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民本思想与文明湖北建设

徐文武（长江大学文学院）

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要求“坚持先进文化引领，努力建设文明湖北”，着力抓好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富强湖北、创新湖北、法治湖北、幸福湖北提供精神动力、文化支持和生态保障。湖北具有深厚的文明积淀，特别是2000多年前在湖北大地滋生壮大的楚文化，是推进“文明湖北”建设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对楚国思想文化的总结，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文明湖北”有着积极的意义。

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将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纳入“文明湖北”的范畴，赋予了“文明湖北”丰富的内涵。而在精神文明这一层面，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无疑是构筑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本文重点探讨楚国的民本政治思想，以期对“文明湖北”的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对“民本”思想有着精辟的阐释。《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8个字已将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及意义深刻地揭示出来。“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色之一，“战国以降，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认民为国本，民本成了一个超越学派的命题”。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政者和士人阶层继承商周以来的民本思想，总结出了信民、爱民、因民、富民等治国理念，在中国古代民本政治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信民思想

先秦时期，各国政治家与思想家都讲“信民”。所谓“信民”，就是要求统治者取信于民。子贡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做到“足食、足兵、民信”就可以了。子贡接着问，如果三者去其一，先去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先“去兵”，其次“去食”。“去食”不就要挨饿吗？孔子解释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对执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齐国政治家晏子也讲“信民”。《晏子春秋·内问上》云：“故及义而谋，信民而动，未闻不存者也。”强调取信于民是攸关国家存亡的大事。

楚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信民”不仅赋予了新的内涵，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鬻子》说：“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儒家经典《礼记》的《经解》篇引此语作：“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意思是说，在老百姓没有向执政者提出欲求的情况下，执政者就主动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这样就能够取信于民了。让执政者主动作为，让老百姓不求而得，这是《鬻子》对执政者提出的最高要求。应该说，《鬻子》的“信民”主张，只是一种理想的民本政治思想，在封建时代，执政者是很难达到这一要求的。

春秋初期，楚武王夫人邓曼也明确提出“君抚小民以信”的主张，要求君王以诚信来安抚百姓。邓曼所说的“抚小民以信”和《尚书·无逸》篇载周公说祖甲“知小人之依”，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蕴含相同的民本思想。《尚书·无逸》篇载：“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强调为人君要能够体察民生隐痛，爱护百姓，惠及穷苦无依的人。《尚书·康诰》中明确提出“保民”的政治主张，后来成为周人德治思想的精髓，对后世历代德治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邓曼所说的“抚小民以信”比“知小民之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从自然规律的角度论证“信”的合理性。自然规律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现象，都是始终如一的。黄老道家认为，这种周期现象正是大自然“信”的表现。《经法·论》云：“日信出信入，……信者，天之期也。”正是从天道的角度为“信”找到存在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黄帝帛书》进一步强调“言必行，行必果”，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重要性。《经法·明理》云：“诺者，言之符也；已者，言之绝也。已诺不信，则知大惑矣；已诺必信，则处于度之内也。”执政者对老百姓应允的事，要积极兑现承诺，否则就会使思想陷入混乱；只有毫无保留地兑现承诺，才能使事态的发展处于掌控之内。

二 爱民思想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亲民”“爱民”。儒家重“仁”，“仁者爱人”。“爱人”即“爱民”。儒家学者荀子把“爱民”视为君王治国的首要条件，他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荀子提出君王治国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一是“平政爱民”，其二是“隆礼敬士”，其三是“尚贤使能”，可见，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爱民”的重要性是排在首位的。

楚国具有“爱民”的思想传统，历代君臣都认识到执政者应以“爱民”作为治国的重要原则。《鬻子》一书汇集了早期楚人的政治思想精华，其中提出了建立良性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论。《鬻子》把社会结构分为三个阶层，即“为人下者”的“民”、“为人上者”的“吏”、“为人君者”的“君”。这三者的关系是，民是“为人下者”，所以要“上忠于主”，这个“主”包括位居其上的“吏”与“君”。相对于民而言，吏与君都是“为人上者”，所以要“下爱其民”，此外，君作为“为人君者”还要“中敬其士”。《鬻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如果做到了民忠主（包括吏与君）、吏爱民、君敬士爱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政治生态循环系统。“爱民”作为君王治国的重要原则，成为构成良性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国政治家认识到，“爱民”首先要关注民生的疾苦，因此，春秋以降，楚国君臣多能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此语出自晋人之口，从一个侧面说明楚国君王重视民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楚庄王说“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要求为政者施惠于民，体恤百姓的苦难。楚庄王“惠恤其民”的思想在他的执政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艺文类聚》五引《尸子》记：“天雨雪，楚庄王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遣使巡国中，求百姓宾客之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悦。”楚庄王在风雪天能心忧百姓，出粮赈饥，表现了一位封建君王爱民风范，同时也体现了楚庄王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和诗人屈原把“民生各有所乐”作为其美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使得国破家亡，百姓背井离乡，“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民生的艰难，让屈原深深为之劳心忧苦，他在《离骚》中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屈原在他的诗文中，反复劝谏楚王为政要“览民德”“察民心”“览民尤”，如《离骚》云“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九章·抽思》云“原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这些诗句说明爱民思想对屈原来说，不只是一句理论上的口号，而且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

