述观测现象的水平上，而无法在描述现象的基础上给出有效的解释，更加难以预测那些尚未观测到的事件和现象，更不用说根据理论去改变、完善客观对象。因此，我们认为理论的使命在于正确地理解、解释、预测和合理地改变客观事物或现象（Bengtson, Rice, and Johnson, 1999; Reynolds, 1971; Weick, 1995）。

让事物或现象可以为人所理解是理论最基础的作用。“理解”指了解、认识或说明分析。理论的理解功能旨在为现象本身和其背后的原因提供一种合理化的分析和解读。理解的合理性与逻辑性往往受到研究者所掌握的证据和个人认识水平的限制，其逻辑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也可能只是看似合理但却不完全符合甚至是违背真实情况的。例如，关于人性的“经济人”假设曾长期主导人们对工作动机与行为的理解，但却是相当片面的。

理论的解释功能意味着为研究对象当前及过往的状态和变化提供一套合理化的解释，从而阐明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及为何及如何发展和变化（Whetten, 1989）。在管理研究中，试图在不同的现象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就是理论解释功能的典型体现。

理论的第三项功能在于对研究对象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化或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借助正确的理论，人们可以对未知的或者尚未发生的事物和结果做出明确的预测（霍金，1988）。好的管理理论应该能够预测组织与管理发展的趋势，应用好的管理理论也会帮助企业认识自己当前的运行状态及其未来变化的可能结果。

最后，正确的理论能够引导人们对研究对象加以合理的改变。尤其是，当研究对象当前存在不足和问题时，人们可以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分析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如果一个理论的功能只能停留在理解和解释这两种水平上，而不能预测相关现象，那还很难说是好的理论，可能还是错误的理论。因此，从判断理论好坏的标准来看，能够预测和改变客观对象是更加重要的。试想，如果一种管理理论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企业中发生的事件和现象，无法帮助我们预测管理措施或管理行为的效果，更不可能引导我们完善管理，那么这种“马后炮”式的理论解释的意义一定十分有限。就像中国人说的“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缘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人际聚散的原因，但无法预测未来的人际聚散，更加难以指导我们的人际交往活动。我们很少把“缘”看作一种理论，虽然人群中客观存在大量的“缘分心理”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理解、解释、预测和合理性改变的完整结合才是理论使命的完成。这一点对管理学这门社会科学尤其重要，因为随着社会与文化的进步，管理越来越需要扬弃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非人性化和非社会性的成分，越来越需要融入人性与社会责任，这就需要管理学能够为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引导管理实践不断走向进步，而不是原地打转或倒退。

在管理学科中，理论的上述四项功能的展现有一定的差异。管理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管理实践，现有文献偏重于认为管理理论应为观测现象提供一致性的描述和解释（Gioia and Pitre, 1990）。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管理学者们为认识当时的组织管理提供了不同的认识模型（Morgan, 1997），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组织和管理实践的基本特征。当研究者们观察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营发展存在差异，或者企业员工在创造力上有所差异时，学者们又提出多种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遗憾的是，管理理论在预测和改变管理实践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今天还难以令人满意。当前不少管理理论满足于描述和解释已有的管理实践，对管理实践发展趋势的研究重视不足，更多地发挥着“背书”管理实践的作用，而不能够基于未来趋势引领管理的发展。甚至一些错误的管理理论，破坏着企业组织中好的管理实践（Ghoshal, 2005）。

据笔者观察，当前管理研究中对于理论使命的认识存在重理解和解释、轻预测和改造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利于管理学科的长期发展。理解和解释管理现象固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但却不足以帮助我们超越眼下的管理实践，并为组织管理活动的进步和革新指明方向。由于管理实践自身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会对同一现象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本无可厚非，因为研究者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理论争鸣本身也是一件好事，事实真相往往会越辩越明。然而，如果忽视理论的预测和改变功能，将会有一系列危险的后果。具体来说，这将误导学术共同体对理论好坏的判断，将会导致低质量的理论得不到淘汰，日积月累并逐渐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最终会阻碍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完整地理解理论的使命并依此建构和检验管理理论，自然要求学者们面对真实组织情境中的管理现象和问题，并在反复的实践检验中发展或淘汰理论。如果这样，对理论的任何误解都很难长期存在下去，也难以大面积传播。然而，管理研究的现实并非如此。究其根源，需要分析理论的应有之义和主流管理学文献对理论的片面理解。

