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问题成因与影响

俄罗斯人口问题之所以演变为当前的局面，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历史上几次重大灾难性事件对俄罗斯人口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实原因则是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和人口流失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问题已经给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除了对劳动力供给、预算支出和社会政策等造成直接影响以外，对地缘安全观和民族间关系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一 人口问题成因

对俄罗斯人口问题成因进行追溯，不能不提及其历史原因。20世纪几次重大事件造成了人口灾难性下降。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沙俄人口损失惨重，国内战争使苏俄人口急剧减少。1917～1922年间，苏俄损失人口达1200多万。其次，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饥荒使苏联大量人口丧命。当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致使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等地发生大面积饥荒。俄罗斯历史学家估计，饥荒造成的灾民达3000万人，其中饿死者为300万～1000万。再次，1934～1938年的“大清洗”使苏联人口的非自然死亡率急剧攀升。最后，卫国战争期间2700万苏联人殒命。上述都是俄罗斯人口问题的历史成因。

如果仅从苏联解体之后考察，导致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较高、人口流失等现实因素。

近年来，俄罗斯总和生育率仍然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俄罗斯总和生育率为1.513, 2010年为1.469，其中城市总和生育率从2002年的1.35降至2010年的1.328，农村则从1.993降至1.876。截至2010年年底，俄罗斯15岁以上女性中，21.5%的人从未生育过子女。一般而言，维持人口自然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最低指标应为2.1。目前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法国、英国、挪威、瑞典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2.0以上。从俄罗斯各个地区总和生育率动态指标看，地区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20世纪60年代，莫斯科市的总和生育率为1.4，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州是1.5～1.7，而北高加索各共和国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则是上述地区的三倍左右，如图瓦共和国为4.2，达吉斯坦共和国更是高达4.9。半个世纪之后，俄罗斯地区间生育率指标的差距大幅缩小：截至2010年年底，总和生育率最高的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其总和生育率在2.3～2.4之间，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列宁格勒州，接近1.2，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间的差距缩减至两倍左右。而在总和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中，也仅仅是农村总和生育率水平较高，城市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已与全俄平均水平接近。当然，从一般生育率静态指标看，各地区差距仍然较大。一般生育率较高的多为民族地区，如北高加索各共和国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2011年俄罗斯一般生育率靠前的地区为车臣共和国（28.9‰）、图瓦共和国（27.1‰）、印古什共和国（25.9‰）、阿尔泰共和国（22.5‰）、达吉斯坦共和国（18.1‰）。排在其后的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和布里亚特共和国，其一般生育率分别为17.1‰和16.9‰，主要原因是两个地区的原住民生育水平较高。此外，油气开发区因从其他地区吸纳大量年轻劳动力，年轻人所占比重较高，因而一般生育率也较高。如秋明州、汉特-曼西自治区和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16.1‰、16.4‰和15.4‰。一般生育率最低的是中央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的一些地区，如图拉州（9.4‰）、坦波夫州（9.3‰）、沃罗涅日州（10.2‰）和列宁格勒州（8.7‰）等，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被其他地区的大城市大量吸纳，造成人口流失严重。此外，伏尔加沿岸联邦区的一些联邦主体，如奔萨州和莫尔多瓦共和国，因人口老龄化严重和吸引外来人口乏力，一般生育率也较低，分别为10.1‰和9.5‰。总体而言，俄罗斯生育率较高的地区寥寥无几。