在楚国的士人阶层，道家学者具有强烈的亲民、爱民情结。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了“爱民治国”的政治主张，明确将“爱民”提高到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认识。道家的黄老学派在继承老子“爱民治国”思想的同时，吸收儒家的“仁义”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并以此发展和充实黄老道家的民本思想。儒家倡导以血缘为基础的“仁爱”，墨家倡导无等级差别的“兼爱”，这些内容都在《黄帝帛书》中有所表现。如《十大经·顺道》论“仁”“慈”云：“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经法·君正》论“兼爱”云：“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黄老道家在天、地、人为一体的思想体系中，兼采儒、墨民本思想精华，提出了“畏天”“爱地”“亲民”的思想。《黄帝帛书·十大经·立命》云：“吾畏天、爱地、亲 [民], □无命，执虚信。吾畏天、爱 [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兄（旷）。吾受民□□□□□□□□死，吾位□。吾句（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这段话中数言“亲民”“爱民”，使其成为黄老道家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闪耀光辉的亮点。

《黄帝帛书》所提出的爱民思想，其出发点和思维方式都与儒家“仁政”思想有着不同的特点。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的“仁民”思想是从“亲亲”出发的，也即从血缘情感出发的。他是把“亲亲”的原则、血缘的感情运用到政治上来，从而使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上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黄老道家的亲民思想，与孟子的仁民思想的归宿虽然是一样的，但其出发点正好相反。《黄帝帛书》倡导“畏天”“爱地”“亲民”，是基于“天、地、人一体观”的认识，由天、地的至尊，推及“民”的至亲，又由“亲民”“爱民”推及“亲亲”“兴贤”。可列表比照如下：

孟子的思想体系始于对人的自然亲情的确认，然后提升到“仁民”政治伦理，最后实现“爱物”，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复归于大自然的怀抱。这一思想体系在《中庸》中也有表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而《黄帝帛书》的思想体系始于对天地的认同，然后由天地推及人事，具体到“亲民”的政治理想，最后才落实到自然亲情。

三 因民思想

因民思想是要求执政者在施政过程中充分体察民情、顺应民心、有所作为的政治主张。因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受到古代政治家和士人阶层的高度重视，楚国执政者和道家学者，对因民的政治主张也多有论述。

《鬻子》一书提出了在选拔官吏时尊重民意、顺从民心的政治主张。《鬻子》说，“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后和”，要求君王在选拔人才时民“唱”于前，王“和”于后，即在决策时将民意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对此，《鬻子》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述：“明主选吏焉，必使民兴焉。士民兴之，明上举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这里强调君王选吏要充分考虑民意，以士民的好恶为取吏的标准，而非以君王的好恶取吏。由此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鬻子》中已具有“还政于民”的思想以及“民选”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与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各诸侯国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使百姓不堪其苦。在这种情况下，楚庄王、伍举、观射父等人都从“因任民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因民”的政治主张。《国语·楚语上》记楚大夫伍举说：“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为时务，官不易朝常。”楚庄王反对大兴土木，主要是基于民力的考虑，这是“因民”思想的一种表现。春秋时期，楚国大夫观射父针对祭祀规模不断升级加码的现象，提出了祭祀只“求备物，不求丰大”的主张，他基于“民力”的考虑，提出“敬不可久”的观点，强调祭祀的时间不可太久，否则会消耗民力，使百姓不堪承受。

道家学者从道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因民思想也多有论及。道家倡导因顺民心、民情的因民思想，主要是从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衍生而来的。《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说，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志，而只以百姓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求统治者像圣人那样做到“无心”，一切听任百姓意愿，将民心、民意作为执政之本，使执政理念实现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

楚系黄老道家从“因天”推及“因民”，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尊重自然规律，还要顺应民心民意。黄老道家强调“因自然”“因天”，要求执政者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如《文子·道原》说：“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意即要因顺客观自然的规律来做事，而不可以人力强行为之。此外，在《黄帝帛书·十大经·称》中也有“因天之则”的说法，这里的“因天”与“因自然”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黄老道家从“推天地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出发，以天地自然推及人事，提出了“因民”的政治主张。《文子·自然》说：“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文子·上义》也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要求执政者依顺民众愿望，以“民之所喜”“民之所憎”作为是非标准，依赖民众力量“劝善”“禁奸”，为他们消除祸患。《黄帝帛书·称》还提出了“因民以为师”的主张，要求执政者把百姓当作自己的老师，以开放的心态虚心听取百姓的意见。《鹖冠子·天则》认为，执政者对百姓的教化也要“因民”而教：“田不因地形，不能成谷；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以种田要因地制宜才有所收获比喻教化百姓也要因顺民心才能形成良好的民风民俗。总之，黄老道家所提倡的“因民之欲”“因民之所喜”“因民以为师”等政治主张，要求执政者充分重视民众的意愿、喜好以及民众的意见，对提高百姓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黄老道家提倡“因民”，其根本目的是使执政者更好地“牧民”。《文子·自然》说：“圣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所能，周其所适，施其所能，如此即万物一齐，无由相过。”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黄老道家提倡“因民”，其根本目的是“因其能而条畅之”，通过“因民”达到“治民”的目的。

