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研究思路：

1．立足文学视角的《礼记》研究。本书立足《礼记》文本，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全面审视《礼记》的文学思想及其文学表现。像其他先秦文献一样，《礼记》中的文学思想及其表现尚未理论化和系统化，它分散于对各种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的论述之中，甚至被强烈的理性思辨和哲学逻辑所遮蔽，而恰恰是因为这种遮蔽，使得《礼记》的文学研究历来不受重视，其文学意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将《礼记》全方位地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是本书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也是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全方位的审视。《礼记》作品虽非一时一人所作，内容也极为繁复，历代学者很少把它作为可靠的文献依据，但随着20世纪以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证明《礼记》大部分篇章都是成于先秦时期，文献的可靠性基本得到了确认。由于先秦文学观念尚处于萌芽状态，研究早期文学状况和文学思想不得不面对广泛的研究对象。《礼记》内容的广泛性，以及礼与文学复杂、深厚的渊源关系，为《礼记》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礼记》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描述，对行礼过程中仪节、仪容的展示，对礼义的阐释，均暗含着丰富的早期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通过对《礼记》文本的文学研究，可以达到梳理先秦文学思想，找到中国文学史上诸多文学现象的理论来源，厘清中国文学思想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的目的。不管是对先秦文学研究，还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2．还原中国文学的早期存在形态。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使我们无法从那些融会和混合的著作中找到独立的文学形态。这种“泛文学化倾向”，一方面，使得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体现出诸多非文学品格；另一方面，严格意义上的非文学作品实际上也不自觉地发挥着某些文学功能。早期的文学活动不单单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文学活动凭借着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全面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本书认为，这些与“礼”相关的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早期的文学活动，《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即体现于所有这些并不被人们认为是文学活动的社会实践之中，中国文学思想的早期形态蕴含于对“礼”的理论阐释之中。

3．寻求元文学理论形态的重要实证。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实际上在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中都可以找到其元理论形态。本书认为，《礼记》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虽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非一时一地形成，但它几乎涵盖了先秦儒家全部的文学见解。中国文学思想渊源于先秦，后世的文学理论、文学主张、文学表现手法都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源头。本书虽然只是选取了《礼记》中的某些重要概念，但这些重要范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几乎与先秦时代各种文学现象相联系，可以认为，对这些概念的文学阐释，是对先秦儒家主要文学见解做一次全面清理，并追溯其相应的理论来源，为进一步厘清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找到了相关重要实证，从而确立《礼记》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

4．探究“礼乐”背景下的中国早期文学思想。以“礼”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文艺思想，挖掘儒家文艺观的精神实质，是本书重要的预设目的。儒家的文学思想深深根植于先秦礼乐文化的土壤之中，礼是先秦文学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并作为一个重要角色直接参与了这一特殊的文学实践。从礼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文艺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研究这种早期文艺理论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虽然很多学者并不否认“礼”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先秦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但从代表礼乐精神的《礼记》文本中去挖掘文学存在的原生形态，从根源上去分析和探究礼仪文明与中国文学思想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礼记》是一部集早期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于一体的总结性著作，本书自始至终贯穿并体现这一理念。全书每一章节试图选取一个典型的礼学概念或某种具体的典礼仪式行为，如“礼仪”“祭祀”“礼仪称谓”等，通过其礼乐文化内涵的展示与分析，找到它与某种文论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上古礼仪文明对早期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

主要内容：

第一章《“礼仪”与“兴象”——“兴象”的仪式来源及“比”“兴”差异考辨》。本章认为，“兴象”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六经”均包含“象”，而“礼仪”之“象”最为普遍，也最为人所忽略。礼仪是“兴”的艺术演示，“仪”通过“兴”表达，“兴”通过“象”实现，礼仪中的“兴象”是诗歌“兴象”理论的实践来源和理论来源。唐代孔颖达“兴必取象”论是对“兴”象征意义的总结和象征途径的揭示，是对“诗之兴”理论内涵的概括，也是鉴别比、兴差异的有效原则。依此理论，比、兴差异突显：兴必取象，比则不然；兴是象征，比是比喻。“兴”悠久的文化传承性决定了“兴象”审美意蕴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兴象”特有的美学精神。