二 理论的内涵

理论是什么？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理论为何物。在自然世界里，液态的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固态的冰或者气态的水蒸气。对于这一司空见惯的物理现象，我们可以解释为：这是由于水会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状态的变化。但显然，这只是对观察到的现象做了描述，并没有深入揭示水状态变化背后的原因。如果我们进一步解释为：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水会出现状态的变化：水在高温下可以变成水蒸气，在低温下可以变成冰。这一解释已经揭示了一个真实情况：温度是引起水的物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它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常温下水是液态，而铁是固态，氧气是气态，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水的沸点会随着大气压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就事论事往往很难建构认识深刻的理论，我们既需要充分地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也需要揭示现象背后的机制或过程，以及这一机制或过程中蕴含的实体。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没有水由分子构成和分子运动论的思想，就很难提供完美的解释。分子就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实体，肉眼看不见，但它们客观存在；分子运动会随温度、压强而变化就是背后的过程。也就是说，物理学家是在深入探讨水的构成及其分子运动规律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现象背后潜藏的理论和规律，从而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解释和预测水的物态变化，并可以运用这一理论创造条件改变水的状态，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类似地，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在论述宇宙的起源和性质时对理论所持的一种朴素的观点同样对我们富有启示意义。在霍金（1988: 9）看来，理论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部分的模型，以及一套把这模型中的量和我们做的观测相联系的规则”。这一理解强调理论是对于观测对象的抽象和超越，并从理论模型中推演出一套规则，将理论模型预测同不同的观测结果联系起来。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亨普尔（Hempel, 1966: 70）对于理论的界定较好地概括了理论的应有内涵。亨普尔认为，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理论将现象看作其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特有的理论定律或理论原理所支配，从而可以为研究对象提供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亨普尔的论述和分析虽然主要针对自然科学而言，但笔者相信在组织管理学科内也有同样的适用性。例如，在动机理论中，我们可以借助动机这一现象背后的“实体”（例如，需要、目标、自我概念）和“过程”（例如，期望和目标激活）来理解、解释和预测动机的属性和功能。

也许有人会说，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性理论或规律。我们认同组织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如果就此认为组织管理没有规律，有何事实依据和逻辑依据？如何证明？这不是拿几篇研究文献就能说明问题的。事实上，说管理没有普适理论，恰恰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理论。在管理研究中存在这样的现象：把成功的管理实践模式同管理理论混为一谈；将管理实践的艺术性、文化性等同于管理理论的艺术性、文化性，这些都是错误理解理论的结果。

三 主流管理学文献对理论与理论贡献的集体误读

对于“理论是什么”这一问题，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存在很大的困惑和认识不一致（Ferris et al., 2012），但对于“理论不是什么”似乎有着更加一致的认识。Sutton和Staw（1995）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管理学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成为管理学者们鉴别“什么不是理论”的重要参考。在他们看来，一篇论文中以下五部分内容是不能称为理论的。第一，参考文献和引用不是理论。在研究中借鉴前人的理论或研究成果不可回避，但仅仅列出文献信息、理论名称或者是概念名词都不能称作是理论。关键在于要明确地揭示出所引理论中哪些概念与论断是与当前研究相关的，并且这些引用在理论发展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第二，数据不是理论。实证证据有助于验证、修改或者否定现有的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新理论的发展。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理论与数据在行为科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Kaplan, 1964）。数据用于描述研究者观察到怎样的经验性模式，而理论则用于解释为什么研究者能够观察到这些经验性模式或者为什么期望观察到这些经验性模式。第三，变量与构念列表不是理论。变量与构念是对研究对象抽象化的表征，是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Weick, 1995），然而区分出不同的变量或者构念本身并不能够构成理论。正如Bacharach（1989）所说明的那样：单词的组合不会自动成为句子，构念与变量的组合也不会必然产生理论。第四，图表不是理论。在理论建构中，图表有时候是一种有效的表现形式和思维工具。尽管由方框和箭头组成的图表可以清晰地告知人们概念之间的关联模式和因果顺序，但它们不大可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Weick, 1995）。第五，假设不是理论。在当前的实证研究中，假设是连接理论和数据的桥梁。在Wallace（1971）的科学研究过程模型中，假设发挥着将理论关系操作化的作用。然而，理论模型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一组假设关系（Dubin, 1976）。假设陈述不会也不应该包括特定的实证关系之所以出现的逻辑论证。也就是说，假设陈述应该清楚地告诉人们在实证研究中可能会观测到什么，但不会解释为什么出现相应的结果。

Sutton和Staw对以上五类“非理论”成分的总结和发现是源于他们长期担任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经历。伴随着《什么不是理论》一文的发表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目前管理学界的学者们逐步努力地避免将理论与上述五类非理论成分混淆或等同起来。遗憾的是，学科内对于理论的片面理解并未得到质的改善。在上述五类非理论成分中，虽然罕有学者简单地将引用前人理论或文献、描述数据分析结果视作发展理论，但仍有大量的研究将陈列变量与构念、绘制变量关系图以及提出和检验假设等同于理论的发展（Gorelick, 2011），管理学文献对于理论本质的误读由此可见一斑。