四 富民思想

富民思想在我国有极早的渊源。从《周书·洛诰》所说的“彼裕我民”,《大克鼎》所说的“惠于万民”，反映出“裕民”“惠民”思想已成为西周政治家的治国理念。我国古代的富民思想较为集中的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从不同角度阐发其富民思想，如儒家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承认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具有其合理性，因此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以“养生丧死无憾”为“王道之始”，并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主张。墨子主张“兼爱”，要求执政者“摩顶放踵利天下”,实现“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政治理想。墨家还以节俭为富民之道，提倡通过“节用”“节葬”“节丧”达到富民的目的。法家的富民思想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早期法家以富国与富民兼重，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而到后期法家又主张“国富民贫”。这些不同的富民思想，反映了不同学术派别的政治主张与经济思想。

春秋时期，以斗子文、楚庄王、伍举等为代表的楚国政治家们高度重视民生，他们要求执政者勤政为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百姓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其衣食富足。

春秋前期楚国令尹斗子文清廉勤政，律己恤民，他提出“从政者以庇民”的政治主张，强调执政者要以荫庇百姓为神圣职责，使其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子文身为令尹，却不愿领受令尹等秩的爵禄，有人对子文说：“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他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无日矣。”子文不取爵禄以致富，是因为百姓不富有，他认为，民不富而执政者取富，其根本原因是执政者没有做到勤政为民，这样的执政是不能长久的。

春秋中期的楚庄王重视民生，提出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思想，鼓励百姓勤劳致富，同时也强调发展生产，振兴经济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楚庄王还说：“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意思是对于边远地区的百姓，执政者要施以恩惠，善待他们。楚庄王在位时，他的民生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楚国社会经济保持安定和繁荣，即使在战争频仍的情况下，仍能“使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楚庄王认识到，轻徭薄赋的惠民政策可以减少百姓的怨愤，从而使国家政治安宁。《说苑·权谋》载，楚庄王在攻伐陈国前，派人前往陈国打探情况。打探情况的人回来报告说，不能攻打陈国，理由是“其（陈国）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楚庄王却说：“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蓄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楚庄王认为，蓄积、赋敛和民怨是联系在一起的。蓄积多，是重赋敛的结果，而重赋敛必然会导致民心怨上。楚庄王虽然说的是陈国的情况，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薄赋敛”主张。楚庄王薄赋敛的经济思想对后世楚国政治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楚灵王时，楚大夫伍举批评楚灵王的执政措施，他指出：如果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私欲搜刮百姓，就会造成百姓贫困，国家穷竭，从而危害到执政者的统治地位。伍举对楚灵王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他对楚灵王说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君王与百姓同处一国，百姓如果不富有，君王的财富又从哪里来呢？由此可以看出，伍举认识到“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是先“民富”后“国富”，“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同样意思的话也出自孔子：“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在楚国的士人阶层中，道家的富民思想与儒家、墨家、法家都有所不同。一方面，道家并不反对百姓致富，主张执政者因顺自然，无为而治，让百姓自由地取得财富，从而达到“我无事而民自富”的目的。另一方面，道家认为“多藏必厚亡”,主张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求百姓做到“无知无欲”。道家所说的“民富”与“寡欲”“无欲”并不是矛盾的，道家反对的是对财富过度攫取，认为财富的多少应以主观上自我满足为度，这就是所谓的“知足者富也”。应该说，道家的这种财富观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生活水准较为低下的时代而言，对于解决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楚系黄老道家受早期法家的影响，主张富国与富民兼重，如帛书《经法·六分》就提出了“国富而民昌”的主张。《经法·君正》篇对于如何“富民”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经法·君正》云：“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佴（耻），有佴（耻）则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这里提出的“富民”措施中，主要有强本、节用、“赋敛有度”等主张。首先是“强本”，即重视农业生产。从“人之本在地”一句可见黄老道家接受了法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思想。法家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韩非子·诡使》即云：“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其次是节用，要求统治者节用民力，毋夺民时。最后是“赋敛有度”，即执行合理的赋税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楚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民本思想和主张，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古代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但是，应该承认楚国思想家们提出的“亲民”“爱民”“信民”“因民”“富民”等民本思想，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本思想也不断在发展。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虽然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但与古代民本思想也有着实质上的区别。我们今天更多的是强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文明湖北”建设的主体是人，而人的主体是民。在深入推进“文明湖北”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楚国思想家们提出的“亲民”“爱民”“信民”“因民”“富民”等民本思想，根据当下的时代要求，科学确定建设“文明湖北”的目标，推动文明湖北建设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