第二章《“祭祀”与“象征”——祭祀象征理论的形成与应用》。本章认为，祭祀主要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用性的。“祭祀主敬”，是祭礼举行的心理基础，也是仪式开始和艺术发生的情感前提。相同的情感冲动，让早期人类走进仪式的同时也走进了艺术。祭祀仪式通过对感情的文饰，构建起现实和象征的两个世界，二者彼此联系，相互沟通，以象征和诗的方式走向通融。祭祀的象征理论在从仪式到艺术的转化过程中形成，并长期维持着祭礼的延续和祭义的实现。祭器、祭品、服饰、时空、仪节等构成祭祀仪式的重要因素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含义，个体的、局部的象征共同组成整体的象征系统。祭祀仪式的功能与意义正是在象征意义的形成和表述中得以完成。这些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象征意蕴成为几千年祭祀文化发展的核心指向，同时也成为后世文学象征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章《“称谓”与“修辞”——上古礼仪称谓的修辞学史意义》。本章认为，修辞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并不是从理论而是从实践，也并不是从文辞而是从语辞开始的。礼仪称谓作为语辞修辞的重要形式，伴随着礼乐制度的发展逐渐形成，展示出上古修辞活动的生动场景，是古代语辞修辞的活化石。表意曲折、含蓄、委婉是礼仪称谓最重要的修辞特征。隐喻是礼仪称谓的修辞格，也是称谓语体形成的内在机制。修辞从语辞走向文辞，开启了修辞学史上口语和书面语并存而以文辞修辞为主体的修辞时代，修辞的功能从此获得了实用性和文艺性两条发展路径，语言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送的实用功能，而且还肩负着艺术形象塑造的文艺性审美功能。上古礼仪称谓在修辞学史上具有转型性和标志性意义。

第四章《“礼辞”与“文言”——文言的礼仪属性及其元文学理论意义》。本章认为，“文言”具有礼仪和文学双重属性。一方面，“文言”运用于礼仪场景，成为体现人的身份、地位、等级、精神和修养的象征性符号，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判定依据；另一方面，“文言”追求对语言的“文饰”，具有文学语言的示范意义和文学发展的理论意义，体现出中国早期文坛的雏形特点。“文言”的发端是中国文学的开始，“文言”实践开启了一个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的元文学理论命题。在礼的文质论基础上，文质关系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学，进而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学思想，文学意义上的“文言”理论日臻完善，并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发展。

第五章《“乐论”与“诗论”——中国“诗论”的“乐理”渊源》。本章认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理性发端起自乐始，乐论是最古老的哲学，也是最原始的诗论。然而，乐与诗并不等同，乐论与诗论并非同一，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一方面，诗、乐一体的原初形态确定了彼此的血缘联系，早期乐论天然具有诗论性质；另一方面，诗、乐的分离使二者分别走向成熟独立的艺术形态并具有各自的审美内涵，乐论和诗论分别成为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实源于乐论，“万能创世的歌声”长期影响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和中国诗学体系的建立，乐论与诗论的渊源关系对研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具有特别意义。比如“诗言志”：“诗言志”论一开始就是关于“乐”情感问题的理论。“志”是情感的仪式化，“诗言志”是情感的仪式表达。诗学史上“言志”与“缘情”对立的根源在于对“诗言志”产生初期、《诗》文本形成之前的文学、文化背景缺乏认识，因而导致对“情”与“志”“言志”与“缘情”“诗言志”与“诗缘情”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认识上的混乱。早期情感理论的发展线索和传统“乐教”与“诗教”的发展逻辑清晰表明，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并不是情感取舍的转变，而是情感类型选择和功能效应的不同。孔颖达的“情志合一”论最终使“言志”“缘情”得到统一，“诗言志”的本来意义得以揭示。又如“诗味论”：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理论背景，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是“诗味论”形成的思想来源，“诗味”与“乐味”不无联系。上古“五行学说”与“声、色、味、时”的“五体”结构为“声”与“味”的联系提供了中国式哲学的逻辑前提，“声亦如味”“诗以声为用”为“诗味论”的形成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作为听觉的“声”和作为味觉的“味”首先在“乐”中，然后在“诗”中发生“感觉挪移”, “诗声”有了味道，“诗味论”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影响深远、独具特色的重要理论。在诗的世界里，诉诸“诗声”的味道是“情感”，诗的味道即是情感的味道，“情感”是“诗味论”的理论本质。