从死亡率指标看，俄罗斯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整体死亡率较高，特别是核心地区的人口死亡率较高。2012年俄罗斯死亡率位居世界第22位，为13.5‰，甚至超过了马里、布隆迪和喀麦隆等发展中国家。从地区差别看，西北联邦区和中央联邦区一些较早开发的地区，如普斯科夫州、诺夫哥罗德州、特维尔州、图拉州、斯摩棱斯克州、伊万诺沃州、弗拉基米尔州和科斯特罗马州等的死亡率较高，2011年均在16.6‰～20‰，远高于全俄13.5‰的平均水平。人口结构中青年人和儿童所占比例较高的地区，如车臣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的死亡率较低，在4.1‰～5.6‰之间，另外北方地区老年人占比较低的一些联邦主体，如汉特-曼西自治区、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死亡率也较低，分别为6.5‰和5.4‰。二是劳动年龄男性的死亡率较高。截至2010年，俄罗斯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有3170万，其中男性890万，女性2280万，分别占28.1%和71.9%。可见，约有一半以上的俄罗斯男性不能活到退休年龄。三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率高。俄罗斯15～19岁的青少年意外死亡率在中东欧国家中最高（见表1-11）。主要原因是交通事故、自杀、他杀。专家认为，青少年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碰壁和普遍酗酒是导致意外死亡率较高的主要因素。四是边远地区新生儿死亡率较高。多年来，新生儿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是北高加索联邦区和西伯利亚南部欠发达的共和国，如2006～2008年间，印古什共和国新生儿死亡率平均为22‰，车臣共和国为17‰，达吉斯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和阿尔泰共和国为14‰～15‰。此外，少数民族原住民所占比重较高的地区，如楚科奇自治区和涅涅茨自治区等，新生儿死亡率平均为14‰～17‰。到2011年，虽然俄罗斯新生儿死亡率较前些年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但上述七个地区的指标依旧较高，分别为13.6‰、17.5‰、15‰、14‰、11‰、12.8‰和10.7‰。总之，俄罗斯新生儿死亡率较高的地区多为气候条件相对恶劣的边远欠发达和就医困难的地区。

如上可见，俄罗斯同时遭遇了两个问题，一是与发达国家类似的低出生率问题，二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高死亡率问题（见图1-5）。

俄罗斯出生率低和死亡率高的更深层次原因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和经济衰退使很多人陷入生存困境，加剧了对未来的担忧，从而导致出生率骤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率最低的时期。1999年全俄一般生育率平均只有8.3‰。婚姻家庭观念也是导致出生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人选择非婚同居情况的比较多，多年来结婚率持续下降，离婚率节节攀升，从2002年和2010年16岁以上人口婚姻状况变化情况可见一斑。2010年俄罗斯共有3300万对夫妇，与2002年相比减少100万对，其中440万对未正式登记结婚，占13.3%，而2002年未正式登记结婚有330万对，占9.7%。2010年16岁以上人口中，已婚者（包括正式登记和未进行婚姻登记的）占57.3%，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0.5个百分点（其中2010年和2002年，未进行婚姻登记者分别占7.6%和5.6%），正式登记离婚或事实离婚者占10.0%，比2002年提高了0.46个百分点（见表1-12）。婚姻家庭观念趋于淡薄势必对生育动机产生不良影响。事实上，俄罗斯家庭规模偏小，2010年每个家庭的平均人数为2.6人（2002年为2.7人），一口之家和两口之家在所有家庭中占比超过50%。2010年，在两口以上的家庭中，44%的家庭（1790万个家庭）有低于18岁的未成年子女（2002年的数据为52%）。在2002年与2010年两次人口统计之间，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增加了15%。

从对堕胎的态度上可见上述因素的影响。2009年俄罗斯平均每千名15～44岁的妇女中，有41例堕胎，虽然比1967～1968年间有了大幅下降（当时曾达到168例），但堕胎依旧是造成俄罗斯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国立社会大学进行的调查显示，堕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状况不佳和住房问题困扰，被调查者中，提出如上两项原因的分别占到37%和33%。整体而言，如上两项原因导致堕胎的比例高达40%。物质条件越差的人越能接受堕胎。此外，对堕胎的态度与婚姻状况有关：已婚的被调查者中，24%反对堕胎；同居者中，20%反对堕胎；拥有长期婚外性关系的人员中，12%反对堕胎；离婚者中，14%反对堕胎。

生活方式也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之一。在俄罗斯不足15岁的青少年中，1/3有过性体验。这对生殖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导致70%的少女和50%的少男有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更有甚者，根据专家的预测，1/5的青少年未来将不能生育。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专家对预期寿命和经济状况相关性所做的研究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每增加1000美元，平均预期寿命就增加0.5岁。俄罗斯相关学者的研究也显示：预期寿命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死亡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关系。公众健康85%的因素取决于整体社会经济因素和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国家福利状况和公民福利状况。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公民的生活方式、饮食、受教育程度、接受的医疗服务水平等。

对外移民也是造成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俄罗斯对外移民规模约为110万人。对外移民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中有许多工程师、专家、教师以及著名运动员。