翻开管理学文献，不同学者对理论的界定有着一定的差异性。Dubin（1976）将理论看作人类对现实世界中一些侧面尝试进行的模拟；Bacharach（1989）则认为理论是在一定的边界假设和限制下对概念之间关系所做的陈述，是用来对复杂的经验世界进行组织的语言工具；Corley和Gioia（2011）认为理论是概念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表述，其目的在于说明特定的现象如何以及为何产生。在行为科学领域，Kerlinger（1986）对理论的界定比较流行，认为理论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构念、定义和命题，通过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揭示现象，目的是解释和预测现象。在这里，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穷尽各种不同的关于理论的界定。然而，这些定义之间虽有一定差异，但也蕴含着一些相似之处，可以视作是组织管理学科内目前公认的理论内涵（Ferris et al., 2012；陈昭全、张志学、Whetten, 2012），即理论表明的是在相应的逻辑和假设前提下对于一系列构念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解释。在这个系统之中，构念与构念之间通过命题相联系，变量与变量之间则通过假设联系在一起。那么，当前对于理论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地表述了理论的属性与内涵呢？

首先，从内容上分析，理论拥有多种不同的基本形态。章凯、罗文豪、袁颖洁（2012）的研究表明，在成熟学科的理论发展中出现了五种不同的基本理论形态，分别是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结构的结构型理论、旨在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本质型理论、旨在揭示不同事物或现象间相互关系的关系型理论（又可细分为概念型关系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旨在揭示事物及事物间关系演变趋势的演变型理论以及着重于审视学科性质和现有理论形态的元理论。其中，元理论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基本的理论形态，本质型理论、概念型关系理论和演变型理论则处在较为抽象的层次，结构型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处在较为具体的层次。具体性较高的理论形态的发展往往展现出一个学科研究繁荣的程度；然而，只有抽象性更高的理论形态得以较好的发展，才能够真正地推动一个学科的良性发展和逐步成熟。在当前的管理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是结构型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本质型、演变型和元理论都存在着发展不足和研究匮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上文的理论定义不无关系。正是学者们对于理论的理解多局限于“构念”“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使得有关研究事物本质、变化发展规律以及指导学科发展之元理论的发展严重不足，并对管理实践和学科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第二，从理论的表达形式来看，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主要的理论表达形式可能有显著的不同。例如，在物理学的力学、电磁学、热力学中，理论通常以概念界定和变量关系的形式出现，如牛顿力学第二定律界定了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加速度）同其受力状况和自身质量的关系。这一理论表达形式与管理学文献中的理论形式描述基本是一致的。但在化学中，许多重要理论都不是通过变量关系来表达的，例如原子结构理论、分子结构与分子运动论、核外电子运动理论、化合价理论、元素周期律等。在生物学中，细胞结构与遗传规律也不是通过变量关系来表达的。从上述多学科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不同学科的理论表达形式首先取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特征和研究问题。选择怎样的理论表现形式，需要服务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服务于学科发展和理论使命的完成。基于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来构建理论，显然只是学科理论得以呈现的一种可能形式之一。

从理论的表达形式和科学发展史分析，现代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借鉴了物理学理论的表达方式。模仿物理学理论的最直接结果便体现在上文有关理论的描述性定义上，即认为理论表现为一系列的命题或者是假设，其实质是不同的构念或者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理论的表现形式适应了物理学探究某些研究对象并构建理论的需要。然而，相对于物理学中的研究对象而言，管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组织及组织中的人——表现出复杂的社会联系，这一点与化学强调物质构成与结构或生物学强调细胞和系统更为相像。仅仅基于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建构理论并据此认识组织和人，目前看来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组织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认为，管理学中的理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变量或构念之间的关系，而应对其他可能的理论形式保持足够的开放性，真正以分析和解决问题为中心来建构和检验理论。

第三，从对理论属性的界定来看，管理学文献对理论的界定是对理论表达形式的一个描述性定义，虽然一些学者在界定时也强调了理论的解释与预测功能，但对理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并无任何约定或描述，更没有为保证理论能够实现其解释和预测功能提供任何边界条件。事实上，对理论的如此界定已经让很多管理研究者认为：只要提出新的概念关系或检验了新的变量关系模型，理论贡献就有了。于是在学术期刊中新的变量关系模型不断发表，而不管这样的模型与真实世界的管理现象有何联系，也不用思考这些模型针对什么学科问题，在学科发展中有何意义。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大量管理学研究明显脱离实际，管理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管理现象，管理研究在管理实践体外循环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如果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1970）的观点，科学既表现为一套知识体系，也体现为学者们基于一定范式的专业活动。管理学研究出现如此状况而缺乏足够的自省，是由于存在偏差的学科范式代代相传。

对管理学科的理论界定和亨普尔（1966）的理论界定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后者对理论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即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理论将现象看作其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特有的理论定律或理论原理所支配。正是在这样的本质属性和边界条件下，理论才得以实现其功能，即为研究对象提供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显然，亨普尔对理论的界定更加有助于全面地发挥理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承担的使命。按照亨普尔（1966: 72）的观点，科学理论所做出的关于基本过程的假定必须明确，足以容许我们对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推导出特定的内涵。然而，当前管理学科对于理论的界定只是抓住了理论的表象和一种可能的表达形式，而遗漏和忽视了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内涵——潜藏在现象之后或者之下的实体与过程。由于管理学者们对于理论的这样一种误解，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使命将很难得以履行，在此理论内涵引导下的理论贡献通常会导致仅具有统计意义的平庸结果（明茨伯格，2010）。

四 结束语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发现，目前西方主流的管理学文献对于理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学科领域内的主流研究普遍地将理论仅仅视作构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关心理论的本质属性不够，关心概念所代表的现象的本质不够，从而无法真正触及理论的内涵。例如，研究领导力的学者并不关心领导力的本质和形成机制是什么，研究员工创造力的学者也很少真正关心创造力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但这些并不妨碍学者们去搭建和检验领导变量和创造力之间的变量关系模型。只要模型是新颖的、有趣的，似乎理论贡献自然就有了。但时至今日，在组织行为学界，关于变革型领导和创造力本身，我们依然知之甚少。事实上，正是由于当前管理学科对于理论内涵的集体误读，使得学者们对于研究的理论贡献存在着认识偏差。在Whetten（1989）看来，在已有模型中增添或删减变量、增加或改变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识别某一理论的边界条件等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贡献，而必须深入地拓展或者改变我们对于理论所表征的现象的理解。换言之，如果一项研究无法促进理论使命的完成，便很难构成真正的理论贡献。因此，我们需要深刻学习和领悟亨普尔对理论的界定，掌握与运用他的观点：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理论将现象看作其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特有的理论定律或理论原理所支配，从而可以为研究对象提供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

参考文献

陈昭全、张志学、Whetten, D. A. :《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载于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主编《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63～95页。

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2006。

徐淑英、欧怡：《科学过程与研究设计》，载于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主编《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3～32页。

章凯、罗文豪、袁颖洁：《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形态与创新途径》，《管理学报》2012年第10期，第1411～1417页。

亨利·明茨伯格：《开发关于理论开发的理论》，载于肯·史密斯、迈克尔·希特主编《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84～299页。

Bacharach, S. B.1989.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m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496-515.

Bengtson, V., Rice, C., and Johnson, M.1999. “Are Theories of Aging Important? Models and Explanations in Gerontology at the Turn of Century”, In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edited by V. Bengtsonand, and K. Schaie.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Colquitt, J. A., and Zapata-Phelan, C. P.2007. “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6）: 1281-1303.

Corley, K. G., andGioia, D. A.2011. “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1）: 12-32.

Davis, G. F.2010. “Do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s Progres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3（4）: 690-709.

Dubin, R.1976. “Theory Building in Applied Areas”,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edited by D. Dunnette, pp.17-39.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Edwards, J. R.2010. “Reconsidering Theoretical Progress in 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3（4）: 615-619.

Ferris, G. R., Hochwarter, W. A., and Buckley, M. R.2012. “Theory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How will We Know it When We See it?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1）: 94-106.

Ghoshal, S.2005.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4（1）: 75-91.

Gioia, D. A., and Pitre, E.1990. “Multiparadigm Perspectives on Theory Build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5（4）: 584-602.

Gorelick, R.2011. “What is Theory? ”Idea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4: 1-10.

Hempel, C. G.1965.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Hempel, C. G.1966.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rentice Hall.

Kaplan, A.1964. The Conduct of Inqui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Kerlinger, F. N.1986.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Scien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Kuhn, T. S.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rgan, G.1997. Images of Organization. Sage Publications: Newbury Park, CA.

Reynolds, P. D.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bbs-Merrill, Indianapolis, IN.

Suddaby, R., Hardy, C., and Huy, Q. N.2011.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Topic Forum: Where are the New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2）: 236-246.

Sutton, R. I., and Staw, B. M.1995.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3）: 371-384.

Wallace, W.1971. The Logic of Science in Sociology. Chicago: Aldine.

Weick, K. E.1995. “What Theory Is Not, Theorizing I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3）: 385-390.

Whetten, D. A.1989.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490-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