2000～2010年，根据俄罗斯的统计，离开俄罗斯的永久移民有80.5万人，但每年对外移民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14.6万人降至2009年的3.2万人。然而俄罗斯的统计数据与主要移民接纳国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如2002～2008年，澳大利亚的统计数据显示，这期间来澳的俄罗斯移民有1.61万人，而俄罗斯的统计数据仅为700人，两者差距高达23倍；接纳俄罗斯移民最多的德国，这一统计数据也是俄罗斯统计数据的1.3倍（见表1-13）。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手册《移民与汇款》的数据，截至2011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俄罗斯移民总共有1105.5万人，占俄罗斯总人口的7.9%，按移民占总人口比例，俄罗斯位居世界第81位。该数据不仅包括从1991年成立的俄罗斯联邦迁移到国外的俄罗斯公民，而且把苏联时期迁移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也计算在内。此外，这中间还有所谓的“隐性移民”：一类是在国外购买住房的俄罗斯公民，一年中他们仅部分时间住在国外，其他时间仍住在俄罗斯；另一类是用留学签证和劳务签证出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还保留着俄罗斯国籍，但已不打算再回俄罗斯。由于如上这两类移民无法被列入统计数据，因此被称作“隐性移民”。俄罗斯有关专家认为，世界银行的数据远远高估了俄罗斯的移民数量，比较现实的估算应该为550万人左右，即200万～250万加上约350万的“隐性移民”。

俄罗斯移民进入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俄罗斯移民选择了德国、以色列、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等对移民的素质和技能有明确要求的国家，其中到德国、以色列、美国和芬兰的移民占俄罗斯对外移民数量的40%。俄罗斯移民对德国情有独钟，与那些俄罗斯移民开始减少的国家不同，德国俄罗斯裔的“新德国人”在稳定增加。当然，受移民接纳国移民政策和经济安全形势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对外移民的目的国也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首先是对传统移民接纳国的移民有所减少。如2007～2010年俄罗斯人向美国移民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从2000年至今，对以色列的移民大幅下降；2000～2010年十年间俄罗斯每年向芬兰的移民数量均在下降。其次是俄罗斯向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在增加。尽管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政治和外交冲突不断，但是这些国家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数量却在稳定增长。每年向捷克的新增移民也从2000年的200人增加到2010年的400人。2007～2010年间已有超过15万俄罗斯人在保加利亚购买房产。2010年，俄罗斯人选择移民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新西兰、捷克、芬兰、瑞典等（见图1-6）。

2000年之后，俄罗斯对外移民的素质较高。2003～2008年俄罗斯的对外移民（包括永久移民、工作移民和教育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占39%。其中，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作者占9%，学者占8%，商人占5%，法律工作者占2%。移民的年龄多在30～50岁之间。移民目的则呈现多元化趋势：寻找新工作和追求自我实现的移民占39%，难民占22%，教育移民占20%，婚姻移民占15%，其他原因移民占4%。

现在俄罗斯居民的移民意愿依旧较为强烈。2011年全俄舆情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1%的俄罗斯人想到国外定居，与1991年相比增长了16%。希望到国外工作的俄罗斯人从1991年的13%增加到20%，而希望到国外留学的人数从1991年的5%增加到13%。出于对孩子未来发展、个人事业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原因的考虑，中产阶级中有一半人希望移民海外，30%的企业家打算离开俄罗斯。而且移民地区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之前对外移民的俄罗斯人大多来自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等大城市，现在全俄各地都有人打算移民海外，来自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的移民占比已很小。此外，潜在移民更趋年轻化。希望移民的俄罗斯人中，75%在35岁以下。有关专家估计，俄罗斯又在酝酿新一轮的移民潮，数量是近十年官方统计的对外移民数量的三倍。这些人中，已经在国外购买房产的约有250万人。2012年12月瓦尔代俱乐部的调查显示，收入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俄罗斯人中，70%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外工作和学习，1/3以上的人希望孩子离开俄罗斯到国外定居。

大量对外移民加剧了俄罗斯人口的负增长，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外流削弱了俄罗斯科技实力，对俄罗斯的整体研发能力、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国际竞争力和其他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负面效应。此外，大量中产阶级的外流也带走了俄罗斯稀缺的资金和技术。

二 人口问题影响

人口问题对俄罗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俄罗斯未来人口发展潜力堪忧。联合国人口组织预测，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数量将减少到1.21亿，2050～2060年间俄罗斯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3900万（2010年是3170万）的最高值，适龄劳动人口将降至6400万的最低值（2010年是8800万）。2011年初标准普尔对全球人口发展趋势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显示，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从2010年的1.4亿下降到1.16亿；65岁以下的适龄工作人口将从2010年的占72%下降到占60%。有的俄罗斯专家甚至做出了最糟糕的预测，到2040年俄罗斯人口将会降至一亿。

实际上，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现在已经显现，特别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资源开发领域，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俄罗斯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2013年9月俄罗斯副总理戈洛杰茨在路透社俄罗斯投资峰会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已决定，在未来三年将从国家教育经费预算中拨款450亿卢布（约合14多亿美元），解决部分地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二）对预算支出的影响

2001年经合组织对人口年龄与预算支出的相关性计算显示，2000年经合组织国家因人口年龄问题而产生的预算支出占GDP的21.2%（占国家支出的一半），其中GDP的15%，或者说国家支出的35%，用于老年人口。其中，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占GDP的9%，医疗支出占GDP的6%（见表1-14）。

欧洲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报告显示，2007年欧盟国家与年龄有关的预算支出平均占GDP的23.1%。其中，最发达国家平均占26.4%，转型国家占17.1%（见表1-15）。

2010年标准普尔选取了25个发达国家和24个转型国家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是：发达国家与老年人口有关的预算支出占GDP的17.2%，转型国家占10%。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社会关怀和失业补助所占比例较低（见表1-16）。

在上述研究中，标准普尔预测，如果俄罗斯政府不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俄罗斯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将对预算支出造成巨大压力。俄罗斯的老年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18%增加到2050年的39%，与老年人口相关的预算支出将相应地从占GDP的12.5%增至25.5%，养老支出也将从占GDP的9.4%增加至占GDP的18.8%。

俄罗斯联邦国库的数据则显示，2011年俄罗斯与年龄有关的预算支出占GDP的16.4%，剔除教育支出部分，为12.3%（见表1-17），与标准普尔的数据吻合度较高。该比例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大多数转型国家。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持续恶化将对俄罗斯预算体系产生较大影响。

（三）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对俄罗斯的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而出生率下降导致儿童减少，对教育体系也将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人口稀少的东部和北方地区，农村居民点之间的距离较远，交通不便。为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目标，国家不得不在大多数农村居民点保留社会服务机构，如学校、医疗护理站或者小型医院等，导致地区财政负担较重。2000年之后，为减少财政压力，俄罗斯开始对农村的学校和初级医疗机构进行合并，并且通过为学校和医疗机构配备现代化设施，来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质量，但是偏远地区就学难、就医难的问题却依旧较为严重。可见，人口减少和人口分布的极度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俄罗斯社会服务均等化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四）对俄罗斯地缘安全观和民族关系的影响

俄罗斯部分地区因人口减少，大量村庄变成“无人村”，田园荒芜，城市间距离越来越远。截至目前，西伯利亚地区城市间的平均距离在200公里以上，欧洲部分城市间的平均距离为45～75公里。城市之间的区域是社会与经济的荒漠地区，被有关专家称为“俄罗斯的黑洞”，边远地区尤甚。目前远东地区人口密度为1.1人/平方公里，相当于东北亚国家的1%；远东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人口仅相当于中国边境地区人口的1/63。正因为如此，有些俄罗斯人担忧中国会把远东地区作为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场所，臆测中国强大后会利用人口优势，谋求远东地区领土。俄罗斯领导人也多次提到“有失去远东的危险”。这种安全担忧正是基于对人口不足与国土广袤之间深刻矛盾的忧虑，特别是对将来因兵力不足，难以保卫辽阔疆域的担忧。

俄罗斯人口问题引起的安全忧虑还体现在对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的担忧上。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80.9%，仍是主体民族。但是俄罗斯族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远远低于少数民族，特别是穆斯林各民族。而且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在俄罗斯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引起了有关人口学家的担忧。他们认为，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趋势，俄罗斯民族有可能成为“少数民族”。为强调斯拉夫血统和东正教传统的正统性，对其他民族及文化传统的排斥极易引起民族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